本文首发于Vista看天下杂志485期，原文标题《矿民、马夫、尘肺病：一部纪录片的意外爆红》。
本刊记者 徐牧心／文 沈佳音／编辑
“看到那些社会问题，我是特别愤怒的。现在我还保持愤怒， 愤怒会促使我去创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愤怒了，选择坦然地接受现实，估计我就不会创作纪录片了。”
接起电话的时候，蒋能杰刚刚吃完饭，他的声音带着湖南口音，听起来十分疲惫。
这是因为人们近来对他暴增的关注，他几乎保持着一天接受两次采访的频率，有时只能缩减吃饭睡觉的时间。这样的情况此前从未发生过，蒋能杰说：“我拍了十年的纪录片，加起来的曝光率没有这一部高。”
这部纪录片叫《矿民、马夫、尘肺病》。
“蹿红”的原因让人意想不到。是因为微博一名博主的感叹：现在的独立电影人太惨了，导演就在豆瓣蹲着，谁标记想看，就直接关注你，然后再私信你，再亲手把(片源) 地址递给你。这也被戏称为开创了新的发行方式——网盘发行。
说的就是蒋能杰。这种近乎行为艺术的传播方式，此前他也尝试过，只不过反响寥寥。而今，这部《矿民、马夫、尘肺病》在豆瓣上从一开始的评价人数不足，跃升到一周口碑电影榜第一名。截至发稿前，这个成绩已经蝉联两周，豆瓣评分为8.6分，6.5万人标注想看。
一位豆瓣网友评论：“片子第一部分，导演还很生涩，拍摄粗糙，但却最珍贵。他是跟着自己的父亲下矿的，工友们对矿难的争论，黄色段子，毒炸药，跟管理者的微妙关系，两只小狗争夺一只死老鼠，全都呈现在了眼前。恐惧与*，真实得赤裸裸，却不猎奇。真的太珍贵了。最后一部分跟前面没有特别连贯的主人公线条，但脉络是一致的，也正好反映了这个群体的飘零和变迁。片子看起来不是潜心创作，有点像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形成职业习惯后的习作，但正因为如此，倒更显得平实自然。”
片子断断续续拍了十年，可以从片中清楚地看到这种分裂——粗粝与精致、散文式的群像与特写。中途蒋能杰也为筹钱而暂停拍摄，也北漂做过书店店员，也回乡做过马夫，跟镜头下的人们一起打工。攒到钱后，蒋能杰就重新拿起了摄像机。
对于蒋能杰而言，创作的热情来源于一种愤怒：“作为一个出身乡村的底层人士，我看到过太多这样荒诞的场面。看到那些社会问题，我是特别愤怒的。现在我还保持愤怒，愤怒会促使我去创作。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愤怒了，选择坦然地接受现实，估计我就不会创作纪录片了。”
蒋能杰。
01 尘肺病
4月11日的晚上，蒋能杰连线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进行了一场线上直播。在B站的直播间里，前来的观众人数慢慢地爬升，定格在了3000人左右。
相比于正在直播的其他游戏主播、网红主播而言，这个直播间十分粗糙。没有什么弹幕，人们在弹幕列表里看到最多的是粉丝给其他主播送出的天价礼物，提醒着观众可以去那人的直播间抽奖。
这里安静，但音质粗糙，像是浮华世界里一间不起眼的草房，恰如他们正在讨论的对象——尘肺病患者。两人讨论尘肺病患者的乏人问津，王克勤便激动地向在场的观众发出请求：可不可以发一条朋友圈，就写上尘肺病三个字。因为他们受到的关注真的太少太少。
尘肺病是一种长期吸进有害于人体的某 种尘埃所引起的肺纤维病变，轻者会咳嗽、 咳痰，重症者则会演变成呼吸困难、全身衰 竭甚至死亡。而洗肺只能延长病患的寿命， 尘肺病至今没有可治愈的特效药。
2009年，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使得“尘肺病”终于被大众所知晓。此前，他虽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尘肺病属于职业病，不能通过新农合报销，所以争取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是尘肺病患者最后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但走法定鉴定程序，需要准备的材料多如牛毛，其中一项“劳动合同”，很多工人就根本不曾拥有过。
10年来，尘肺病患者们走在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上。比如2015年，两则新闻使得尘肺病患者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一位村民在儿子婚礼的前一天因尘肺病咽了气，一家人丧事喜事一起办，儿子办完婚礼又给父亲抬棺；而陕西尘肺村女子两任丈夫均因尘肺病去世，第三任丈夫也患上了尘肺病，新闻里女子的身边就是一口棺材，本来是要给尘肺病的父亲准备的，没想到先给了自己的丈夫。
截至2018年底，中国累计报告职业病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7.3万例，约占报告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个部门于2019年联合开展专项行动，行动目标是防治尘肺病，从粉尘危害治理、尘肺病病人救治救助、监督执法、用人单位责任落实、技术能力提升等5个方面采取行动措施。
《矿民、马夫、尘肺病》剧照。
蒋能杰一直在关注着这个群体。在蒋能杰的片子里有许多抽烟的镜头，普通的烟和自制的水烟——矿工们取来一个矿泉水瓶，在瓶上开一个口子，插入一根竹管子，一支简陋的水烟就完成了。
这样的镜头在以“尘肺病”为主题的片子里格外显眼，以至于有人也曾经问过蒋能杰：为什么不劝他们戒烟呢？甚至得了尘肺病还要吸烟？蒋能杰解释过几次：抽烟是他们最真实的状态，就像在乡村，人们见面就要发几根烟。而蒋能杰曾经也是马夫中的一员，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戴口罩防尘的习惯。
蒋能杰曾经属于他所拍摄的群体。蒋美林是他的父亲，他曾经做过马夫跟随父亲一起运送矿石。小矿主“牵牛”是他的堂弟，他也瘫在那边对着镜头碎碎地抱怨：早知道一个人守厂就不去看矿难了，眼不见为净，这样睡觉也不会害怕了。
在片中，人们知道那黑黢黢的矿洞里可能会有死亡在等待他们，但人们还是愿意下到矿井中去工作。尽管前几天刚好发生了矿难，人们聚集在一起聊死了几个人，说活着的人都抬下去，死人就不抬了，因为抬死人还得花钱。他们更在意伤亡者被赔偿的金额——几万还是几十万？
蒋能杰理解他们，最穷的时候他做马夫，一天挣100块钱。“那时很缺钱，叫我去挖矿我可能也去挖，我也知道有危险，总比我身上没钱好。”蒋能杰对本刊记者说。
因此他能以平视的角度去拍他们的真实生活，既不美化，也不丑化。镜头里的他们充满了各种矛盾，对生的漠然、对死的恐惧、对色的*和对家人的想念。
矿民们拿手机听歌，放《涛声依旧》，说还是老歌好听。也有人自己唱起歌，歌词是：“讨亲要讨大奶婆。”后来他们闲聊，一位矿民讲起，他曾经去寺庙，听见一个女人在求佛，求自己的丈夫少赚点钱。因为丈夫没钱的时候还天天在家呆着，赚了钱的时候就夜不归宿，出去找小姐。
大家都懂，叹了一口气说：“被丈夫伤了心才会这样讲。”但“丈夫们”又转而聊起别的，比如等赚钱了就请客包小姐，工友便笑嘻嘻地说：“那我要玩一天。”
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状态。
因为断断续续拍了10年的缘故，片子从后半段开始，就抛弃了此前零散的风格，转而聚焦到了一位名叫赵品凤的矿工身上。他是蒋能杰父亲蒋美林的工友。蒋美林于1996年查出尘肺病，如今已几乎没有劳动的能力，但好在还能通过治疗延缓病情，而赵品凤2015年才被查出尘肺病，查出时就已是晚期。
对于晚期尘肺病患者而言，死亡是近处可以看得见的结果。
赵品凤一家四口，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妻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蒋能杰的镜头下，这一家才完成了第一次合影，结束后，赵品凤招呼他给自己再拍一张单人照。“做遗照。”他平静地说出目的。
后来这张照片用在了赵品凤的葬礼上。赵品凤死于2018年一个停电的夜晚，他从前就十分担心的事情成了真——赵品凤无时无刻不在咳嗽，因此他随时带着呼吸机的管子，去别人家做客时还在担忧那里会不会突然停电。
那天晚上家人要给他叫救护车，但没有叫到，对方说没有车了。大家等了一夜，救护车第二天早上才来，但赵品凤已经不行了。
开矿挖煤20年的赵品凤，生命回到了原点，年轻时挣的钱都搭给了医药费。他申请低保，900块钱一年，但每天去医院就要花费100块，一家人全靠弟弟寄来的钱过日子。他的诊断书上写着“由矽肺引起肺结核”，但医保并不给报销。
“我县的精准扶贫工作要走在全市的前列，全市上下要把精准扶贫工作当成今后一段时期内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村头的大喇叭播放的时候，赵品凤正在用力地爬楼梯，他爬了半层，停下来对着镜头笑了笑：“爬个楼梯要休息两次。”
02 矿工、马夫与纪录片导演
打开蒋能杰的朋友圈，就能看到他的简介：“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棉花沙图书馆创始人。”
棉花沙是他家乡的一个地址：一渡水镇光安村棉花沙组。家里住着父亲，不远的地方住着堂弟牵牛，还有后来可能一起下过矿的村民。
他从小就看到灾难与死亡。在蒋能杰7岁那年，他的外公死于一场矿难，就在他后来拍摄的地点。尸体被送回家时，头颅都已经被砸得变了形。除了父亲被检查出尘肺病之外，他的二叔、三叔也未能幸免。
不管是矿难还是尘肺病，他们的生活对于蒋能杰而言，从来都不是另外一个世界。
《矿民、马夫、尘肺病》剧照。
但当他突然走红，攻击也随之而来，他将其称为“扣帽子”。有人在豆瓣高呼应该把他抓起来，因为他“专门拍这些负能量的”。蒋能杰很快在微博作出回应，他想不再关注这些嘈杂的言论，也不想网友发给他让他看见，他想变得平和，但他总忍不住愤怒。
“为什么为这个群体发声很困难，为什么刻意地忽视他们，（为什么）媒体报道都那么困难，想发声想讲真话都那么难。”蒋能杰对本刊记者说道。他同时也想了想自己这部片子突然火起来的原因，他说自己也很意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可能是高大上的东西看多了，给大家换换口味。
“我还是有点故意想为他们发声，因为为他们发声太困难了。我看见了，如果没看见我可能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尘肺病群体，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多直观的感受，那我拍个片子让你们直观感受一下吧。”蒋能杰对本刊记者说道。
他还为一位二战老兵发声。这是一部名为《龙老》的纪录片，这部以二战老兵龙 运松为主角的片子于2013年问世后，蒋能杰在豆瓣上精心编辑了导演手记，但当年关注者寥寥。纪录片出来之后，蒋能杰也在跟拍关注着他生活的状态。其实老人不缺钱，2009年开始，龙运松老人每年有民间扶助的六千块钱，再加上低保，保证老人生活无虞。但当蒋能杰问及他还有什么心愿的时候，老人回答：去死，希望现在就去死。
《龙老》海报
龙运松不是穷得活不下去，他只是被遗忘。而蒋能杰则希望他不要被大家遗忘。
蒋能杰的专业是工业设计，但梦想着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但是我没有跟周围人讲我要拍纪录片、当导演，我怕他们笑话我。”蒋能杰回忆道。他当时几乎疯狂地看电影、阅读电影相关的书籍，有时也翘课。
2009年，蒋能杰大学毕业，之后也去北京做过北漂，去影视公司应聘过剪辑，攒下来一点钱就用来买DV了，花了5800元，其中一半是借来的。所以观众看到片中的前半部分，镜头晃动，质感也差，就是因为那是在10年前，蒋能杰用一部DV留下来的影像。
北漂期间他做过许多工作，还包括书店的店员等等，不过他对这些都不是很上心，对蒋能杰而言，生活的意义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经常请假回家拍片子，一年后，索性就辞了职回老家。
但是回老家能做什么呢？蒋能杰干起了马夫的活，工友就笑他，大学毕业了还回来赶马。
03 “没人看、 难上映、 没钱赚”
做马夫的大学生蒋能杰，似乎是一个绝佳的证据，用来支撑家乡的“读书无用论”。
蒋能杰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在母校——一个村小学做了三个月的教师。这起初或许是一种恋土情结，但很快他把镜头对准了村里的孩子们，因为他发现，当他问孩子们长大后想做什么的时候，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打工。”
家乡的人们不再相信读书有用，蒋能杰对记者说：“他们出生不止是输在起跑线上，中间还有更多对他们不利的东西。”蒋能 杰觉得现在乡村里想走出大学生太难了，是因为大家想法变得功利了，觉得读书没什么用。乡村中的教师待遇也不好，孩子们就觉得还不如打工好。
蒋能杰或许就是这个“现状”之一。
不过，对于蒋能杰而言，物质条件是极不重要的，租房子、吃饭这些必需的花费都不需要多少钱，他出差的时候为了省酒店钱就住在朋友家的客厅里，在他眼里盒饭和鱼翅螃蟹没有区别：“很多人的命运是被裹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活得没有尊严，但大家看不到。我拍纪录片让大家看一下真实的底层老百姓是怎么活的，希望能触动一些人，影响一些人。”
他也并不觉得自己苦，不管是在采访中，还是在与他人的对话，或是蒋能杰自己编辑的朋友圈或微博中，他总要把外界认定的“苦”从自己的人生中剔除掉。“我说我苦，其实我觉得还好，尘肺病人们更苦。”蒋能杰对本刊记者说，“我穷习惯了。”
蒋能杰是独立电影人群的一个缩影。2018年大火的纪录片《寻找手艺》，导演张景为了拍摄卖掉了房子，拍摄用的是二手机器，片中也有穿帮的镜头。本想3个月拍完这部纪录片，结果一拍便拍了26个月。片子上映之际，前几集出现的手艺人，有些都已去世。
但张景自己却还在反思：“本以为卖掉房子拍片，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次投机而已，追求的还是回报。”
《光盲》的导演菅浩栋，本也是矿工出身，他在矿里工作了18个月，攒下4万多元钱，才能拍出这部梦想中的电影。他说：“人的肉体瘦一点不要紧，我觉得，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瘦。”但最终反响平平，许多人嘲讽他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有网友说《矿民、马夫、尘肺病》的短暂爆红也反映出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问题，“没人看、难上映、没钱赚”。“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电影是艺术，拍电影也是。中国当代纪录片中亦有像本片导演一直坚持的，希望中国当代纪录片长久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