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和上篇一样，假设有一位仰慕向往宋朝的人突然被一个大雷劈回了大宋，这位兄弟觉得大宋“重商社会”，经商肯定有前途，于是决定做一名商人开始他的大宋奇幻历险。那么，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呢？
宋代淮南盐场“亭户”煮盐的劳动场景复原
首先，他得明白一个道理，在宋朝，最赚钱的几样东西——盐、茶叶、酒、醋、明矾、乳香，都是由大宋官府垄断经营的，普通商人是不能碰的，这就叫“禁榷”。这里面最重要的又要属盐，因为老百姓可以不饮茶、不喝酒、不食醋，但盐是一定要吃的。
宋朝所有盐的生产都由国家管控，在北方靠盐池，在南方靠海盐。北方盐池归朝廷所有，干活的都是服劳役的老百姓，官府不用给工钱，得了盐再由官府运输到各个州县，按官价卖给百姓。南方煮海盐的盐场也都归朝廷所有，干活是朝廷控制的“亭户”。这些人一辈子都得住在盐场，干煮盐的营生，而且子子孙孙都得当“亭户”，世世代代给朝廷煮盐。煮出来的盐一部分得白交给官府，算交税，剩下的朝廷拿很低的价格收购。
以淮南盐场为例，官府制定的收购价为每石盐二百文钱，可是官府卖给百姓的盐价却是每石一千八百文，一转手一石盐朝廷就能吃下一千六百文的差价。由于利润太大了，所以越到后来宋朝越依赖盐的专卖收入。北宋的时候盐的专卖收入占了国家财政收入五分之一，到了南宋就占了一半左右。朝廷一缺钱，盐就要涨价，涨到最后老百姓连盐都吃不起了。
宋代酿酒工艺流程图，宋代所有酿出的酒都要由官府专卖
除了盐，茶叶、酒、醋这些常见的生活物资也是朝廷严密控制的。朝廷手里控制着大量的官营茶园、酒坊和醋坊，在里面干活的都是官府控制的园户、酒匠、醋匠，他们和煮盐的亭户一样，种出来的茶叶、酿出来的酒和醋，一部分给官府当税白收走，剩下的官府按低价收购，再转手高价卖给百姓。除了这些官营企业，私人生产的茶叶、酒和醋也都得一律按官府收购价卖给官府。谁要敢自己拿到市场上销售，甭问，等着蹲号子吧。
当然，这么大利润的买卖，作为一个商人，您肯定也想分一杯羹不是？那就只能找大宋官府合作。比如您想做盐的分销商，那就得找官府按官价交钱买“盐引”，也就是许可证，然后跑到产盐的地方凭“盐引”提盐，自己负责运回去销售。这中间虽然作为商人，您也能吃个差价发点财，但成本也不小：一来要承担路上运输的风险，万一遇到天灾或者抢劫的就血本无归，二来为了顺利拿到盐，从买“盐引”到提盐，上上下下都得打点，这个花销也是不少的。
更要命的是，假如遇上了宋徽宗和蔡京这样一心要刮钱的昏君奸臣，您就算倒了血霉了。咱们前面的文章讲过，宋徽宗的时候因为朝廷缺钱，就让蔡京搞盐法改革。蔡京这厮为了多搞钱，就想出个坑商人的办法。先让商人用现钱买朝廷的盐钞，然后朝廷很快又发行了新版的盐钞，商人原来所买的盐钞成了不能用的“旧钞”，不得不按官府规定的折扣重新购买新钞，等于白白被宋廷剥去一部分财富，然后过不多久再出新版盐钞，之前买的盐钞又作废了。就这样，商人们买三次盐钞，才能拿到一次的盐，很多人被坑得“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早上思聪哥，晚上去跳河，这样的生活确实很刺激。
宋代商人每到一地卖出东西，就要交百分之三的交易税
好了，现在您明白了，禁榷商品风险大、成本高，不好搞，那就搞搞别的生意吧。可是，在大宋搞别的生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大宋对税（sou）收（gua）的敏感度，商业税当然是不会放过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这种现在看来是“搜刮”在古代社会是常态吧，没必要把古代社会想象的太美好，要给人类社会往后的一千年留足进步空间。毕竟《清明上河图》画的也不是成都的宽窄巷子、北京的南锣鼓巷、以及诸如此类全国各地的旅游“老街”）。
宋朝有明确规定，民间无论做什么买卖，不管是田地店铺牲口布匹药材日用百货，都要给官府交税。为了征税方便，宋朝官府还规定商人做买卖必须走官道，你要不走官道，想穿村过乡走小路，那抓住了就得蹲号子，这就叫“贩鬻不由官道者罪之”。
一般来说，你要在大宋经商，驾着马车载着货物出门，一上官道，就要面临一个个收费站的收税。大宋的每一个州县都设置有负责收商税的机构，叫做“务”，甚至有时候集镇上也会有“务”。你的马车每经过一个“务”，就得交一次税钱，税率是“每千钱算二十”，即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二。交完钱工作人员会给你开一张“路引”，也就是通行证，表明你已经在这里交过税了。然后继续上路，到下一个“务”的时候就要查验你的“路引”，如果没有，就说明你没走官道，货物没收，人进班房。那如果你手续齐全呢？对不起，那就请继续再交一次百分之二的过路税。就这样，每过一个“务”，你就得交百分之二的税，过的州县越多，交的税越多。
这么一来，想跑长途做买卖就很不划算了。所以宋朝的商人就很少搞长途的生意，大多都是在隔壁几个州县做做买卖。那你说，我推着一车货，一路走一路卖是不是算下来成本能低一点？对不起，大宋朝廷精明着呢，能让你钻这个空子？官府规定，“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也就是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卖东西，你就要交一次交易税，税率百分之三。所以你要是一路走一路卖，交的税其实会更多。
《清明上河图》局部，开封城里的“拦头”正拦住进城的商人征税
税多也就算了，大宋税务人员的素质更是堪忧。不得不说，大宋朝确实是个很高大上的时代，当官的热衷作词写诗，而对于跟商人收税这种事，往往就觉得有损斯文，不大愿意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打交道。但是税还得有人收不是？那谁来收呢？就让那些地位卑微的小吏带着一帮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来收。这些临时工有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叫“拦头”。
为啥叫这名字呢？因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负责在各条官道上拦截过路商人，征收过路税。一个“务”少的有二三十个“拦头”，多的能有一百多个。这些编制外的临时工，朝廷可是没有工资发给他们的，他们的收入全靠从征收的商税里面抽成。这么一来，商人可就遭殃了。“拦头”们大多都是本地的地痞流氓小混混，一个个难缠得很，商人想过路，免不了要被他们各种勒索盘剥。拒绝他们勒索，那您就别想过去了。
北宋后期，四川遂宁有一个“拦头”，每个月除去贴补家用以及自己吃喝嫖赌的花销外，还能有四百贯的结余，估算下来他一年最少也得有七八千贯的收入。这还只是他自己的收入，如果再包括上交给官府的税钱，估计他一个人一年就要从过往的客商身上盘剥来一万贯以上的钱财，盘剥有多厉害可想而知了。
明代官府颁发的度牒，有度牒的官府才承认其出家人身份，而出售度牒是历代官府搞钱的手段之一
可是，就算对商人盘剥到如此地步，各地官府还嫌不够。因为宋朝的财政体制是非常畸形的，中央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控制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地方上收的税，除去够发编制内人员基本工资的部分外，其余全要上缴中央。
苏东坡当杭州知府的时候，看到知府衙门破旧不堪，想稍微修缮一下，一算账，钱倒也需要得不多，也就四万贯钱就够了。可是堂堂的杭州府，天下数一数二的富裕地方，居然连四万贯钱也拿不出来。最后苏东坡没办法，只好卖了几百道度牒（和尚尼姑出家的许可证）弄了点钱把破衙门修了。杭州府财力都这么囧了，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所以地方官府在商税之外，又绞尽脑汁，发明出各种苛捐杂税。
比如，在很多地方，官府要另收“力胜钱”。什么是“力胜钱”呢？就是对走水路的商人运货的船收的税，按船只大小交的“力胜钱”也各不相同。就算是空船行驶，这一项也照收不误。有的地方还搞出了“靠岸钱”，船只只要靠岸就得交这个钱，而且是靠一次岸交一次钱。为了给“拦头”们搞奖金，又搞出了“市例钱”，也就是附加税。商人每交一次商税，还要再按比例另交“市例钱”。
诸如此类，各种乱收费名目多到让人眼花缭乱。那要是天子脚下的东京汴梁城的商人，会不会好点呢？对不起，那就还有“免行钱”等着你。因为京城的商人，照例经常会收到来自皇宫的货物要求，要的东西都是白给。后来朝廷发明了“免行钱”，就是说，以后皇上不跟你们白要东西了，你们直接交钱给宫里就行了。这听着不错，结果越往后商人们要交的“免行钱”越多，到后来大宋朝廷甚至玩起了不要脸，既收“免行钱”又接着白要东西，弄得开封的商人苦不堪言。
一幅《清明上河图》，是许多人吹嘘宋朝的重要来源
现在咱们明白了，在宋朝经商做买卖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可爱的穿越者要是不知道这些规矩就穿去宋朝做买卖，估计裤衩都要赔掉。大宋在商业上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说什么“大宋是重商社会”，“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繁荣的巅峰”，大伊万只能说：大宋重视对商人的税（sou）收（gua）确实是真的。
咱们通过这个系列的四篇文章，已经对所谓“富宋”的真相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宋朝确实在经济文化方面较之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和商品经济的水平也有了不小的进步，这些客观事实咱们并不否认。
可是，宋朝的“积贫积弱”也是客观的事实。无论是政府的财政，还是老百姓的生计，抑或商人的买卖，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富”的（前文的分析大家也都看到了，政府想着办法搜刮百姓和商人，结果花在了冗兵、冗官、冗费、还有岁币上面，谁都过得紧巴巴的，当然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是最遭殃的）。客观认识历史，拒绝胡乱吹嘘，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古代中国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