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四论》：令人感同身受和惊心动魄的红楼小书

令人感同身受和惊心动魄的红楼小书

●张惠

传吉是教授，而且说不定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径以“传吉”呼之，是因为虽然我与传吉素未谋面，但见她文字相契，实有“问姓惊初见，读文忆旧容”之感，就如《红楼梦》所言，“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传吉的这本小书，个头小小的，比一般的书小了一圈；文章也不多，只有四篇，但是读下去，你会觉得纸轻而质重，文少而意深。

古典如何翻新意？

《红楼四论》四篇文章讨论了四个大问题：《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红楼梦〉的解脱之道》《吾之大患，为吾有身——〈红楼梦〉的疾、癖、痴》《薛蟠寓言——〈红楼梦〉的生育败象》《关于文学的超越——〈红楼梦〉的审美之趣》。我猜最后一篇是传吉的当行本色，因为她近年来主要考察近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思考古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具体到本书上，则从思想史的高度，点评了考证派、评点派、索隐派的功过得失，在王国维、夏志清、宋淇、刘再复、谢有顺等先生的基础上再次强调“理解《红楼梦》的文学、美学、伦理价值”的重要性。那么，《红楼梦》之能够高居四大名著之首，在于“《西游记》之解脱仍属他律所成，而《红楼梦》之解脱才真正算得是自律之选”；《红楼梦》更有“灵魂的冲突、内心的论辩”。而从“超越性”的角度观之，《红楼梦》之所以泯灭朝代年纪、地域邦国，就不仅仅是恐惧文字之祸，而是有宇宙与永恒之抱负。

其余三篇，我觉得是各擅胜场，比如《吾之大患，为吾有身——〈红楼梦〉的疾、癖、痴》涉足的是近年来愈来愈热的疾病领域；而《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红楼梦〉的解脱之道》和《吾之大患，为吾有身——〈红楼梦〉的疾、癖、痴》共同以黛玉为主要探讨对象，此点殊难。因为黛玉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便成为关注对象，探讨她的论文论著堪称汗牛充栋，如何再翻新意？

偏偏传吉敢迎难而上，而能独出心裁。

黛玉之辨

比如说这一段，真有茫茫天命不可违的无力感：

黛玉之“疾”，道出黛玉早夭之“命”(天命、先天性的局限)；黛玉之“癖”道出黛玉既不容于混浊之俗世(世外仙姝寂寞林)，也不可能与宝玉有姻缘之实，肌肤之亲。黛玉之“疾”“癖”隐喻着黛玉之“痴”的悲凉无望，对于黛玉来讲，肉身的及早消失，既是作者仁慈的手笔，也是人力无法更改的天意，这一切符合黛玉身体存在的逻辑。

而这个见解，我认为是很有洞见：

宝玉是美的承担者与阐释者，他让审美理想有容身之所，他行的是拯救之路，也即拯救他人之路，但审美的拯救之道并非彻底的禁欲主义，所以，他难以解脱。最高的智慧、最美的美、最彻底的自救就由黛玉承担，极有象征意义，曹雪芹在清白女儿身上发现拯救与解脱的意味，于思想史，是了不起的贡献。

王国维认为，解脱的承担者是宝玉。在《红楼梦》的最后，宝玉毅然还掉了那块玉，所谓玉者，不过*之“欲”。故携入红尘者非一僧一道之所为，顽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一僧一道之力，顽石自己而已。王国维进一步认为，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但美国学者余国藩则有不同见解，他认为解脱的承担者却是在黛玉。余国藩特别通过三个层面来凸显林黛玉风刀霜剑的凄凉处境和重重重击下造成的崩溃与死亡，引领读者全面和“重新”认识这个形象。首先，“孤女的奋斗”阐释了黛玉幼失怙恃，寄人篱下的环境；丧母和离家的精神重创造成的性格怪拗；大家庭勾心斗角造成的容易受伤和无力回天之感；以及痼疾缠身导致的肝火旺盛和恹恹厌世，这些揭示了黛玉所招人厌恶的“小性”的深层背景。其次，宝黛“灵犀难通”，宝玉的心意错表白给了袭人，而黛玉的题帕诗最后烧成了灰烬，黛玉怀着“宝玉，你好……”的遗恨死去，而宝玉甚至无以自明自己没有负心——无法确认自己所爱之爱，诚可谓黛玉爱之悲剧。再次，“希望与幻灭”则描述了黛玉反抗苦难的天人之争。语言、诗词、眼泪，甚至是梦，都是她据以颉颃的工具，各种排山倒海的不测风云，黛玉也都得挺身挡住。她赢得了宝玉的心，却输掉了家长的欢爱，最终零丁孤苦，独赴北邙。正呼应了她初进贾府：一人来，一人走，孑然一身。黛玉的悲剧，在于不断抗争却“在劫难逃”。

故余国藩认为：

她(黛玉)的际遇反映出女性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恐惧和挫折。

然而，若将解脱唯赋予宝玉一人，则黛玉之重要性何在？岂不有负《红楼梦》“为闺阁昭传”的初心？若解脱之道唯在黛玉，则宝玉“情不情”的一生、“悬崖撒手”的顿悟之意义又何在？相形之下，传吉的这个论断——“宝玉是美的承担者与阐释者”“最彻底的自救就由黛玉承担”——可谓两得之。

传吉写林黛玉的疾病，跳出了一般人去争论她究竟是肺结核还是心脏病的窠臼，将她幽晦难明，不容于浊世的特殊性一语道破。林黛玉的疾病，更多的是精神性的而非病理性的。由于情志的过激加速了疾病的进程，宿疾又反过来加重情志的反应，在情志暴发消散之后，长久的悲忧刺激存留下来，于是过度的悲忧令正气消散而生诸病，更致意冷心灰，甚至使人悲观厌世。

我觉得传吉总是能把一些很难捉摸、隐而不彰的东西说清楚：

羞感与耻感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可能都是文明教化的结果，但思想渊源不一样。耻感通常是道德教化的结果，譬如说女子被强暴被偷窥，道德教化的结果是舆论让当事人产生耻感，而不是去惩罚并谴责施暴者犯罪者。羞感则是灵魂感知的结果，譬如见到中意的人，很多人会紧张会害羞会脸红，这个是来自灵魂而不是道德的反应。羞感让人间变得庄重，中国式的耻感很大程度是自损人格的反应。

这种功力用在《红楼梦》上，揭示出了一个好多人觉察不到的地方，也就是黛玉处处避嫌不给人落下话柄，这确实是把自我和精神看得极高的人才会这样做的。

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黛玉午睡，宝玉恐怕她才吃饭就睡觉睡出病来，就和她说笑玩闹。因为宝玉把黛玉编排成了一只小耗子，黛玉正要拧宝玉的嘴，此时宝钗走来。陈其泰批道：

黛玉同宝玉，虽是两个枕头，却是对面同睡，又看见宝玉左腮红点，凑近手抚，用帕揩拭，两人态意戏谑，若非宝钗走来，恐有不堪问处。

陈其泰在《红楼梦》批语方面素称解人，此处却有些迂腐了。陈其泰的说法是用袭人之心来揣度黛玉了。

《红楼梦》第六回，袭人又偷问宝玉怎么了，听完袭人又掩面伏身而笑，等到宝玉提出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

袭人自知系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

然则且不说贾母当日看中并给予宝玉的是晴雯而非袭人，以她公认“沉重”“识大体”的风评，此事真的越不越礼，心中没点数么？若真不“越礼”，则何须“背人”？何须“偷试”？若袭人者，何知若为“礼”哉？！

殊不知真正重礼之人，最起码应有“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的敬畏，像黛玉这种自我要求极高的人，即使是黛玉与宝玉私处一室，也必不及于乱，无需侍婢监察，亦无需宝钗来打断。所以黛玉才是真真知“礼”之人。若袭人辈，都未梦见！

然则如此必自苦。故黛玉必“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彼深爱宝玉，故自重如此。孰知如雾如电，空花泡影。

“四大家族”的真正危机

《薛蟠寓言——〈红楼梦〉的生育败象》是传吉的“悔其少作”，自认为是2003年所写，“无论是结构还是文字，都显得相当不成熟”，我却觉得很有灵气。薛蟠是近年来渐渐多受关注的一个红楼形象，而对他的评价也渐趋多样性和多面化，想不到十六年前，传吉就已经注意到他。从夏金桂对他的控制导致薛蟠最后逃离家庭，说明薛蟠等旧式男人对家庭、对两性关系控制力的减弱；从薛蟠对黛玉惊鸿一瞥“酥倒在那里”和对柳湘莲的纠缠，揭示出薛蟠等旧式男人最大的危机在于“没有爱的意识”；而如果按照曹雪芹的原意，香菱和金桂、宝蟾一样，都没有给薛蟠留下任何子嗣，“如果无后或血脉息弱，薛蟠会因失去做传统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与合法性，他将备受祖宗责备。”而且更是从薛蟠入手，来揭示了《红楼梦》的生育败象，“整个《红楼梦》中的贾、王、史、薛家族，生殖力都是脆弱的，这是男性旧文化上根本的致命的危机暗示”。

关于《红楼梦》中的家族崩溃，呼声最高的有“抄家说”和“坐吃山空说”，然而，如果从“生育败象说”来着眼，整个《红楼梦》几乎从没有新生儿诞生这个可怕现象，则不待“抄家”和“坐吃山空”，他们就已经“自取灭亡”了。

这个警世作用，在生育率愈趋降低甚至有些国家或地区变成负增长的情况下，可能比“审美价值”“黛玉意义”更令当代人感同身受和惊心动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