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道员们任职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其入仕背景。对清代陕西省督粮道员的入仕背景进行考察分析有利于对清代陕西省督粮道的任职背景进行进一步把控，也能侧面反映出清朝官员入仕背景正异途的变化。将清朝陕西省督粮道员的入仕背景做了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最终呈现出如下情况。
1.总体分布状况。清代官员入仕有八种途径：“分出身之途以正仕籍。凡官之出身有八，一曰进士，二曰举人，三曰贡生，四曰荫生，五曰监生，六曰生员，七曰官学生，八曰吏无出身者，满洲、蒙古、汉军曰闲散，汉曰俊秀。各辨其正杂以分职。其以医、祝、僧、道出身者，各授以其官而不相越。”其来源分别是科举，国子监，父祖余荫或因公殉职予以补授，另有毫无出身的闲散俊秀，但《钦定大清会典》并未对官员的入仕背景进行正异途的区分。赵尔巽等所撰的《清史稿》里，对官员出仕正途与异途已有了的界定。
按照《清史稿》里的官员入仕正异途分类标准，将清代陕西省督粮道员的入仕背景进行整理，清前期陕西督粮道员虽以正途入仕为主，但也有部分异途入仕的道员；至清中后期陕西督粮道员全部以正途入仕，并无异途入仕者；至清末，又出现了部分道员以异途入仕的情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绪时期道员中出现了一例由捐纳入仕的例贡。
清朝陕西督粮道员出身正途的人数远远超于出身异途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6.3%。异途出身的道员共有7人，占总数的7.2%。所以以陕西督粮道员为例，从道员这一层级的官员来看，正途出身仍是进入仕途的主流。在正途出身的道员中又分以科举入仕和其他正途入仕。在科举入仕的途径中，以进士和举人出身为主，分别为34、16人，分别占总数的34.6%和16.3%；后为生员，有7人，占比7.1%；贡士人数最少，仅1人，占比1.1%。
由此可知，在清代陕西督粮道员中，有三分之一多的道员都是进士出身，有近五分之一的道员是举人出身。其他正途入仕主要包括荫生和笔帖式两个途径，荫生是其他正途入仕的主要途径，共有5人，占比5.1%；笔帖式是专为八旗子弟而设置，在其他正途入仕途径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共2人，占比2.1%。
在正途出身的道员中又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道员占主流地位。清朝陕西督粮道员的异途入仕主要包括监生和例贡两种途径，在这两种途径中又以监生入仕为主，共6人，占总人数的6.1%；仅有1名道员通过捐纳成为例贡进入仕途，占比1.1%。2.出身特征及原因探析，上文提到了清代陕西督粮道员入仕背景的总体情况。
其特征，首先道员入仕大体上有正途、异途之分，其中以正途入仕为主流；若再次细分，在正途入仕的道员们又以科举途径入仕为主流地位，部分道员也通过笔帖式及恩荫入仕；在异途入仕的道员中主要以监生为主，但在清末也出现了通过捐纳成为例贡而入仕的道员。
(1)清代陕西督粮道员入仕以正途为主。清代陕西督粮道员的入仕途径主要以正途为主，正途入仕的道员有65人，占总道员比例的66.3%，超过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人数和比例远高于异途出身者，因为清朝选官入仕承袭明制，首重出身，“分出身之途以正仕籍”。有清一代，统治者将一些重要职位明定于正途出身者担任。
《清史稿·选举志》载：“其由各途入官者，内则修撰、编、检、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则知州、推官、州县教授，由进士除授。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学正，由举人考授，及大挑拣选。小京官、知县、教职、州判，由优、拔贡生录用。员外郎、主事、治中、知州，由一、二品荫生考用。此外，贡监生考职，用州判、州同、县丞、主薄、吏目、京通仓书、内阁六部等。衙门书吏，供事五年役满，用从九品入末流。”
上述材料说明，外官的知州、推官、州县、教授以及内官中的修撰、编检、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均可由科甲出身的进士担任；而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学正，由举人考授及大挑拣选；小京官、知县、教职、州判这些官职则由贡生中的优贡、拔贡等优秀生员来担任；
而员外郎、主事、治中、知州这些官职则由一、二品荫生考试选拔录用。此外，科、道官员，一般均须正途出身者才能补授，非正途出身者，“捐纳岁贡，终非正途，不应考选科道”。地方正印官，亦须正途出身者，异途出身者非经保举，不得补授。各府州县教职官，只能由进士、举人、正途贡生充当，其例贡生，“非由凛膳生员者不与”。非监生出身，仅由俊秀捐输得官，止补授从九品、未入流官员。
在清代陕西督粮道员中以科举途径入仕者共有58人，占道员正途入仕者的89.2%，也就是说在清代陕西督粮道员中绝大部分的道员都由科举入仕。所以，在清代陕西督粮道员正途入仕途径中，科举入仕为主流。清代入仕，重正途、重科举。清代虽入仕途径较多，但科举入仕一直是清朝入仕最主要的途径，在汉缺中有许多官职明确要求须得科甲出身方可担任，如礼部尚书、侍郎，顺天府府丞，内阁侍读、典籍、中书，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起居注主事，皆须科甲出身；
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学正，需由举人考授或大挑拣选；内阁学士、翰林院检讨以上官，詹事府赞善以上官，国子监祭酒、司业，奉天府府承，吏礼二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宗人府主事，学政，考官、同考官，皆须进士出身；而小京官、知县、教职、州判这些官职也在贡生中选取。所以，科举取士是清朝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选官途径。
(2)异途入仕也成为清代陕西督粮道员入仕途径之一。清代也有部分陕西督粮道员是通过异途入仕的，异途入仕的督粮道员共有7人，占道员总人数的7.2%。由此可以看出由异途入仕的道员远低于由正途入仕的道员。清代统治者对由异途入仕的官员在任职方面也多加限制，如上述很多职官均需科考正途出身之官员才能予以补授。另外清政府规定，地方正印官，亦须正途出身者，异途出身者非经保举，不得补授；各府州县教职官，只能由进士、举人、正途贡生充当，异途出身者不能充任。
异途出身者不仅出身职位较低，而且若非自身能力出众或遇重大事件立功则很难升擢。基于清政府对异途出身官员的种种限制，也就不难理解清朝陕西督粮道员正途出身的比例要远高于异途出身者。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光绪年间出现了一例由例贡出身进入仕途的道员。例贡不由考取选举而由生员援例捐纳而得，即为捐纳入仕，也视为异途。捐纳制度伴随整个清王朝，清朝的捐纳制度始于顺治年间，但仅限于在生员、监生、现任官员之间加级一类的事；至康熙时期因为战事频仍、花费较大，因此开始了文官捐纳；到雍、乾二朝趋于完备；咸、同、光三朝捐纳制度已经泛滥；终于宣统朝。
尤为光绪一朝，捐纳为官及其泛滥。光绪朝官员总人数达到5795人，捐官的人数为4143人，捐官的比例达到54%。可以看出，光绪朝官员由一半以上净是由捐纳所得，此时，捐纳已成为了入仕主流。捐者除满族官员之外，又以陕西、山西、安徽有捐纳行为的官员较多。所以，在清末陕西科、道一级出现由捐纳入仕者也便不足为奇了。
道是明清地方行政体制中重要的一环，自明代以来一直在地方行政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运作中都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陕西地区地处中国的中部偏北，是西北五省东面的门户，在西北地区的边防地位甚重。清代陕西督粮道管辖和统治其辖区内的所有军政粮务，对地方的粮务行政管辖具有重要意义。
对清代陕西督粮道群体进行考察，探究陕西督粮带在整个清代社会变革形势下的置废沿革，不仅可以总结出陕西本身督粮道在清代的设置变化，而且以此为例，可管窥其他省份督粮道及其道员的建置变化，进而进一步把握有清一代统治者对于地方财、政的管控情况。
在清代地方司道官行政运作和粮务治理体系中，督粮道有着不可替代重要作用。以考察陕西督粮道为例，可以找到清代粮税管理体制变迁与地方道制关系的切入点。清初由于陕西布政司等旧有部门对粮税管理的缺失，设置督粮道成为朝廷解决陕西地区钱粮亏空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陕西督粮道设立后，其职能也由最初的笼统的“督理粮税”逐渐扩展成为陕西地区粮政的直接主管机构。就陕西督粮道的案例来讲，道的设立并非是国家统一对行政政区的规划，而是从实际管理的需求中逐渐萌生出来的。它的出现，不仅体现了粮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地方督抚管理的变革，更是说明了道级机构突破原有体制下分散的粮政管理格局，实现了粮政管理集中化的渐进式发展历程。
以实录和档案为主，结合地方史志，对清代陕西督粮道的任职者进行了一番人事考察。通过对陕西督粮道员的简历进行梳理，得出有清一代共有97人任职了陕西督粮道，勾勒出了陕西督粮道员的总体形象。陕西督粮道员在籍贯分布上也凸显出了差异性，总体表现为南多北少，各地域、省份之间的分布也有其差异性，但大多分布于经济发达或省份繁荣之地。
造成这种现象，多与统治者随着形式变化不断调整用人政策、清朝官员本身所实行的任职回避制度以及人文地理层年的积聚性影响有关。结合史料，对清代陕西督粮道员的入仕背景进行分析可得出道员入仕仍是以正途入仕为主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异途入仕越来越成为陕西督粮道员的入仕途径之一。
通过对陕西督粮道员的考察与分析可以看出，清代的道员并非只是像表面一样名为监司,实与闲曹等，实际上地方的许多政务问题多由道员进行处理，切实对清代地方的财、政产生了重要影响。“道”作为居于省与府之间的中间机构，是地方官僚体系中的重要一级，有着承上启下的转乘作用。所以，道员是地方行政制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层级，其在地方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也理应重新得到学界的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