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鲍恩：一生的凝视 ｜笔记

摄影：简·鲍恩

撰文：周仰

《财智生活》杂志2019年1、2月刊

女王

2006年2月某日，一位小个儿老太太独自进了白金汉宫，她的包里装着最爱的奥林巴斯OM-1相机。这是80岁的摄影师简·鲍恩（Jane Bown），来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80岁生日拍摄肖像。这应当是简第二次进白金汉宫，在1985年，她就是在这里被授予了英帝国勋章（MBE），由于天性低调且羞涩，简认为这一经历不太适合自己。不过，为女王拍肖像倒是简自己的主意——虽然这次拍摄起始于《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编辑向白金汉宫询问，女王是否愿意让一位与她同岁的老太太给她拍照。

根据简的精选集《一生的凝视》（Jane Bown: A Lifetime of Looking）编辑及她的长期好友卢克·多德（Luke Dodd）叙述，得知白金汉宫同意后，简“吓坏了”，不过让她心安的是，拍摄现场除了女王和她，并没有许多闲杂人员。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摄影生涯中，简从来都一个人工作，“我无法与助理合作，我会不知道该让他们做什么，我会迷失自己。”她曾这样说，不过为女王拍摄依然意味着在个人习惯上做出一些让步，这一次，简预先联系了白金汉宫的媒体专员彭妮·罗素-史密斯（Penny Russell-Smith），安排看景。女王的肖像被安排在蓝色会客厅拍摄，简在那天早早来到白金汉宫，并让彭妮来帮忙做准备。对于环境和光线，简总是有着精准的敏感，抵达一个陌生的环境，她总是几分钟内就能辨认出最佳的光线和位置。她和彭妮协力将一张巨大的高背椅子搬到窗边，由于简身材矮小，她总是采用各种方法使拍摄对象与她高度一致，以便让他们直视镜头，她曾不止一次说服拍摄对象坐到地板上——当然，这在拍摄女王的情形中，并不合适。

伊丽莎白女王，2006年

因此，简让女王坐在那张预先摆好的高背椅子上拍摄，而她自己则绕着椅子走动，寻找时机。她的一句标志性格言颇能揭示她的工作方式：“大多数摄影师拍照片，而我发现照片。”以不变应万变是简工作时的另一个特征，她总是将相机参数设定为光圈2.8，快门1/60秒，并且只用自然光。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她开始透过取景框观察，就能够心无旁骛。在简围绕女王走动之时，阳光随着云的移动时隐时现。拍摄期间，一位女官走进房间，来确保女王没有一丝乱发。看到熟悉的面孔，原本正襟危坐的女王露出了柔和的微笑，阳光又从窗口射进来，简抓住了这一时机。不到半个小时，拍摄完成了，女王看到她将拍完的两个胶卷装入衣袋，说道，“才两卷，72张照片。”而当她看到简冲印出来的照片，则与许多人一样禁不住问，简为什么有可能如此安静而经济地拍到这样出色的照片？

街头

当然，简不会洋洋洒洒去论述自己的摄影方式，相比言语，她更爱沉默——她的信条从来都是：“摄影师既不应被看见，也不应被听见”。娇小的身材让简很容易融入背景，以便不受打扰地观察一切。她的羞涩和低调或许源自童年的创伤，简于1925年出生于英国的赫里福郡（Herefordshire），童年辗转于不同的姨妈家。她一度将自己的童年描述为“快乐的”，并且曾经向编辑多德展示过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那是年幼的简从一丛盛开的杜鹃花后边对着镜头微笑，她略带骄傲地说，“你看，我曾是个举止规矩、心满意足的孩子”。然而在12岁那年，简发现自己是私生女，而原本最喜欢的那位黛西姨妈，事实上竟是亲生母亲，这一打击似乎破坏了她对于外部世界的信任，也预示了后来她那种总是从警觉又隐蔽的工作方式。

阿斯科特，1956年

王冠，白金汉宫，1958年

简的摄影生涯从1946年开始，当时她刚从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退役不久，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获得一笔助学金，于是她一时兴起，报名了吉尔福德艺术学院（Guildford School of Art）开办的全英国唯一全日制摄影课程。简没有相机，在此之前也从未拍过照片，而这个课程早已满员，但同样在二战时服务于英国海军的课程负责人艾弗·托马斯（Ifor Thomas）还是接收了简。最初两个学期，由于羞涩，她常常只是坐着，望向窗外，以至于老师几乎放弃了她。后来她从一位姨妈那里借了50英镑，买下自己的第一台相机，用这台双镜头的禄来福来（Rolleiflex）中画幅相机，简终于开始拍照。虽然“简·鲍恩”这个名字总是更多地与她后来标志性的黑白肖像联系在一起，她依然认为早期拍下的那些照片——抽象的形式、吉普赛儿童、农场工人、路人——是她最好的作品，她提到，自己“从未真正对肖像感兴趣，那些都是后来开始拍的……最让我快乐的是走出去观看事物，现在也依然如此。这些照片才是真正的我。”

滨海绍森德，1954年

圣特罗佩，1957年

活跃于大洋彼岸的同时代美国女摄影师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曾把照相机比喻为自己的“通行证”，让她得以进入一个与她的中产阶层出生相互排斥的边缘世界。而对于简来说，相机的作用却正好相反，它是她的盾，在相机的保护下，她重新能够小心翼翼地进入世界。因此，20世纪50、60年代，她最精彩的“自娱自乐”照片大多从背面拍摄他人，或者在人们专注于某事，并未意识到她存在的情况下拍下来。比如1954年在滨海绍森德（Southend-on-Sea）拍到的一对情侣，男性只露出搭在躺椅背上的双手，而透过椅背缝隙可以看到，女性看着伴侣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热切的笑容；又比如1963年在伦敦一处公园拍下的照片，显然颇为富裕的一家人在长椅上小憩，其中的男士正认真地阅读，而衣着时髦、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士嘴唇微微张开，仰头睡着了，他们的儿子也把头枕在母亲腿上，睡得真香。在照片中，他们看起来都对外部世界完全不设防，他们对于世界的这种从容的信任，或许正吸引了总是保持警觉的简；而她将这样的场景拍下来，似乎是忍不住要给他们这样的状态加上一层保护膜，将之永久地留存在照片之中。

堤岸，伦敦，1963年

观察家

简曾经将自己描述为鹰，每时每刻，她的眼睛总是四下扫视，这种对于观察周遭的热情，与她供职超过半个世纪的报纸的名称十分一致：《观察家报》。从吉尔福德艺术学院毕业后不久，她就得到了这家报纸的首位图片编辑梅西特希尔德·纳维亚斯基（Mechthild Nawiasky）的关注，按照简自己的说法，纳维亚斯基看到她为牛眼拍摄的超现实特写后非常震惊，并认为她在肖像摄影方面很有潜力。纳维亚斯基还将简的作品集给《观察家报》的编辑兼老板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看，后者立刻就给了她第一个拍摄任务，为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拍摄肖像。她回忆这次拍摄时说它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但光线还不错。”实际上，后来简的很多标志性肖像都是在她对拍摄对象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拍到的。她拍摄肖像不依赖前期的调研、出人意料的创意或者复杂的布景，而只需要极短的时间，这足够让她看清楚一位拍摄对象，又不至于因为熟悉而丧失了初见时的直觉感受。

自1949年起一直到简生命的最后阶段，她都保持着每周两天到《观察家报》报到的习惯，于她，这不是上班族厌恶的打卡，而是“回家”。许多次她都将《观察家报》称为“家”，在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想过要跳槽。老板阿斯特也将她视为最爱，1954年，简与在时装零售行业当总经理的马丁·莫斯（Martin Moss）举行婚礼时，阿斯特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将简“交给”她的丈夫。结婚后简近乎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每周五天，她是“莫斯夫人”，与丈夫和三个孩子住在伦敦郊外，而周五和周六两天则来到伦敦舰队街（Fleet Street）的办公室，等待各种拍摄任务，这个时候，她则成为“简·鲍恩”。她在六十年摄影生涯中积攒的上千卷底片、印样和照片都集中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中，而在她自己家，除了屋后谷仓被用作一个私人画廊，房间里看不到任何简的作品。她将家庭生活与工作严格区分，倒不是由于家庭不支持简的工作，相反，这显示出摄影于她是内心深处的密室，是家人都不能涉足的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世界。

格林汉康芒，1984年

候车人，20世纪70年代末

带着一贯的谦逊，简自称为“卖照为生之人”，从罢工到考古挖掘，从示威到名人的婚礼，她对各种拍摄任务都不会拒绝。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报到任务的增加，简开始使用宾得（Pentax）的35毫米相机，但她不愿放弃禄来福来，因此常常在拍任务时带着两台相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她接触到了奥林巴斯OM-1相机，就开始只用这种轻便又不引人注目的相机拍摄。这款相机她有十几台，大多是二手的。作为一位尽职的报纸摄影师，简在工作时常常优先考虑图片编辑的需要，报道罢工时，她总会拍到挥舞标语的人群，这些总是当时被挑选出来发表的照片，不过时隔半个世纪，当卢克·多德浏览简的一箱又一箱底片以便为她整理摄影画册、拍摄纪录片时，他发现简在报道任务中也会拍摄个人化视角的照片。这些作品常常是一小群人或一对情侣，比如1971年她在伦敦拍摄的“艺术家为和平”（Artists for Peace）示威活动，以及1992年某张拍摄难民的照片，后一张照片中，四个人挤在一起，背景中的水面暗示他们在小船上，其中三位男性都目光低垂，而一位女性将视线投向照片之外。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那一刻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喧嚣或纷乱无关，在镜头后面观察到这些场景的简，则以自己的方式将这种静默封存起来。

“艺术家为和平”示威活动，伦敦，1971年

难民，1992年

在简继续拍摄主题多样的报道任务的同时，她作为肖像摄影师已经声名鹊起，她却声称编辑派她拍摄肖像，主要是由于她的高效。速战速决是她的绝活，她的肖像拍摄平均用时15分钟，耗费一个半胶卷。据说，她的最快纪录是30秒钟——1976年，她在伦敦一条幽暗的小巷中“抓”到了以害怕镜头出名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并快速拍下五张照片，其中一幅现在成了贝克特的标准像。当然，只强调简拍摄之高效显然忽略了她肖像真正的特质，那便是“传神”，是平静中的一丝忧郁。1981年，作家贝丽尔·班布里奇（Beryl Bainbridge）坐在沙发上直视简的镜头；1992年，简在人来人往的后台拍下希妮德·奥康娜（Sinead O’Connor）低垂的双眼。这些照片让人从心底生出悲伤之情，并不是因为拍摄对象真的在痛哭流涕，而是她们坦诚了自己的脆弱，这让她们显出动人心魄的美。

贝丽尔·班布里奇，伦敦，1981年

希妮德·奥康娜，1992年

无疑，摄影这一媒介本身就带有伤感，因为它表面上凝固了时间，实际上却越发让人注意到时间之流逝。临近生命终点的简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素来认为摄影师不该被听见、被看见的她终于开始对编辑及好友卢克·多德述说过往生活和拍摄中的点滴。她将自己所有的底片、笔记、印样和照片捐给《观察家报》，以建立一份完整的档案，但与这些伴随她一生的伙伴分离的前景，以及她明白自己终将无法再拍照，这些都让她悲伤。多德写道，“她是为摄影而生的人”，或许更准确的理解是，她是通过摄影来爱世界的人，她也曾承认，当她透过镜头看着某人，在一个瞬间，她会感觉到对他们强烈的爱。一旦简凭直觉意识到自己得到了理想的照片，她就立刻消失了！

（图片来自后浪出版公司及《财智生活》版面）

摄影：［英］简·鲍恩（Jane Bown）

编者：［英］卢克·多德（Luke Dodd）

译者：钱卫

书号：978-7-5356-8361-8

页数：288

出版：湖南美术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尺寸：248毫米×285毫米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内容简介

从学生时代的湿版作品到生命里拍摄的最后一张肖像照，本书回顾了英国摄影大师简·鲍恩（1925－2014）一生的创作精华。在为老牌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担任摄影师的65年里，她直视过塞缪尔·贝克特的敌意，面对过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强硬，捕捉过若有所思的穆罕默德·阿里。她喜爱在自然光下拍摄人物放松的姿态，用黑白灰表达人物的精髓。除了各界名人的肖像照，她还拍摄时常被忽视的人或事：邮局罢工、渔民的抗议、国王路上的朋克族、女性援助庇护所的儿童等等。本书由她的好友卢克·多德精心编辑，从她一生的作品中精选了200余幅照片。这些直抵人性深处，又不流于感伤，充满尊重和温暖的作品，奠定了简·鲍恩的英国摄影大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