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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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农业时代，一切文明都十分仰赖上天的恩赐，若是上天慷慨地给予充足的日照与雨水，那便是兴旺发达，安居乐业，可一旦上天从温和变为暴怒，凄楚的寒冬和怒涛般的洪涝会把农业社会的一切根基葬送掉，从而摧垮整个文明。自古以来，以农耕为生的中华文明便是明白这一点，早在西周时便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他们深刻了解天意不可违的道理。到汉帝国建立之后，尽管天命观已经被春秋百家改造成以人为主，号称“吉凶由人”、“妖由人兴”甚至“夫民，神之主也”，可这个农业帝国依旧无法逃脱受天命操纵的命运，汉朝近四百年的兴衰即可说明这一切。本文可以与《气候如何操控文明命运？升温送罗马帝国300年盛世，变冷带来3世纪危机》一文进行对照阅读。
公元前207年，楚汉推翻了秦朝暗无天日的暴虐统治，让中国历史走向了一个新篇章，与此同时，天命也翻到了下一页，华夏大地结束了战国末期的寒冷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温暖时代。
这个时期的华夏大地到处充满了生机，竹林的广袤即可印证这一点。《汉书·地理志》里就称，秦地竹林广袤，“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东方朔传》与《货殖列传》也盛赞关中竹林资源的丰盛，西汉薄太后陵墓中甚至出土了大熊猫的头骨。
▲汉文帝霸陵的俑坑，薄太后即为文帝生母
不只是关中，其他地区也生长着大量的竹子，在山西，竹子甚至是物产最多的资源之一。在现代，竹子最北的生长区域位于陕西南部，而在汉朝，甚至在内蒙古都有大量竹子生长，这足以说明汉朝气候相对今日有多温暖。
▲西安鲸鱼沟竹林
温暖的气候带来的是粮食的改变。在西汉，受益于较高的温度，稻米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汜胜之书》就详细记载了种稻的方法，《汉书·昭帝纪》还记载了名为“稻田使者”的官员，而汉武帝“驰鹜禾稼稻粳之地”则说明了关中稻米种植的普遍。
与关中稻作种植的普遍相比，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记载的水稻种植可能更令人惊奇，因为这意味着在河西这种地方都有种植水稻。
▲现代陕西汉中的稻田
在如此适宜农业发展的大环境下，汉朝统治者们很好地遵循了天命，推行着各种适宜经济发展的政策。
在高祖刚称帝时，整个中华一片破败，人口锐减，像是原本有3万户的曲逆，楚汉战争之后只剩下5000多户。“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足以说明当时经济凋敝到何种程度。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彩绘铜饰木轺车
为了恢复经济，高祖推行了一系列诏令，组织军队复员，赐予军吏爵位，招抚流亡人口归乡，释放奴婢归为平民，在平时理政时，更是遵从黄老思想，无为而治，达到“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目的。
文帝与景帝时期，为进一步发展生产，“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也被推了出来，农民的租税多次下调，徭役也随之减少，郡国也不再需要上交岁贡。
▲西汉版图
从高祖到文景二帝的一系列政策，配合着优渥的气候，汉帝国的经济迅速发展。《食货志》的记载足以说明：“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人民安居乐业，粮食堆积成山，就连犯罪率也因为富足的生活而下降，帝国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
否极泰来：从武帝征伐到王莽改制武帝之初，汉朝来到它最鼎盛的巅峰，但就如同《食货志》所说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一样，在刘彻的统治下，汉帝国开始了下坡路，其中不仅有执政的原因，也有气候的助力。
▲汉武帝刘彻
相较于他的前任，武帝更加渴求创立伟业、书写辉煌，无为而治不符合他的个性。为成大业，他先是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颁布推恩令，将各诸侯王国分割成更小的侯国，随后又通过酎金夺爵，将半数列侯的土地收归中央。
除此之外，他还设置了中朝，旁置了丞相，包揽了所有大权，同时，铸币权、盐铁经营权也都收归中央。
这一系列举措，把汉帝国多年来积蓄的财力物力集中到了武帝手中，使他有更多的力量去征伐西汉自建立以来就一直侵扰着边疆的敌人：匈奴。通过三次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汉军重创了匈奴，自祁连山到罗布泊都再也看不到匈奴的影子，即所谓“幕南无王庭”。
▲汉军骑兵
但是这一切都伴随着代价。在武帝集中帝国力量，将其投入到耗费巨大的战争中时，天命已悄然改变，西汉早期的温暖气候悄然而去，紧随而来的是凛冬严寒。
公元前131年，“夏四月，陨霜*草。”
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
前115年，“三月，大雨雪。”
“元鼎三年（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
“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蜷缩如猬，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彩绘木牛拉犁冥器
在百姓苦受严寒折磨之时，刘彻没停下他的征伐。公元前127年，是为汉匈漠南之战，前121年为汉匈河西之战，前119年为漠北之战。仅仅只是匈奴，并不能满足刘彻的征服*。公元前112年，发兵攻南粤，前111年，发兵闽越，前109年，发兵降滇王，前108年，攻楼兰、车师，前104年，攻大宛。
常年不断的战争再加上愈加恶劣的天气，武帝的前辈们为国家积蓄数十年的力量，终于被消耗殆尽。
▲汉朝士兵复原图
当这位皇帝最终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颁布罪己诏，重新回归他的前任秉持的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政策后，帝国的颓势确实暂时停止了，汉帝国再度迎来了昭宣中兴——然而这只是回光返照，从公元前90年到公元30年，温度一直在下滑，幅度足有1.2℃，昭宣中兴只不过是中间较暖的30年（公元前75年至前45年）。
到西汉后期，气候越来越不稳定，严寒越来越频繁地侵扰中原。
“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三月，陨霜*桑；九月二日，陨霜*稼，天下大饥。”
“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
像这样的严寒时常发生，到了王莽专制的时候，气候下降最为严重，十年间有七年发生严寒导致的灾害。王莽改制试图挽回危局，但依旧无法阻拦西汉败亡的趋势。
▲王莽画像
自汉元帝继位以来，因气温下降，越来越多的百姓揭竿起义，到王莽时期，最大最猛烈的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了，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亲手将西汉王朝送进了历史的坟墓中。
暮色帝国：东汉时期的气候恶化光武帝统一全国，并让天下归于安定的最大助力也要归功于气候。西汉后期的降温趋势在刘秀建立东汉之后逆转了，一直到公元120年，中原的温度都在缓步上升，从刘秀建立东汉到汉明帝驾崩（公元25年~75年）的五十年间，因严寒导致的灾害仅见六起，频率远低于西汉后期。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东汉迎来了一个像西汉早期那样的温暖时代，实际上，尽管一直到公元120年气温都在上升，上升的幅度却很小，近一百年才上升了0.5℃，这决定了东汉难以再造西汉的盛世光景.
▲汉骑兵对阵匈奴人
农耕区的变迁说明了东汉的境况。
在西汉时期，为了扩展耕地，大量的百姓或主动或被动迁往西北方，到武帝时期，为了对抗匈奴，刘彻将大量的贫民迁至朔方、武威、张掖等地，若不是这些地方具有农业发展的条件，刘彻也不会颁布这种命令。
事实上，居延汉简记载了许多关于渔产的记录，又暗示当时甘肃树木并不稀缺，足以证明西北边境在那时适宜农耕生活。
▲现今朔方遗址
到了东汉，情况发生了改变。王莽传记载，西北的边民流入内郡，宁愿充当奴婢也不愿意回去，后来光武帝和明帝都发布过诏令，要将流窜到内地的边民赶回边境，这足以说明西北边疆的环境已不再适合农业生活。
对比《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里的人口数据可以有更直观的感受，在东汉，北边19郡人口相较西汉减少了56.46%，其中朔方的人口骤减94.25%，而全国平均人口率仅为17.52%，由此可见，气候恶化的程度不可谓不大。
▲河西走廊长城遗址
尽管东汉前中期的气候条件比不上西汉早期，却也能让帝国长治久安，可在公元120年之后，气温开始骤降，到东汉末达到最低点，相较于东汉中期最暖时降低了足有2℃。
从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到延熹九年，连续五年都有寒灾，“其冬大寒，*鸟兽，害鱼鳖”，“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这种气候突降带来的灾害，在东汉末时有发生，有时候就连应当炎热的夏季也能感受到寒冷，“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寒风如冬时。”
▲汉朝错金银鸟像
气温骤降，整个气候也愈加不稳定。永兴元年（153年），东汉全境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司隶、豫州发生大饥荒，近乎一半的人都被饿死；汉灵帝统治时期，因为饥荒，“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的情况都已发生。
在气候大环境如此恶劣的时候，朝廷没有执行安定社会的政策，也没有试图改善糟糕的情况，反倒是愈加腐朽堕落。
自汉章帝之后，外戚宦官就成为东汉王朝的痼疾，这些外戚和宦官穷奢极欲、独断专权，没推行过什么有益的政策，危害朝政的行为倒是时常可见，而这种情况没有扭转的趋势，唯一一次士人、官员想要改变这种形势的企图，也促发了党锢之祸，让改革风气彻底绝灭。
▲汉桓帝画像，党锢之祸正是发生在他的统治之下
气候环境的恶化，王朝内部的腐朽，直接影响的就是帝国的普罗大众。东汉末年，几乎年年都有暴动，朝廷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起义，只会采取镇压的措施。到最后，百姓的不满在高压下汇聚起来，演变成东汉末年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暴动：黄巾起义，正是在这场大起义后，东汉开始了群雄割据的时代，并最终在220年灭亡，被魏蜀吴三国取而代之。
在农业时代，90%的人口都为农民的社会里，靠天吃饭从来不是一句戏言，而建立在农民脊梁骨上的农业帝国，其兴衰也与气候紧紧相连，汉朝的命运足以证实这一点，尽人事，听天命，即使对一个帝国来说也是至理名言。
参考资料：
1、《中国历朝气候变化》
2、《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
3、《中国古代史》
4、《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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