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像一面显微镜，有些需求和向往终于显露。比如露营，比如后备箱集市。
5月1日，假期第二天，南京人金宁开着他那辆老款本田SUV，在人来人往的熙南里街区，卖出4大盘、近100块提拉米苏。生意收尾时，他特别向对方强调，这是“最后一块”。
“卖完了卖完了，明天我们还来。”源源不断的人来问价，他把埋在后备箱里的头伸出来，潇洒地摆摆手。来帮忙的表妹拿出贴着微信二维码的卡片，往人群前递，“大家可以加我们好友，拉你们进群，出摊会提前通知。”
南京城活跃着上百位“金宁”。夜色降临，他们把车停靠在商圈、写字楼甚至江边公园的空地上，后备箱一开，里面变出咖啡、汉堡、柠檬茶，也可以撑起幕布，放露天电影，架上话筒，跟着和弦吼一嗓。
后备箱摊主，曾经零星散发出现，过去两个月，一度发展成南京夜色下蔚为壮观的集市。上百辆车排开，有价值不过万的改装面包车，也有两百多万元的奔驰大G；有人为了补贴生计忙得大汗淋漓，也有人慢悠悠地做着咖啡，只为结识新朋友。
从光影交错的后备箱，他们试图创造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出来摆摊吧
“要是能变出两盘就好了。”金宁看着即将见底的最后一个盘子，自言自语。
人流量比预想多得多。熙南里咖啡节第一天，市民们如潮水般涌入街区。金宁一度担心把车停在公共厕所对面会影响生意，谁知大家排队上厕所，他那写着“提拉米苏自由”的帆布招牌，尤其显眼。很快，连临时从家里“增援”的两盘也不够卖了。
他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高三那年，他跑到日本留学，在一家专业学校学习糕点制作。大学期间，他去当地的甜品店里打工兼学艺。“日本的点心小巧精致，叫‘洋菓子’。”回到南京自己开店，他“舶来”了这种称呼，取名为“幸福洋菓子”。
他把甜品工作室安在写字楼，没有售卖窗口，不做堂食，买卖全靠客户自提和跑腿代送，很快积攒了一批客户群，月营收达五六万元。不料疫情来袭，生意锐减，客户订做的蛋糕从10寸改到6寸，到后来，蛋糕也销不动，能卖出去的只有小点心。
从今年开始，以往在商场周边零星出现的后备箱摊主，发展成几个后备箱集市车队。
车主们的后备箱大多是被现实敲开。和金宁同一车队的赵波，两年前在江宁大学城文鼎广场开了炸鸡奶茶店，生意好时三个人在厨房忙不过来，身着不同颜色衣服的骑手挤在店门口，再一一流向周边各大校园。
今年初，国内疫情多地开花，大学城里的高校陆续封控，做外卖日销达五六千元的赵波傻了眼。
这个群体的成员们背景迥异。有开实体餐饮店的小老板，把做好的“现货”拉出来卖，也有金融、汽车行业从业者和空乘，在经历裁员、放假、减薪后，“赶鸭子上架”学习如何烤肠、炸年糕。
金宁后悔“备货少了”的那天下午，27岁的李健刚在10公里外的长江边支起架子，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夜市。只有几位车队队员知道他是一名空乘，微信头像里，是他顶着吹好的发型，在颐和路的斑马线上边喝咖啡边向前走。如今，他系着围裙“陷”在烟雾里，准备炸薯条、煮旺鸡蛋。
受疫情影响，他值飞的国内航班锐减，每个月只出三四次任务，收入降低一半，几个月只拿基本工资。与他一同摆摊的女朋友肉肉，在建邺区的一家猎头公司上班，这两年，物色精英的活儿同样不好干，曾经潇洒“说跳就跳”的白领们，如今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先看看”。“白领不敢换岗，我们的活就少。”肉肉一边把炸好的薯条装进纸盒，一边说。
今年3月，南京樱花初开，他们几乎同一时间刷到关于后备箱集市的图文，知道南京有个地方叫“五马渡”。
那是位于栖霞、鼓楼两区交界处的一个休闲广场，五匹奔马造型的铜铸雕塑，昂立在幕府山与长江之间。在许多人心中，这里是南京后备箱集市起源并壮大的地方。
最热闹的时候，长长的永济大道上，售卖各种小吃饮品、文创产品的车辆沿着马路牙子一字排开，绵延两公里，“上百辆车肯定是有，从中央北路往右一拐，就能看到”。
撤离五马渡
夜色中，喷着各色漆面的后备箱逐一敞开，发光二极管串起的简易招牌流光溢彩，缭绕的烟雾里，有面包、牛肉饼、芝士片在铁板上滋滋作响，也有裹着面粉的烤肠、薯条翻滚在油锅中，还可以看见新鲜萃取的咖啡液滴进冰块杯，端上一旁的露营桌椅，年轻人一边轻啜一边闲聊。
五马渡的烟火气里升腾起一个群体的生机。赵波选择出摊，开着那辆改装过的粉色小汽车，卖起手打柠檬茶，号称“贩卖快乐”，很快，他自带的冰桶从小号换到中号再到大号，每次暴打都带着后备箱一起震动，结果就是，两个月里，他给那辆改装车换了三次减震器。
金宁是被“赶”到五马渡的。他的首次出摊选在河西南京眼，车刚一停，盘子还没从后备箱上搬下来，就有城管来赶。“来五马渡吧”，他听了朋友的话，马不停蹄直奔永济大道，那天，他准备的三盘提拉米苏售卖一空。
在许多人印象中，五马渡是个“带多少就能卖多少”的地方。“没有你卖不完的，只要做得够多。”金宁说，刚摆摊那段时间，来到他身边的人从不问价，直接问“二维码在哪”，他估摸大家“憋疯了”，跑出来“报复性消费”。到后来，眼瞅着工作室里的四个盘子不够，他又买了两个，销售记录也随之提高到六盘。
摆摊的队伍迅速壮大，不断有人开着刚买来的二手改装车“入局”。“最多的时候，总该有上百辆车吧。”一位自称五马渡夜市“元老”的中年车主笃定地说。每天晚上，幕府山、长江连同“五马奔腾”雕塑一起隐入夜色，唯独永济大道上灯火通明。
五马渡的繁华吸引了大批拥趸，也招来了城管部门的注意。
城管巡逻的频率越来越高。到后来，一辆执法车直接停在路边，一看到有车停下，立马上来盘问，摊主们和城管打起了“游击”。一位执法队员言辞恳切，“你们把这儿搞得跟新街口一样，万一里面有人带着病毒，你说大家怎么办？”
他们担心的不止这些。属地某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永济大道是连接栖霞、鼓楼两区的一条主干道，来往车辆行驶较快，到了晚上，摆摊会威胁行车安全。再加上五马渡集市兴起时，正值国内疫情多发，“就那么大点儿地方，聚集了一两百号人，现场没有防疫措施，保不齐有传播风险。”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车主并没有自己的实体店，存在无证经营，集市业态又以小餐饮为主，油烟、污水排放是一大问题，有市民把竹签、废纸随地扔，几乎每次开市都一片狼藉。
金宁和赵波都承认，“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起，包括他们在内的许多车主都意识到，五马渡待不下去了，急需找到新场地。
上百辆车的方向盘随即打转，分成数个车队，驶向各自的方向。
走向正轨
“过去一两个月，我们俩都憔悴了好多。”李健和肉肉向记者强调，这是他们朋友说的。
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做后备箱集市文化，招募愿意一起*车主，跑遍南京城找商场谈场地。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在“小红书”上开设账号，每次出摊前设计海报，公布时间、地点和摆摊阵容。就在几天前，二人受南京市商务部门邀请，参与一场城市汽车后备箱文化主题市集座谈会。
他们努力摆脱草根属性，让自己看起来“正规”一些，最起码不会被赶来赶去。
从五马渡出来后，他们短暂漂泊了一阵，跟着大部队去其他地方摆摊，一个晚上辗转江南江北，换三四个地方。“老这么下去不行，小本生意还够不上油钱。”
如今，他们开始和形形色色的商场负责人打交道，用几页PPT告诉对方，自己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能带来人流量。李健的微信通讯录里一搜“场地方”，跳出近20个联系人，头衔囊括南京各区的商业综合体。
现在的商场渴求人气，大多数都表示欢迎。车主要提前向管理部门递交报备文件，餐饮摊主要申请卫生经营许可证，提交个人信息和健康码，并在每次开市前，把自备的塑料布垫到每一处摊位下面，收摊时再召集大家一起打扫卫生，把路面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二人希望尽量表现得“职业”一点，他们不愿意这份新事业出现任何闪失。
受疫情影响，谈好的开市被临时叫停是常有的事。最着急的一次，原定于河西中央商场的活动在出摊前一天晚上接到通知不能办，二人急得一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30多辆车浩浩荡荡上路，满南京找场地。
金宁加入赵波所在的车队，“一口提拉米苏，一口柠檬茶，绝摆，征服南京城！”德兰大厦门前的空地上，二人叼着电子烟，坐在小马扎上开玩笑。那晚，他仅带来两盘提拉米苏，直到回家也没卖完。
最近几次，他们找到河西的繁华地带，没在城管那备案，一晚上拖着盘子和桌椅挪了三次地方。临近收摊时，作为车队“领头儿”的赵波在每个摊位前走了一遭，提醒他们把垃圾收好，统一扔到桶里，恢复地面整洁。
这是他给车队定下的规矩。“车队要长期干下去，还是得稍微规范一点，遵守章程。”
自由的感觉
5月1日那天晚上，李健二人在欢乐滨江的集市上出摊，看着油锅里的薯条渐渐变色，肉肉难掩兴奋，“这种感觉，真好！”
几天前，在欢乐滨江出摊的海报通过小红书、朋友圈等平台发出去。这天早上，李健起了大早，拿出两口锅，把百十个鸡蛋放进去煮。天还没黑，欢乐滨*热闹起来了。
这里是紧邻长江的一处新楼盘，尚未交付。从扬子江大道上转弯驶进来后，一路是绿色的围挡。道路断头处，市民的私家车和建筑工地的叉车挤在一起，天黑后全靠车灯照明。
走进集市却如同白昼。两排车整齐停放，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人多时就挤不动。突然，有人拿出音箱放起音乐，肉肉一边翻着锅里的旺鸡蛋，一边晃着身子，和着旋律一起摆动。
她喜欢这种感觉，吹着江风，闻着空气里的调料味，“自由、野生”。有客人提出要加辣，肉肉没带辣椒面，火速去隔壁摊位拽了一瓶过来，连个招呼都不打。一段时间一起东奔西跑，车主们“能聊到一块儿去”，彼此“信得过”。
30岁的崔新（化名）带着老婆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从六合赶来卖炸年糕。每个月一家各种开销要几千元，他说跑这四五十公里过江来出摊不算什么，“我这车才5个油，省钱。”大到砂石生意，小到粮油店，刚过而立之年的他自称“什么都干过”，加入车队做这种生意很自在。
夫妻二人白天都有工作，但从不把出摊看做“加班”。“在这儿比单位舒服多了，挣钱不用看谁脸色。”有时，他们会最先卖完，但不急着收工，而是从头走到尾，和其他摊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会话，帮点忙。最后，大家合力把场地打扫干净，扯会儿皮，再各自开车回家。
正因为如此，肉肉在开拓新的商场、园区场地时，一直把欢乐滨江的集市作为保留项目，“这里才是真正原生态的夜市”。她坚信那些跟着导航开着车，七拐八绕来到这条断头路的市民，都是专程慕名而来。
“南京没有什么夜生活。”一位去过五马渡之后，就一直关注南京哪里有新的后备箱集市的市民脱口而出，她去过长沙、重庆等城市，亲眼见识到当地凌晨2点路边还推杯换盏的热闹场景，“南京挺需要这种业态，尤其到了夏天，我们晚上总不能只逛超市和公园吧。”
金宁的“新车”就要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他带着提拉米苏外出摆摊，必须要在后备箱装个小冰箱，用来保温。一个月前，他找到南京当地的一位知名汽车博主，花9000块钱淘到一辆二手车，并交给了对方改造。在他的想象中，这辆车应该是橘黄色的车身，亮白色的轮毂，才能符合他“快闪甜品车”的可爱气质。
未来会有怎样的变数，金宁不再多想，他只想每天努力多卖出几份提拉米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宁、赵波、肉肉为化名）
寻找喘息处
颜芳
活少工作闲，反倒让人喘不过气。
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缝隙，寻找喘息处。
这种缝隙离自然较近，离规束较远。
多次听到短暂存在的长江岸边后备箱集市的描述。上百辆车，绵延两公里，卖什么的都有。吹着江风，喝着咖啡，啃着烤肠，百来元，从头尝到尾。
说者动情，好像去了什么了不得的去处；听者动容，好像错过一场不再重现的热闹。不就是南京大街小巷，商场超市都有的东西嘛，不就是抬脚下楼，随便走到路边，或者抬手点击外卖，无不很快就能到嘴的寻常吃食。
这种时候，我们最向往什么？是江风的悠然吗，是江景的开阔吗，还是久未能见到的人头攒动？
就在“五一”假期，听说那个前不着景区、后不着野趣的荒僻处，临时拉起了后备箱集市，前后居然有数百号人一路开车靠导航找过来，有摊主放着动感音乐，也有人在做生意间隙，拉起屏幕放电影。
有人说，后备箱集市蔚然成风，是关注体验、注重情绪需求的新生代消费者群体崛起的信号。
其实，几位对后备箱集市津津乐道者都是不甘“油腻”的中年人，有的身居城市管理重要岗位。言语间无不流露出他们感受到的这种集市的活力，也承受着因集市而来的压力，在取舍间费尽思量。敞开的后备箱，四处游走的车轮，藏着多少经济密码，多少社会情绪。
城市烟火气，说到底不过是人生的寻常需求，不过是寻常人的日常百态。集市最妙在烟火，在这里有再多钱也没用处，有多成功也没人稀罕。疫情之下，生而为人的本质需求越发清晰，一箪食一瓢饮足矣。
放松自在、洒脱随性，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向往，只是新生代天然有优势把这种向往尽可能地释放。以产品和服务为纽带，他们创建社交群落像呼吸一样自然，再在社交群落边交友边营生。
人生难免艰难处。那些敞开后备箱的车主们，不摆烂，不躺平，昔日美少空乘，曾经花钱流水，无碍今日想尽办法多卖出几块蛋糕、几杯咖啡。一群这样的人聚在一起，就是热气腾腾。
这种热气腾腾，我们向往久矣。一座千万级的城市，就是千分之一的需求，也涉及到一万人。这样的活力或许无偿利用了城市公共空间，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和规范。而空地冒出来的集市，这种城市空间的混搭和多元，造就了城市的丰富和活力。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处理方案，只有不同阶段，不同具体情境下的优先选项。
又一次暮色四起，夜幕下的你想要去哪里？
后备箱集市的AB面
“下午现做的芋泥味提拉米苏，还有Q弹的钵仔糕，可以先试吃再买哦！”“正宗川味钵钵鸡，够辣够味！”“咖啡手工现磨，味道绝摆！”5月4日，小长假最后一天的傍晚八点，位于南京建邺区欢乐滨江城市探索中心的“后备箱集市”已是人声鼎沸。狭长的道路两侧，各式各样的私家车一字排开，后备箱就是货架、商品展示区，放上咖啡、甜品、玩偶、鲜花，拉起店名横幅，挂上星星灯和装饰画，再摆上几把小桌椅，俨然一个微缩版商店。
今年的城市夏夜，后备箱集市无疑是最亮的一抹色彩。然而，在“贩卖”人间烟火气的同时，这种新鲜的经营业态也考验着一座城市的管理智慧。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与调查。
A面：“夜经济”的新可能
经营甜品工作室的郭霖是众多摊主中的一员，她给自己的后备箱起名“YOLO”，翻译过来就是“人只能活一次，活在当下，大胆去做”。“我的甜品工作室开在写字楼里，和沿街门店能吸引到很多过路消费者不同，我们平常的订单主要以回头客为主。由于疫情的原因，拓展新客源很难。”郭霖说，三月下旬在朋友圈看到后备箱集市的招募信息，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加入，“驾驶汽车载着‘梦想’，卖亲手做的甜品，结识不同的朋友，感受有活力的氛围，赚不赚钱不重要，快乐是第一。”
从四月开始，郭霖只要不下雨几乎天天出摊，跟着车队辗转南京各大商圈。“奶酪包、巴斯克蛋糕、提拉米苏都是当天做的，绝不会因为在集市上卖就降低品质，价格也绝对良心。”记者看到，一块两个巴掌大小的提拉米苏售价28元，不时有年轻情侣、带着孩子的父母来品尝购买。开市还不到半小时，被切成12块的提拉米苏就售卖一空，郭霖赶忙又从后备箱里补货。“节假日顾客多，生意好做。”郭霖坦言，自己也没仔细算过这一个月来赚了多少，但微信里的顾客肉眼可见地增加着，又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练摊”伙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快乐。
和郭霖不同，拥有自己咖啡品牌“LONGBLACK”的老洪最初加入集市纯粹是想打发时间。“我的咖啡店开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由于疫情学校封闭管理，店回不去。咖啡烘焙工坊在扬州，现在跨市也不方便，所以干脆自己拉着设备和咖啡豆出来摆摊了。”开了10年咖啡店，老洪从年初就注意到了“后备箱市集”蹿红的苗头，三月，他加入五马渡车队，成了南京后备箱市集的首批成员。“从五马渡，到河西、江宁、浦口，一人一车，走到哪咖啡就卖到哪，自在！”老洪给记者大致算了一笔账：生意好时一晚上能卖七八十杯，平常30杯，每晚净利润少则300元，多达2000元。
“成本低，灵活度高，大家当然都愿意加入。”老洪认为，后备箱集市之所以能够成为“现象级”，一方面是因为出摊形式新颖、门槛不高，卖的食品多是半成品小吃，加工起来毫不费力；另一方面，他所在的车队目前不收摊位费，出摊的车主每晚只需要交50元的垃圾清理费，基本属于零成本出摊。
“不误正夜”后备箱集市发起人陈瑾表示，后备箱集市的形式灵活、机动性强，能吸引不同区域的车主参与。“后备箱集市拥有着美食、手办、文创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对城市烟火气的回归、消费潜力的释放都有积极影响。”
B面：新现象的监管困境
后备箱集市爆火的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
“4月20日，我关注的一个后备箱车队预告后面两天他们都会在乐基广场，4月22日我晚上6点到乐基广场，结果扑了个空，他们根本不在那儿，后来晚上7点多刷抖音才知道他们去了环宇城。”南京市民韩青很气愤，觉得后备箱集市非常不靠谱，让她白跑一趟。
后备箱摊主姚先生告诉记者，并非是他们故意放顾客鸽子，有时是为了“躲城管”，有时是和场地方没协商好，所以现在每个车队都建了微信群，每天下午在群里预告出摊位置。“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连换四个地方，我们换到哪城管跟到哪，后来才知道是有城管混进了群。”
为何要“躲城管”？后备箱集市是否违规？原来此前，后备箱集市在五马渡沿线摆摊时属于占道经营摊点，不仅影响了市容环境秩序，而且大量人员聚集存在疫情防控风险。鼓楼城管大队在发现问题后，对五马渡沿线开展联合整治工作，并联合交警六大队开展停车秩序整治。
五马渡“据点”被取缔后，后备箱集市逐渐演变成“流动摊贩”，有时在马路边、有时在楼宇间的小巷内、有时在商业区的角落里……随之而来的是堵塞交通、油烟垃圾污染环境、食品安全是否有保障等新问题。
专业人士指出，后备箱集市存在“多头监管”的难题：对城管部门而言，后备箱集市虽然是占道经营，但这些机动车占道的源头是违停，那么就应该由交管部门管；对交管部门而言，后备箱集市打一枪换一炮，且他们现在找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违停；对市场监管部门而言，市场监管负责的是场所固定的有门面的食品经营者，目前后备箱集市的本质是流动摊贩，食品安全只能靠摊主自觉。
事实上，食品恰是目前后备箱集市中占比最大的商品，食品安全不容忽视。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南京市食品摊贩备案管理办法》对食品摊贩“不在固定店铺从事食品销售或者现场制售的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条件、备案程序等做了详尽的规定。食品摊贩应当在经营场所（经营工具）显著位置悬挂公示卡、从业人员健康证明。该管理办法是否对后备箱集市同样适用？记者注意到，目前后备箱集市中的食品摊贩并未悬挂公示卡和健康证。
对此，南京五马渡后备箱企业策划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相周舟表示，目前她管理的车队中从事食品生产的摊主都有线下门店，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没有相关证明的摊主是不能出摊的。此外，她还要求有油烟的车主出摊必须携带防油垫，且在结束时会统一安排大家收拾垃圾、打扫卫生。
但身处另一车队的老洪直言，自己车队中超过一半的车主没有线下门店，卖些小商品倒还好，可食品万一出了问题，不仅仅是消费者面临“投诉无门”的难题，对其他车主的声誉和整个后备箱集市圈子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希望还是有相关部门出台一些规定，让我们照着改进，知道自己是合规的才能放心做哎。”
从B到A：规范化发展进行时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从4月下旬开始，后备箱集市出摊地点开始有了变化，常常是在商业综合体门前的空地上，出现在路边与街头巷尾的频率越来越低。
“玄武区出台的应对疫情助企纾困稳定经济发展二十项举措中提到，要加强夜间及周末文旅市场联动，鼓励夜购、夜食、夜游等夜间消费，提供全时段、全流程文旅消费体验。”南京旅游集团国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白天办展会、夜晚潮消费”为定位，国展中心在克服疫情影响推动展览有序恢复的同时，积极构建“夜经济”消费场景，先后打造了潮Space街区和阿尔法镇·科幻沉浸街区，而后备箱市集的形式与夜间潮消费的概念相符合。“再加上附近有许多晚上去玄武湖散步的市民，后备箱集市能为周边市民提供更好的配套和悠闲娱乐的好去处。这两天，每晚来国展中心逛尾箱市集的都有三、四千人。”
记者注意到，国展中心的后备箱集市与之前看到的其他后备箱集市有所不同。首先，它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前后左右不会有来往车辆，也不会有电动车、自行车在集市间穿梭，更加安全；其次，每一位摊主的桌面上都贴有场所码，消费者购物前需扫描场所码登记。
“和会展方的合作还是第一次，非常感谢国展中心的领导，他不仅支持我们的活动，还给我们提出了张贴场所码、拉开车位间距等许多建议，对我们今后的长久发展非常受用。”陈瑾表示，目前后备箱集市还和许多商业综合体有合作，如建邺吾悦广场、雨花复地活力广场等，为摊主们提供了更加稳定安全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安心出摊，将精力更多地放在生产产品上，形成良性循环。
如何进一步规范后备箱集市的发展，帮助他们走得更快更远？5月7日下午，南京市商务局邀约多位后备箱车队负责人、商业综合体相关负责人召开了一场座谈会。该局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长徐雪峰认为，后备箱集市是疫情常态化下的一个释放，不同于“地摊经济”，后备箱集市的人群年轻化，贩卖也不再是商品，是感受生活的烟火气，让市民体验潮玩的热闹。“所以我们从后备箱文化和IP化的角度出发，召开本次座谈会，希望能够帮助车队避免碰到防疫、合规监管的问题。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一个合规的新型后备箱文化主题市集，为后备箱集市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场地。”
新华日报《南京观察》 记者 董翔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洪叶 沈佳暄/文 谭倩文/视频图片：汪潇雨
来源： 新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