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海洋 裴应东 图/张耀德
武山水帘洞石窟群位于甘肃武山县城东北约25公里的钟楼山峡谷内，由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显圣池四部分组成，有人认为该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历代修建。据统计，水帘洞石窟群现遗存下来的历代窟龛有69个，塑像200余尊，彩绘壁画2430平方米，古建筑24座，其它文遗物60余件。水帘洞石窟群的雕塑，根据其题材内容，大体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如拉梢寺第一号泥塑；第二类是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组合，这是水帘洞石窟群雕塑的主要内容，占绝大多数；第三类是独立菩萨、作转法轮印的交脚或坐姿菩萨(在拉梢寺石窟的北周造像中)；第四类是供养人泥塑像，其中以拉梢寺中的隋代供养人为代表，它们与麦积山、炳灵寺、莫高窟的隋代供养人的形象十分类似，兼具西魏、北周的特点；第五类是儒、道人物塑像，基本为明清以后所塑，如水帘洞石窟内四圣宫、老君阁内的塑像。武山水帘洞石窟艺术是域外文化、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融合的结晶。不过，在武山水帘洞石窟的开凿、发展、兴盛和衰落过程中，丝绸之路、地缘政治、宗教信仰空间在不同时期对石窟群发展的影响力存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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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与水帘洞
（一）北周时期水帘洞石窟艺术的时代特色与域外文化元素
武山水帘洞北周佛教造像艺术既有北周“浑圆饱满”、“面短而艳”的风格，又受到了西域以及中亚等文化的影响。以拉梢寺北周大佛为例，大佛释迦牟尼结跏跌坐于方形莲花坐上，通高42.3米。低平肉髻，面相浑圆，肩宽脸大、鼻阔唇厚、颈短肩方，身着紧窄的通肩袈裟，胸前有呈弧形的衣纹，施上红色，绘石绿色田相纹，脚踩法轮，双手叠于腹前作禅定印，身后有头光，呈同心圆形，由内到外共八圈，饰有波浪纹和花卉纹；佛两侧为手持莲花躬身肃立的胁侍菩萨像，通高20米，略低于主佛左边为专司佛之智慧的文殊菩萨，头戴三瓣莲式宝冠，脸方圆，额中白毫相，弯眉，双眼半睁略下视，宝缯于两侧垂肩，颈短肩宽，颈饰项圈，上身穿偏衫，臂腕分别戴钏和镯，左手伸于腹前托莲茎底端，右手上举持莲茎，披帛自双肩下穿肘而下垂，下着外翻边长裙，腰束带于两腿间下垂，赤足带环，八字立于法台上；右侧为专司法佛之理的普贤菩萨，留高髻宝冠，宝缯垂肩，着绿缘红色僧祗支，披巾绕肩穿肘而下，腰束裙，造像与左侧基本相同。两胁侍菩萨面带微笑，略侧身向佛虔诚而立，造像两侧壁画绘有成排的弟子、菩萨和力士等群像。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北魏、西魏以来形成的以“秀骨清像”为主流风格的造像不同，其共同特点是身体敦实，低平肉髻，面相浑圆，脖颈粗短，着圆领通肩袈裟。拉梢寺的摩崖大佛即体现了这种风格。菩萨的塑造亦简练概括，没有长短璎珞、宝珠等华丽装饰，头戴的花冠上亦只有简单花纹，下系长裙以阴刻单线来表现，显得简洁而富有形式感。佛与菩萨设色更为简洁，仅以白色、上红、石绿为主。这种特点是在北周复古政策和张僧繇“面短而艳”画风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主佛所着的通肩式袈裟，衣纹由平行简明的U字型细线组成，如流水波动般有韵律感，衣质轻薄，紧贴身体，隐约凸显出身体的轮廓。这是印度笈多王朝马图拉样式的佛像所具有的最典型的特征。
北周大佛的独特之处在于基座，此佛座共由七层石胎泥塑的浮雕组成，最下面一层是莲瓣，上面六层是由动物形象和双瓣覆莲相间组成。第一、三、五层为莲瓣，第二层为狮子，左边两只，右边三只狮子（原作应该是左右各四只侧向的狮子，中间是一只正向的狮子），狮子均有撩牙，狮头上刻有卷纹，形态各异，有的呈凶相，有的温顺；第四层是九只鹿，中间一只正面相，两侧各四只侧向的卧鹿，单耳、独角，嘴角均露出獠牙；第六层是立象的形象，保存最完整，依旧是左右各四只侧立相，中间是一正立象。象的表情生动，有长牙露出。浮雕既有细节的交代，又保持了总体的统一、和谐，塑造手法及线条疏密，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讲究对称美的装饰风格。同时反映了中亚的一些造像主题，动物形象的多样显露出它们与中亚金属制品、木雕、纺织品以及其他艺术手段上那些艺术因素的亲缘关系。
北周大佛是水帘洞石窟艺术的缩影，反映了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域外文化、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互相交融的情景。
（二）丝绸之路与石窟的开凿
1.丝路交通因素。 十六国北朝时期，受长期战争与政权分立的影响，当时从洛阳、长安经秦州（治今天水市）至金城（兰州）西去不走凉州（武威），而是西去鄯城（西宁），向北穿祁连山大斗拔谷（扁都口）至甘州（张掖），或继续西至伏俟城，循柴达木盆地北缘经大小柴旦北上，穿越当金山口至阳关、敦煌，或继续西至吐谷浑城（今都兰），循柴达木盆地南缘经茫崖镇北上，穿越阿尔金山口至南疆的若羌。如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年），高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后秦国都城长安（治今西安西北）出发，“逾陇，至乾归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 水帘洞石窟所在的武山县位于丝绸之路秦陇南道和青海道交通干道沿线，深邃的鲁班峡成为佛教徒修行悟道的首选之地。根据窟龛形制、题材内容、造像特点及“大周明皇三年”题记推断，水帘洞石窟开凿于西魏末年至北周初期的武成元年（559）。
北周积极开展与西域的交通，武帝时最为频繁。《周书》卷49《异域传序》云：“有周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虽东略漏三吴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国威之所肃服，风化之所覃被，亦足为弘矣。”《周书·异域传》下记载与北周交通的国家远至厌哒、粟特、安息、波斯。另外西域之高昌、龟兹、鄯善和吐谷浑等都遣使长安，贡献方物。“波斯国”条记载：“魏废帝二年，其王遣使来献方物。”其年为公元553年。与北周政权往来的西域国家主要有厌哒、粟特、安息等国。《周书·异域传》“厌哒国”条记载：“大统十二年，遣使献方物。魏废帝二年、明帝二年，并遣使来献。”但“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职贡遂绝。《周书·异域传》“粟特国”条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2000-2005年，在西安市北郊发掘了北周时期的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和李诞墓。前3座为粟特人的墓葬，后1座为罽宾国婆罗门后裔。这表明北周时期有数量不少的粟特人和罽宾人旅居中国。北朝初期，粟特商队以敦煌、武威、金城（治今兰州）为据点，深入到中原地区的西安、洛阳、蓟州等地，持金币和葡萄酒采购成批成捆的丝绸运往中亚撒马尔罕。这时粟特人不仅在传统的丝绸之路干道沿线活动，还深入青藏高原的吐谷浑道沿线。印度与北周的官方交往并不见于《周书·异域传》的记载，但民间交往却有历史文献可查。如乾陀罗僧闍那崛多，他先由罗槃陀至于阗（今和田南），然后经吐谷浑至鄯州（治今乐都），于“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长安，止草堂寺”。乾陀罗僧闍那崛多的路线是北印度进入南疆，先后循西域南道、吐谷浑道和秦陇南道至长安。北周大佛中的中亚因素，与北周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
2.政治和民族因素。政治和民族因素也是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开凿的重要原因之一。乾隆《直隶秦州新志》云：“陇以西为州者五，为秦（天水）为最钜。……南通巴僰，北控朝那。”民国《天水县志·序》云：“天水东走宝凤，绾毂关中；南下昭广，屏藩巴蜀；西入甘凉，原野千里；北倚六盘，遥控洪流。”由于秦州处于是东西、南北交往的通道，因而西魏、北周王朝十分重视对它的经营。宇文氏多次巡幸秦州，且派重臣刺史管理，如西魏文帝之子武都王元戊，北周除尉迟迥、独孤信、尉迟运等外姓大臣外，皇室宇文导、宇文广父子等均镇守过秦州。当时的北周地方统治者如建平公于义营建莫高窟、大都督李允信大肆修建麦积山等，他们的开凿活动带动了当时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的大规模开凿，使这些大的石窟得到了又一次的繁荣和兴盛。水帘洞石窟群的开凿与繁荣，与尉迟迥的营建密不可分。尉迟迥任秦州总管后，于秦州之西的渭州建造拉梢寺摩崖三像。由于他的首建，使水帘洞石窟群成为陇右地区仅次于麦积山石窟的大型石窟群，也是北周时期始创的大型石窟寺。水帘洞石窟壁画中存有较多的题记，除了尉迟迥造像题记外，还有部分其他的造像题记。由题记可知，水帘洞石窟壁画中供养人有莫折氏、权氏、姚、焦、梁氏，他们不仅为当地大姓，且这些世家大姓多出自氐羌等少数民族。西北地区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氐、羌等西北古老民族地当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且受传统的儒学的影响较少，很早就信仰了佛教。西域诸国信仰佛教最早，受西亚、南亚影响，早在西晋时就开窟造像。十六国前凉张轨时，河西、陇右地区佛教开始兴盛。西秦乞伏炽磐时陇右地区达到兴盛阶段。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后秦和卢水胡所建立的北凉三个政权将佛教信仰推向高峰。南北朝时佛教大盛，无论北统佛教还是南统佛教，都在译经、求法、建寺塔、开石窟、造像上不遗余力，且无不与丝绸之路上的西北诸族关系密切。西北关中地区现存造像碑石不下数十万方，且造像者大多为氐、羌等民族。水帘洞石窟造像是西北地区由氐、羌等民族主导的开窟造像活动的一部分。
3.社会氛围。北魏时期孝文帝实施一系列的汉化措施，但继魏而立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却实施了一系列胡化政策。胡化既包括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胡化，又包括胡化后接受西域文明的胡化。受胡族影响，北齐、北周整个社会无论从衣、食、住、行还是音乐、绘画、游戏都充满着异域风情。胡化运动一直延续到了唐代中期。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北周造像中包含的印度笈多王朝马图拉造像风格和中亚艺术因素，与北周推行胡化运动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丝绸之路秦陇南道沿线及附近渭南北周武成二年（560年）释迦牟尼像、陕西临潼博物馆6世纪后半叶立佛像、西安湾子村北周释迦牟尼像、武山水帘洞北周大佛、敦煌莫高窟隋第244窟胁侍菩萨像均受印度笈多王朝美术风格的影响，除北周时盛行的“复古”风气之外，这时中印间佛教交流的加强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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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丝绸之路与水帘洞的开窟、造像活动
隋文帝时，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瓦解了突厥在丝绸之路上的势力。炀帝时又攻灭吐谷浑，设置河源、积石、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青藏高原北部和西域东南部纳入隋朝版图。这些军事行动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隋炀帝大业年间，中西交通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据《北史》卷97《西域传》记载：“隋开皇、仁寿之间，尚未云经略。炀帝时，乃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藩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中，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大业中（605-618年）“相率而来朝”者有于阗、焉耆、龟兹、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穆国、漕国、波斯等。
《隋书》卷5《炀帝纪》记载：“夏四月己亥，大猎于陇西。壬寅，高丽、吐谷浑、伊吾并遣使来朝。乙巳，次狄道，党项羌来贡方物。癸亥，出临津关，度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庚辰，入长宁谷。壬午，度星岭。甲申，宴郡臣于金山之上。丙戌，梁浩亹……癸卯，经大斗拔谷。……丙午，次张掖”。按隋陇西郡治襄武，在今陇西东南；狄道治今临洮；临津关在今积石山县大河家乡的关门村；拔延山在今青海化隆县青沙山；长宁谷即今湟水支流北川河；星岭是古代的养女山，即今青海大通县境东峡河流经的元朔山；金山即今青海门源县、大通县和互助县境的达坂山，古称养女北山；浩亹即今大通河；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县东南70里扁都口；张掖即今张掖。隋炀帝西巡的路线是沿陇右南道经陇西至狄道，再由狄道西行经枹罕郡（治今临夏市）、临津关（在今积石山县大河家乡镇）渡黄河，上漫天岭（又称长夷岭或扪天岭），经龙支县（治今民和古鄯镇）入湟水河谷，溯湟水河谷至西平（今西宁），在西平“陈兵讲武”后，顺湟水至平安，由平安向南至拔延山打猎。后原路返回西平，再由西平入长宁谷（今湟水支流北川河）、翻越星岭（今元朔山）、金山（今大坂山）至浩亹河谷（今大通河），再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
水帘洞石窟所在的武山县位于隋代都城长安经秦州（治今天水市）、襄武（治今陇西东南）、狄道（治今临洮）、西平（今西宁）至张掖镇的交通干道沿线上。
水帘洞石窟群隋代遗存均为摩崖壁画，内容多为佛说法图或菩萨说法图，其中交脚菩萨的说法图较多，与敦煌莫高窟相似。说明在延续北朝弥勒上生信仰的同时，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推动了敦煌与秦州之间的佛教艺术的交流；国家的统一还促进了南北佛教艺术的交流，麦积山、炳灵寺、敦煌、水帘洞壁画中大量出现南方石窟使用的传统线描、晕染技法，供养人形象、服饰也出现南朝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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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吐蕃统治时期丝绸之路与水帘洞石窟
初唐至中唐时，为了维系大统一国家的正常运转，保证中央王朝在全国的有效统治，开辟了庞大的交通、通讯网，构建了高速高效的馆驿站系统。丝绸之路长安通姑臧南道交通线至分水驿（道堡石梁）后，经恭门、清水县（今治今清水县北）、秦州（治今天水市）、当亭故城（关子镇）、伏羌县（治今甘谷西2.5公里），经今洛门西行至今武山县城，然后在城西渡过渭河，溯马河北行，经何家沟、马家沟、草滩至何家门，随后沿永吉沟西下，经赵家门、乔家门、贾家门至三台，在三台附近渡过渭河至文峰镇，由文峰镇至渭州故城（治今陇西县城）；另一条是出洛门沿渭河西行，经山丹至鸳鸯镇、桦林、牙儿峡、四十里铺、三十里铺、文峰镇至渭州治所襄武县（治今陇西县城），经渭源县、武街驿至狄道（治今临洮），再经长城堡、沃干岭至兰州金城关，在临河驿渡河至黄河北岸，驿道沿黄河北岸山脉山脚曲折西行通凉州，至狄道（治今临洮）后，亦可由鄯城（西宁）—临蕃城 (多巴镇北古城)—白水军城（湟源县光华古城）—定戎城（湟源县日月乡克素儿古城）—石堡城（湟源县日月乡小茶什浪村大、小方台城）—赤岭 (日月山)—尉迟川(倒淌河)—苦拔海（尕海滩）—王孝杰米栅（东巴村）—莫离驿（东巴镇西）—公主佛堂（恰卜恰）—大非川（沙珠玉河流域）—那禄驿（大河坝附近）—暖泉（温泉）—烈漠海（豆错）—花石峡至吐蕃首都通印度。处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唐蕃—尼蕃古道汇合处附近的炳灵寺石窟成为当时陇右地区的宗教中心，而渭河上游的麦积山石窟和水帘洞石窟的宗教地位受到很大的影响，因而遗留至今天的该时期的佛教遗存不多。
吐蕃占领河西、西域后，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沙州、鄯善、于阗之间设置了驿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沙州至于阗这一段重新恢复，使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鄯善、于阗之间的联系大为加强。在陇右地区，吐蕃灭吐谷浑后，吐蕃与唐鄯、廓、河、洮、叠等州直接接壤，长安经青海东南部通凉州的交通路线受阻。但吐蕃占领陇右后，在原来唐蕃驿道交通的基础上，开辟了以河州为中心的东经秦陇南道通唐、西南通吐蕃本部、西经青海通西河和西域的驿道，秦陇交通又恢复了畅通。水帘洞石窟所在的武山县处于虽然处于吐蕃东通大唐、西通西域的交通干道沿线，但受唐吐蕃双方拉锯战的影响，与炳灵寺石窟相比，前者没有留下更多吐蕃时期的宗教遗迹。目前发现的保存至今的唐末五代时期的遗存只有LB16内容似大型经变画的残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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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丝绸之路的变化与水帘洞石窟的兴盛
北宋为了恢复中西交通，镇抚西北吐蕃，招徕西域商旅，在开通泾原路的同时，逐步打通了秦州路与青唐道。宋朝建国之初，自秦州伏羌寨(今甘谷城)以西沿渭水过洮水直至青唐城，均有吐蕃部族分居。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宋朝力量伸展至古渭州，筑古渭寨。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大举攻宋，宋遣使臣诏谕唃厮啰出兵，从侧面牵制西夏。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宋将王韶开拓熙河，从其行军路线，得悉这条路径的详细经过，是从古渭寨至渭源城，分两路：一路越鸟鼠山(指高城岭)经庆平堡，循东峪沟到临洮城(吐蕃称武胜军，宋朝改称熙州)，一路经竹牛岭(渭水与洮水支流抹邦河的分水岭，在今五竹乡)，循抹邦山过会川城至临洮城。过洮西则又合为一路，经康乐寨、当川堡至定羌城(今广河县城)，往西越南阳城入牛精谷(今地名仍旧)到河州。由河州经北塬至安乡城(旧永靖县城，今没入刘家峡水库)，再由炳灵寺渡河(渡口在寺东一里处，今没入水库)，上一条山梁经现在的杨塔(有古城名宋家城)、川城至邈川，循湟水至青唐城。自河西走廊被西夏阻隔，青唐城（在今西宁）及其西四十里之林金城（在今西宁市西多巴镇），就成为西来的贡使、商人往宋朝必经之中转枢纽。由林金城经柴达木盆地南缘出当金山口，可直抵西域。
虽然水帘洞石窟所在的武山县处于北宋经秦州路、青唐道通西域的中西交通干道沿线，但随着远距离丝路贸易的衰落，中国与域外佛教文化交流减少，同时随着中继贸易的兴起和区域贸易的兴起，秦陇南道沿线佛教中国化、地方化和民族化趋势加强。具体表现在处于甘肃东部的渭河流域属于北宋版图，石窟明显受到北方禅宗的影响，而洮河流域和湟水流域曾经是吐蕃部族的聚居地区，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融于一体。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地处渭河上游，石窟艺术更多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宋代L2佛的造像螺髻，面相丰圆，大耳下垂。佛、菩萨均细眉长眼，眼泡重大，嘴唇小巧，颈部三道蚕纹，程式化，世俗化特点突出，明显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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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丝绸之路的改道与水帘洞石窟艺术民族化的加深
（一）元代丝绸之路变化与水帘洞石窟藏传佛教遗存
元代东西陆路交通的基本干线有三条：即北道、中道和南道。北道，从和林出发，沿天山北路，到达中亚、西亚，甚至到达欧洲。中道，出河西走廊，经高昌过银山道至焉耆，西达龟兹（今新疆库车)，再越勃达岭进入热海道，又从昭武九姓地区进入波斯境内，往西经两河流域地区直至地中海东岸。南道，出河西走廊后，由罗布淖尔南沿昆仑山之北，往西至可失哈耳越葱岭，再由阿姆河南、里海南，往西进入两河域地区，直到地中海东部地区。三条道路中，南道来往人数最多，也最为繁荣。
据《析津志・天下站名》和《经世大典・站赤》记载，元代从长安通西北有三条驿道，其中一条是从长安向西经凤翔、秦州至狄道（今临洮），再向西通宣政院辖区（今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驿道。沿途经过的驿站有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临汧、汧阳、故关（今陕西故关镇）、上邽（今清水县）、社树坪（今社棠镇）、秦亭（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文盈（文峰镇）、巩昌（今陇西）、首阳（今渭源），狄道以西经河州去青海、西藏，或经兰州入河西走廊；武山处于长安向西经凤翔、秦州至狄道（今临洮），再向西通宣政院辖区（今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或经凉州通西域的驿道沿线，在中西交通中地位的有所下降。
元代初年，奉元路长安西通临洮的驿道有过一次改线，即这条驿道的凤翔、陇州、秦州、巩昌、临洮曾全被裁撤，移并经泾州、平凉府、静宁州、会州、定西州、金州以至兰州之线。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八月，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申：秦州正当重要去处，往来使臣频并。自至元二十三年改移站赤前去平凉安置，本处并无存留铺马，……西至巩昌，东至陇州，近系山路。……平凉府道子径直，更好水草。”据上文可知，平凉府“道子径直，更好水草”是一度废除秦州路站赤的原因之一。秦州路只有陇州以东的关中平原和秦州附近道路较为平坦，其他地方坡陡路险，而泾川、平凉、静宁、定西一路，六盘山以东至奉元府近半数的驿路，都处于关中平原和陇东黄土高原平坦的塬面上，六盘山及其以西葫芦河和祖厉河上源山区的道路，虽然也多起伏盘折，但处于葫芦河和祖厉河上源山区塬顶上或川道中的道路大多都可以车行无阻，路程也比秦州、巩昌路缩短二百里。所以明代在这条线路的长安、兰州间设置的专司运粮递运所近三十所，而陇州、秦州、巩昌至狄道线上设置的递运所不到10处。也就是说，汉唐以来由长安西通河西走廊、青藏高原的驿路已经由秦州路、临洮路转移到平凉、兰州线上来。改道的另一个原因是陇右地区的饥荒使大批军民站户流亡，秦州路交通难以为继。据《元史·世祖纪》记载，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癸卯，以临洮、巩昌、通安等十驿岁饥，供役繁重，有质卖子女以供役者，命选官抚治之。”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丙辰，赈巩昌、常德等路饥民，仍免其徭役。”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巩昌府发生严重饥荒，大批“军民站户并诸人奴婢，因饥流入陕西、四川。”由于秦州、巩昌地区驿道被废，往来这条驿道上的官员都集中到平凉、兰州线上来，所以平凉、兰州驿路格外繁忙。
由于交通线路的改变，武山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使得水帘洞石窟与域外石窟艺术交流隔绝，促使其进一步向地方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虽然武山一带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下降，但它处于元代中央政府通向宣政院管辖地的交通干道沿线，与藏传佛教发源地关系密切，而且当时奉佛教为国教，其中藏传佛教的地位最高，为藏传佛教在武山一带的兴盛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迎来了水帘洞石窟开凿的又一黄金时期：拉梢寺、水帘洞和千佛洞单元均有大规模重修的痕迹，特别是在拉梢寺，几乎整个崖面壁画全部进行了重装彩绘，并重修了崖面上方的木质雨檐，同时，还在拉稍寺及对面开凿了大小不一的覆钵塔龛。覆钵塔龛有梯形、圆拱形、舟形，龛内覆钵塔台基、球形覆钵高大、突出，相轮分层，且表面施彩色，或在两侧绘出经幡，与散见于甘肃各地琉璃质喇嘛塔造型相似，为藏传佛教遗物。水帘洞石窟的拉稍寺和千佛洞单元保留元代壁画约 350平方米，特别是拉稍寺北周摩崖大佛和胁侍菩萨像的周围，保存有大量元代重绘的诸天听法、千佛、说法图、西方净土变等，在绘画技法和表现形式上体现出浓郁的藏传佛教风格。水帘洞石窟东壁壁画表层正中所绘大佛菩萨和南上浮雕喇嘛教塔，大佛长鼻深眼，嘴角胡须上翘，手法粗狂拙劣，为元代重作，亦有浓郁的藏传佛教风格。麦积山第58窟的元代水月观音，第48窟的元代四臂观音等都属于密宗造像。
宋元时期，武山一带居住者大量的吐蕃部族如裕勒凌族、隆中族、默星族、大小马、俞龙潘、枭波部等，它们对佛教的信仰炽盛虔诚，推动了水帘洞石窟的兴盛。拉梢寺石窟出现的数量不少的佛教密宗的绘画，均与吐蕃部族的影响不无关系。
（二）明代丝绸之路的变化与水帘洞石窟的程式化、世俗化
明仁宗洪熙年（1425年）以前，明政府以“关西七卫”之一的哈密卫为出发点，招徕西域诸国，别失八里、撒马尔罕、哈列、八剌黑等国与明友好往来，和平相处， 丝路河西道仍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外国商人觐见中国皇帝的线路看，他们由兰州至西安的线路绕开秦州，秦州路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在秦州、临洮路下降的同时，平凉、兰州路地位得到加强。明在这条线路的长安、兰州间设置的专司运粮递运所近30所，而陇州、秦州、巩昌至狄道线上设置的递运所不到10处。由于秦陇南道在国际交通中地位的进一步下降、伊斯兰教在西域的扩展和在甘肃境内的逐渐兴盛，秦陇地区佛教与域外佛教交流进一步减少，而大一统王朝政治的渗透、程朱理学的兴起和道教的传播，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进一步加深。这一时期的水帘洞石窟群的遗存主要为天书洞造像，三佛二弟子像。佛像均为坐式，肉髻低矮，面部方圆，五官小而集中，大耳垂肩，腮部略下垂，面部显得较为臃肿，下颌圆垂，颈部较短，程式化，世俗化特点更加突出。
武山水帘洞石窟艺术是域外文化、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融合的结晶。但在武山水帘洞石窟的开凿、发展、兴盛和衰落过程中，丝绸之路、地缘政治、宗教信仰空间在不同时期对石窟群发展的影响力存着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从早到晚，域外文化因素逐渐衰减，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增加。武山水帘洞石窟艺术的演变轨迹，生动地折射了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世俗化和民族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