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陈裕咸生前照片。受访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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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陈裕咸死了，因为上访。
2017年6月初，63岁的陈裕咸因一起尘封十余年的伪劣种子案进京上访，期间，陈裕咸在北京丰台、大兴等地多辆车内遭到截访团伙的恐吓、拘禁、捆绑和殴打，直至送医时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市公安局2017年8月23日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陈裕咸符合他人用钝性外力反复多次作用于头颈部、躯干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正如报道所提到的，陈裕咸对这次上访的险恶程度没有预期，尽管他带了一顶摩托车头盔以抵御可能到来的殴打，但这对其所遭遇的轮番殴打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本来可以在两个儿子那里安享晚年，但他却执意要寻找公平，最后死于非命。
访民陈裕咸的非正常死亡，是一个从地方政府到截访人员践踏法治的典型样本。
“失陷”的地方政府
在信访法治化的链条上，首先失陷的是上犹县信访局与当地基层政府。
新京报的报道显示，在得知陈裕咸进京上访后，赖学文感到事态严重，但他并未采取合法措施处置此事，而是在与东山镇党委*曾凡洧、政法委员骆跃清商量后，以2.5万元为代价，要求截访组织者牛力派车将陈裕咸“安全带回”。
犯罪嫌疑人牛力与前妻、女儿的合影。新京报记者 王飞 翻拍
所谓的“安全带回”，并没有跳出截访的概念范畴。这显然不是对信访人员的合法处置手段，而是走到了法治的反面。
最新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明确规定，信访部门“不得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国家信访局也曾表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干扰和阻碍群众正常信访行为。
信访法治化的条文与规定就摆在那里，但赖学文却用了最不符合法治的手段来对待访民，这成为导致陈裕咸之死的第一环。
实际上，在此次事件之前，赖学文就与牛力有过一次合作，2016年的那次截访得以“成功”，或许说明与截访公司的合作已成为赖学文对待访民的路径依赖，只是没想到，在第二次合作时，就发生了陈裕咸死亡事件。
“猖獗”的截访公司
导致这次悲剧发生的第二环——牛力及其截访公司，则体现了对法治的漠视。
中央明令禁止雇佣黑保安截访，牛力却合法注册了公司——虽是以汽车租赁公司的名义注册，但实质上却是专门对江西访民实施拦截、遣送。他还牵头构筑起一条包括地方政府、信息员、截访司机、黑保安在内的截访利益链条。
在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在各地都严打“黑保安”“黑截访人员”的背景下，一个人竟然可以公然组织起一个拦截上访人员的利益链条，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挑战。在做截访生意的过程中，牛力还公然印制“上饶县信访局工作证”，更显其张狂与荒谬。
事实上，牛力此前因为截访已经出过事。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显示，2014年12月18日，牛力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取保候审。
这本已对牛力的非法生意提出警示，但他的截访之路并没有阻断。或许，相比于截访的巨大收益，法律的处罚在他眼里并不“值钱”。但正是这种傲慢，让牛力在截访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迷途未返。
在2017年5月3日至6月5日这一月间，仅其本人参与的截访就多达7次，共押送过至少32人。这样的截访“力度”，或许也为陈裕咸的死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关联，最终也为这个法治社会的破坏者的被端掉埋下了伏笔。
“无底线”的截访参与者
陈裕咸之死的最后一环——截访人员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与人身伤害，更是没有法治与人性底线可言。
报道提及，陈裕咸遭到绳索捆绑、胶带缠嘴和轮番殴打。期间，陈裕咸因反抗剧烈，导致捆绑绳索及缠嘴的胶带脱落，团伙成员在用警棍、鞋底轮番抽打后，又将鞋底塞至陈裕咸嘴里。而据陈裕咸其子陈维树的描述，陈裕咸遗体嘴巴呈张开状，疑与鞋底塞嘴有关。
可以想见，陈裕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他并非没有反抗，也曾祈求与截访人员和解，但均告无济于事。法律早就规定，任何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不受非法侵害。但这些人人皆知的道理，在暴力截访的人员那里，都成了一句空话。黑保安、信息员、司机，在陈裕咸的死面前，没有谁是无辜的。
死者陈裕咸生前与家人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一个访民的非正常死亡，照鉴的是从地方信访部门到截访公司到截访人员法治意识集体沦陷。在这起事件中，“信访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的人身安全与自由不受侵害”这些基本的法治常识，成了虚空般的存在，没有人对这些理念表示出起码的尊重，有的可能只是围绕在截住一个上访人员能挣多少钱的利益，正是在这种法治迷失中，一个合法公民就这样屈死。一定要有人对此买单。
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截访组织者牛力也是访民的儿子。在父亲上访期间，牛力曾报名参军，在通过各项考核的最后关头，却不知因何原因落选。如今，从访民之子成为截访者，不知尚在等待法院判决的牛力会是怎样一种心境。
□王言虎（媒体人）
编辑 新吾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