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西岗齿轮厂当铁匠的岁月（上）（铁匠车间）

人生在不知不觉中过得那样匆匆忙忙，似乎童年的梦还在脑中萦绕，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喜抱孙儿度晚年，乐享天伦醉语牵的阶段。

一些之前并不相熟的人，只知道我在国企当过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在民营企业当过人力资源部长、组织部长，行政副经理，感觉我只是个脑力劳动者，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力，也没有受过苦，属于悠哉轻闲，生活惬意那一类人。出现这种错误认知，只是他们并不了解我的过去。

我1977年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游荡的一年，干过建筑工地小工，制瓦厂临时工，自来水公司建筑队临时工，这些当时叫临时工的工作，都是重体力工作，每天汗流浃背，出窑时承受着窖内的高温，呼吸着令人窒息炙嗓子的混浊空气，汗水*得眼睛都睁不开，那份辛苦可想而知。但每个月能挣六十余元，比我父亲工资还要多。不但为家庭减轻了负担，也让自己颇感自豪。

西岗齿轮厂厂区1978年

1978年参加工作后，曾经在工厂打了十四年铁，这也是企业中工作环境最差，劳动强度最大的重体力工种，每个月比其他车间人员多五元高温补助，每月有二两木耳的清肺福利，所以我才享受了特殊工种退休的待遇。

1978年11月11日，我和四师批发站一批刚分配工作的年轻人，乘坐着单位的嘎斯汽车来到了西岗齿轮厂报到。

本人（左）在汽锤上镦料，陈祥春（中）拿盖，鲁明旭（右）拿模具。八十年代末车间工作照。

这一年的雪下的比较早，那天的虎林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到处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洁白而耀眼的雪，让一切变得那么纯净。而我们这一群就要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既有就要成为工人的激动，又有对未来的茫然和忐忑。

当时农垦系统分到西岗齿轮厂的年轻人，都在这一天集中来到了齿轮厂报到。有虎林电厂的，有四师批发站的，有庆丰农场的，有858农场的，有金沙农场的，有海林农场的……

见面会也是工作分配会，在齿轮厂办公楼二楼大会议室进行。

这栋办公楼，建于六十年代初期，砖木结构，主梁和地板都是厚厚的红松木头。我们来时，地板已经磨损严重，板与板之间裂了缝隙。为了堵缝隙和防火，地板上用钉了一层铁皮。时间久了，铁皮四边有些卷曲，人一走上去，地板就咯吱的随脚步而响起来。

七十年代西岗齿轮厂办公楼远眺，楼前碉堡隐约可见，道两旁树还很小。

西岗齿轮厂办公楼，约七十年代

据说，建这栋楼还有一个故事，当时王震从湖南浏阳老家带出了一批青年，安排在齿轮厂各车间当技术工人。由于六十年代吃住条件太差，这批青年闹着要回湖南老家。厂领导安抚了很久，也没有什么成效，只好向王震报告了此事。

王震母亲董奇谱此时正在虎林，她平时经常和这群老乡在一起，和他们关系很融洽。这帮小年轻对王震母亲也是极其尊重。王震就让母亲去和这群年轻人谈谈心，安抚一下。老人家对大家讲：在这能学技术，能挣工资，回家就是当农民，在这吃饭虽然差些，但有饭吃，回老家可能连饭都没有，而且要从长远看问题，当工人总比当农民要强百倍的。

王震母亲董奇谱（在）王震（左二）王震夫王季青（左四）

这群年轻人想了一下，也有道理，但眼前的困难怎么办？他们提出了没有宿舍住，吃饭也吃不饱等问题。老太太承诺她一定向王震反映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王震决定在齿轮厂（当时叫修配厂）建一栋二层楼当宿舍，解决青年们的住宿问题。于是，才有了这栋楼，但当时是职工宿舍，后来在东北农垦总局和虎林农垦分局成立后，原850农场办公楼由虎林分局使用用，850农场机关搬到这栋楼内，不久虎林分局搬到虎林县老县委道南，农场机关又搬回原办公楼，这栋楼最后才成为西岗齿轮厂办公楼。

1973年齿轮厂领导合影。自左至右张淑云（天津知青），李青发，现役军代表吴东升，王立清，吴广文，贾文耀。

我参加工作时，厂长为王立清，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警卫员，副*李青发，副厂长李学东，吴广文，贾文耀。这几人吴广文是老大学生，在企业负责技术工作，和王立清同为社教后队成员，社教结束后和王立清厂长都留在了企业。其他几位厂领导，都是建国前老干部。

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刚结束，社会风气较现在要好许多，但走后门和不正之风依然存在，只是不如现在的明目张胆。在工作分配上，有关系的或领导家人受相关利益人照顾，体现的既公开又非常明显。齿轮厂子弟自然受照顾，那些外单位青年，父母是领导的，和齿轮厂的领导存在着利益输送关系，所以他们的孩子都分配到较好工作岗位，如电工、军工、铣工、磨工、热处理工等比较好的岗位。就是次一等的，也分到钳工、车工岗位。

而批发站和电厂普通职工的子弟，大部分分到了铸工和锻工这两个企业最艰苦岗位。齿轮厂子弟，没有分到最艰苦的铸造车间和锻压车间。当然除了己被分配到四师批发站却没有去的姜克友除外，他被分到锻压车间没有服从分配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守寡多年的老妈，没有家庭背景。

当时我和批发站一同来的曹成玖、柳元明、陈林生、谢丽华一起分到了锻压车间。还有一批电厂子弟和西岗师范学校子弟也分到了锻压车间。说实话，虽然知道锻压车间不是好车间，但也根本不知道它不好在什么地方。

八十年代本人在厂工会看报纸

分配结束，车间副主任党才娃把我们领到车间，然后车间领导对我们进行了分配。我和柳元明、谢丽华到马寿亭任班长的三班，陈林生和电厂的隋文胜、艾利纳分到金有哲、张耀武任班长的一班，曹成玖分到王路和佟洪山任班长的二班。

我们到车间时，知青返城虽没有大规模开始，却也是暗流涌动，很多人已经办了病退或采取其他方式正在返城。贾志旺、贾宝珠、张来福、王瑞祥等已经离开车间了，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但当时还在车间未成家的知青，有些是有印象的，他们和我们起码在一起工作了有三个月左右，如沙雪芹、李龙霞、赵文媛、方永祥、刘玉宝、葛志存、王路、袁正国等。

企业当时执行的育人模式为学徒制，即新来的学员，每人原则上安排两个师傅负责手把手的教。我的师傅是两个天津知青，一个是刘玉宝，但他只带了我不到三个月，就返城了。另一个师傅是杜文栓，他带了我约一年左右。老锻压车间上磨擦压力冷锻设备后，他领着哈尔滨知青闫焕省、从汽锤岗位调整下来的杜俊波、王燕，一直在那工作，直到调到机关离开了车间，后任工厂销售科科长。

知青在厂前碉堡上合影。前左我车间祁金兰，二排右沙雪芹，她俩均为北京知青地，是我车间汽锤司机。

谢丽华和电厂来的王燕、吴长艳学开锤，谢丽华和郑洪兵学徒，吴长艳和李明娥、李淑华学徒，王燕好像是和李龙霞或赵文媛学徒，从密山杨木农村来的杜俊波，和谁学徒记不清了。一班汽锤司机是李淑华和李明娥，李春华、邹杰比我们早来一两年，但当时好像也是学徒期。二班好像是李龙霞和赵文媛，三班是郑洪兵和沙雪芹。知青走后，郑洪兵也调走去了南方。车间由三班倒变为两班倒后，一班汽锤司机是李春华，邹杰，二班是吴长艳和郑瑞芹。后期张志安，马寿亭，陈林生，蒋喜龙都开过锤。八十年代后期，马凤云和詹冬梅到车间开始也是学开锤，后到锯床班。

我车间两位汽锤司机北京知青李龙霞（左）、赵文媛（右）

我们一起来的这拨新学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师傅。常新航跟马寿亭，柳元明跟外号老水袜子的陈祥春，任华跟孙炳福，陈林生跟北京知青马兆宏，曹成玫跟鸡西知青佟洪山，刘之达跟王德国，蒋喜龙跟北京知青闫林，隋文胜跟厂里有名的才子金有哲，艾利纳跟张志安，姜克友跟鸡西知青张耀武，黄亚军跟张小平，哈尔滨知青陈连亭徒弟是金沙农场来的张树军，北京知青王忠和徒弟是金沙农场来的邹继和，还有张军、鲁志丹、庞春利、王建国、刘申、孙长宽、金春民、白峰等，记不清楚他们的师傅是谁了，也不清楚王其海、吴兆友、李艳波、聂永平、谢树发、郑永团（二林）、周世民等是谁的师傅了。

七十年代初，车间班组学习。左至右沙雪芹，王瑞祥，佟洪山，李明娥，马寿亭，李淑华，贾宝珠，写板报张来福

当时的锻压车间，我认为是车间历史上最强的配置。主任王君，指导员马寿山，副主任党才娃，孔宪惠。技术员张国礼、包文亮，潘景田。车间统计员北京知青祁金兰，质检员宋广兴。

七十年代，车间报喜捷报。拿报捷喜报左b孔宪惠，中间马寿山，刘长权，右王君。照片左一副政委李青发。

当时车间有三个技术员，这是以后再也没有过的事情了。从技术角度看，张国礼实践经验最丰富，解决问题能力也最强。潘景田是工农兵大学生，北大毕业，理论比较强。包文亮，蒙古族人，四方大脸，身材魁梧，小肚微鼓让他走路挺胸抬头，显得很有领导气质，说话也很有领导范。听说有一次，他和厂领导到业务单位去洽谈业务，一见面，对方把他当主要领导，直接奔他而来握住他双手寒喧，把厂领导晒在一边。

车间领导开会，上至下包文亮（技术员），刘长权（副主任），王君（主任），马寿山（支书），张金昌，×××

当时车间电焊工也是两名，张金昌，在虎林电厂时曾任“红色造反者”领导，并在1970年虎林电厂第四届党代会时被选举为党委委员。1976年至1977年，任西岗齿轮厂锻压车间主任，因家庭负担重，1978年主动辞官为民。刘挂兰，爱人是汽车司机，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女焊工。.

车间有个老师傅叫陈自福，好象是搞维修或是正火班长，总看见他在砌反射炉。他干活十分的认真，认真的近似苛刻。他对于不能严丝合缝的耐火砖，可以进行手工打磨很长时间。虽然他砌炉时间一般较长，但质量确实是经久耐用。

右二佟洪山，右四沙雪芹，右五王德国。

虽然工作岗位不好，心情略有郁闷。但刚参加工作，对一切的新鲜感，冲淡了心中的烦恼。但随着对车间人员的了解，当别人戏谑我们为“臭打铁”的时，难以言喻的失落感沉甸甸的笼罩上了心头。我明白这个工种在企业各工种间的地位和位置，于是感觉很是自卑。面对着反射炉冒出的灼人火焰；呼吸着令人室息的浑浊空气；倾听着震耳欲聋的汽锤轰呜声。失望将我浸泡的浑身软软的，开始的兴奋被失落替代了……

当时在齿轮厂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犯了错误的人，会被发配到锻压车间来劳动，有点像苏联时期发配到西伯利亚的意思。这种发配，从本质上看，是带有一种惩罚性质的。汽车司机秦军，因出车祸被吊销驾驶证，被发配来锻压车间大炉工作。

还有一些人，就是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上层关系，所以也被放在这个大熔炉中锻炼。

李学书本是军官转业，按规定应安排在干部岗位。但他当时也是无根无基，不知什么原因，先安排到机关后又某名其妙的下放到我们车间，被安排到大炉低就。对此，他颇有怨言，并屡次上访要说法。后来是找了关系，还是上面知道执行政策出现失识，他被调到行政办公室工作。大约没过几年就调走了。

复员军人何庆吉、张亚军，都是农村兵，在齿轮厂找了爱人后调入企业。也是因没有什么关系，被分配到锻压车间大炉班。但两人是金子总会发光，后都到了公安部门。

当时农垦西岗师范学校子弟，虽然是事业单位子弟，但学校无法安置他们就业，只能分到企业来。张军，常新航，王建国在我们班，刘申在二班，他们都是师范学校的子弟。

常新航是黑龙江省著名教育家和速成写作法发明者常青的小儿子，酷爱美术，上班时随手带着一个速写本和碳素笔，时不时的拿出来画些素描，他画的人物肖像十分逼真。他后考进了阿城师专，曾在学院任美术系主任，后调到南方一学校任教。

王建国年龄和我们相近，但他有种和他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平时沉默寡言。曾有一次他对着大炉浓烟和火焰奔腾的反射炉吟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当时的我读书很少，并不知道此诗是抗联名将李兆麟的诗作《露营之歌》，而是感觉说的太好，真是我们车间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车间是没有暖气的，棚顶和窗户四处透风。这虽然方便了煤烟快速排放出去，但室内温度永远和室外一样。每天工作前，都要烧一些钢料烤汽锤、模具、水槽等，要不然就没法正常开展工作。

王建国后期考学离开了车间，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他和其他同事少有联系，大家并不太清楚。

刚参加工作时，我们车间烧料用油炉，以废旧柴油为主。油炉掌握好喷油嘴喷油量，勤把喷油点的料挪动一下，别让钢料过烧就行。烧火的人比较清闲，有时间在长木椅上躺一会儿。但这种轻快的事，一年后就到头了。油炉停烧后，就开始烧煤。而煤炉烟大，火也弱，烧料时间长，还要拉煤出灰渣，劳动量比油炉大的太多。煤炉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灰尘大，长期吸入游离的二氧化硅粉尘，而二氧化硅粉尘不能够排出体外，在肺内沉积就会引起矽肺病。铸造车间和锅炉房的职工，其职业病就是矽肺病。

我们车间750公斤汽锤

我们刚上班时，齿轮厂人员处于鼎盛之时，职工一千多人，住宿舍在食堂就餐人员约有二百多人。当时工厂有一食堂和二食堂两个食堂，以解决就餐人员太多的问题。

锻压、铸造、元柱（大机加）、伞齿（小机加）、磨包、热处理车间在一食堂就餐。这个食堂是职工就餐的主食堂，1978年知青还没有大批返城，知青再加我们新来的青工，最高时就餐人员约200余人。还有西岗地区的邮局、银行人员也在这就餐。当时食堂班长好像是张小平他爸，后期是张长岭，炊事员有李大胡子爱人，孙孝科爱人，闫海森爱人，丁作兴爱人，李祥伟爱人，陈洪昌母亲，魏庆云爱人高英，李艳波爱人刘茹梅，王发奎妹妹等，卖饭票是一个姓韩的大龄剩女，后为一姓赵的牡丹江知青。

2009年未坍塌前一食堂及左侧菜窖

2017年房子坍塌后的一食堂

2023年5月

军工、机修、锅炉、车队、机关在二食堂就餐。这个食堂，当时又被称为小食堂，就餐人少，听说伙食比我们强些，但没有在那吃过，所以不知真假。

可能是年龄上知青大我们约十岁的关系吧，车间里的知青们一般和我们这些所谓的小孩很少开玩笑，来往也不多。但和老工人们或知青们彼此却时常开玩笑，也经常上车间主任孔宪惠家去串门。

北京知青王路，曾任二班班长，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稳重而且有修养，走路板板正正，说话和风细雨，发旧的黄军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严严实实，颇有军人的作风。庄重中不乏睿智，沉稳中透出一种亲和力。他和另一汽锤司机赵文嫒谈恋爱，可惜我们没有在一个班工作，不是太熟，但他每次见到我，都客气的点头致意，让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不谙时事的小孩子，倍感温暖。

车间有位叫刘峰的北京知青，我虽然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的离开工厂，却是让我十分的敬佩。

他晚上要上火车离开朝夕相处的工厂了，可他白天照样在车间干了一天的活。下班后，他扔掉了破工作服，洗漱完毕换上新衣服，拎上行李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有人说他潇洒，有人说他悲壮，有人说他矫揉造作。而我却感到他在车间工作的最后一天，是在向他的逝去的青春告别，是在把他对生活了十年的第二故乡的依依不舍，倾注在那熟悉的每个设备，每个老职工的心里。那是一种没有泪的哽咽，是一种壮志未酬的涕泪，是一种对责任的最好的诠释。

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文化生活单调，在宿舍里或工余讲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休闲方式。

北京知青马兆宏讲起故事来是有声有色，玄念迭起，曲折惊险。虽然马师傅的故事也常有李自成进北京，老百姓拿着麦乳精来慰问闯王部队的巨大漏洞，但大家一笑后没有人去细究历史真伪，而是听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