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底，李迎和十几名初中同学在蒋忠家过了一个早年。当时蒋忠已不在人世，同学们是来探望他的父母妻儿的，一群人叽叽喳喳，说说笑笑。
半年多后同学们再来，蒋忠家门上贴上了白色挽联，灵堂里摆着蒋父遗像。蒋母已经先一步离开，这个家里只剩蒋忠的妻子、儿子。
在遗像前，李迎等6名同学行了跪拜大礼，又接受了蒋忠儿子的还礼。李迎有些恍惚，她和同学们原本打算赡养蒋忠父母至少5年，计划就这么戛然而止。
蒋忠是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鼎功桥村人，2018年3月被确诊为恶性黑色素瘤，后不治离世。临终前，他的26名初中同学建起一个微信群，承诺每月筹集2000元代他赡养他老病的双亲。
2018年6月，蒋忠的同学们带着善款到蒋忠家探望。前排右二为蒋忠。受访者供图
与外界想象不同，这26名同学毕业后大多与蒋忠没有往来，也并不富裕。他们之中有人刚刚生意失败，有人为生计兼着几份差事，有人家中也有病患需要照护；只有少数幸运儿，度过了大抵顺遂、安稳的前半生。
“我们都是7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农村出来受过苦的。这种时候能有人帮一把，真的能为一个家庭解决好多问题。”蒋忠的同学周大伟说。
家空了
7月26日下午2点半，刚刚午睡醒来的王献萍揉了揉眼。她身下是一张木床，搁在饭厅一角，四下堆满杂物。几米外的堂屋里，11岁的儿子小晨光着膀子，正用妈妈的手机打游戏。
除了儿子玩游戏时的几句叫骂，这座二层小楼没有其他响动。几十平方米的堂屋里，闲置着七八把竹椅；门外的晾衣杆上挂着母子俩的三五件衣物，多是王献萍干活穿的工服和遮阳帽。
“空了。”王献萍说。
7月20日，蒋忠家的堂屋里空空荡荡。除了电视和冰箱，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电。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
王献萍今年42岁，一件松垮的、褪色发白的粉色睡衣套在她身上，衬得她又黑又瘦。或许因为过度劳作，她的脊背略显弯曲，一米六的个子看起来更矮了。
从2019年7月算起，一年间，王献萍先后送走了丈夫、婆婆、公公。
2018年3月，46岁的丈夫蒋忠被确诊为恶性黑色素瘤，一年四个月后不治离世。77岁的婆婆中风瘫痪已有五六年，今年6月时连续几天吃不下饭，最后在女儿家中辞世。不到一个月，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公公身体机能迅速衰退，7月13日去世时享年84岁。
自从蒋忠离世，26名初中同学便凑钱代他赡养老人、代他尽孝。2019年12月底，李迎、杨健、周大伟等十二三名同学到蒋忠家陪老人过了一个早年。
出发前，他们买了米、油、水果，还给两位老人各买了一个暖手袋。杨健一名做公益的朋友赞助了一个蛋糕，让他一起捎来。长沙的冬天湿冷，气温低至个位数，蒋家靠火炉取暖，冷风窜进屋里，李迎看到蒋父身上的棉绒睡衣没系扣，赶紧上前帮他扣上。
那次过年是蒋忠家少有的热闹场面，王献萍、小晨、蒋父都在，平时在女儿家照料的蒋母也回来了。十几名同学、五六个过来帮忙的堂兄堂嫂忙活开了，男人打扫屋子、贴春联，陪老人说话；女人洗菜、做饭、包饺子，七嘴八舌话着家常。
除了猪肉馅饺子，那天中午的餐桌上还摆上了长沙人过年惯吃的熏鸭、鸡、鱼、肉。饭后，蛋糕抬上桌，点上12根蜡烛，寓意一年12个月都红红火火。
2019年12月，十几名同学到蒋忠家陪老人过早年。受访者供图
蒋忠的初中同学周大伟记得，两位老人“精气神都还行”。蒋母坐在轮椅上，动作有些僵硬，但脸色不错。蒋父见人就笑，每次向同学们道谢时，眼泪止不住地流。
但半年后的蒋家一切都变了。7月14日下午5点，接到蒋父去世的消息后，李迎、周大伟、杨健等6名同学换上黑衣，带了两串鞭炮赶了过去。
这一次，蒋忠家门口搭起一顶蓝色帐篷，零星坐着几名亲戚，一张长板桌上摆着几大盆菜，供宾客自助取用。“好冷清的。”李迎说。
6名同学穿过贴着白色挽联的大门，在灵堂中的遗像前两两成排、双膝跪地，磕了三个响头。他们刚一跪下，灵堂响起铜锣，门外鞭炮声起；磕头后，灵堂一侧戴着黑色袖章的小晨和另一名亲属跪拜回礼。
李迎记得，礼毕后，他们在门外的柚子树下坐了一会儿。蒋忠的表哥过来招呼，聊着聊着，这个50多岁的男人忍不住哽咽：“想不到我舅舅这么好的福气，我这个做外侄（外甥）的都没你们这么好。”
“你来回地磨，刺就没了”
蒋忠被确诊为黑色素瘤是2018年3月，初中同学中，周大伟是最早知道消息的几人之一。当年4月，周大伟到鼎功桥村蒋忠家探望，蒋忠没在床上休息，而是在打扫猪圈。
蒋忠的黑色素瘤长在左脚脚跟，当时已有鸡蛋大小。为避免感染，他穿了一双塑胶雨靴。每走一步瘤子都会受到挤压，他的眉头就跟着皱一下。
周大伟问他为什么不去看病，蒋忠说，“家里事情多，小孩还在上学，哪有时间去看？”
蒋忠当时养了一百多头猪。为节约成本，他每天上午、下午都要骑着三轮车到十几公里外的部队食堂拉泔水。泔水混杂着生水、杂质，要先在一口大锅里熬煮、挑拣，味道刺鼻。中午和晚上还要各喂猪一次，一两小时后再去铲掉粪便、清洗猪栏，一直忙到八九点。
周大伟猜他手头紧，问他是否愿意找同学帮忙筹钱。一向好面子的蒋忠没有拒绝。
从初中起，周大伟和蒋忠就是鼎功桥中学的同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在他的印象里，蒋忠自小家境不错，父亲退伍后一边务农一边给人看病，家中还开了一个酿酒作坊。上学时，同学们多穿军绿色的解放鞋，蒋忠却穿白球鞋；有自行车是件体面事，蒋忠家离学校只有一公里，却也骑车上学。
那时的蒋忠个子出挑，长得帅，眉眼舒展，鼻梁挺拔，爱说爱笑。虽然是个出了名的“调皮鬼”，却很招女孩子喜欢。
初二时，蒋忠与同学们的合影，右一为蒋忠，后排左一为周大伟。受访者供图
1991年初中毕业后，同学里继续读书的很少，大多数人外出务工，近的就在长沙，远的去了广东。蒋忠成绩不好，到长沙市的一家菜市场摆摊卖肉，四五年后又到几家单位的食堂做伙夫。
打工的这些年，蒋忠际遇不顺，父亲的酿酒买卖也越做越差。周大伟发现，蒋忠的性格渐渐变了：不怎么与外人往来，在不熟的人面前很少说话；只有和哥们一起时，才会“称兄道弟”“张牙舞爪”，像小时候一样开朗。
周大伟感觉，他就像一根刺，“你来回地磨，刺就没了，就光了。”
2016年，鼎功桥中学1991届毕业生25周年聚会，蒋忠也没来参加，当时正是他日子难过的时候——前一年，母亲中风瘫痪，父亲开始出现阿尔兹海默的症状。为了照顾父母，他不得不放弃接手不久、刚有起色的食堂生意，领着妻儿回到老家。
鼎功桥村所在的安沙镇历来是养猪重镇，蒋忠决定学人养猪。他从起猪舍、进猪苗、买饲料做起，两三年间，猪就养到了100多头，在农村散户中小有规模。
但就在此时，蒋忠被湖南省肿瘤医院确诊为黑色素瘤晚期。王献萍在手机上查过，有报道说这是“癌中之王”，基本没有有效治疗药物，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到5%。
黑色素瘤越长越大，痛感逐渐遍布全身，“像针刺一样带动每根神经”。后来，瘤子开始外翻着生长，渗出血水，散发出腐肉的臭味。王献萍说，如果蒋忠坐在客厅，整座房子都充斥着那种味道。
2019年上半年，非洲猪瘟疫情暴发，蒋忠家的猪也陆续染病。如果全部*掉，损失至少10万元。在医院里，王献萍对正在化疗的蒋忠说，想把还没染病的猪便宜卖掉。蒋忠叹了口气：没人要了。
镇上的兽医站扑*生猪时，蒋忠、王献萍都在医院，家中只有堂哥照看。作为防疫无害化处理员，同学杨健拿着捕*器把蒋忠家的猪一只一只电死、埋掉。
杨健记得，猪栏里还有50多头活猪，一个多小时才处理完。一只只生猪受到电击后抽搐、惨叫，最终倒下，尸体堆成一座小山。
看到这一幕，蒋忠的亲戚、邻居一起央求工作人员，希望为蒋忠家争取更多的猪瘟补助。说着说着，几位堂嫂哭了出来。
筹钱救人
虽然想到要帮蒋忠筹钱，但在钱的问题上，周大伟同样力不从心。
1991年初中毕业后，他第一次走出长沙，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北京当兵。23岁退役后，又在北京开过餐馆、去国企管过后勤，但公司最终*。2014年前后，他重回长沙开公司，赔了不少钱，现在基本靠打零工度日。
说起这些，他神态轻松，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但与王献萍相比，周大伟似乎更能理解蒋忠的不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忠坚持认为自己得的是肿瘤不是癌症，王献萍觉得他病入膏肓，人已经“傻了”。但在周大伟看来，蒋忠是不敢接受事实：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家的顶梁柱，他死了，家里老小怎么办？
在同学的提议下，周大伟决定向初中同学募捐。2018年6月底，他在鼎功桥中学1991届同学群里发出信息：蒋忠同学身患癌症，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病，母亲瘫痪在床，无钱治疗，希望大家慷慨解囊。
7月26日下午，王献萍和儿子小晨在家，中间为蒋忠的堂兄。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
当晚11点半，一直没顾得上看微信的李迎接到同学电话，“说蒋忠快死了”。
李迎今年45岁，圆脸盘，热心肠，大嗓门，很有湖南女人的爽快劲儿。她与蒋忠不同班，没什么往来，只依稀记得他的名字和相貌。
李迎也经历过苦日子。初中毕业后，为了供弟弟念书，她先到长沙市的一家商场站柜台，又到岳阳市的一家石油公司做了几年出纳，后来还在深圳开过饭馆。2003年，她回长沙帮人销售瓷砖，如今已有了自己的瓷砖公司。
李迎记得，日子最难时，她到广东湛江走亲戚后要向别人借钱才能回家。回程的火车她只买到站票，一个人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拖着六七个行李，被人挤在车厢的过道里。
“后来上来一个学生，掏出学生证给我看，说大姐你去补票，我给你看孩子看包。”20多年过去了，她仍记得那个学生叫温威，来自“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湖南警察学院）。从长沙站出站时，温威还塞给她200块钱。
得知蒋忠患病的消息后，李迎当晚就在朋友圈发起筹款。一天内，一两百名微信好友发来红包，总计14000多元，捐款人里甚至还有客户的亲戚。
2018年6月30日一早，李迎、周大伟、杨健等十几名同学带着近5万元捐款来到蒋忠家。彼时的蒋忠瘦到眼窝凹陷，长着瘤的腿脚“就像一根枯树枝插在肉里面”。
蒋忠给大家看他刚熬好的中药，量很大，盛在直径约30厘米的瓷缸里，苦味冲人。但他没把自己的病当回事，想的都是怎样挣钱养家。“他说最近猪肉行情好了一些，打算再进一些猪苗。”杨健说。
26个同学的5年赡养计划
癌细胞对身体的侵蚀，远比蒋忠的预期猛烈。
2019年6月中旬，他刚到医院化疗就被医生插上了氧气管。王献萍后来才知道，癌细胞已经蔓延到了丈夫的肺泡。在医院里，蒋忠自己签字，打了一针7000多元的抗癌新药。那似乎是他离世前与癌细胞的最后一场拉锯。
2019年，同学代表到医院看望蒋忠。受访者供图
2019年7月1日，周大伟在同学群里发出一段15秒的小视频：蒋忠把儿子小晨叫到病床前说话，小晨一边听一边抹泪。
虽然听不清两人说了什么，但李迎对着视频看了半小时。第二天上午，她就和周大伟等人赶到医院，当着王献萍的面向蒋忠承诺：你的爸爸妈妈有我们这些同学照顾，百年之后你要放心。
为了让蒋忠明白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李迎在他耳边大声重复了两三遍。
周大伟记得，蒋忠当时瘦骨嶙绚，身上都是癌细胞转移引起的肿块，“凹凸不平”。他已经没力气说话了，听到同学的承诺只能不住点头，眼里泛着泪光。
7月3日，李迎在同学群发出消息：从2019年10月起，每月月底前向蒋忠父母送上2000元赡养费，帮老人安享晚年；赡养计划暂定5年，有意向的同学均可加入。
“我当时想，2000块钱可以保证基本生活所需，负担（蒋忠）父母亲的药费。”李迎说，但每月的钱不能太多，否则可能会让蒋忠家人形成依赖。
至于5年的赡养时间，李迎说，是怕一下把计划定到老人百年会让大家负担过重。“5年之后，我怎么知道还有多少人跟我一起干呢？”
第一个报名的是杨健。他是个身高将近一米八的大块头，沉默寡言，感情丰沛，耳根子很软。他顾不上考虑多少同学加入、自己分担多少钱，就在群里接龙报名。
与其他同学相比，杨健家境一般。大部分同学在长沙县城、甚至长沙市区买了房子，他却一直无力负担。
作为一名兽医，2019年的猪瘟疫情将他的收入削去大半。以往，他每月给牲畜看病就有七八千元，多则上万。但猪瘟后，请他为牲畜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他不得不到长沙市内的一处街道应聘外聘城管。两份差事加起来，每月收入大约6000元。
44岁的女同学廖静也加入了。她与蒋忠上学时并不同班，这些年偶有往来，蒋忠的儿子还在她开办的幼儿园里读过一年。
对于王献萍的处境，廖静深有体会——6年前，她的丈夫加班时突发心肌梗死，成了植物人，家中留下一位患有心脏病的父亲、一个10岁的女儿。廖静在医院守了一个月，一点点心灰意冷；半年后，医生说她的丈夫再难恢复。
整整一年，廖静都缓不过来，常在夜里哭，哭到枕芯被泪水浸湿变黑。出去逛街，她不敢买反季衣服，怕撑不到穿新衣的时候；走在路上，看到别人家夫妻散步，她会想到“说不定明天早晨就有一个起不来了”。
好在几个闺蜜、同学常常叫她出门聊天、散步，拉着她走出阴霾。“在你最困难时，别人拉你一把和踩你一脚，感受都是刻骨铭心的。”
还有一些同学的加入，令李迎、杨健等人意外，比如黄秀清、罗伟。
黄秀清是同学中少有的上过大学的人，如今是一名注册税务师，已在广州定居多年。除了2016年的毕业25周年聚会，她和同学们几乎没有来往，甚至记不清蒋忠是否与她同届。但人到中年，蒋忠的故事触到了她的软肋：“我当时觉得好可怜，因为自己也成家立业了，就想到这个家怎么得了？”
罗伟在长沙市某街道做外聘城管，每月收入4000元，妻子打零工收入不高，孩子还在上初中。上学时，他和蒋忠关系不错，但毕业后多年没有联系。看到群里的消息，他没怎么考虑就加入了，“2000块钱这么多同学摊，就是两包烟的事。”
原定的招募时间是7月到9月，但信息发出不到两天就有26位同学报名，平摊下来，每人每月77元。2019年7月4日下午，李迎等人提前截止了报名时间，为这个特殊的微信群取名“与爱同行”。
据周大伟和杨健统计，26人中与蒋忠熟识、交好的只有三四个；除了一名税务师、一名医生、一名老师、一名公务员、几人做生意外，大部分人在长沙本地务工，月收入不过几千元。
人走茶不凉
报名截止的当晚，蒋忠就离开了，没留下一句遗言。
按照招募时的计划，2019年10月1日，李迎、杨健、周大伟代表26名同学第一次到蒋忠家送善款。
进门时，蒋父正在看国庆阅兵直播，李迎唤了一声“蒋爸爸”。老人回头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就哭了起来。王献萍说，那是蒋忠的追悼会后公公第一次在她面前流泪，“崽过世以后对他的打击是最大的，但他不会表露出来。”
为了保证赡养计划公开透明，每次收款，李迎都会请另一名同学收钱、登记。李迎提现后会把钱放进信封，在外面写好26个人的名字。善款送到蒋父手里后，送款人还会同他合影，再把照片发到群里。
杨健说，这些程序是为了对没到场的同学有个交代。“你既然信任我，肯定要有反馈。钱是什么时候送过去的，交到了谁的手里。”
截至7月13日二老去世，26人共送出10期善款，总计2万元。李迎说，每送一次善款，蒋爸爸都要哭上一回。
除了送善款，与蒋忠同村的杨健也会不时去看望蒋爸爸。他是长沙县一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有时会带上爱心人士捐助的米、油、衣物等；有时只是回家顺路，就到老人那里坐上个把小时，和蒋忠的堂兄堂嫂聊聊天。
如今两位老人不在了，赡养计划戛然而止，但同学们对蒋忠家的关心依然在。
李迎时常把小晨接到自己家，小晨爱吃什么，丈夫就给他做什么。李迎的儿子比小晨大两岁，家里买玩具车会给兄弟俩一人买一台；买衣服就由两个孩子各自挑选，挑多少她就买多少，“两个崽一样的带法。”
7月20日下午，李迎带小晨到衡山游玩。受访者供图
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小晨渐渐适应了没有父亲的生活。以前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爸爸，他会用很怪异的神情看着别人，有时甚至挥拳相向。最近一两个月，他开始主动谈起爸爸，比如哪件衣服是爸爸买的、爸爸曾经带他去谁家做客。“他会说自己有爸爸，只是爸爸不在了。”王献萍说。
去年底，李迎将小晨认作了干儿子，让他喊自己“大妈妈”。小晨对她也再不见外，住在李迎家时，会自己窝在沙发上调台看电视、踩着“大妈妈”送他的滑板下楼迎客、在“大妈妈”怀里笑闹。
李迎说，虽然“与爱同行”群里还没来得及讨论帮扶王献萍母子的事，但她会一直照料小晨，“带到我没有能力的那一天”。
在王献萍眼里，世上的事大多人走茶凉，自家境遇是个例外。每次想到丈夫的同学，她又感激又难受，有时甚至希望他们不要再来。“已经麻烦得够多了，这个家的存在就是个麻烦。”
自从蒋忠生病，王献萍就在努力支撑起这个家。她不仅要照顾家中老小，还先后到附近的加油站、塑料加工厂打工，直到去年底公公身体不好才辞职回家。今年5月，王献萍购进了12000多只鹌鹑，想用鹌鹑蛋为家里添点收入。
7月26日傍晚，王献萍在鹌鹑舍里收捡鹌鹑蛋。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
鹌鹑养在离蒋忠家几十米的一间小房子里，里面满是氨气的呛人味道。房里垒着一排排铁笼，里面是一只只手掌大小的鹌鹑。每只铁笼下都有一个抽屉，里面有十几颗鹌鹑蛋。王献萍熟练地把抽屉拉开，左手托底，右手护蛋，小心翼翼地把蛋倒进筐里。
这是少数让她感到满足的时刻。
（应受访者要求，廖静、小晨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编辑 滑璇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