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章华妹领到编号为10101的个体工商执照。这张执照见证了历史。 新京报记者 林子 摄
1984年，温州市区木勺巷，这是温州最早开放的自由市场。图/视觉中国
开栏语
物以载情，物以载道。
物件和品牌的价值不只在商业，它更是种情怀，凝结着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也是一个个载体，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迁。
林林总总的物件在令人们的生活由黑白变为彩色的同时，也蕴含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改革话题。
没有住房制度破冰，就不会有第一栋商品住宅楼；没有消费方式革新，就没有中国第一张信用卡的诞生；没有民营经济的春天，就不会有联想电脑、TCL等品牌的横空出世；没有对外开放，也就没有皮尔卡丹、松下、IBM进入中国……
即日起，新京报推出大型策划专题“改革物语”，通过讲述那些具有改革意义的物件与品牌的故事，展现它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改革历程，以及未来的改革之路。
在车水马龙、郁郁葱葱的温州市人民西路254号，温州市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牌匾下，蓝底白字清楚标记着，这是“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正是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持有者——章华妹。改革开放之初，她只是一个家里穷到几乎吃不上饭，被迫摆摊做生意并备受冷眼的温州少女。1980年12月，从一张编号10101的工商执照开始，包括章华妹在内的个体户第一次拥有了尊严。
而对于温州市工商局前副局长陈寿铸来说，为包括章华妹在内的1844人发放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也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事件之一。
改革开放将两人的命运连在一起，也改变着此后千千万万经商创业的中国人。
睹物
章华妹：个体户“持证上岗”第一人
她激动又惶恐。激动于有机会“抬起头”做生意；惶恐于政策某一天发生变化，申请表上的每一笔都可能在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
1979年，温州人章华妹17岁。兄弟姐妹7人，父母的工资加起来50块钱，要养活一大家子。“实在是穷，爸爸建议我，不如做点小生意吧”。
为了糊口，章华妹在家门口前摆起摊子，贩卖小商品，贵的有1毛5的儿童手表，便宜的有几分钱的纪念章、橡皮筋。
在当时的温州街头，章华妹不是第一个生意人，在最繁华的解放北路，一整条街都是像她一样摆摊的商贩。
那时摆摊一个月可以赚十几块钱，和国企上班的员工差不多，甚至有时还能超过，但在外人眼中，她依旧是“投机倒把”的商人，备受歧视。章华妹回忆，曾经有朋友和同学知道她摆摊后，“从路口迎面走来，就会走到马路另一边”。
除了被人看不起，最担心的是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没收商品，甚至抓进去。
1980年，改变章华妹命运的齿轮缓缓转动。这一年，温州开始试发行个体经营营业执照。
“你们现在可以去市工商局填申请表，领张营业执照，以后就不查你们的摊子”，章华妹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季，7月的一天，有几个政府工作人员来到她的小摊前，通知她可以申请“持证上岗”。
章华妹激动又惶恐：她担心政策发生变化，申请表上的每一笔都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可是，能光明正大“抬起头”做生意的吸引力太大了。最终，她带着已经拍好的个人照，填了申请表。
当年12月11日，章华妹被通知来到市工商局，从时任工商局个体经济管理科科长陈寿铸手中领回了一张营业执照。
“工商证字第10101号”，这是章华妹领回的营业执照上，用毛笔书写的字样。执照上还标明了领证人信息，包括“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开业日期：1979年11月30日”。
这份加盖着温州市工商局鲜红印章的证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象征着章华妹成为了全国首批1844户“持证上岗”的个体户中的第一人。
探物
陈寿铸：第一张执照是用铅笔和尺子画成
陈寿铸，79岁，温州个体户管理办法改革的直接推动人和见证人。1980年12月，陈寿铸亲手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交到章华妹手中。此后，个体商户数量在温州乃至全国出现井喷式增长。
上世纪60年代，陈寿铸刚进入温州市工商局工作不久，“文革”开始了。满腔热血希望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陈寿铸，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这种局面持续了十年。
1976年底，“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包括陈寿铸在内的一批老同志重新聚在一起，希望发挥能量。此时，大批青年纷纷从边疆回到温州，与此同时，工厂停工导致的失业工人、大量高中与大学肄业生也走到社会上，一时间，许多人为了生存做起小生意。
陈寿铸回忆，起初，温州查得很严，还提出了“苦战三年摘掉资本主义帽子”的口号，经常有小商贩被带走拘留，商品被没收。
“那时候我们是‘唯公主义’，公家的就是对的，个体的不能做，但我们真的打击、取缔个体户之后，结果和我们预想的不一样”，陈寿铸说，当时温州不仅市场萧条了，人民因为不能做生意，吃不起饭，开始骂执法人员是“小日本鬼子”。
包括陈寿铸在内的工商局老干部们开始思考：取缔个体户是对的吗？
正在他们感到困惑时，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老干部们恍然醒悟，决心不再一味遏制市场，执法人员开始站在路口吹哨子。“吹哨子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来执法了，你们快跑吧。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理。”陈寿铸说。
在温州个体户们与工商局的周旋中，改革开放悄然来临，春风缓缓吹到了温州。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我国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陈寿铸回忆，当时大家一收到文件通知，就清楚改革的闸门已经拉开。但个体户具体要怎么批准，批准到什么程度，尚无细则。绝大部分地区都在等文件进一步出台。
就在此时，一起突发事件震动温州：执法人员吹响的哨声，让一名个体户因过于惊惧心脏病发而亡。
失业人群庞大、个体户数量不断增多、矛盾日益尖锐的温州，等不起下一份中央文件的抵达了。
作为当时的市工商局个体经济管理科科长，陈寿铸在调查中发现，温州1400户个体户中，96%都是没有工作的人，不做生意就活不下去。
如何让个体经营变成这些人的正当职业？陈寿铸向局长提出，温州可以尝试发放个体营业执照，局长颇感欣喜，听到汇报的副市长们也很激动。只是，如何与其他部门协调成为了新的门槛。
最大的反对声来自于工业管理局、商业局等业务部门——他们下属企业基本都是国企，担心个体户一旦壮大，冲击自己的部门。为此，陈寿铸在得到副市长的首肯后，一家一家地做工作，业务部门最终配合。
个体营业执照应该长什么样？40年前的陈寿铸在办公室灵光闪现，照着已有的企业营业执照，用铅笔和尺子画了一张，他偷偷到印刷厂按照这个样本排版，印了2万份。
1980年10月，全国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在温州市松台街道开始试点，申请人数超过2000人，在核对信息，剔除有正当职业的申请者之后，实际发放1844份。陈寿铸每天拿毛笔填写80份执照信息，其中包括后来发到章华妹手中的那张。
尽管温州开创了先例，但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仍然容易被质疑成“搞资本主义”。陈寿铸多次被人举报到国务院，国务院派调查组来温州调查情况。
“我一直都坚持一个观点，我们没做错！”陈寿铸当时向调查组解释，温州发了个体户营业执照，流动群众做生意合法化，群众基础稳定了下来，市场也蓬勃发展，“从改革效果来看，温州没有做错。”
当时不少人觉得陈寿铸会“惹麻烦”，而他最终安然“过关”，没有受到任何处理。
得到许可后，温州的个体经营市场蓬勃发展。第二年，陈寿铸和他的同事们发放了3万份营业执照，第三年发放数量则超过了10万份。
开物
新时代的创业挑战
做生意成为简便的事。而把生意做好则成为不那么容易的事。
章华妹的命运从领到营业执照那天开始就出现了转变。
在成为“正经的”生意人后，章华妹一家干脆把房子改造成了一间几十平米的小店铺，这个店铺成为章华妹及其家庭第一份正式的“事业”。
在此后的将近十年中，章华妹历经了作为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商海浮沉”。她的主业多次更迭，生意有起有落，而少女时期的贫困记忆早已远去。早在2002年，她就在温州购入了一套200平米的房子。
如今，年近60的章华妹是“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主要从事中高端纽扣批发，生意好时一年能有几十万利润。
对于如今的创业环境，章华妹最大的体会在于小细节：当初自己填写信息需要到市工商局领取表格，政府部门则需要到街道办核查信息的准确性，现在这些事早就能在网上“一键办理”，做生意成为简便的事。
而把生意做好则成为不那么容易的事。几年前，章华妹尝试进行“触网”，但收益平平。
章华妹的儿子余上京出生于1986年，现在的他是温州新一代的创业者。余上京曾和朋友合伙办过网游公司，开过咖啡厅，现在他选择回到家中接手母亲的公司。
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挑战。与母亲作为第一代个体创业者所经历过的“能不能做”的烦恼不同，余上京的创业烦恼，在于怎样从眼前这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胜出。
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双创”一词由此开始走红。
此后，我国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年报公示制等新举措铺开。
去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推动国家出资的基金设立扶持早中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的创投基金。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看来，小微企业创业资本少，风险承受能力也比较低，而国家近年来给小微企业“真金白银”的实惠和不断简化的流程，无疑将为“双创”注入新动力。
“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
那时候我们是‘唯公主义’，公家的就是对的，个体的不能做。但我们真的打击、取缔个体户之后，结果和我们预想的不一样。”
新京报记者 林子 新京报制图/高俊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