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花魁，旧时指青楼模仿科举考试选头牌女。大约在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在当时的首都汴梁（现在的河南开封），已经开始有“评花榜”这样的活动了。
宋代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风气远比从前自由开放，当时，词人们用艳词来品评妓女们的才貌。久而久之，经验愈加丰富的文人*客们，开始对比起了各家的各个妓女的优劣高下，谓之“评花榜”。
评选的项目，除了容貌、神态、言语之外，还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排名有时则仿照科举考试，分一二三甲、状元、榜眼、探花。
明清时的一些名流才子，除了积极参加“评花榜”的品评工作，还专门为此写了许多文章，其中的优秀作品包括比如冰华梅史的《燕都妓品》、潘之恒的《金陵妓品》。
《金陵妓品》中把评判好妓女的标准共分为四等，即“品、韵、才、色”。所以你看，一位失足妇女要走过多长的路，才能被称为一名花魁。各行各业都是需要努力的。（笑）
话说清朝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文人。他是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常常刷“青楼”副本，获得了超高的经验值。但是他并不骄傲自满，而是决定从一个普通的玩家跳级成为游戏组织者。他选定了虎丘的梅花楼作为花场，为妓女们品定高下，定下状元、榜眼、探花这三等，另列优胜者二十八人。由于这个游戏的参与度高，一时盛况空前。
但最后当地领导看不下去了，地方长官认为这种活动有伤风化，不仅对这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下了封*令，还把沈休文“毙于杖下”。（古代的一种刑罚，就是用那种一头圆一头方的棍棒打死）
沈休文为娱乐业壮烈牺牲之后的一段时间，清代社会风气也逐渐从初期的肃*凄凉，到了晚期的放纵宽松。到光绪22年（1896年），有一个人就堂而皇之在上海搞了花魁选举。这位兄台，就是晚清谴责小说代表作《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
李伯元不仅是小说家，还是媒体人，办了一份叫《游戏报》的报纸。这个报纸名字一听就不是那种传播正能量的媒体。他为了增加报纸销路，在《游戏报》上开花榜，定下选举标准：定一甲三人，二甲三十人，其余悉置三甲，此次花榜，悉凭荐书多寡为定，益复参以舆论，以昭平允。这还显示了选举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花榜选举的票，当时不叫“票”，很文雅地被叫作“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数的多寡分胜负。不管得票多寡，只要进入一、二、三甲，其大名及其住所都会黑字白字地被刊登在报纸上。有了名就有利，进入三鼎甲的美女，将来自然少不了捧场的人。
《游戏报》还做了一个特别说明，一些天后巨星级别的妓女，或久饮香名，或早树艳帜，或华年已去，或身份自高，似不必再与群芳争胜，故不录入。
就是说，这些风月佳人因为段位太高、名声太大，已经光耀上海滩，名垂芳史，再参加评选就是日月与萤火争辉、欺负新人了。）
不过第一次选举，最终还是出了幺蛾子。虽然关注者甚多，但参加投票的人却甚少。据说，最后的状元仅得了九票，而榜眼和探花，也仅仅各得七票。参与投票的人中，有一个叫雅脱的美国人，他认为对美人的排位并不符合他心目中的标准，因而特意写信抗议，要求更正，事情闹得和选花魁一样热闹
民国年间，各色人等汇集上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江湖儿女；有江湖儿女的地方，就有爱恨情仇；有爱恨情仇，就自然需要庞大的服务行业来为其增光添彩。据《中华新报》记载，1915年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俗科调查，当时的长三妓女1229人，么二妓女505人，野鸡4727人，花烟间妓女1050人。
解释一下“长三”、“么二”这些奇怪的名词。当时上海妓女分三等。最上等为长三，名义上“卖艺不卖身”，叫一局需银三元，故以此名；次之为么二，顾名思义，出局需付银币二元；最下等的叫野鸡。
1917年底，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了增加影响力，举办了群芳选举大会。主办者为青楼女子设置了比之前更体面的头衔：花国大总统、花国副总统、国务总理等。每人一张选票，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
1918年初，选出了第一届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国务总理莲英。其中花国总理王莲英，便是《一步之遥》里舒淇扮演的完颜英的原型。尤其有意思的是，当时王莲英令台下折服的表演，竟是一身“浅灰袍裤金马甲”男装，演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逍遥津》。
虽然是冠名，但既然叫了“新世界群芳选举”，选举的获奖者也就常常会出现国外选手。比如1931年获奖者中，就有一位日本人（不过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的大量抗议），还有一位俄国的姑娘同样获奖了，奖品是一辆摩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