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达教授丨忆旧纪年：我的高中生活（米加小镇世界邮局正版）

编者按

2023年2月18日8时10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教育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兼第三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召集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一级教授黄达与世长辞，享年98岁。我们重温他的回忆录《忆旧纪年》，以此致敬和怀念敬爱的黄达教授。

《忆旧纪年》是黄达教授自撰的回忆录，讲述了他从记事开始，到1950年，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求学、探索社会、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完整经历和心路历程。既有对自己成长经历的详细记述，对家人、亲情无限的思念，也有对时代、社会环境的洞察和分析。语言精炼，文字平朴，感情真挚，直指心底，震撼心灵。

本文为系列第八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16年第6、7、8期。

我的高中生活

文/黄达

中学毕业前夕的黄达（1943年）

天津市立第一中学，人们一直称之为铃铛阁中学。通常，连“中学”这两个字也省略了，人们也知道是指这所中学。它还有一个名字——“官立中”，也很响亮。其由来，是因为这所学校从一开始就是“官”办的，而且是天津最早官办的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天津市立第三中学，并且把校址搬到远远的郊外，现在恐怕已经不再有人提起它的老名号了。这种缺乏尊重自己民族历史的素养而轻率地把值得记忆、值得保留的传统毁掉，实在令人痛心和遗憾。

这所中学的兴办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原来的校址是稽古阁书院，处于天津城的西北角之外。稽古阁书院应是一所文化机构，有“藏经”楼，八国联军侵华时被焚毁了。稽古阁有铃铛，大概原来就俗称铃铛阁。我曾看见过校史陈列中有几个古老的铃铛。

对于校史，我没有认真考察过。印象主要来自人们的只言片语，比较集中地则是来自校歌。今天我还会唱这首校歌：

问析木之津，遵学海之滨，

劫灰余地尚荆蓁，是我校之生存。

当思来处不易，其命在维新，

稽古废，藏经焚，

历经缔造何苦心。

校铃一振，教育精神，

望顾名兮思义，

其为第一中坚之国民！

这首校歌，就文风来看，是属于20世纪早期的；就内容来看，放到今天，也是一首很好的歌：从文化传统起笔，讲到民族的苦难和急切创办新学的校史，讲到出路在维新，讲到教育精神，讲到学子应以国民之中坚为自我培育的目标。有文采，有深沉激愤的进取精神，简明并朗朗上口。

“第一”，是来自省立或市立第一中学的称呼吧。省，最早叫“直隶省”，后来才叫河北省。天津时为独立市，时为河北省的省会，一直多变。日军占领的那段，天津是特别市，所以叫天津市立第一中学。

这所中学是男生中学，以管理严格闻名。1940年夏，我在报考时就听说学生不准留分头。所以入学报到时就把分头剪成寸头。入学后的两三天看到同学都是光头，自己是寸头，有点各色，但还抱有侥幸心理。没想训导主任通过班长把我叫去，命令剃光头，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过了高中三年光头生活。现在还保留一张高三毕业时的光头标准照。

记得那时天津的中学，除此一所以外，或至少是大部分学校，并不“管”发型。不过，对于连发型也管的校规，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你觉得管的严，可以上别的学校。好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管理思想更趋于“划一”。校长，或学校决策机构，很少能作出有本校独特色彩的决策。稍有一点点不同措施，不仅是领导部门，就是舆论，也会以“划一”的标准为据，提出质疑。办教育，自然应该有基本的标准。但要叫所有同类学校，都是一个面孔，并不见得就是好的管理思想。事实上，也不可能是一个面孔。问题是，是应该硬性地力求把大家都营造成同一的、无差别的面孔，还是允许个体营造特色，以求得整体水平的提高呢？

这所学校的初中每年级是四个班，高中每年级是两个班。我进入的是高中一年级一班。同学大部分是本校初中升上来的，像我这样从外校考进来的是少数。

绝大多数同学来自收入偏低的市民家庭。一律光头，着中山装，有时也扎裹腿，戴“战斗帽”。着装，学校有规定，但并非特别严格。布中山装是最便宜的服装，也适合学生生活。裹腿、战斗帽，好像有规定，但并不要求时时穿戴。在这所学校里，极少有比阔气的现象。我那时的家境已经相当窘困，但入校时穿着长布衫，留着寸头的样子，在本校同学的眼里还是有点异类。大约经过一个学期，我才逐步融入这个新的群体。

更使我深深感觉到的是笼罩着学校的学习氛围。同学间打打闹闹，课堂上调皮，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但认真学习的氛围，相对于我上过的志达中学、汇文中学，那全然是另一个天地。好像周围有一股力量，那不是使人感到压力的有形力量，而是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推动自己有了自觉地吸吮知识的内在动力。

入学的第一学期，我的学期考试成绩在本班排在第九名；以后的五个学期的考试，在本班一直排在第三名。

老师

这所中学高中所用的课本，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两样，但教师队伍却是强中之强。其中，特别有三位老师——两位语文老师、一位数学老师，我一生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们，感谢他们；我的同学们也一直对他们衷心敬重。

一位是高中一年级的语文教师王荫浓老师。北京大学毕业。他矮胖矮胖的，当时同学们并不怎么敬重他，课下都叫他的外号——王胖子。但他很精明，课堂上镇得住，课程内容充实，考试要求严格。所以在他的课堂上，同学都很专注，不敢调皮。记不清当时课本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他好像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讲；配合着讲课，给我们发了许多油印的讲义，讲义内容不一定讲到，但却不一定不考。

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诗、词、曲这三部分，还往上涉及楚辞、汉赋，下及明清小说。对于唐诗、宋词、元曲，我过去都知道一些，有些还能背诵，但都是孤立地学习、欣赏。而在王荫浓老师这里，他都是从整体讲授，给出全貌。

比如诗，他是从古诗十九首讲起，讲到唐诗，讲到唐诗的发展、演变，讲到宋诗；也还讲到诗歌缘起这样的理论问题，等等。这就把过去自己零零星星记住几首唐诗的知识提到一个全然不同的高度。

对于词，他讲的更多。后来看到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觉得并不陌生，显然，王荫浓先生讲词的时候，已经把王国维先生那一代的研究成就传授给了我们。他大学的毕业论文记得是《李清照改嫁考》，高一结业前，他曾把大约是64开那样极小开本的铅印论文赠给几位学习语文最好的同学。遗憾的是我不属于这个范围。那时同学们也瞎评论，说王先生“笔走偏锋”，只关心女词人改不改嫁的问题，不过也都从内心佩服他对词的执著与专注。

对于课本上的选文，只记得他讲过一篇建安七子王粲的《登楼赋》。这确是一篇经典的小赋。但在诸多名篇之中，课本为什么单选这篇？同学们分析，是因为这篇赋里有一句“冀王道之一平兮”，而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占领当局宣传的就是要在中国建设所谓的“王道乐土”！他要求我们背下来，要考试。我当时只会背前几句。考试时自我感觉很坏，但后来知道的考试分数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照顾。在这道考题的分数上得到照顾的显然不只是我一个学生。

还有一次作文课，印象极深。他出的题目是《雪》。我既写了瑞雪兆丰年，又写了谷贱伤农。自我感觉还可以。但发作文时，他却给了我一个不及格，并用低沉的声音说：“意思不好！”显然是关照我，类似谷贱伤农这类在当时犯忌讳的议论不要随便发挥。

对于王荫浓先生，在1993年的一篇短文中，我曾这样概括：“引领学生历游古往今来的文学园地，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开启了一条通道。”

另一位是教高二、高三两学年语文的裴学海老师。铃铛阁的老同学们传说，他没有上过任何新式学校，就凭自己的学识直接进入了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有人说他是梁启超的弟子，有人说应是私淑弟子。那时，我们都知道他有一本代表著作《古书虚字集释》，在学界很有名。另外还有关于孟子的著述等等，但书名也知之不详。改革开放之初，我在书店看到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出版的《古书虚字集释》，非常高兴地买回家，但由于研究中极少需要深究古文含义，一直在书架上静静地与《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放在一起，至今已过三十年。

我们那时都称呼他裴老夫子。矮墩墩的身材，步履迟缓，行动端庄、持重。在中学生的眼里，他是一位外表守旧、年高德劭的长者。穿着，在当时也属老派，甚至有些土气——肥肥的灰布长衫，样式老旧的布鞋，一年四季好像都是同一个式样。

从裴老夫子的外形，从他研究的古文领域，很容易推论他的思想也会是守旧的，会是老学究，老古板。其实不然。两年的授课，讲的都是古文——那时在日本占领下的语文课本，主要选入的大多是古文。但他讲古文，却是从古及今，讲到历朝历代，讲到康梁维新，讲到鲁迅、胡适、新文化运动。当然，在日本铁蹄占领之下，讲课有极多的禁忌。但他却总可以绕开禁忌，讲人们对大千世界种种问题的认识。与那些“冬烘”总说古圣先贤怎么高明，后人如何一代不如一代全然不同，裴老夫子则总是讲后人较之前人的进步。可惜的是，具体的事例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与王荫浓先生不一样，裴先生没有自己编的讲义印发给大家，记得一直是选出课本里的几篇课文依次讲解。通常他讲得很仔细。课文都是从《诗经》、《书经》、《春秋》、《国语》等古籍中选出的，他都会讲讲有关这些古籍的基本知识：讲到秦代焚书和始于汉初的今古文之争，讲到历代研究发展的脉络，讲到清代朴学派的研究成果，并一直讲到新文化运动一些大师的研究贡献。好像他并不特别推崇朱熹；他肯定朴学派但不赞成单纯考据；他也时时讲起康梁维新和新文化运动里的一些笑话，但从不否定他们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成就。记得在讲解楚辞时，就介绍过郭沫若对“兮”字的考据。正是这一些，不知不觉地使我们对于古籍研究形成一种质朴、求实的认知思路。

对于文章的内容，那是逐字逐句地讲。我们那时根据书上的注释已经大体知道读音、典故、释义等等，但是，裴老夫子的讲解则处处开拓我们读古籍的思路。

比如，他总讲，读古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认“别字”。他说，中国的文字，现代的字数比古时候多得多；越古，字数越少，一个字形往往代表许多同音的字。当你弄不懂时，想想其他同音的字，也许就能弄通了。他说，历代注释里，一个字通另一个字的“通”字就是识“别字”的成果。他强调读古书不能只看字形，更应重读音；在读音上下了功夫，往往几个很古奥的字，说的却是并不难懂的意思。同学里一知半解地传说，中国的“小学（文字学）家”分两派——重形派与重音派，裴老夫子属于重视读音的一派。到底是不是这样姑且不论，他在这方面的引导，确实极有启发。

在他慢悠悠的讲解中，经常会澄清对于古籍讲解中的谬误。现在记忆犹新的是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记得，从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到这个故事：柳下惠让一个女子坐在自己的怀里一夜也“不乱”——没有发生性关系。裴老夫子一方面指出这是后人对古籍记载的演绎，古籍的记载并没有“坐在怀里”的内容。同时指出这类演绎本身就是荒谬的，把女子抱在怀里，已经是“乱”了，何必进一步推敲！

对于古人叙事行文的“曲”的笔法，他总能深入浅出地讲清楚。比如讲到卫灵公喜欢鹤，“鹤有乘轩者”，我们虽然已经懂得只有有地位的人才有资格“乘轩”，但对于鹤如何“乘轩”的含义大多不求具体了解。裴老夫子则具体地讲：人乘轩既舒适又有华贵感，要是把鹤放进去，鹤一定不会在轩里安静地享受。所以“鹤有乘轩者”所要说明的意思就不能就字面简单理解，而是说养一只鹤的开支相当一位“乘轩者”的俸禄。记得，他告诉我们，对于“曲”，前人已经有所论述。可惜已经记不起他给我们介绍的代表作了。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古籍中的“三”和“九”，他专门给我们讲解了清代（或是更早）一位名儒的文章：“三”和“九”，许多时候不是指具体的数，而是指多数、极多数。比如，“吾日三省乎吾身”里的“三”，不是说每天对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几个方面要反省“三”次，而是“经常”、“随时注意”的意思。“九天”的“九”，有时是具体指天的中央和八方，但通常是用来形容“极高”、“无边无际”。到现在，我还能背下其中的一段文字（可能不准确）：“一者数之奇者也，二者数之偶者也，一加二而为三，数之成者也。三三而为九，数之极者也。”这是对于“数”的极具哲理性的概括。

裴老夫子讲解课文时总是引导我们把握这类“方法论”，日积月累，不知何时，好像捅破了读古人文字的窗户纸。回忆起来，像《搜神记》、《唐人传奇》、《聊斋志异》之类，以前也读过，那只不过大体弄懂故事情节；而经过这两年，已经能够欣赏古文既简练而又传神的精妙文采。对于更古的典籍，好像也有了借助前儒的注释和工具书可以攻读的能力。

在1993年的同一篇短文里我是这样写的：国文教师裴学海先生，在讲授中拆章析句，辨字正源，使我得以有机会窥探汉语文字恢弘的殿堂。

第三位是高二、高三两学年教数学的杨学涵先生。他教的是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大代数的教本是美国的《范氏大代数》，解析几何用的是什么教本不记得了。在抗战前是用英文原版教本。我上高中时已用中文译本。

也是在1993年同一篇短文里，我是这样回忆杨先生的：“风骨清介，治学严谨，令人肃然起敬。”今天想来，也许做些改动更为妥切：“风骨清介，不苟言笑，教学严谨，令人肃然起敬。”他高挑、清瘦，穿着十分朴素。春夏秋冬总是长布衫；布衫不讲究但也不邋遢，只是好像总沾着一些粉笔末。他不像有些锋芒毕露的老师，靠训斥保持课堂秩序，记忆里好像他从没有训斥过我们。他没有犀利的目光可以震慑学生，他经常不看学生，而是望着教室的空间；也许是超出教室的更广阔、更遥远的空间。他讲课音调平和，有时没有讲清楚，常常是自己莞尔一笑再重讲。可是他的课堂秩序极好，说学生怕他似乎不确切，也许用“敬重”这个词来表达或许较为贴切。“敬”就敬在他讲课的态度十分认真，道理交代得清楚明白。

杨先生教的内容，我绝大部分弄懂了，他留的作业我全部按时完成。高二、高三，每学年都有一次年级的数学会考。高二的会考我得了第一名，高三的会考得了第三名。高三所以没有考好，是因为对于一个解析定理的证明没有完全理解他讲授的内容。这使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学数学有什么用？对于我，那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志于进大学，学工，自然要关注数学。不少同学不想深造，或者想学文史，那确是把学数学当作负担，能对付及格就很满足。我后来因病没能考大学，数学好像真的没有用了。只不过无聊时用排列组合和概率的原理，算算扑克牌和推牌九花色之间大小的排序等等，往往才能体会数学和生活之间竟然结合得如此紧密。后来参加革命，进入社会生活，再后来接受任务，走上讲授经济学科的讲台，开始觉得数学知识有用。再后来，有一个问题深深触动我思考，那就是把马克思论证的流通中货币数量原理和他论证的纸币原理结合起来，必然的结论是，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费雪的交易方程式成立。当我用代数方程式——极其简单的一组方程式——列出这个想法之后，周围的教师，不论是同龄的还是老一辈的，或是没有兴趣，或是看了看觉得头痛。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与费雪连在一起是犯大忌的，事实上我也没有用“交易方程式”这个术语。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而问题可能在于很多人上小学、中学时就存在对数字推衍的排斥。但排斥数学的思考，如何进入经济学的研究？到上世纪60年代初，高等院校财经专业也有了西方经济学和高等数学课程。深感自己的数学功底差距太大，我曾跟着同学的高等数学课，补习了微积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感正是杨学涵老师给我打下的有关数学方面的基础观念，使我有可能弄懂了微积分的思路，这对于后来补学西方现代经济学极有帮助。不过，不惑之年学数学，学来的总像是“外挂程序”，不能自然而然地运用。到现在，我能运用的基本还是代数和解析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位老师都在天津的大学任教，成为知名的教授。大概是1979年春，我回到铃铛阁中学，参加校庆。这时，学校早已更名为天津市立第三中学，也搬离了藏经阁的旧址。在庆祝大会上，看到杨学涵老师被请上主席台。相隔近四十年，他老了许多，但在我们到会同学的眼里，好像依然是给我们上课时高挑、清瘦，穿着十分朴素的样子。

应该说，当时铃铛阁中学的优秀老师还有许多许多。

如教英语的金老师。在日本的占领下，英语课大大压缩，每周只有两学时。但提起金老师，同学们还是相当敬重的。他总是穿着用西装面料做的中国式长衫。合体、整洁之下，带着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气质。他的课堂秩序一直很好，每堂课要求于同学的都很清楚。可惜，我学得不好，经常回答不出金老师的提问。

周老师，是一位风度翩翩年轻老师。衣着讲究，夏天穿着淡青色的绸长衫，内套白绸的短裤褂，一尘不染。看到他，总会联想到《聊斋志异》里用的“美风姿”、“顾影无俦”之类的语句。他的主课在初中。后来，他在我们的“修身”课中讲了“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一讲。原来我们只是关注他的衣着，当他讲了这样一堂旁的老师都不愿意讲的课，也不禁觉得对他不能只从表面上认识。同学们也知道他讲的与他真心想的不会是一回事，但他到底是日本的人，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难以捉摸。新中国成立后，听说，他在天津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

教体育的张老师，有四五十岁，已经发福。经常穿制服，戴战斗帽。但不论是穿新衣服还是旧衣服，总是皱皱巴巴的，看不出来他年轻时作体育教师的挺拔身影。有一件事使我很敬佩他。我上学的时候，全校只有一片小小的操场，两个篮球场，中间夹一个排球场。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却在40年代初培养出一支打遍天津高中无敌手的篮球队。我上高一时，这支篮球队是高三年级。再有一件印象深的事，就是在他为我们代音乐课时，教我们唱《阳关三叠》和《木兰词》。木兰词是最早谱的曲谱，他还介绍了谱曲人的想法，如对于“对镜贴花黄”一句引进京剧的曲调“５６６.５|３.２１－|”，等等。从上世纪40年代，自己间或接触到一些为古诗词谱的曲子，但随生随灭，极少有像《满江红》那样能站得住的。张老师传的《阳关三叠》和《木兰词》这两首谱子，古韵悠扬，我至今不忘。

教物理的王老师，是老教师，矮墩墩的，衣着整洁，不苟言笑。他教的固体物理，我至今受益。可惜，他同样认真教的热学、电学，我懒于硬记一些必须硬记下来的道理，至今在这些方面还是糊里糊涂。

有一位教三角的石老师，是天津名门大户的子弟，但却朴实、和蔼、宽厚。他排行第七，同学都称他“石七爷”。他的课堂秩序极乱；他有时发脾气，同学也不怕他。但我觉得他的三角讲得清楚，我受益良多。

还有一位代课的老师，只代了一堂化学课，可能是讲到纯碱，他充满感情地介绍了永利治碱厂的创业史，讲了中国人所创造的纯碱生产流程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开始多少有些嘈杂的课堂很快静了下来，大家全神贯注地听讲。他一点抗日的大道理也没讲，但对于增强同学们的民族信念，作用深远。

同学

上这所中学的，除个别同学外，家境大都是收入偏低的，以中下层职员家庭为主。也有个别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则属家长要求他们好好读书而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在这所中学，看不到“公子哥儿”气派的纨绔子弟。“公子哥儿”，那时指当地名门望族中还有经济实力的子弟、大工商户的子弟、当权和下野的权贵（如那时有不少下野的军阀在天津租借地作寓公）的子弟等等，不知与当今“富二代”的说法有何异同。

同学们住处有近有远，居住较远的都是来去匆匆，下课就要赶快回家。住的较近的，有的在学校逗留一会儿，打打球，聊聊天，一些喜欢丝竹乐的同学有些合练的活动。同学的交往主要在课前课后。都聊些什么，只记得有时聊聊电影，哼哼一些电影里的流行歌曲；有时也聊聊流行的小说，包括美国的小说。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小说《飘》（最初的译名是《乘风而去》）的中译本在天津已有流传。班上有少数喜欢文艺的同学交换过只言片语。我是从报纸刊物上还有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本书，但无路借到。听到只言片语的议论我也很感兴趣。

在政治方面，讨厌日本，这在同学之间是不避讳的。也会谈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对于“抗战胜利”，大多觉得有些渺茫，不过也并未全然灰心。也有时谈到“八路军”，更多的是觉得神秘，深不可测。终归是在日本占领之下，都只是东鳞西爪，不会深谈。谁也不会打听对方的政治背景。

在这期间，我曾读过几本“进步”书籍。如苏联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的中译本，这是当时不能公开流通的书，是通过什么渠道借来的，记不清楚了，好像有一两本是从同学那里借到的。借给我书的人，并不一定是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人。高中毕业之前，我对这所学校的地下党不了解；抗战胜利后，逐步感觉学校有地下党组织，但直到1946年我进入解放区之前，从没有与感到的党正面发生联系。解放后才知道党的组织一直存在而且做了许多工作。

有几位在高中三年的同学，记一记，也可以反映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

郭镜勖，高中三年六个学期，在我们那个班一直考第一。人很聪明，各门课学得都不费力。英语特别好，已经能会话，这与他的父亲在洋行做事，会英语，应该是有关系的。在政治上，他好像随遇而安，缺乏理想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他有时明白地表示，自己是“大块肉主义”——大家面对一碗只有一两块肉的下饭菜时，会脸不红地把肉夹进自己的碗里。在班里，他与同学都能嘻嘻哈哈聊天，但与之要好的只有郑树人一位。后来我加进去，成了三人的小圈子。高中毕业后，郭镜勖考进北大医学院，我因病没有考大学。最初的一两年，假期依然多有来往。天津解放后我从同学处听说他已经从医，后来听说他在天津的小儿科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大概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主动与我联系，说已经加入民主党派，并寄来一张在北戴河休养的照片。那时，他已经是很有名的医生了。这一些，都不出乎我对他的意料。“文化大革命”后听说他在运动中自*了。他不是心眼儿很窄的人，是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使他走了这条路？相识的人都不甚了解。无论如何，没有能保护住一位中年的高明医生，是我们社会的损失。

郑树人，当时年龄较大，性格有些内向，喜欢画画，也喜欢摄影，他的取景、剪裁，比我们同学要高出一大截。高中毕业后，他没有升学，家里给他在日伪的银行里找到一份差事。毕业后，我们依然多有来往。他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也没有郭镜勖那种时时想出人头地的冲动。毕业后的半年多，可能喜欢摄影的原因，他跟给我们照毕业照的一家小照相馆——“大众照相馆”的老板康俊山搞熟了。康俊山说是老板，其实集技师、伙计、杂工于一身：照相馆是他，他就是照相馆。1944年暑假后我失业的一段时间里，就是郑树人把我介绍给康俊山，让我在这家小照相馆帮忙的。1946年春我离开天津到解放区后，另外一位同学刘铁淳，中共地下党员，发展了康俊山；后来康俊山为我们党作了很多工作。比如，天津解放前夕盗出城防图，其中就有他的一份功劳。解放后，他一直在天津公安系统工作。而在我们同学中第一个与康俊山建立密切联系的郑树人，却由于不怎么支持共产党而在解放后消沉了一段。以后好像一直在工会系统的基层单位工作，利用摄影的专长为基层、为群众服务。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发挥自己专长的空间，在“文化大革命”后我与他恢复交往了多年，我感到他是满足的、幸福的。

顾通，我与他是一对一的好朋友。谈得来，主要是由于读书以及对社会日常生活的观察往往有共同的思路。除语文外，他学习成绩中等。他的父亲喜读书，有一些中国古典书籍，如一部扫叶山房的《聊斋志异》，我就是从他那里借来阅读的。这部扫叶山房的《聊斋志异》，注释特别详尽，从中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聊斋志异》，我所见到的版本，注释的详尽程度，较之扫叶山房的版本，都相差甚远。高中毕业后，顾通考进北大法学院，后进入一家银行供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工会系统工作。上世纪90年代病逝。他的妻子是共产党员，他的妹妹是地下共产党员，他本人却一直是位地地道道的无党派人士；他人正直，与世无争，更无轰轰烈烈的业绩。对于共产党，对于我们的政府，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绝不是反动势力，也不是歌功颂德派。应该说，他是关心国家大事却一直处于旁观地位的人士。有许多看法，失之于片面、偏颇，也有许多，确是我们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间，我们断断续续有过多次通信。他用通信方式表达心声的，应该只有我这一个与他从中学就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的对象——他确信我不会把他误解为反动派。而我肯于用通信方式就国家大事讨论思想问题的也只有他一人——我确信他对我的剖析，不论同意不同意，都只会埋藏在他的心里。

李家琦，没有读完高中，就到邮政系统当职员了。邮政系统，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是人们羡慕的好去处。他和郑树人关系较好，从而我与他也有了较多的接触。可能在邮局，他接触了地下党并参加了地下活动。对此，不只我，就是郑树人也不了解。只是觉得他交往较广，常常带来些社会动态的小消息，其中有时也说些有关抗战的小消息。天津解放后，他很活跃，心气颇高。不知为什么，不久之后，一直受到审查、打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为其作出公正的结论。他为人豁达，我在他已经摆脱了政治上被歧视之后见到他的时候，好像多年的压力也没有改变其谈笑风生的性格。但可惜的是，他已经“被”荒度了精力旺盛的好时光。他会唱单弦牌子曲，很有水平；会治印，也颇有水平。

解崇熙，他的父亲是律师，是极少数家境好的一位同学。他年岁较小，但十分聪明，上学时，就好像天南地北、政治经济，无所不知，只是功课却属中等。他有时讲讲国民党的重庆“大后方”，也有时讲讲共产党的八路军，不过，同学中从没有人怀疑他有什么政治背景。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一个全然有经济支撑的他，竟没有考大学，也没有找工作。当时我因病没有考大学，他无事可做，所以，中学毕业后的一段，我们俩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逛大街。后来，他得了肺结核——这在那时是不治之症。病中，他非常想让他的女朋友照看他，可是他的父母反对。我与康俊山俩人还穿着整齐，郑重其事地拜见他的父母，替他说情。后来他的父母同意了，我、康俊山，还有其他同学，都认为我们办了一件大事。可是解放后，我回到天津，听康俊山说，解崇熙的病越来越重，心情越来越坏，看他的女朋友越来越不顺眼。还是康俊山，帮他的女朋友搞到一张回故乡的火车票，尽到了做好事佬的最后一点责任。解崇熙不久也病逝了。那是解放战争激烈交锋的岁月，我们曾认为自己办了一件罗曼蒂克的好事，却在严酷的生活实际面前，落了个全然没有文学作品中大喜或者大悲的故事结局。

刘铁淳，他不止一位哥哥都在这所中学读书，从而他的活动更多地是与高年级同学在一起。“铃铛阁中学”有一所“子弟小学”，是利用学校的教室，在晚上为附近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上课，教师就是高中的同学。我到这所学校的时候，子弟小学已经办了多年，学制相当完整，教学质量社会评价甚好，好像学历也受到社会的承认。参加子弟小学活动的同学，从高年级向低年级，纵向形成一个圈子，刘铁淳至迟从高中一年级就是这个圈子里的活动分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负责人。我与他三年高中一直同学，但交往平淡。毕业后也少有来往。抗战胜利后，以在子弟小学活动的毕业生为主，发起组织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的校友会，名义上是准备欢迎“国军”。由于我在学校曾短暂当过训育员，刘铁淳找到我，要我参加筹备校友会的活动。这时，我接触了高年级的同学，如邵天仁、米加同等人。我在校友会的活动，也就是几周时间，其中的几位骨干，我观察，都是正人君子。但政治倾向颇有区别：有人明确认定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是争权夺利，有的则含而不露，不表明政治倾向。刘铁淳属于后者。不过，在筹备校友会的过程中，共产党的影子我还是有所察觉的；从而感觉到，子弟小学必定是我们党的活动基地。由于我很快离开天津，所以与刘铁淳的交往戛然而止。天津解放后，才了解刘铁淳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天津担任中层领导职务。

骆镇东，高中同学三年。在同学中间，撇开政治这个谁都懂得必须小心翼翼不要直接触摸的题目外，纵然是社会、人生这类问题也只有少数同学关切，骆镇东则是极少数喜欢谈论这类问题的同学之一。有些诗，如“恋人之目黑而美，十一月，狮子座的流星雨”，记得就是他朗诵给我听的。在三年高中期间，有交往，也有些谈得来的题目，但并不亲密。毕业后他也没有升学，没有就业。这期间，我们两人经常通信，谈谈青春的苦恼，谈谈空度光阴的空虚和万无聊赖。有共同语言，彼此互称“笔谈老友”。不久，他结了婚，以后就少有联系了。总的印象，他偏于“左”，并不确知他的政治背景。1946年日本投降后，先是美军要在天津登陆。这时骆镇东塞给我一份秘密宣传品《为美军在津登陆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这使我确定他与我们党有联系。解放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有人说，他很早就去世了。

贺宗孝，他可能只上了高中一年级，就从同学间蒸发了，但给同学的印象极为深刻。他的家离学校很远，早晨夹着书包匆匆而来，下课夹着书包匆匆而去；在课间，他很少离开座位，至多在座位上站起来，伸伸懒腰。同学间的打闹从不参加。英语在班上数一数二，文言文作文也数一数二，知识面较广也是同学们公认的。比如有一次同学在课间议论美国的小说《飘》，其实都是根据报刊的介绍胡乱发挥，不知怎么引起他的兴趣，*一两句话，同学一听，他才是读了这本书的。1946年或194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他已经是华北联合大学外语学院的英文教师。名字改为霍明。我高兴地抱着他跳了起来。他依然是老样子，只是低声地笑了笑说，你也来了。同在华北联大，却极少有接触的机会。北平解放后，听说他去了外交系统。以后一直没有联系，也极少有人传递他的信息。这是一位才华绝代的才子，只是不知道是否发挥了他的才华

同学合影，左起康俊山、顾通、郑树人、黄达、解崇熙（1944年前后）

图书馆

记不清是进校多长时间了，我发现了学校的图书馆，这个小而精的知识宝库。它在当时学校的西墙根。一进去，面对的是借阅台，借阅台后是书库。右手是一间阅览室，不大，可容十几个人阅读。

由于我那时的家距离学校较远，都是自己带一张饼或一个玉米面窝头，或到学校附近的豆浆铺（天津人叫豆腐房）要一大碗热豆浆，或到小饭铺把干粮加加热，来解决中午饭的问题。上午下课到下午上课中间有两小时，解决午饭约需半个小时。没发现图书馆的时候，只能回教室与同学聊天；发现了图书馆，可以有一个多小时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阅读，应该说是极大的享受。

图书馆馆员，只记得有一位，姓张，身体魁梧，修饰整洁，端庄稳重，动作简练，给人以非常爽利的感觉，近中年，是学校的校友，对于藏书非常熟悉。当你把借书条交给他时，如果已经借出了，或者当时有些犯禁的书不宜借出，他会立即告诉你，让你重新填写，往往还会建议相近的书目。在借书、还书的格式化交往中，总使你感受到一种大学长关怀小学弟的温暖，并不知不觉地对他、对他的这份工作肃然起敬。

书库有多大不了解，但从借阅台和阅览室来判断，图书馆总体的规模不会太大。不过对于充分满足我那时的借阅要求来说，这个图书馆是毫无问题的。先先后后估算，在这里累计总会有两百多个中午，主要是借阅有关文学，或者稍微扩大一些，有关文化的读物。到底读了些什么，记得在刚进解放区的时候，还曾经在自传里讲述过，现在已经是模模糊糊，没有确切的印象了。现在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有两套书：一套是《世界文库》，一套是《中国文学大系》，每套都是十几册，16开本，每册都是厚厚的。书名是否准确，主编是否都是郑振铎先生，没有把握了。

可能是从《世界文库》，以及从其他书籍，较为全视角地阅读了西方的文学作品，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潮我有了较为概括的了解。像反中世纪神权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像法国大革命及其反反复复，像世界小国对宗主国的抗争，像列强争霸下列强本国老百姓的苦难等等，好多是从过去东鳞西爪只知道星星点点提升到有些概略的了解。

至于中国的情况，可能是从《中国文学大系》，扩宽了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视野。比如在这里看到了“三言两拍”（那时是刚刚从日本影印过来的），看到了有关“俗文学”的研究，看到了一些有关文学史的著述，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我从王荫农老师、裴学海老师那里领悟到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再者，就是在这个图书馆能够较为系统借阅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占领下的书肆中，那时已无这样的书籍出售。是否是明令的禁书，那时也不怎么清楚，但都知道传播这样的书有禁忌。所以个人之间的借阅，只能偶然借到一两本。图书馆还能继续借阅，大概是利用当时占领者控制的空子。于是幸运地对这类著述多少有了一些全视角的接触。比如过去主要读过鲁迅、郭沫若、矛盾、郁达夫等一些主要人物的主要代表作，在这里既浏览了他们的著述概貌，更了解了当时其他重要人士，如胡适、林语堂等诸多人士的著述。印象比较深的是徐志摩，过去总有个疑问，难道那么大的名气，靠的就是桃色新闻？可是浏览了他的写作，特别是演绎法国大革命的短篇小说，懂得了只是听风听雨，是不能对于一个人有全面了解的。

校铃

我上学的时候，上下课的铃声是发自一株高高的歪脖树上悬挂的一个铃铛。树旁有间小屋，有张窄窄的木板床，有张小小的桌子，桌上有个马蹄表，冬天在靠近屋门的地方可以放个小小煤炉。这是一位专管打铃的老工友的天地。我进校的1940年，老工友的年龄已经很大了，身体已经有些佝偻。后来，还常常听到几届后的毕业同学对这位老工友的崇敬怀念。

老工友的铃声非常准确，老师和同学都万分信赖。在操场上闹哄哄的同学，只要看到老工友从他的小屋走向悬挂铃铛的歪脖树，就会纷然跑进教室。马蹄表，那时的同学都知道，它的走时是不怎么准确的，必须天天核对。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广播开始普及。广播电台有报时节目。假如有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老工友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屋里对时。但当时要收听广播，先要在屋顶高高地架一条几米或十几米的天线，然后连进室内的电子管收音机，最初小的收音机，也比现在的微波炉大，学校的收音机，至多也就是一两台。所以，老工友提着他的马蹄表到学校放收音机的地方去对时，也成了大家关注的事情。记得当有的同学从教室的窗子看到老工友从小屋出来去对时，就会大声地向大家通报。

好像看到过类似“铃铛爷爷”这样标题的短篇文学作品，通过难以磨灭的回忆，抒发上小学、上中学时对忠于职守的打铃老人家的歌颂。我的记忆也许不确切，但无论如何，“铃铛阁中学”打铃老工友的忠于职守和受到学校上上下下的尊敬，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在那时的岁月，在成千上万个中小学里，必定有许许多多这样感人的人和事。春风化雨，润地无声，他们在儿童、在少年的心灵里所种下的真善美的种子，是任何伟大人物、任何伟大功绩、任何动人的言辞都替代不了的。

一次事件

即将高三毕业的前夕，传来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太平洋上空被击落的消息。

日本占领之下，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不知何时是出头之日。1943年初，在德苏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结束，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但由于消息封锁，好像知道的人不多。我是在日本占领军在华北发行的一份中文杂志上看到的。但当时不太了解这次战役的意义，没怎么在意。同学之间也没有什么议论。时隔不久的山本五十六座机的被击落，却引起同学们的关注：日本的海军统帅死亡，说明战争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转化，无疑是极重要的征兆。

对于山本五十六之死，日本极其重视，在天津，要求学校都要举行追悼仪式。在铃铛阁中学，通知大家，日本的教官要亲自到场，要全体同学准时列队参加。在操场举行仪式的时候，我们高三一班都留在教室里，一个也没有出席。到底是怎么达成一致行动的，已全然想不起来了。本来，如果我们安安静静地待在教室里，不会有人举报。可是下面操场上举行仪式时，我们有些同学却在教室里打闹，以致日本教官察觉了，要求校方追究并作出解释。一时学校很紧张，校长惶惶然跑到我们的教室里，说你们怎么这样不懂事，不参加就不参加了吧，惹得日本教官要追究，学校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很难说。我们也有些不安，不知事态如何发展。不清楚校方与日本教官如何疏通的，似乎教官同意，问题在校内解决；并且还编了一套说辞，统一口径，记得有班长没有通知到位等等“原因”。后来班长被记大过两次，全班同学每人记大过一次。

班长叫曹锦章，高中三年，他一直是“当然”的班长。学校认定他是最合适的班长；和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只要选班长，一致举手选他。在这次追悼仪式举行时，他一直告诫同学保持安静；事件发生了，并没有特别指责打闹的同学；处理这个事件中，他跑上跑下，并自己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对于他被记大过两次，同学都感到有些歉意。毕业后，很少了解他的情况。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政治上他是力求不介入的，但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他总在追求周围的安定、和谐。在近几十年，对这样人士的评价，多以否定的倾向为主；其实从整个社会运行的角度度量，这样的评价恐怕并不全面。

概括

对于高中的三年，也许还有一些值得追忆的。总的想来，是否可以这样概括：

如果说从六叔祖教我识字、背《孟子》，到父亲教我学初小一二三年级的语文、数学，教我拼音、使用工具书，到天津私立第一小学比较优良的五年正规小学教育，到1937～1940年纵然没有全然“荒于嬉”却也没有充分积累知识的三年初中岁月，以及这十多年间的读“闲书”，确也为我的文化底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真正决定性的基础，特别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应该说是在这所“和尚学校”的三年高中打下的。

而且，好像对于“学习”的态度，只有从这里才找到了一个“自觉”的起点。“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从小就能脱口而出的。但在生活中，能在心烦意乱时从学习中找到宁静，能在情绪低沉时从学习中找到解脱，能够常常把“学”与享受连载一起，好像就是在这个阶段生成的。全然没有成算地考入这所中学，可是对我的成长却有着关键性意义。直到今天，一回想起这段历程，总是由衷地为自己庆幸，没有它，自己的一生所走的路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15～18岁本身，正是认识人生的关键期。上不上这所学校，都会对人生的理解有所加深。但我自己总是觉得，即使把这个一般的、共同的因素扣除，在理解的深度，在理解的取向，这三年的过程赐予我的还是极为深沉的。

仔细分析，它不会影响自己进入解放区——自己进入解放区是由于“社会关系”提供了条件；也许不会影响进入教育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定的学历是很容易被教育界所吸收的。但无论如何，没有这三年高中，自己的人生，肯定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