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关于煎饼的故事
27岁的陶冶决定关掉自己在三里屯的煎饼店。这家店刚开的时候，赶上北京新发地疫情，生意惨淡。一天能卖二三十套已经算好的。然而在不到半年内烧掉近80万元，还是有些匪夷所思。这笔钱来自母亲的借款，他除了关门别无选择。
关掉煎饼店后的陶冶，跑到跳海酒吧喝酒，自弹自唱《一生所爱》，暂时忘掉挫败感。没有钱付账，又打电话给老妈，死缠烂打挤出了1000元买酒。从此他把煎饼摊开在了酒吧门口，还收了个学医的女研究生做学徒，人生似乎又开始支棱了起来。在酒吧喝到半醉的年轻人，纷纷招呼着陶冶来一套煎饼，大呼好吃。在深秋的北京清晨，黄叶映衬着蓝天，饼铛上葱花的香味，解除了一宿的醉意。有了这些人的认可，朋克青年陶冶觉得这个煎饼还能摊下去。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杨乐，生活在西安，还不到30岁，日子过得不轻松。他前几年欠了10万元网贷，利滚利加上去，不堪重负，女朋友也离他而去。为了尽快还钱，他买了一个摊煎饼的机器，每天一大早踩着三轮去出摊。摊煎饼的时候，他还会同步开启视频直播，希望当个煎饼网红，赚点平台的钱，这样慢慢也攒了4000多粉丝。平台的钱未必好赚，但躲避城管则是需要掌握的实战技能。猫捉老鼠的游戏，也成为了平台直播的一部分。
郁闷的时候，杨乐会跑到天台上对着沙袋打拳，吐一口恶气。然后再跑回简陋的出租屋内，录一段煎饼的教学视频传到网上。
他一边摊煎饼，躲避着城管，一边梦想着当网红，换种活法。不管怎样，钱是必须还的。网贷吞噬了很多人的生活，但杨乐不打算低头。这是一堵墙，墙后面是不可莫测的未来，他必须咬牙翻过去。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最新的网红打卡地——三亚后海村。几年前，一群玩儿冲浪的嬉皮士发现了这里，逐渐汇聚成为了一个乌托邦社区。白天冲浪，晚上喝酒蹦迪，隐匿在纸醉金迷的三亚外围，若即若离，有点世外桃源的模样。“烦死了大城市的生活”，是后海村年轻人的共识。
44岁的中年大叔峰哥，某天毫无征兆顿悟，停掉了北京的餐厅，留下来不走了。峰哥是山东人，14岁到北京打工，他当过厨师，于是在村里摊煎饼。傍晚他会约上一些朋友坐在海堤上喝啤酒聊天。夹在比基尼、冲浪板、紧实的肌肉和旺盛的荷尔蒙中间，峰哥有点格格不入。但就像对尴尬的感受，只要你不觉得，那就是别人的尴尬。
峰哥活得很自在，虽然日子比较窘迫，但用他老婆的话说：“只要月月寄生活费，没毛病”。摊煎饼之余，峰哥也抱着冲浪板，追逐着潮水的方向。后海村的迅速蹿红，打破这里的宁静。中产们厌倦了海棠湾豪华酒店，开车过来一探究竟，网红们趋之若鹜地在海堤上直播收割流量。
没人知道峰哥还会在后海村待多久。这里的人都是候鸟，也许在某夜喧嚣后，便消失的干干净净，去寻找生命中下一个海滩。但在他们离开前，还是想去峰哥的煎饼摊上再吃一口。不管后海村是否会被消费浪潮吞噬，峰哥还是把这里当作了他未来的养老之处。
为什么是煎饼
2020年底的时候，我们将目光对准了煎饼。我们发现这种北方平民美食渐渐成为了一种网红符号，被年轻人热烈追捧。即使在纽约街头，煎饼也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名字“Jianbing”，而不必费劲的称做“pancake rolled with crispfritter”。
煎饼起源于天津，全称是“煎饼馃子”，由煎饼和“馃子”两种食物构成。绿豆面打成糊，在圆饼铛上摊成薄薄的圆饼，打上鸡蛋合为一体。“馃子”指的是棒槌油条，是煎饼填充物，也可以用薄脆代替，在天津薄脆叫做馃箅。
按照煎饼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再加上葱花、芝麻、刷上各家配置的独门酱料，两面烙熟，卷起来对折，两三分钟就做好“一套”街边美食。绿豆面、鸡蛋、葱花、酱料在热饼铛上烘烙，激发出强烈的香气，入口软嫩、酥脆，碳水、蛋白质俱全，好吃能扛饿。其方便快捷，物美价廉，是打工人的良心美食，也是国民“三明治”。
改良的煎饼则是五花八门，包容性极强。黄豆面、黑豆面、各色杂粮面均可，酱肉、培根、鲍鱼、生菜都能卷起来；几块钱到几十块钱都能卖。煎饼也成为了一种创意十足的街头美食。
现在煎饼已经不再是一种撑饱肚子的早餐。三里屯的潮店中有它，酒吧散场后氤氲的路灯下有它，横店影视城深夜的宵夜它最受欢迎，北京的煎饼节已经热热闹闹的搞了两届，那些纹着花臂的潮流青年把煎饼作为“土酷”的生活方式，对抗这个过度消费化的世界。
我们的问题是，煎饼在今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寄托了怎样的精神需求？为什么会成街头文化的符号？所以，为什么是煎饼？而不是油条、小笼包、热干面、肠粉、虾饺、瘦身沙拉？
煎饼的存在主义
我们试图在这些故事中寻找线索。
山穷水尽的陶冶跑回天津向母亲求援，母亲说：“你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你这煎饼还要做到什么时候？”奶奶盼他早点回来，找个靠谱的事干，结婚生孩子。有钱没钱没关系，她许诺把爷爷的工资卡给他用。陶冶在家碰壁后独自回北京，在跳海酒吧门口重新开张，依旧梦想着把最地道的天津味道发扬光大。
杨乐取出辛辛苦苦攒的1万元存款，找一位朋友还钱。在饭桌上，他把这钱紧紧攥在手里，喝了酒后感慨万千。圣诞节前，他带了一个红苹果去看望在工地上干活的母亲，商量着今年底就能把钱还完就上岸，明年再买一辆车好谈恋爱，“人生就是欠钱，欠完这个欠那个，永远还不完”。
身边的一些朋友陆续离开了后海村，但峰哥没有走。虽然在后海村只是勉强维生，但北京也赚不到钱。他喜欢后海村，在这里人可以不被评价，在沙滩上可以躺一天，他感到自己很年轻。来这里的年轻人都说，“大城市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伤害感”。
在完成这组纪录片的时候，我们突然开始怀疑，他们做煎饼的目的是否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陶冶并非对煎饼有深厚的执念，他只是不想再回到上一代人所设定的轨道中去，煎饼是他证明自己并保持特立独行的途径。换句话说，在酒吧门口摆摊还是开一家离经叛道的煎饼店，都是他存在的方式，是他活成自己的方法。
杨乐是靠煎饼“上岸”了，但他并没有成为摊煎饼的网红。去年底，他不仅还完了钱，还用6万元全款买了辆桑塔纳。他说找个女朋和他一起摊煎饼，搞个品牌出来。可这事听着完全不靠谱。
在后海村，煎饼也许只是峰哥隐居的一个借口。假如他不是来冲浪的，那么他是来干什么的？他是来摊煎饼的——这似乎听起来是个正经事，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每个匆忙的清晨或不愿睡去的深夜，我们在街头咬下一口热气腾腾的煎饼，感到有力气去开启下一场“Battle”。对某些做煎饼的人来说，可能也是如此。煎饼帮他们找到了一个存在的空间，是人生的一个避风港，在其中证明自己，也慰藉自己。
而煎饼的本身的便捷性、包容性让它可以承载各种可能。天津人坚信唯有绿豆面才能存放煎饼的灵魂，而花臂青年们则认为天下之大，都可卷入其中。几乎每个人稍加训练就能上手，不需要店面，也不需要锅碗瓢盆的配置。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可以创新，也随时可以跑路。
更重要的是，它很便宜。
当我们身处一个被消费和“996”不断侵占的时代，廉价的煎饼却给予我们广阔的发挥空间，得以安放身心。你不必活得像父辈说的那样，你需要找个事做，但未必要硬抗人生，可以“卷”，也可以不“卷”。
好多事不容易，摊开了就圆满了。还好有煎饼。于是便有了这部新美食纪录片——《这煎饼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这煎饼还要做到什么时候》第一季一共三集。与腾讯视频联合呈现，感谢首席合作新媒体：网易文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