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实习生 邓倩倩
在《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短短一句话，编织了人们对巴黎延续至今的印象与遐想。著名法语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筱一有时会想，当年那个在丁香园咖啡馆里坐着的海明威，是不是变成了差不多大半个世纪之后，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里的露姬呢？在莫迪亚诺笔下，露姬总是在小厅最里端的同一张桌子旁落座。初来乍到的那段时光，她从不和任何人搭讪，日子一长，她认识了孔岱咖啡馆里的那些常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袁筱一 主办方供图
“而年轻时代的海明威也在巴黎城中穿梭，认识了许多二战以前的艺术家和作家们。他们和海明威一样相信，他们能够在古老的巴黎确定下年轻的自己。”12月19日，袁筱一做客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从饭店、咖啡馆、沙龙等公共空间说开，与读者们分享了一幅极具历史纵深感的巴黎文化图景。
剧场与咖啡馆里的巴黎文艺
“浪漫”“文艺”“梦幻”……对巴黎，人们充满了无尽想象与向往。
“‘巴黎式的情调’应该在中世纪后期就已经渐渐出现了，它是我们今天对巴黎美好印象的前奏。”袁筱一介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初期，尤其是路易十一制下的巴黎的模样：“到了十五世纪，还是分成三个完全分开、截然不同的城市巴黎，各有其面貌、特色、风俗、习惯、特权和历史，这就是老城、大学城、新城。”
而“三城完全分开”的局面在后来的几个世纪得到了延续，直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间，左岸、老城和右岸渐渐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巴黎。在袁筱一看来，巴黎城市建设与文化的“合二为一”有两个根本标志：一是在启蒙、批评精神的照耀下，“知识界”在法国有了一席之地；二是以平等为口号的法国大革命划去了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
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剧场”。她说，在法国文学的古典主义时期，剧场还专属于上流社会，但到了启蒙时代，剧场已能容纳各色人等。除了“剧场”，还有其他更加松散的公共空间，例如路易-塞巴斯梯安∙梅西埃在《巴黎图景》中提到的“六七百家咖啡馆”。
Le Procope饭店
“大多咖啡馆在今天都没有了，但我们能从现在还在的Le Procope饭店里，一窥当年文人、冒险家和思想家在此聚集的场景。”袁筱一称，Le Procope始建于17世纪末，是启蒙的见证，更是18、19世纪法国艺术与哲学的中心。拉·封丹、伏尔泰、富兰克林、巴尔扎克、雨果等等，都是这里的座上宾。这里还孕育出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遭逢过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的慷慨激昂，因此也算是孕育出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今天，我们或许只能从饭店菜单上的‘革命者牛排’中体会到当年在此激烈交锋的革命思想。”
法国文化名片“沙龙”，一度是矛盾的存在
而在剧场、咖啡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就是“沙龙”——在今天的上海，它也成为大众熟悉的存在。
袁筱一说，从17世纪到18、19世纪，作为一种文化空间的沙龙在巴黎有着不同的意义。17世纪的沙龙将巴黎与精英文化连接在一起，但18世纪的沙龙变成了某种“过渡”，既在某种制度上维持了精英文化，又孕育了反对贵族特权的革命思想。之后，沙龙转向了音乐活动或文学活动，也是这一转向意外地为巴黎成为各种文学艺术的中心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尤其是后半叶，人们在沙龙围绕着雨果、龚古尔兄弟、李斯勒或马拉美讨论文学问题，艺术界的人士也在沙龙里演出，开展小型的业余剧团或者音乐会。
“当时，和德语国家或者德语区的帝国相比，巴黎还缺少演出厅，所以沙龙往往成了非常正规的宴出场所。世界各地都会有尚没有得到承认的音乐家飞奔来巴黎，在这里寻求机会，而李斯特、肖邦、帕格尼尼就经常在巴黎的沙龙里演出。在浪漫主义时代，沙龙于是成了非常矛盾的存在，作为精英荟萃之地，它却保留了平民成功的可能。”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沙龙在三个世纪里作为文化空间的反复，袁筱一还特别提到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小说里，新婚不久的艾玛就对“乡巴佬”丈夫产生了厌倦之情，她是一位“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因为巴黎这一特殊的同一文化的存在，她也模模糊糊地幻想着自己过上在淡雅的沙龙里谈论政治、音乐和文学的生活。”
“我们也能够理解，福楼拜并没有对艾玛进行自上而下的道德评价，他只是忠实地记录了在19世纪，我们称为‘法国文化’的东西，究竟是怎样进入每一个非巴黎人的内心的。”袁筱一说。
左岸的巴黎何时迎来文化的曙光
而这样的巴黎文化，要到20世纪才真正被颠覆。袁筱一强调：“从地理空间上，我们必须理解一个巴黎城市建设的事实，那就是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重新规划的巴黎，它是随后到来的20世纪巴黎文化的基础。严格意义上，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巴黎，绝大部分就是奥斯曼规划的巴黎，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左岸文化的崛起，也和奥斯曼的规划不无关系。”
1853年，奥斯曼任塞纳省省长一职，彻底实施了对巴黎的改造。他为新的巴黎增添了114公里的新街道，拓宽了无数条街道，载了十万颗树，还改造了巴黎的地下世界。现代巴黎的城市面貌基本确定下来。而地理空间相对固定下来之后，就等待着文化场景一一填入其中了。从此，巴黎不再只是右岸的巴黎，左岸的巴黎也迎来了文化的曙光。
袁筱一接着带领读者特别回顾了20世纪初巴黎所经历的文学和文化的大事件。“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其中的大众化和世俗化的意义，我们才真正地理解了‘左岸’的精神。而多亏了在20世纪初来到巴黎的海明威们，他们通过他们的笔把巴黎——无论是右岸还是左岸——又拼接成了一个新的整体。”
她提及德雷福斯案件、电影的出现、现代奥林匹克的兴起、先锋艺术与现代文学的诞生等等。“绘画领域野兽派的德兰、马蒂斯、毕加索，文学领域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介入文学，音乐领域的斯特拉文斯基，无不脱离了精英文学和精英艺术的轨道，你会看到世界作家们都在这里写作，比如乔伊斯在巴黎完成了《尤利西斯》，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打开了平民文化的可能性，这些平民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努力把巴黎的左岸与右岸重新拼接成了一个整体。”
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
巴黎之所以是巴黎，说到底还是因为人
在讲座最后，袁筱一梳理了巴黎的“文艺咖啡馆”。幻灯片一一闪过海明威笔下的丁香园咖啡馆，和毕加索有关的圆顶咖啡馆，留有于斯曼、古尔蒙、萨特痕迹的花神咖啡馆，等等。“从西岱岛到右岸，再到左岸，我们惊讶地发现，从巴黎历史不同阶段留存下来的，竟然是穿越了近代的时光的咖啡馆。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倘若我们要在上述那些文化的，文学的世界里找寻一些什么，那就是我们都能够看到在这些先锋人物的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咖啡馆的存在。”
袁筱一说，我们似乎有一种幻觉，《青春咖啡馆》里的露姬，或者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萨特在虚构与真实的世界里交替坐在巴黎左岸咖啡馆的“专座”上，为我们呈现或虚幻或真实的巴黎，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又一张的巴黎城市文化的“底片”。
“事实上，我们喜欢谈论巴黎，无非只是因为巴黎和我们不同，和上海不同。但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成为另一座城市的模式，因为城市说到底，还是由传统、人以及不断变化着的时空构成的。巴黎之所以是巴黎，说到底还是因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而不是因为咖啡馆或别的什么。咖啡来到了巴黎，遇到了巴黎的人和事，如此才构成了巴黎的咖啡馆，和包括巴黎咖啡馆在内的巴黎文化。”
她笑言，或许一百年后，也有一个法国人，在巴黎做一个类似的文化活动，他/她的话题是：建投书局和上海文化。
本季“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从今年12月起至明年2月共开设6场读书会活动，在“城市之光”的主题下，选取巴黎、纽约、东京、伦敦、圣彼得堡、米兰6座国际城市为讨论对象。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自2017年至今，已推出了“上海史”、“大师”、“江南”三大系列。据悉，本季“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从今年12月起至明年2月共开设6场读书会活动，在“城市之光”的主题下，选取巴黎、纽约、东京、伦敦、圣彼得堡、米兰6座国际城市为讨论对象，分别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街头文化、城市精神、滨水空间、文学地标、时尚艺术6个文化领域为话题切入，与读者在北外滩一同阅读城市，思考城市，看见城市的未来。
责任编辑：梁佳 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