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大一统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爆发了自二战以后欧洲最为严重的民族仇*。
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不仅造成了国内各族人民重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更直接致使南斯拉夫土崩瓦解。
那么问题来了，原本团结协作的局面，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好好聊聊。
战火中的南斯拉夫
1）饱经沧桑的南斯拉夫人大约在公元4—5世纪，出于躲避匈人（Huns）的需要，古斯拉夫人被迫离开故土。其中一支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巴尔干地区，甚至一度伸展到了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一带。
在局势日趋稳定后，他们陆续在东南欧以及巴尔干半岛等地定居了下来，这便是“南斯拉夫”人的由来。
巴尔干半岛地形图
这场持续百年的大迁徙，使得南斯拉夫人的血统与文化传统极为多元。
就拿血统来说，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的他们，不仅与西欧的日耳曼人、波罗的人有了深度融合，甚至还掺杂着有着游牧传统的中亚萨尔马特人与阿兰人的成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尔干地区逐步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我们熟知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以及保加利亚等民族。
为了争得生存和安居之地，他们先后与拜占廷人、阿瓦尔人、法兰克人、匈牙利人、威尼斯人等进行了接连不断的战争并建立了一些国家组织。但是，由于无力抵御邻国的扩张，这些国家存在的时间都不长。
8—9世纪的斯拉夫人分布
1）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天然鸿沟
863年，拜占廷帝国米海尔三世（840—867）派遣传教士基里洛和梅托迪耶两兄弟前往大摩拉维亚国传播基督教，并创制了古斯拉夫文字格拉哥里字母。
有学者认为，这种字母就是西里尔字母的“原型”。
早期的西里尔字母表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值得一提的是，东正教与天主教尽管都是基督教的“分支”，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东正教视自身为正统，因此使用希腊文书写经文，保持着希腊与拜占廷王朝的文化传统；崇尚一元主义，有着严格的宗法观念和道德规范，更富有集体主义精神
反观天主教，以拉丁文字为宗教的正式用语，并主动继承了西罗马帝国的文化传统；崇尚多元主义和法制，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
基督教分裂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接受了天主教，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与马其顿人等接受了东正教。
其结果就是，血缘与语言十分相近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文化艺术、生活习俗、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政治取向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差异。
东西教会大分裂
进入14世纪后半叶，巴尔干半岛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拓展阅读：）。
众所周知，奥斯曼土耳其一直将伊斯兰教视为国教。因此，“非穆斯林群体只具有二等身份，基督徒和犹太人即便被视为‘圣经的子民’而获得容忍，但也因为宗教立场而受到官方的歧视和虐待”。一时间，这里成为了东正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势力互相角力的竞技场。
土耳其托卡比皇宫外观
进入16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欧文化的强力渗入，当地的不少居民主动接受了“西方化”。到了18世纪，沙俄开始向巴尔干地区渗透，并将南斯拉夫人视为“早年走失的儿子”。
于是，又有一些民族基于“寻根”的需要，主动与沙俄亲近了起来。比如在几次俄土战争中，很多当地人主动加入了沙俄阵营。
一言概之，巴尔干地区的“文化多元性”，主要是依靠周边强势民族文化影响所形成的，并非源于本民族的自我迭代。因此，这种“多元文化”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
反映俄土战争的绘作
2）“近东危机”与巴尔干独立
伴随着19世纪70年代“近东危机”的爆发，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奥斯曼土耳其的“缩水”进程
在1711—1853年之间，沙俄军队先后八次占领了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两个公国。1774年，奥斯曼苏丹被迫承认两个公国的“保护权”。
从1829年起，“奥斯曼土耳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仅是维系名义上的宗主权而已，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控在沙俄的手中”。
直到1856年第九次俄土战争结束后，沙俄的“保护权”才被取缔，转由列强共同“保护”。
1859年，两个公国合二为一；1862年1月，两国的宪法与行政管理实现了统一，新国家命名为罗马尼亚，并在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宗主权的前提下实行了自治。1877年5月，罗马尼亚宣布独立。
罗马尼亚历史简图
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等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1878年，奥斯曼土耳其与沙俄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宣布塞尔维亚与黑山完全独立；除此之外，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也在奥匈帝国的“保护”下取得事实上的独立。
在俄土战争中被击败的土耳其官兵
同年7月，围绕巴尔干问题，英、德、法、沙俄联合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等国在柏林共同签署《柏林条约》，具体要点如下：
- 奥斯曼土耳其拥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的宗主权，但奥匈帝国在这里享有驻军权和行政管理权；
- 塞尔维亚、黑山与罗马尼亚正式独立，但须分担奥斯曼土耳其的债务；
- 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沙俄，以收回北多布鲁查作为补偿；
- 保加利亚被一分为三。其中，南部归属奥斯曼土耳其，北部取得自治但需接受沙俄的“保护”，东鲁米利亚取得自治权但需要接受国际监督。
1878年7月，列强签署《柏林条约》的场景
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巴尔干领土当中，阿尔巴尼亚是仅有的穆斯林人口高达70％的处于自治状态的属国。
1912年11月，该国宣布独立。一个月后，英国、奥匈帝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六国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不过，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体的科索沃地区划归给了塞尔维亚，北伊庇鲁斯划归给希腊。
1912年10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土耳其遭遇惨败。次年3月，他们不得不先后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等国签订《伦敦条约》。至此，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几乎消失殆尽。
一战前夕的巴尔干半岛
3）脆弱的“南斯拉夫共同体”
在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分布中，塞尔维亚人的数量最多，克罗地亚人居于次席。根据一份193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前者占据了总人口的40%，后者达到了24%左右。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的人口，分列1—3位
前面提到，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人不仅在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在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武装斗争中也出现了巨大分歧。
早在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在占领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与克罗地亚部分地区以后，继续向奥地利进犯。
基于抵御奥斯曼军队的需要，奥地利在克罗地亚境内建立了军事边区“克拉伊纳”，后来扩展到沿海与伏伊伏丁那，并沿着多瑙河向东扩展，最后形成了从亚得里亚海到喀尔巴阡山的完整防护带。
1282—1815年奥地利的扩张
“克拉伊纳”内的居民，一开始主要由克罗地亚与奥匈地区的人众组成。从16世纪30年代以后，陆续涌入了大批东正教区的逃亡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塞族人。
这些人不仅享有免除一切税赋的优惠，只需承担军事义务即可，一度取得了自治权，建立了东正教堂与大主教辖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成为了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聚居区。
进入19世纪后，伴随着奥匈帝国的发展与外国资本的渗入，克罗地亚的经济有了显著提升，民族解放思潮也呈现出了星火燎原之势。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当地出现了多个政党，但不同党派的行动纲领存在着显著不同。
与塞尔维亚人关系较好的民众党主张“南部斯拉夫人统一”，权利党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克罗地亚民族国家”，联盟党则主张“与匈牙利结为联盟”。
红色区域即克罗地亚的塞族主要聚居区
与克罗地亚人相比，塞尔维亚人的“野心”显然要大得多。
经过十余年的斗争，塞尔维亚于1815年获得了自治权。1844年，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在起草的秘密文件《回忆》（或译《略图》）中指出：
考虑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崩溃将成为既定事实，有鉴于此，新生的塞尔维亚不仅要全面继承杜尚王国的疆域，还要向西北方向的塞族聚居区扩展，最终建立一个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囊括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大一统国家。
1878年，塞尔维亚在沙俄的协助下宣布独立，1882年恢复了世袭君主制的“塞尔维亚王国”，但疆域仅包括今塞尔维亚中部的一些地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塞尔维亚青年激进分子赶赴克罗地亚等地，为“建立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南斯拉夫国家”进行秘密宣传与鼓动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居于克罗地亚的塞族人也通过《塞尔维亚屏障》等刊物发表类似文章。
所谓“杜尚王国”即图中的“塞尔维亚王国”
1902年8月，一个名叫尼古拉·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塞族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题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
克罗地亚人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统一的社会习俗，没有共同生存的整体，更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民族属性的意识。
因此，克罗地亚人不是也不可能是专门的民族，但正在成为塞尔维亚族的道路之上。
对于那些具有专门民族意识的少数克罗地亚人，我们应通过斗争消灭之，这一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篇文章一经刊发，顿时激起了克罗地亚人的反感与愤怒。很快，各大城市纷纷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与抗议活动，比如萨格勒布市的示威游行持续了整整4天之久。与此同时，很多塞族人商店遭到了破坏，不少塞族民众被围殴。
位于萨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
除了与克罗地亚人关系不睦之外，塞尔维亚人与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也很差。
在18世纪前后，大批阿尔巴尼亚人开始涌入位于塞尔维亚南部的科索沃以及保加利亚、波斯尼亚等地。
1875—1878年，黑塞哥维那境内爆发了旨在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武装大起义，并迅速波及到了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伏伊伏丁那等地，被视为欧洲近代史上最大的游击战争之一。
但是在这场起义当中，塞族人与阿族人产生了激烈冲突。结果，塞族一方遭遇失利，科索沃境内的塞族人遭到了迫害，不得不大批外逃；在1878—1912年的30多年期间，又有40多万塞族人离开了科索沃。
科索沃的具体位置
1878年6月，科索沃境内的阿族人在普里兹伦成立了“普里兹伦同盟”，要求承认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合法性并保证领土完整。
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一度进入到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直到亚得里亚海边。
1912年4月，阿尔巴尼亚境内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并于11月28日宣布独立。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下，塞、黑军队只能主动撤出阿尔巴尼亚，但塞尔维亚收回了科索沃的主权。
1913年秋，科索沃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塞尔维亚”武装起义，塞尔维亚动用了几个师的兵力将之镇压了下去，致使大批阿族人被*，即便是老弱妇孺也不能幸免，两族之间已经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科索沃的行政规划
一言概之，尽管巴尔干地区经历了一系列的沧桑巨变，但既没有形成关系牢固的族群，也从未建立稳固的多民族政治共同体。
奥斯曼土耳其固然以边疆行省的方式将当地的不同民族聚拢在了一起，不过伴随着其统治的崩溃，这里再度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更何况，在大多数时间段内，南斯拉夫人一直处于被其他民族控制乃至奴役的角色。
鉴于此，有时人表示，“巴尔干半岛境内的人造的独立政权，只能作为缓冲国生存于敌对的帝国之间，或者只能出现在那些日趋衰亡的帝国边缘的废墟上”。
1910年的巴尔干局势
4）“统一国家”的建立
一战结束后，身为战败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与奥匈帝国相继受到了协约国集团的清算。至此，南斯拉夫人终于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
为了捍卫这一来之不易的独立局面，不同民族的有识之士们决定暂时放下仇恨情绪，建立一个独立的大一统国家。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王国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宣布国家更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
亚历山大一世·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1888—1934）
不过，还没等到外敌入侵，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就出现了裂痕。
新国家成立后，以塞尔维亚人为核心的反对党渐渐控制了临时议会和政府。1921年6月，国家通过维多夫丹宪法，原本的“联合王国”转变为“单一制的君主制国家”，传统的地理规划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直辖的33个省。
塞尔维亚人“一家独大”的现状，迅速激起了国内其他民族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新宪法的颁布意味着“自己沦为了塞尔维亚国王的属民”。很快，他们纷纷发起了反抗，并着手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与武装力量。
“南斯拉夫王国”的国旗
在各民族当中，克罗地亚人的反应最为激烈。就拿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来说，他不仅要求官方应该给予克罗地亚民众“自治权”，并主张国家应该实行联邦制。
斯捷潘·拉迪奇的主张，显然不符合统治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不仅一直遭到官方的残酷打压和迫害，也被“大塞尔维亚主义者”视为眼中钉。
1928年6月20日，激进党国会议员普尼沙·拉契奇在国民议会的会场，公然掏出手枪向在场的农民党议员连续开火。其中，两名农民党议员当场身亡，身受重伤的斯捷潘·拉迪奇也在几天后不治身亡。
这场前所未闻的内讧事件，彻底引燃了塞族与克族矛盾的导火索。
斯捷潘·拉迪奇
更令克罗地亚人愤怒的是，亚历山大一世还在自己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1929年1月6日，他决定废除宪法，并下令议会休会，建立独裁制。10月，他不仅将国名改为“南斯拉夫王国”，还将33个省改为9个省。1931年，他再度颁布新宪法，将行政权力尽数揽入手中。
亚历山大一世的独断专横，引起了其他民族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满。为了平息民愤，他只能在1931年9月对宪法进行了修订，不仅恢复了国民议会，还实行两院制。可即便如此，“政府依然只对国王负责”。
1934年10月，亚历山大一世在马赛被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刺*。对此，有时人指出，“人造的南斯拉夫国家已经越来越没有前途，并再度沦为了大国利益争夺的场所。”
亚历山大一世和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杜在被刺*前最后一张合影
5）南斯拉夫王国的倒掉
1939年3月，纳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后，意大利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王国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克罗地亚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治与独立的要求。1939年8月，克罗地亚与中央政府签订《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协议》。
根据该协议，克罗地亚取得了自治权，新的克罗地亚巴昂自治区的统辖范围不仅囊括了整个克罗地亚，还有原萨瓦巴昂区、沿海巴昂区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几个县，约占南斯拉夫王国总面积的1/4。另外，自治区的总人口为440万，是全国总人口的27%。
南斯拉夫王国的民族分布
慑于德军的军威，摄政的保罗亲王于1941年3月25日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加入轴心国集团，但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强烈抵制。
27日，在英国人的支持下，18岁的彼得二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王政权。简言之，南斯拉夫处于一种微妙的“骑墙状态”。
于是，轴心国于4月6日开进南斯拉夫并迅速占领了其全境，彼得二世与其他王室成员被迫流亡海外，南斯拉夫王国再度被瓜分。
其中，匈牙利与保加利亚占领了部分边陲地区，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并建立了亲法西斯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米兰·内迪奇成立的傀儡政权“救国政府”统治着余下的塞尔维亚领土。
所谓“克罗地亚独立国”
“翻身逆袭”的克罗地亚人，很快就对塞尔维亚人以及犹太人等族群展开了一系列的血腥报复行动。
他们“不仅吞并了波黑的大部分土地，强迫东正教徒们改信天主教，还大肆屠*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宣布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不受法律保护”。
截止二战结束，大约有33—39万塞尔维亚人与3万犹太人被无情*害。其中，至少有30—35万人死于号称“巴尔*奥斯维辛”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旧址纪念馆外的巨型“石花”纪念碑
2）“南斯拉夫模式”的是与非不过话说回来，寻求独立的南斯拉夫人民从未选择坐以待毙。在克罗地亚裔*铁托的带领下，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一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抗。
1945年5月8日，南共游击队开进萨格勒布，彻底摧毁了“克罗地亚独立国”。11月29日，“南斯拉夫民主联盟”宣告成立。至此，南斯拉夫各民族被聚拢在了一个国体之下，彻底挣脱了被殖民的命运。
南斯拉夫游击队与苏联军官合影
1）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
1946年1月，“民主联盟”更名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铁托担任联邦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新生的南斯拉夫实行联邦制，国家主体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马其顿、黑山等6个共和国组成。
南斯拉夫的几个加盟国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南斯拉夫选择了社会主义路线，但并未严格恪守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拓展阅读：）。
首先，政府除了主张工业、外贸和银行国有化之外，允许私营企业和个体农业的发展；西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在各地流传开来，每年能够吸引超过600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视察南斯拉夫工厂的铁托
其次，南斯拉夫不仅一直与“老大哥”苏联保持着一定距离，而且坚持主张外交独立自主政策，更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加入华约的社会主义国家（拓展阅读：）。
进入5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开始与第三世界国家有所接触，先后与印度、缅甸以及埃及与印尼等国建立了联系，并在1955年与新中国建交。
1956年，铁托联合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布里奥尼岛发表声明，正式提出了“不结盟运动”的主张。
1961年9月，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得益于此，铁托在国内乃至第三世界国家都有着非常高的评价。
“不结盟运动”的几个主要令德国人，右一即铁托
第三，铁托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使得南斯拉夫成为比较富裕的东欧国家。
在与苏联决裂后，南斯拉夫不仅彻底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并建立了一套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工业道路。
数据显示，截至1976年，全国有36%的人民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部冰箱，所有7—15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受到8年义务教育。
虽然和发达的西欧国家相比稍微落后了一些，但是与同一时期的大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还是有着明显优势（拓展阅读：）。
南斯拉夫建国一周年阅兵式上的铁托
2）“党政分开”原则的落实
1952年，南共召开了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党的名称由“南斯拉夫共产党”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或共盟。
1958年，南共联盟“七大”不仅进一步肯定和发挥了“六大”的观点，还对党的任务、职责、工作方法等在党章、党纲中又做出了明确阐述，并将“党政分开”的原则以纲领的形式确定下来，形成了完整的党政分开的理论。
演讲中的铁托
对于党的“引导作用”，《南共联盟纲领》如是阐述道：
由于南斯拉夫革命发展的特点和南共的性质，决定了南共在人民政权体系中的特殊领导地位。
但是，南共不是国家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直接的业务管理者。另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能也不希望通过国家机关代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执政。
老照片中的南斯拉夫军队
对于南共联盟的基本任务，《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新纲领的报告》如是解释道：
首先，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其次，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尽量广泛地参加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参加国家管理。
第三，力求把劳动人民的政权日益变成符合劳动群众利益的政权，变成劳动群众本身的直接政权。
铁托
对于南共联盟“发挥作用”的方式，《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中如是写道：
南共联盟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首先是通过说服教育，在一切组织、机关和机构中起作用，使联盟的路线和立场被采纳。
就是说，党是在国家权万机关和社会组织之内越来越少通过自己的权力，而更多地通过劳动人民，通过各种社会自治机关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
老照片中的南斯拉夫领导班子
另外，《南共联盟纲领》还提出：
首先，南共联盟对于政权机关和社会自治机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不能是发号施令，党是推动代表机构和其它权力机构工作的力量；
其次，党对他们的工作不能包办代替，而是保证他们能在人民的监督下发挥各自的作用；
第三，采取组织措施使共产党人把工作重点移至代表机构和社会自治机构，取消党政平行制，鼓励和号召非党员群体监督党组织，使南共联盟的组织原则适应于新的条件和任务。
铁托和他的战友们
一言概之，南共联盟所主张的“党政分开”是职能分开，不是简单的“人事分开”；是把包办代替式的直接领导，转变为了能发挥行政机构应有职能的间接领导；把从权力角度发号施令的领导，转变为政治引导式的领导。
3）南共联盟的艰辛探索
从1949年开始，南斯拉夫就掀起了围绕“党政关系”的大讨论。学界认为，南共六大迈出了党政分开的第一步。具体的改革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 坚持党政干部不兼职的制度；
- 坚持党必须同日常的政治决策分开的原则；
- 坚持党的活动公开的原则；
- 强调南共一切组织在自己工作范围内是独立的，各地区的党组织享有更多的权力，中央委员会不再派专人去包办他们的事务；
- 基层党组织按生产和地区原则组织；
- 取消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团体中党的组织机构；
- 政治局改为执行局，成员由8个人扩大为13人，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的机关变成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
南斯拉夫的国旗
坦诚说，改革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遗憾的是，由于相关的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致使一些盟员曲解了南共“六大”的决议。
比如一些南共联盟组织与党员盲目地将之理解为“党将放弃领导地位和作用”，因此一度出现了纪律涣散与思想混乱的现象。
另外，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势力逐渐抬头，他们不仅大肆鼓吹绝对民主与自由，还要求国家实行多党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甚至在党的主要*身上也有所反映。
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南斯拉夫
在1953年10月至1954年初，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米洛万·吉拉斯在《战斗报》和《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署名文章。
在大肆批判斯大林模式与官僚主义的同时，要求改变南共联盟的性质，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
他甚至在文中言辞激烈地指出，“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以党为基础的独裁政权）已经过时了”。
南斯拉夫的“二号人物”米洛万·吉拉斯
吉拉斯的激进改革观点，在南斯拉夫各界引发了轩然大波。1954年1月，南共联盟召开三中全会，批判了吉拉斯的错误思想。铁托在会议中指出：
我第一个讲国家的消亡、党的消亡，但并不是说一个早上，而是一个过程。吉拉斯的思想将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可怕动荡。如果我们允许这样做，那么在一年内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就会丧失。
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拓展阅读：）爆发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浪潮。
鉴于南斯拉夫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需要集中资金，因此在客观上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六大”的一些改革并未完全实现。
身着军装的铁托
4）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从1965年开始，南斯拉夫开启了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
鉴于手握很大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各级国家机关中的党组织*以及企业内部的党组织都不愿放弃管理权。南共联盟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必须同时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与干部制度，必须扩大党内民主”。
铁托
1966年10月，南共联盟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其要点如下：
首先，取消南共联盟*和中央*职务，改设南共联盟主席、中央主席团和中央执委会。
其次，在中央主席团与执委会中，各共和国、自治省都均衡地派有代表，主席团和执委会委员均实行限制连任的原则。
第三，执委会委员不能同时在国家机构和议会机构中担任职务，部队中的党的*和国防部长职务分开，在基层成立单一的党组织。
第四，区以下不设党委，基层党组织*都由有专业、懂技术、不脱产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兼任。
在经历了1968年八届九中全会的改组以及历次代表大会的完善后，南斯拉夫建立了一整套的新制度与工作方法。
1966年，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商店
按照南共联盟的设想，改革能够起到的效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各级议会、政府等国家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有很大的自主性，司法机关能够独立行使司法职能。
党摆脱了日常琐细的行政事务，可以集中力量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制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加强了国家机关和自治机构的作用。
第二，党通过思想教育和党员的模范作用，使这些社会政治组织主动接受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由自己对各种问题做出决定。
第三，经过改革，党的各级组织以及每个盟员都有很大独立性。南共联盟的盟员们在思想上与党保持一致，在日常活动中可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更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作用。
1966年的南斯拉夫民众
1971年6月30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对宪法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具体要点如下：
首先，联邦主席团主席为国家集体元首，总统兼任主席团主席一职，副主席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代表轮流担任：
其次，联邦是各共和国与自治省自愿联合的共同体。联邦负责国际、外交、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共和国享有主权，具有国家性；
第三，联邦主席团、议会和政府均由各共和国、自治省选派的代表组成，重大问题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大楼
1974年2月21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其中，联邦议会由联邦院与共和国和自治省院组成；两院中，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都有平等的代表权。
联邦院合计由220人组成，每个共和国选出30名代表，每个自治省选出20名代表：共和国和自治省院共计由88名代表组成，每个共和国推选出12名代表，每个自治省推选出8名代表，
另外，南共联盟主席与各共和国与自治省议会退选出的一名代表共同组成“联邦主席团”，联邦主席团成员任期为5年，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主席团每年从自己的成员中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1人。
在联邦执行委员会中，每个共和国有3名代表，自治省有2名代表。执委会主席（总理）由联邦议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以连任两届为限；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制定自己的宪法，但基本原则不能与联邦宪法相抵触。
老照片中的铁托
1978年6月，南共联盟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强调，“各民族之间没有经济平等，自治是不充分的。无论中央集权主义的现象，还是地方闭关自守的倾向，都不利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兄弟团结。”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一元主义或分裂主义，搞支配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都是违反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制度的”。
为此，南共联盟号召“加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合作、协商和订立契约，在联邦共同体的共同努力下，加快发展科索沃等地的经济和文化”。
铁托在世时，光是凭借着其个人的威望与智慧，就能够极大程度地缓解国内出现的种种问题。
1980年5月4日，铁托因病去世。与此同时，很多问题与矛盾立即暴露了出来。毫不夸张地说，南共联盟迎来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参加铁托葬礼的勃列日涅夫
5）南共联盟的崩溃
铁托去世后，联邦主席团马上宣布，“未来将由它行使国家集体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能”。
与此同时，联邦主席团委员将轮流按照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次序，履行一年一期的主席团主席职务。
6月，南共联盟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主席改为主席团主席，也是一年轮换一次。
这就意味着，联邦主席团由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各1人，外加南共联盟1人共9人组成，南共联盟只是最高领导层的1/9。同样，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1人加上军队1人，合计由9人组成。
一言概之，这时的南共联盟完全放弃了对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领导作用。
“后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元首
进入80年代末，南斯拉夫已经形成为了8个独立的经济与政治实体，各自拥有自己的党中央和国家机构。
与此同时，党也已经趋于“联邦化”，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加起来有8个党，军队里还有1个党。
南共联盟的集体领导由于年年轮换，不分共和国大小和*能力强弱搞绝对平等，反而使领导层变得软弱无力，流于形式。另外，一大批青年共盟成员转而成为了分离主义的代言人（拓展阅读：）。
铁托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地共盟对南共联盟的决议、纲领和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实用主义态度，并不断向中央发难。
1988年，南共联盟召开了新一轮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南共联盟改革三个改革方案，目的在于摆脱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危机，但为时已晚。
1990年1月，南共联盟举行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争取在各共和国多党议会选举中获胜，力图挽救国家于水火。
然而，这一苦心设计的“轮流坐庄制”已经无人问津，只留下一个空旷而又略带斑斑血迹的荒废舞台。
铁托生前的藏品与勋章
3）经济危机的集中爆发从1950年开始，南斯拉夫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界认为，改革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50—1964）：主要实行工人自治，放权让利，旨在增强企业活力；
- 第二阶段（1964—1971）：将工人自治扩大为社会自治，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按市场经济原则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第三阶段（1971—1988）：实行联合劳动体制。
铁托与尼克斯，拍摄于1971年
从改革成效看，第一阶段成果显著。与1952年相比，1965年的社会产值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其中工业产值增长3.37倍，年均增长12%，属于当时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第二阶段的成绩尚可，1966—1970年的社会产值年均增长率约为5.8%。
第三阶段的初期虽然保持了5.7％的年均增长率，但主要不是依靠自身积累，而是靠大举借债来实现的，其结果就是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与贯穿整个80年代的经济停滞等问题。
铁托与勃列日涅夫
1）“联合劳动体制”的局限性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联合劳动体制”？简单地说，这种经济体制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企业的管理职能属于职工，最重要的决定都是由他们通过直接表决来做出的。换言之，没有基层组织的同意，任何管理决定也不能做出。
其次，企业由具有非所有制性质的社会资金负责经营，并不关心资金的增值，在经营亏损时依然可以生存。换言之，这里没有利润概念，经营动机是收入。
在收入分配中，除了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外，首先关心的是个人收入，企业资金池有无积累处于次要地位。
60年代的南斯拉夫
第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协议来敲定的。商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均由协议规定，基本上不存在销售风险。
第四，商业必须同生产部门联合，共同承担风险和分享收入。商业部门不能拒绝生产部门提供的产品，实际上是从属于生产厂家。
第五，银行只是联合劳动的财务联合体，只能起到联合劳动组织的财务服务的作用，就像过去只起国家的财政服务作用一样。
南斯拉夫生产的汽车
坦诚说，这种“联合劳动体制”既不属于计划经济，更不属于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契约经济。
它取消了市场对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的影响，排除了竞争机制，同时造成了一些应该集中的决定权和财力、物力的不能集中，许多最有能力的干部因为不能集中精力抓生产和业务，致使管理无效，掩盖了各自的责任。
一言概之，这种体制投入多，产出少，有时甚至得不偿失，也违反客观的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8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照片中的南斯拉夫街头
2）什么是“经济民族主义”？
实际上，南斯拉夫的地区贫富问题一直非常严重。其中，经济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几乎与邻国奥地利、意大利相近；马其顿、科索沃一直都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权力日趋集中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逐渐演变为“多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老照片中的南斯拉夫民众
从1967年起，克罗地亚的*就不断批评联邦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以及预算收支、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外汇制度当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还要求“从1970年起，除了援助不发达地区的基金外，取消在联邦一级集中资本”，并动员本国的舆论工具来向联邦施加压力。
与克罗地亚一样，斯洛文尼亚也在1969年8月公开指责联邦政府“在为修建南斯拉夫公路而分摊公债金额的问题上，对斯洛文尼亚采取民族歧视态度，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并要求联邦政府下台，这便是所谓的"公路事件"，一度在全国引起了巨大争议。
不过，鉴于铁托果断采取了强硬措施，迅速撤换了许多民族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地方*。因此，70年代的“争吵”大多集中于争贷款、争项目的层面。
可即便如此，许多共和国和自治省基于“暗中发育”的需要，不断大兴土木，甚至对那些没有原材料来源与销售市场保证的项目进行重复投资，造成了经济的地区分割与极大的物质浪费。
老照片中的南斯拉夫民众
铁托去世以后，南斯拉夫的经济每况愈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达的共和国认为，向欠发达地区输送转移支付的举措，让自己受到了剥削；作为对比，经济欠发达的共和国和自治省认为，通过产成品和原材料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实际上是自己受到了经济压迫。
就拿经济最落后的科索沃与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之比，在1947年约为1：3，80年代末已经扩大到1：8。
（北）马其顿的百姓的穿着，明显要差一些
3）经济危机的集中爆发
由于70年代大举从国外借债，致使1981年的净外债（债务额减去债权额）高达200亿美元，每年需还本付息40一5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经济承受能力，债务危机显著加剧。
为了还债，国家不仅激励压缩国内消费和投资，还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或者重新商定原有债务的偿还期。资料显示，直到南斯拉夫解体前夕，净外债依然多达160亿美元左右。
除此之外，国内各经济单位之间的三角债也越积越多，到90年初估计高达500亿美元左右，占到了年国民收入的80%。这些巨额外债和内债都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老照片中的南斯拉夫
除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之外，国民经济发展停滞，通货膨胀持续急剧增长。
进入8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的社会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7％左右，进入90年代后甚至变为负增长。
以零售物价指数为标志的通货膨胀率，在1981—1985年间大致在48.6%左右浮动，但在1986—1989年间，这一数据分别是88%、118%、199％和1255%。
另外，截止80年代末，南斯拉夫失业待业人员超过100万，占到了就业人员的16%；就业人员中大约还有1/3的隐形失业人员。
作为对比，这一时期的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比70年代未下降了约1/3，居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由于经济危机长期得不到克服，甚至有加剧之势，从而使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不同共和国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用发展的眼光看，生活水准的普遍下降与地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无疑是引发民族冲突的催化剂。
老照片中的南斯拉夫
4）民族问题的进一步滋生在建国之初，除了设立联邦院之外，还建立了一个具有很大表决权的机构——“民族院”。机构成员主要由各共和国与自治省（区）推举的代表组成，几乎与联邦院平权。
基于“彻底消灭剥削与被剥削制度”的需要，“民族院”于1953年更名为“生产者院”。
用发展的眼光看，名称的变更反映了南共联盟寻求构建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意愿（拓展阅读：）。
但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南共联盟对“构建南斯拉夫民族”的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关于民族差别在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就会消失的观点，不仅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常常掩盖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或霸权主义倾向。”
傍晚的贝尔格莱德
1）什么是“兰科维奇事件”？
1963年，南共联盟恢复了“民族院”的建制，并赋予了其与联邦院一样的政治地位。
1967年，国家再次重修宪法，进一步扩大了民族院的权力，各共和国与自治区享有的自治权力有了更深层次的提升。
《时代》杂志上的铁托
但令南共联盟始料未及的是，这一举措进一步加剧了民族问题。
原因很简单，以民族为主体建立的行政单位，其自主权与民族利益的分配息息相关。换言之，单纯给予地方自治权，并不能保证其与南共联盟保持“一心一意”。
鉴于此，以“二号人物”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等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在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发展方向和步骤等问题，与铁托等人产生了尖锐对立。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
因为他“反对南共联盟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路线”，鼓吹“铁腕政策”，提出“恢复国家主义，反对削弱联邦中央权力和向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放权”的意见，主张“取消地方自治，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兰科维奇于1966年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与此同时，他的同伴们也受到了清算，大约1500名党员被开除出党。
有学者认为，“兰科维奇的倒台，是中央集权主义势力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强力部门”；很多塞尔维亚的南共联盟盟员与群众认为，“这是铁托针对塞尔维亚人的阴谋”；苏联认为，“兰科维奇的下台，将使南斯拉夫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开始全面自由化，并催生出民族分裂主义思潮”。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的墓碑
2）民族关系的持续恶化
1967年3月15日，130名克罗地亚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关于克罗地亚文学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言》。
他们一致认为，“与塞尔维亚语一样，克罗地亚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应该保证在克罗地亚社会各方面完全使用这种语言”。
《宣言》一经发表，就遭到了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南共联盟认为，“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并无显著差别，只是在书写环节，前者使用西里尔字母，后者使用拉丁字母而已”。
至于炮制这份《宣言》的目的，就是妄图想在两族人民之间制造分裂。因此，参加签名的成员都受到了严厉批评，有的甚至被开除出党。
克罗地亚字母表
1970年，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变得愈演愈烈。比如克罗地亚谴责塞尔维亚的中央集权主义是“亲斯大林的前情报局分子的产物”，塞尔维亚指责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要求“反映了二战期间流亡国外的前乌斯塔什分子的分裂愿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认为，“克罗地亚应该从联邦独立出来参加联合国，建立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
80年代的克罗地亚街拍
除了克罗地亚之外，科索沃局势也变得日趋微妙。1968年11月27日，当地的几百名阿族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科索沃自治省“升格”为共和国。
原因很简单，尽管科索沃有着很大的自治权利，但阿族是一个主体民族，而不是少数民族，有权享受共和国的待遇。
科索沃航拍
从人数上看，南斯拉夫境内的阿族人数量几乎与马其顿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略高于黑山人。
据1981年4月的人口普查，南斯拉夫共有2235万多人。其中，阿族人占全国人口的7.7%，主要居住在只有1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科索沃自治省。
该地的阿族人口出生率非常高，在1961—1981年间，人口从64.6万增加到122.7万，占自治省总人口的77％以上。
作为对比，同一时期内居住在科索沃境内的塞族人减少了1.7万，黑山族减少了1万人。
原因很简单，这两族人众因为受阿族的排挤而被迫离开了自己在科索沃的家园和工作岗位。
科索沃航拍
另外，科索沃地区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要落后得多。这样的惨淡局面，使得阿族人的民族意识有了显著发展。
对此，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民族主义的许多要求和看法在南斯拉夫被证明是极其狭隘的、不开明的。更有甚者，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争斗分裂了自由派*的团结，破坏了各级改革的成果。”
战火纷飞的科索沃
3）民族危机的集中爆发
1990年12月23日，斯洛文尼亚进行全民公决。其中，88%的民众投出了赞成票。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正式宣布独立。
很快，南斯拉夫派兵向斯洛文尼亚宣战，不过双方的战争仅仅历时十天左右就结束了。获胜的斯洛文尼亚，取得了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经济自主权。
斯洛文尼亚风光
1990年12月，克罗地亚制定了新的宪法。宪法不仅规定克罗地亚享有自决权和主权，官方语言也被调整为克罗地亚语。
与此同时，克罗地亚人快速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创立了克罗地亚警察军，并从国外购买了大量武器。
1991年6月19日，克罗地亚举行了独立公投，78%的克罗地亚人认为“应该独立”。6月25日。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一同宣布独立。
不过话说回来，克罗地亚人的独立充满了血与泪。两个民族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995年才结束。
受伤的克罗地亚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克罗地亚人的独立进程这么难？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首先，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国境相连，双方一直积怨不断；其次，克罗地亚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居住着数量可观的塞族人。
因此，在克罗地亚宣布独立的第一时间，以塞族人为主体的克拉伊纳自治区宣布“独立”，要知道，这一地区占据着克罗地亚接近三分之一领土。
另外，位于克罗地亚东部的西斯拉弗尼亚地区，也成立了“东斯拉弗尼亚、巴拉亚、西斯雷姆自治组织”。
南斯拉夫内战
双方的战斗，一开始主要集中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聚居区，后来逐渐向克罗地亚、波黑与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区蔓延。
在克罗地亚最东部与塞尔维亚一河之隔的城市武科瓦尔，发生了长达87天的巷战，即武科瓦尔战役。
在这场战斗中，克罗地亚国民卫队204旅被消灭，大约1000名克罗地亚士兵阵亡，1000人被俘，2000人投降。
据说，在今天的武科瓦尔的房屋上，依然留有当时的弹孔。后来，这场战役被拍成电影——《惊变世界》
《惊变世界》电影海报
伴随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波黑的局势也变得微妙了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是南斯拉夫境内种族与宗教最为复杂的地区。
在90年代初，当地总人口约有440万，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占到了43.7%，塞族占比31.4%，克族占比17.3%。
波斯尼亚人主张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克族也主张独立，但希望建立邦联制国家；塞族坚决反对独立，要求留在南斯拉夫。
波黑民族形势(2006年)
1991年10月15日，由波斯尼亚人和克族人占多数的波黑议会宣布，“波黑为主权国家”。次年3月初，全民公决赞成波黑共和国独立，但也同时遭到了该国塞族人的强烈抵制。
在塞尔维亚的支持下，波黑境内的塞族人以武力对抗的方式，寻求“加入塞尔维亚”。至此，波斯尼亚战争爆发。
在战争中慌乱的人群
说到波黑战争中最惨烈战役，当属“萨拉热窝围城战”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
1992年4月6日，欧共体正式承认波黑独立。同一天，波黑塞族人动用坦克和火炮，将主要由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居住的萨拉热窝包围，并不间断地对其进行轰炸。
这里四面环山，塞族士兵们将火炮和狙击手都布置在四周的山上，整个城市街道和居民区就暴露在他们面前，这些街道被称为“狙击手大街”。
“萨拉热窝玫瑰”，迫击炮在地上留下的弹坑，后被用红色树脂填涂了起来，作为纪念
对于围城战的惨状，有时人如是记录道：
被围困的人们都只能尽量躲在家中，但总需要走出家门去寻找食物和水。于是，飞奔在街道上的行人就成为狙击手们的活靶子，只要看到有人走动或发现人影，山上就会飞来子弹。
萨拉热窝围城战的持续时间，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三倍多，比列宁格勒战役还要长一年之久。直到今天，萨拉热窝的很多民宅等沿街建筑物上面，依然弹痕累累。
游戏《我的战争》的背景，就是萨拉热窝围城战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一直被视为是二战后发生在欧洲的最严重、最疯狂的一次屠*行为，海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与国际法庭均将之定性为“种族灭绝”。
1993年4月16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819号决议案，宣布波斯尼亚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为“安全区域”，并派联合国维护部队加以保护，所有附近周边地区的穆斯林难民几乎都集中在了斯雷布雷尼察。
A点即斯雷布雷尼察
但就在战事临近尾声的1995年7月，塞族部队将斯雷布雷尼察团团包围。尽管这里有2000名荷兰维和部队驻守，但在夜间被塞族军队偷袭，维和部队全部被俘，塞族军队全面进入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
西方学界认为，“这场大屠*至少枪决了8000余名波斯尼亚男子和男孩，里面的女子全部遭到轮暴并强制收容，保证她们在一定期间不得不生出孩子。”
但有塞尔维亚学者指出，“在据信埋葬穆斯林受害者的乱葬坑中，根据其伤口呈现的特征，在被埋的人中至多为几百人，不超过一千人死于枪决。”
但可以肯定的是，波黑战争的代价是惨烈的。资料显示，战争共造成了二十万人死亡，超过二百万人流离失所；85%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450多亿美元。
尽管波黑的民族关系已趋于缓和，但是内心的隔阂肯定是存在的，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消除。
斯雷布雷尼察的墓地
5）尾声1992年1月，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分裂为南联盟、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北）马其顿共和国以及波黑共和国。
在北约与联合国的干预下，南斯拉夫内战暂时被平息了下来，但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2003年，南联盟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即“塞黑”），取消了“南斯拉夫”这一名称。2006年，塞黑再度分裂为塞尔维亚及黑山两国。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分离。至此，南斯拉夫又一次分裂了。
前驻南大使馆原址纪念碑
对于我国而言，南斯拉夫的解体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国家的整体利益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间的平衡，是国家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其次，相关政策的颁布与执行，既不能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又不能无视民族的独特性需要。
第三，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民族矛盾问题，防止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激化矛盾，使之政治化和国际化；第四，各民族之间需要互帮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牢牢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