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十一月
莫斯科书展很成功。主办方为什么把几个彼此意见一致的人聚集在方桌旁的环节称为圆桌辩论呢？我坐在梅丽丝·德·盖兰嘉尔旁边，因这位《切线东方》的作者的美而局促不安。她细腻地诉说着对俄罗斯的爱。她夺走了我原本想表达的一切。她的双眼分得很开，是上等人的标志。她谈到自己的西伯利亚铁路旅行。我愿意和她一同乘上火车，为她沏茶、拎包，晚上为她读鲍里斯·戈东诺夫[1]，让她入眠。
格拉斯和我试着说服听众，必须重走俄罗斯大撤退的路线。我们被梅丽丝震慑，对这次行动也没有把握，只能两人互相帮衬。我们看起来一定像布瓦尔和佩库歇[2]。
“拿破仑或许是个嗜血的怪物……”我打头说。
“……但要承认，我们的行政、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法律……”格拉斯接着说。
“……都归功于他。”我坚定地说。
“在法国，我们没有一天不在他脑中规划的规则框架里活动。”格拉斯说。
“他是疯子？”我说，“是天才？还是来自岛屿的先知？科西嘉的氏族分裂情况激起了他对统一的渴望……”
“……乃至渴望东西方的融合？”格拉斯说。
“不过这与我们的出征无关……”
“……不，我们想要做的……”格拉斯继续说。
“……是致敬数十万不幸士兵的记忆，他们因为追随领袖，因为相信一个民族而成了受害者。”我说。
“……能用每个人的鲜血写出一本集体的书……”
“……能用指尖触摸光荣……”
“……融入拿破仑的灵魂，就像莱昂·布洛伊[3]所说的那样。”
“我们将为这些人的记忆开摩托车旅行。”我说。
“我们不庆祝什么。”格拉斯说。
“我们只想重走大撤退的路线。”
“衡量我们最深处的……”
“……不幸的负担……”
“……痛苦的总和……”
“……伟大的梦想需要多少悲伤作为代价。”
“……需要多少泪水才能改造世界。”
“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加入这场荣誉、疯狂和死亡的结合？”格拉斯总结道。
“归根结底，他们离我们很近。两百年不算什么！”我说。
讲座结束，梅丽丝逃走了。我们和东道主会合。她是这个网络的一名外交官，负责法国大使馆的文学活动。
发言让我们振奋起来。我们走近她。
“您觉得我们的讲话让俄罗斯人颤抖了吗？”我说。
“他们喜欢拿破仑，不是吗？他们会被我们的旅行触动吗？”格拉斯说。
法兰西语言光辉的代表回答：
“你们在酒店登记好了吗？”
我们很快就习惯戴双角帽了。现在是11月底。书展讲座后的这个晚上，我们有十五人一起在莫斯科吃饭。十五个朋友聚集在彼得罗夫卡街的公寓里，列宁和贝利亚的肖像下。烛台上放着斯拉夫蜡烛：它们迅速熔化，陷入半透明的呜咽。像在教养良好的欧洲人家里一样，我们讲俄语。其中有法国人、斯拉夫人、一个德国人、一个波罗的海国家人、两到三个乌克兰人：全都受我们的朋友雅克·冯·波利耶邀请而来。他是一名哮喘病患者、大老爷、亲俄者、商人。我戴着一顶皇帝帽子的复制品，就是在疯人院里看到的那种，我决定在这次征途中都不离开它。我一直相信头饰的功效。在古代，帽子是人的标志。在东方至今如此：你在头上戴着什么决定了你的身份。现代性的一个症状是让我们头顶光秃秃地走上街去。双角帽形同一种神秘的炼金术渗滤装置，或许会为我注入皇帝的一点天资……
我戴的双角帽是科西嘉小个子的帽子的复制品。这顶配有帽徽的帽子曾戴在一个谜、而不是一个人的头上。皇帝出生在一个花岗岩构成、种植栗子树的岛上，并不知道他携带着怪物般的能量。如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是拿破仑的命运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哪些神秘的链条把这个默默无闻的军官带到1804年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典礼？何种占卜术的力量把他推上震慑全欧洲的五十万军人的指挥官位置？哪一颗星星带他走向胜利？什么样的天赋启示他获取希腊天神的手段：雷霆、果敢、时机？
他说服手下，什么都无法抵御他们光荣的征途。1798年，他为他们送上金字塔，1805年的莱茵兰，1808年马德里的大门，1810年的荷兰平原。1802年在亚眠，他使英国屈膝；1807年在提尔西特迫使俄国沙皇乖乖打起呼噜。他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改造国家，...
突然，这个梦想将因俄罗斯草原的死亡之行而崩塌。1812年是一个暗影的漩涡，第一章节将在尼曼河畔展开，三年后终结于圣赫勒拿岛被墙硝啃噬的四壁之中。
所以，我们喝着冯·波利耶的酒，饮下克里米亚半岛的解百纳，吃莳萝鲱鱼、越橘配血肠、糖渍小黄瓜。还有一些玻璃瓶装满了遗忘（也就是宽恕）和邪恶乐趣的长生不老药：白俄罗斯伏特加，像萨瓦省的水一样晶莹。我们的东道主二十年前在莫斯科定居，他厌倦了法国，厌倦了它的规章制度、布热德分子[4]猪肉商、毫无顾忌的社会党人、盆栽天竺葵和乡村的圆形广场。法国，居住在这个小天堂的人们自认为身处地狱，被忙于压制人类养殖场居民的卫道士所掌管，已经不再符合他对自由的需求。他渴望冒险，渴望真实。他宁愿和粗鲁的商人谈判，也不愿和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海狼商讨，这些人从不会想到在合同谈判后建议去桑拿炙烤一番。雅克感到，比起一个对他大谈“前景预测”的家伙，拉多加湖的渔民更加亲近。而在法国，每个人似乎都忙于自己的计划。从此，他高大的身体、慷慨的姿态、疯狂而渴望不眠理由的黑眼睛就在苏联的角落里闲逛了。
2008年，他收购了火箭牌钟表厂。该厂由彼得大帝于17世纪创立，后被苏维埃归并，用于镌刻苏联传奇。每当大事件发生，政治局就下令制造一个手表版本。有的型号是为了纪念潜艇艇员、1980年奥运会、加加林首次太空飞行、极地远征的荣耀。1991年苏联解体时，该厂无人接管。坏事激发了雅克的精神，失去的事业占据着他的灵魂。该厂1990年生产了六百万只手表，到2000年之际只剩可怜的一千多只。雇员被拖欠六个月工资，只剩下被遗忘的五十多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则有数千人。
雅克立志让该品牌重生。他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所有热忱。俄罗斯人起初嘲笑他，最后开始欣赏这位不愿放任这个粗略的国度里唯一一个精确的工厂死去的巴黎人，他为了使火箭牌的脉搏继续在庄稼汉的手腕上跳动而奋斗着。
格拉斯和我像获得劳动奖章的十二号农业大队拖拉机手一样骄傲：雅克刚送给我们两块印有拿破仑之鹰的表，是他为1812年战争两百年纪念特意发行的。背面是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在博罗金诺战场上面对面的形象。有了这样一块表，我们就能毫无畏惧地冲进冬季和黑夜。表的延误除外，因为它的机械尚未自动化，而我们这些西方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给表上发条的习惯。
桌旁还有托马·瓜克，是我们十年的朋友，摄影师，比我们更晚爱上俄罗斯，但同样热烈。他刚刚加入我们。降落在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四十公里的谢列梅捷沃机场使他情绪低落。他透过舷窗发现了俄罗斯冬季的真实面目：这幅景象令人抑郁。色彩抛弃了世界，森林看起来垂头丧气，天空萎靡不振，雪的颜色像水泥。污泥遍地。
“伙计们，我们永远不可能在那里开车，我们会陷进去的。”他一边在桌旁坐下，一边对我们说：“至于我，我能拍什么照片呢？”
我们给了他一块表，他喝下一瓶酒，内心对困难的预期便消散了。伏特加比希望更加有效，而且也没那么粗俗。祝酒的时刻到了。大家轮流起身，举起酒杯，说几句话，引发宾客的抗议或激情。俄罗斯的祝酒艺术让人免于心理分析治疗。人们能当众吐露心声时，就无需躺在长沙发上咨询一位缄默的弗洛伊德学说信徒了。
“敬你们的俄罗斯大撤退！明斯克的气温是零下十五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羡慕你们。”雅克说。
“敬无产者之王！”我说。
“敬科西嘉恶棍，”一个莫斯科朋友喊道，“因为他，俄罗斯人民才第一次感受到爱国主义！”
“敬反基督者波拿巴，”他的女友更进一步，“他使我们成为俄罗斯人！他使我们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
“敬哥萨克！”身躯庞大、有着法斯塔夫般大手的F叫道。
他出生在庇卡底的田园，但和冯·波利耶受同样的厌倦驱使，自我放逐到顿河河畔。他补充说：“敬我心中的哥萨克，敬他们无与伦比的乌拉[5]！敬他们1814年的战役和我在天上的孩子！”
他肥胖的粉色脸颊上滚下一滴泪，几年前一名粗心大意的司机撞死了他六岁的儿子，F把这个可怜孩子的面容文在自己的左前臂上。他带着深切的痛苦看着它，皮肤上孩子的图像似乎动了起来，或许因为肌肉颤动，或许因为某种魔法。而我们，我们静静地望着这个孤单的父亲把五十克毒药灌进喉咙深处[6]。
一个朋友有着深褐色的头发，她的嘴唇碰到摩尔多瓦产的梅洛红酒后变成青色。她请来了一个反对普京的抗议网络的创始人，名叫伊利亚。他的皮肤非常白皙，看上去像一个习惯于在索洛涅打猎的家族侄儿，而不是一个想要炸毁克里姆林宫的家伙。必须小心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的外貌。他们看起来像领圣体者，但某些东西——眼睛深处拉斯普金式的微光，塌脑门，焦躁的发绺，暴露了躁动的精神和行动的转化。请看《白马》的作者萨文科夫[7]的照片：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头颅，不可能安逸地活着。我们能预感暴风雪的来临。宽厚的无政府亲王克鲁泡特金也并不更好：他有着圣诞老人的形象，香料面包商一样又肥又红的脸，却渴望炸毁全世界。
2012这一年，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莫斯科青年在首都中心播下了*乱的种子。西方非常愿意看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人心不稳，于是接应了他们的诉求，保证支持这些熟练使用通讯工具的年轻资产阶级。从互联网爆炸开始，革命就需要市场营销手段。重点不再是侵入行政机关、使军队投诚、把统治者送上断头台：只需要掌控舆论阵地，发表演讲，撰写博客，为西方言论和领酬金的演说家设好讲坛，只要这项事业在欧盟的理念市场上能被银行接受，就能敲定他们来访。只需要一个统一的地点（城市大广场能震撼人心），一群发推特的人，一项讨人喜欢的事业，团结的标志，T恤衫，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颜色和强有力的口号。您想改变世界吗？只需确保演出进行！
伊利亚是这些城市之春的专业人士。我们发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男孩，他手腕纤细，却有一个装满自由思想的大脑。我不知道他如何看待我们堆满酒瓶的餐桌和醉倒的宾客，这些家伙佩戴着骑兵皮袋，挥舞着那个时代的军刀，炫耀二头肌上的东正教十字架和军团徽章刺青，喝光托卡依酒，高唱第一帝国的军歌和红军歌曲，谈起勃艮第中士的回忆，向缪拉亲王祝酒，像普拉托夫的哥萨克一样喊着乌拉。
F唱起一首伞兵歌曲。伊利亚觉得这里没什么可以贴在YouTube上，就离开了。
第二天，八点，我们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后面的一个车库里。天气阴沉，空气弥漫着冷沥青的臭味。莫斯科已经像一个巨型灵魂清洗机一样吼叫起来。烂泥涂抹在街道上、天空中和人心里。汽车驾驶员拥进塞车的行列。雪堆在人行道两侧。雪下一定有醉鬼的尸体，它们将在春天重现。俄罗斯人把它们叫做“雪花莲”，因为它们像候鸟一样可靠地宣告美好日子的到来。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来到这里。
打开一个单间天花板顶棚的灯，我们看到了它，军绿色，已经准备好把我们扔进白俄罗斯的沟里：我们的挎斗摩托车。为了指明这种机器，“附带挎斗的摩托车”的表达法更有美感。这类机器是苏联工业的花冠，它们预告着冒险。我们永远不知道它能不能发动，而一旦启动，没人知道它会不会停下来。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根据德军的宝马摩托车制造了这种机车，此后便覆盖了整个苏联国土。庄稼汉奥列格戴着头盔，骑着一辆乌拉尔，后面载着孩子，挎斗里坐着戴红头巾的农妇——塔季扬娜或莱娜，备胎上挂着一壶牛奶，这幅图景是俄罗斯乡村性的荣格式典型。时至今日，每个村庄都还能找到三四辆，在伞形植物丛中生锈。乌拉尔摩托车厂仍在喷出这些和原版一模一样的机车。只有它们在抵御现代性。它的最高时速是八十公里，适用于缺乏电子设备的乡村。无论是谁都能用金属钳进行修理。它属于那个人类尚未成为电子的奴隶的时代，冶金工业盛行简洁的时代。驾驶的时候需要养成习惯，不要太快向右转，以免抬起挎斗，必须一直调整左侧的偏离度。同时还要拥有内心生活，因为乌拉尔很慢，而俄罗斯无边无际。二十年来，我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受虐的狂热驱使，购买这些机车。其实，我愿意在路上死去。
有一年，我从基辅经波兰南部开一辆车回家，在法兰克福附近出了故障。我们用屠夫在冷库挂骨架的绳索拖摩托，德国人一路打量着我们。柏林墙的倒塌唤起了统一后的条顿人心中对斯拉夫人的蔑视。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开着一辆1966年的摩托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晚上得按着喇叭才能通过短路效应保持车灯亮着。在希瓦，我和一辆警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撞上了车子的右侧，我不得不把自己的靴子和一件漂亮的皮背心让给这些恶棍警察。在奥尔洪岛上，我想从一个农民那里买一辆，它的刹车不灵，油箱漏油。“每辆摩托车都有自己的生命。”主人向我解释说。在柬埔寨，我开着一辆白色乌拉尔回到吴哥窟，而它的万向节在菩萨照看的西门下断裂了。我曾在夏季从莫斯科经芬兰带回一辆蓝色的：波罗的海散发着腐殖土的气息，野鹅冲向迟来的阳光。在巴黎郊区，我一个拐弯，不小心撞上一座采石场小屋的一角。主人感受不到苏联废铁的诗意，他的墙被毁了，挎斗摩托车还安然无恙。在伦吉斯的一次野蛮检查中，我的机车被扣押了。它不合法，我的俄罗斯假证件对海关人员也毫无效果。
瓜克则开着乌拉尔穿越了湄公河三角洲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荒原。我们一起驾着一辆1966年的乌拉尔在坚冰上环行贝加尔湖。我们得习惯于在冰冻的镜面上驾驶，不在晶莹的冰面好像变成活水时突然刹车。瓜克和我一样爱好驾驶俄罗斯挎斗车，感觉像在骑马的同时还在掌舵一条拖网渔船。
格拉斯则不会开摩托车。他将成为平衡力量。我们为他提供了一口锌板棺材中死尸的位置。在巴芬岛的时候，我发誓他能暖和地坐着读书，其实对他撒谎了。实际上，天气预报确保我们会有一次恐怖的返程。当然不会再现1812年的噩梦，但运动量会超过在托斯卡纳的一次野餐。我们把旗帜固定在挎斗前面。三色旗底色上印着金字：
帝国卫队
法国皇帝
第一枪骑兵团
“伙计们！我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的乌拉尔，就连刹车也不能！”
此时正是12月初。我们决定第二天出发，即12月2日，皇帝加冕和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纪念日。因为我们的摩托车变成了时间织布机上的梭子，因为我们将一头扎进回忆和迷思的伟大游戏，而且我们还有多种象征物，多重呼应。
我们有了双角帽，我们有了日期。
只剩下寻找幽灵了。
他们正在路旁等待。
两百年间隔，我们还落后于历史一个半月。1812年10月19日，大军团撤离莫斯科，仅余十万人。戴着黑色双角帽的皇帝第一次产生怀疑。大军团即将攀登人类历史长线中痛苦和可怕的巅峰之一。
十万士兵。他们身后还有数千平民、马匹和货车。
我们将由五人组成。格拉斯、瓜克和我代表法国。我们的俄罗斯朋友维塔利和瓦西里将骑着他们的乌拉尔，分别为黑色和白色。他们隶属一个自*式摩托车俱乐部，每年都义无反顾地参加拉力赛。他们必须每天在寒冷和烂泥里挺进五百公里，那些冰霜的分站、那些城市曾是可怕战争的背景，被女人的泪水洗刷，也是古老的苦难首府，它们的名字刺透人心：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基辅。他们报以斯拉夫人对气候条件的冷漠、俄罗斯山地人面对上天的耳光时的傲慢。他们自称为“乌拉尔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瓦西里像金发的瓦良格人，是那些11世纪顺着第聂伯河向黑海地区的土耳其人出售波罗的海琥珀的吟游诗人中的一员。他身材高大，只有当对话者说内燃机汽化器喷射出了问题时，那双疯狂的眼睛才会凝神注视。这位机械天才、发明家已经拆解了几十辆乌拉尔。他重新装配摩托车的才能是否也能匹配他拆卸的劲头？
维塔利的身份是金融家，是莫斯科人的代表：迅速，聪明，文雅，灵活，多谋。白天在事务所的空调里系着领带，也能在雪夜里裹着羊毛外套睡在森林中。在俄罗斯，托尔斯泰从未远去。现代性并未把他的孩子们从露天生活中完全剥离。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而在他们看来，为数十万俄罗斯和法国死者纪念致敬给在冬季的虚无中冻僵膝盖十五天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他们的时间耽搁了。摩托车的发动机还浸在油里。
“我们明天还准备不好。”维塔利说。
“没关系，”瓦西里说，“你们三个骑着乌拉尔先出发，我们会带着你们的行李在博罗金诺赶上你们……”
“我们就像普拉托夫的哥萨克*扰内伊的后卫部队。”维塔利说。
“哥萨克*扰，但从未取胜。”我说。
“不，我们会追上你们的，等着瞧。”瓦西里说。
“那就明天见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