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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7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三个四川人带着干粮，走进了汴梁皇宫的殿试院。四十六岁的父亲苏洵，二十年前就在此落第而归，这一次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向进士发起冲击：长子苏轼，刚满二十；次子苏辙，年方十八。
他们到汴梁已有八九个月。在通过去年秋天的礼部初试之后，苏洵向当时的文坛领袖、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文章，期待他给予提携。一向爱才的欧阳修阅后大为赏识，向朝中高官着力推荐只比他小三岁的苏洵，苏洵一时声名大盛。而苏轼苏辙闲来无事，便终日游览初来乍到的汴梁城。他们游逛华美的街市、去有名的酒楼打卡、好奇地看着高官乘坐马车呼啸而去，也跟默默无闻的小京官王安石擦身而过。
这一年是北宋嘉佑二年，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四十七岁的仁宗天子，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知贡举，即科考取士的主考官。当时正流行的太学体文章，以华美靡丽为尚、以堆砌艰深词汇为佳、以雕琢文句为务——而欧阳修恰恰是最深恶痛绝太学体的古文派领袖，他推崇的是简洁精炼、朴质自然。
只是主考官的嗜好，考生们未必人人都知道。这一届举子里，考前声名最著、最被看好的是二十七岁的刘几，当时太学体写得最到位的人。跟刘几同样半夜起床、黎明赴考的除了三苏之外，还有三十八岁的江西人曾巩和弟弟曾布、三十七岁的陕西人张载、二十九岁的成都人邓绾、二十五岁的福建人吕惠卿和河南人程颢，以及二十二岁的建州人章惇及其族侄章衡。
殿试分为策、论、赋、帖经四场，考试时举子各自被关在一方斗室中奋笔疾书，谁也看不见谁；交卷后考生出场，欧阳修和其他几名考官进宫，开始长达五十天的、与外界完全隔离的阅卷评审。试卷在阅卷前都要重抄一遍，以免考官能辨认考生的笔迹而有所偏私，重抄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也全都略去。
欧阳修看到一份卷子上写着“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断定必是刘几的手笔，不但续上一句“秀才刺，试官刷”，还用大红笔从头横抹到尾，作为反面典型示众：这样写，不及格。
副考官梅尧臣发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论为政的宽与简论得才气淋漓，大为激赏之下推荐给欧阳修，最终定为“论”场的第二名。这篇正是苏轼的成名作。后来苏辙说欧阳修本来想取该文为第一，只是担心这是得意弟子曾巩所作才避嫌忍痛屈居第二——其实人到中年的曾巩与青春蓬勃的苏轼文风大不同，考官的眼力未必会这么不靠谱。
正月考试，四月才发榜。苏轼苏辙都高中进士，传为佳话——兄弟如此联袂上榜的佳话，这一届并不少：曾巩和曾布、林希和林旦、王回和王向、黄湜和黄灏……甚至也有父子同时中进士的，比如江西的蔡元道和蔡承禧。而众星拱月的重中之重的三甲，是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落榜的苏洵和卷子被批红的刘几看在眼里，酸楚自不待言。这一届的三百八十八名进士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当时人的眼里，这一届进士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连落榜生的不服气都跟以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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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的确有不一样，比如中了进士的章惇。
金榜题名，换成旁人早已兴奋不已了，但他竟然坚决拒绝被征召。表面上的理由，是族侄章衡竟然压过他一头中了状元，让他这个族叔非常不服气，所以宁可重新复读再考。
深层次的理由，是章惇虽然中进士、但名次相当靠后。根据宋朝制度，只有排名靠前的进士才能直接当京官，其他的都只能当选人（地方官）。像苏轼这样二等乙科中进士的资格，算是千挑万选中名列前茅的了，都只能按惯例去陕西凤翔从基层干起。
在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史上，落榜后继续冲刺进士的无穷无尽，但中了进士因为不满意名次而再去考的，几乎只有章惇一人。而章惇强就强在，两年后的嘉佑四年他再次应考，居然真的又中进士，而且高居一甲第五名。没办法，只能说嘉佑二年这一届优秀到变态的强人太多，连章惇都不得不被压一头。
虽然排名全国前五，但章惇并没有获得自己孜孜以求的京官位置。换在两年前这成绩是稳获京官的，谁知这一年风云突变：录取的一百六十三名进士中，只有状元一人直接被授京官职位。人算不如天算，章惇也只能徒呼奈何——何况这一名状元，是比他章惇还要高大上的一位仁兄。
这一届的主考官仍然是上一届的欧阳修。欧阳修念念不忘的就是刘几，知道他也来赴考，早就放出话去，“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所以当改卷改到一句“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时，欧阳公不禁一声长笑：刘几，你这厮别想躲过老夫的法眼——果断批了个不及格。
心情甚佳的欧阳修，忽然又看到一篇佳作《尧舜性仁赋》，其中“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更是令其大为赞叹，毫不犹豫地定为第一：这正是我心心念念要看到的那种文字。对该考生印象深刻的欧阳修，一发榜唱名就急不可待地看究竟是何方才俊——江西人刘辉。
欧阳修正捻须微笑，旁边有人提醒他：这就是前年被你批红的刘几，今年改了这个名——欧阳修跟着就愣了半天，“愕然久之。”不知看过多少文章的老江湖，还是低估了个别考生的适应能力。
两年前不但名落孙山而且试卷被批红示众，忍耻含辱的刘几很快就看得一清二楚：文章不过敲门砖；应考时最好的文章，就是最能打动考官的那种文章。想要投考官所好的人车载斗量，而像刘几这样改弦易辙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如此自然的考生，实在万中无一。不用天赋来解释，实在难以索解。
于是刘几拿到了这一年仁宗钦点的状元。在嘉佑二年的落榜生里，刘几的逆袭堪称震古烁今。或者在他的心里，嘉佑二年的桂冠就本该属于我——运气差，居然白白耽误了两年。
但刘几输在了身体上，仅仅六年后他就因病去世。而他嘉佑二年那一届的同窗们，有人正于此时开始初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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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的上一任真宗，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古名句：学而优则仕，考试为做官，做官才有名利佳人。嘉佑二年的将近四百名进士，终于要在官场上真刀真枪地开始倾轧了。
最先展露头角的，多半要数吕惠卿。仁宗驾崩后，接位的英宗也没干几年就崩掉，终于是神宗即位后开始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吕惠卿和曾布都成了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变法党的骨干。作为变法派的二号人物，吕惠卿权倾一时，甚至在当面辩论中挫败熟知历史掌故的司马光，一时朝野畏服。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继任的就是吕惠卿。
但权力的滋味与他人分享总是不美，吕惠卿与曾布就一向交恶。王安石二次拜相时，即与吕惠卿发生了矛盾。王安石之子王雱贸然发起攻势，将吕惠卿投入御史台监狱。孰知工于心计的吕惠卿，将自己与王安石的私人书信上呈神宗，神宗看到王安石的亲笔“无令上（神宗）知此一帖”之后勃然大怒。尴尬无比的王安石痛骂王雱，致其惊吓后染病而死，而王安石自此也一蹶不振。
而邓绾则是阴险的小人，“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就是他的名言。他一开始凭谄媚步步上升，王安石得势时投靠王安石、吕惠卿得势时偏向吕惠卿、王安石复职后又反手给吕惠卿一刀——如此两面三刀，就连神宗和王安石也看不下去，将他贬官斥退了事。
有人在政治染缸里兴风作浪，也有人对此不耐烦、宁愿去相对简单的军营里为国效力。同为嘉佑二年进士的江西人王韶，投笔从戎后经略西部边事。1074年，他率军收复被吐蕃侵占的二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堪称北宋少有的重大军事胜利，连史书都惊呼“宋几振矣！”
而另有人一心向学。早在应试之前，周敦颐的弟子程颢对科考就不甚热衷，中进士之后倒把大半精力花在自己开创的“洛学”上。同样中了进士的张载，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就辞官归家，开创“关学”一派，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来（张载号横渠）。他们的学问做得如此高山仰止，致使本是同榜进士的朱光庭和吕大钧，都心甘情愿地改执弟子之礼，做了他们的学生。
苏轼苏辙则在嘉佑二年的殿试之后，又经过了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部务，二是考“制策”，即坦白指出朝政之弊。二苏的文章令仁宗大为满意，以致于散朝后高兴地对皇后表示，“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仁宗只说对了一半，苏辙后来确实做了宰辅。嘉佑二年的进士中，多达九人身居宰相之位——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林希、曾布、张璪、章惇和苏辙——唯独才气最盛、文名最著的苏轼终身与宰相无缘。不为其他，只因为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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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要做多大，城府就要有多深。苏辙比兄长要沉默慎言得多，所以官运也就跟着亨通得多。苏轼天纵聪明，但也因此而不适应官场规则，常常得罪人——得罪人也罢了，他最大的硬伤，在于保持独立、不肯钻营和拉帮结派——这才是官做不大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上台，苏轼看不惯他变法的急于事功逼迫百姓，所以被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打压，而打压者不乏他的同榜进士。谄媚吕惠卿的邓绾，一向都是弹劾苏轼最起劲的官僚；与曾巩和苏氏兄弟都过从甚密的林希，写贬斥二苏的诏令时，行文却极为险刻；张璪在凤翔时与苏轼同事两年把臂交游，结果乌台诗案一起，张璪却蓄意要致他于死地。
等到王安石失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尽废新法，苏轼又觉得新法未可尽废，因此旧党也不待见他。不站队？那站队的其他人，都是你的敌人。
为官者要能忍，苏轼经常忍不下去。程颢为官温厚和平，连政见不合的王安石也不得不佩服；程颢的弟弟程颐却是出了名的古板，否则也说不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名言。天性放旷的苏轼，实在忍不了程颐一副“真理尽在我掌握”的道学相。司马光逝世，苏轼跟同事去祭拜，却不见司马光之子，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理由是“于古无征”。苏轼实在忍不住，讽刺一句“伊川（程颐）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众人哄笑之下，程颐把苏轼恨到了骨头里。
程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后站着一个洛党。苏轼根本不想结党，但他弟弟身居高位，他便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蜀党的领袖。在党派利益面前，一切个人关系都要靠边站。即便苏轼厌烦了你死我活的相互攻讦，主动申请外放也不行。新党的章惇上台之后，就把老友苏轼一纸诏书贬到了广东惠州去，苏轼的爱妾朝云就因染上当地的瘴疠而客死惠州。后来甚至觉得惠州还不够远，跟着又把苏轼贬去了海南岛。
苏轼笔记记载，在海南岛上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妇，问他：
“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像不像一场春梦？”
即便像，春梦也是从嘉佑二年的春天开始的。后人回看那一年的进士榜，赞美之声千年不绝：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人齐聚当时的汴梁，苏氏兄弟和曾巩同榜进士出身；三百八十八名进士中，九人官居宰相，二十四人于宋史列传，从文豪到儒将、从学者到名臣应有尽有；即便是落榜者刘几，也强悍到让后人瞠目结舌。1057年的科举进士榜，堪称千年科举史上的第一榜。
可是又如何呢？号称囊括仁宗一朝精英的嘉佑进士们，在金榜题名之后的数十年里各自站队、攻讦不休。为国为民的大旗下，藏着无数个人的权力欲和名利心。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使得北宋王朝难以避免地加速走向分崩离析。苏轼逝后仅仅二十五年，汴梁就沦于金人之手，把嘉佑二年的这一帮人精们，统统衬得像个笑话。
时至今日，嘉佑二年的荣耀早已烟消云散。无论忠奸良莠，不被时间的筛子筛除的注定只是少数人。三百多名进士里，比苏轼一生更坎坷背时的也没几个。嘉佑二年进士们如今最光耀后世的成就代表，除了高高在上少人问津的关学洛学外，多半就是苏轼苏辙们在官样文章之外的诗文和书法。文章憎命，当时不耐倾轧、到处被贬的失败者，最终却是被历史选定的宠儿。当一堆聪明到令人发指的进士在权力面前下跪、在笑里藏刀之中尔虞我诈之时，却见最聪明的天才苏轼，竟然懵懵懂懂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