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杨宝宝
一大会址1950年代被重新找到时是什么样子，上海地标人民广场什么时候才变成“人民的广场”，被称为“周公馆”的中共代表驻沪处为什么选址在思南路……这些问题，在上海市档案馆厚厚的档案卷中都能找到资料和图片，却长期不为公众所知。
近日，由上海市档案馆编写的新书《跟着档案看上海》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荟萃了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14个地标，涵盖了上海中心城区主要区域，既有中共一大会址、周公馆这样的红色纪念地，也有独具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人民广场、工部局大楼、永安公司、大世界、外白渡桥、法邮大楼，还有反映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发展变化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南浦大桥，更有上生•新所、“船厂1862”等“网红打卡地”，以及从“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的杨浦滨江。
（左起）陈立群、邢建榕、陆闻天、胡劼就书中内容分享。
4月25日下午，《跟着档案看上海》新书分享会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上海市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原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邢建榕、上海档案馆利用服务部研究人员胡劼、上海档案馆编研部研究人员陆闻天分享了档案中上海那些著名地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跟着档案看上海》
“一大会址”如何被找到并复原
陆闻天负责编写书中红色遗址的部分。一大会址是上海著名的红色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但许多人不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寻访和修复这处1921年召开“一大”的石库门建筑，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1951年，为迎接建党30周年，寻访一大会址被提上日程，由上海市文化局沈之瑜处长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负责。但30年过去，在偌大的上海找一幢普通的石库门建筑并不容易。一开始他们找到了博文女校，但中宣部告知这是当时*等部分代表寄宿之处，一大会址应为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但具体位置门牌不详。经中宣部介绍，他们拜访了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确定了寻访目标，实地走访勘察并请当年去过李汉俊家的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实地查看，终于确认了一大会址。
1951年，一大会址修复前的景象，面坊、酱园字样清晰可见。《 解放日报》提供
陆闻天在档案中找到了1951年一大会址修复前的照片。建筑外立面已经被水泥全部磨平，墙上刷着巨大的“酱园”字样，还砌了“恒昌福面馆”的招牌，几乎看不出原先石库门建筑的样子。
“当时相关负责人专门走访老邻居、花了很大的力气找房东，访问这个房子的原来什么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墙、是什么样的窗，之后把外观完全按照1921年的样貌复原回去。”这些曲折的内容，档案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1952年6月，经初步修缮的一大会址。其时，会址外观与“一大”召开时差别较大。
建筑内部的修复也是浩大的工程。现在一大会址里，一楼还原成了当时的会场。但陆闻天在档案中看到，最初复原时，会场是被放在二楼的，“这是因为最初根据李达和包惠僧的回忆，一大是在二楼召开的，但董必武和李书诚的夫人薛文淑却回忆是在一楼。”
亲历者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以谁为准？当时董必武分析，二楼是住女眷，开会又有外国人，不可能在二楼开会。薛文淑也说，楼上没有会议台，楼梯狭小，桌子不可能搬到二楼。经过大家分析，楼下开会的说法更合理，所以复原的时候又把会场从二楼放到一楼。
“我们不知道这些故事，就觉得一大会址只是复原了，但是能够复原成现在这样很不容易，背后的努力和故事，可以通过档案很好地还原出来。而且档案中记载这段过程的文字是非常认真和斟酌的。前辈为了让这些革命遗址更好地保护和复原所作出的努力，都是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 陆闻天说。
人民广场百年历史变迁
人民广场是上海重要的地标，胡劼负责这一部分的写作。她回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人民广场的档案相对完整，写作前她先将相关档案全部调出，“起码有几千页的内容。”
中外广场大多是比较方正的空间，但俯瞰人民广场，却是一个不规则的空间。这个偏向椭圆的轮廓，揭示了它曾经的历史。
人民广场轮廓不规则，依稀是一个跑马场的形状。
“从轮廓上其实可以看出，它原来是一个跑马厅。” 胡劼介绍，人民广场位置的跑马厅1861年租下土地开始建设，是上海当时租界内的第三个跑马厅，占地面积达525亩，使用了近百年时间。
19世纪末的跑马场
当时跑马厅比赛众多，包括金樽赛、大皮赛、新马赛等，最有名的是香槟赛，马票在全国发售。“据我们档案记载，从1899—1932年的33年时间里，上海跑马总会所得彩票利润达到610多万关平银，利润非常丰厚。”
围绕着赛马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一带的发展变迁。现在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原建筑是1930年代上海跑马总会花200万两银子建造的跑马总会俱乐部，这是一座4层的折中主义建筑，有53米高的塔楼，上面四面有4米多的大钟，左边有大看台，跑马总会的俱乐部会员可以在三四楼直接通过里面的阳台看台看到比赛。
1930年代跑马厅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一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安大楼、西侨青年会相继崛起，静安寺路（就是今天的南京西路）一带一跃成为当时非常繁华的地带，和最开始外面的一片农田完全不一样。”
虽然跑马厅的跑道、大看台允许华人进入，但是中间的体育场却一直不允许华人入内。直到新中国成立，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命令，正式收回跑马厅作为市有公地。市政府听取各界代表意见后，最终决定“这一块有重大意义的场地辟建为人民广场”并划出广场西面200亩土地建设人民公园。
建成开放初的人民公园
“当时的上海人民非常踊跃，积极报名作为志愿者建设人民自己的广场，只花了20来天，人民广场的主体就已经建设完成了。”人民公园在1952年10月26日正式开放，第一天就迎来游人近41万人次。原跑马总会大楼也改建成了上海市图书馆，受到市民热烈欢迎。
1963年的上海图书馆外景
胡劼在档案中找出了大量人民广场的照片，很多都是第一次收录在书中，出现在读者面前。在书中，可以看到庆祝国庆五周年、十周年盛大集会的场面，可以看到欢迎苏联海军首次访华、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的场景，也可以看到如今人民公园里著名的“相亲角”。
1956年10月 ，印尼总统苏加诺来沪访问，上海20万群众在人民广场举行欢迎大会。
1959年10月1日，上海市各界群众在人民广场举行国庆10周年庆典。《解放日报》 提供
“写完这些文章，我对于如何读懂一座城市和它其中的建筑有了新的认识。” 胡劼感慨，读过档案中的历史，如今这些熟悉的建筑在她眼中不再是冷冰冰的石头，而是有了温度的厚重生命体，而这也是她希望通过文章呈现给读者的，“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档案、跟着我们的文章看懂建筑在城市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所体现的城市精神。”
看档案，也看背后的故事
上海市档案局局长、新书主编徐未晚谈到，上海档案馆从2019年初开始筹备编写《跟着档案看上海》，专门组建研究团队对馆藏的240万卷档案中跟上海地标相关的档案进行汇集整理工作，这部分档案中蕴含了和黄浦、静安、老卢湾、长宁一部分、徐汇一部分关联的城市发展历程，对旧建筑、老地标的过往历史有深度的阐述和诠释。
新书首批精选了14个上海地标，通过整理汇编，呈现这些地标背后的故事，也汇总了大量老照片，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整理汇编，更好地讲述上海的故事、传承上海的历史，尤其是在当下梳理传承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过程中，发出档案的独特声音，也希望将这本书作为档案挖掘的新里程碑，让‘跟着档案看上海’这个slogan和主题能够伴随着上海的文化发展始终绵延和传承下去。” 徐未晚说。
解放初期经初步复原的博文女校(照片左侧部分 )。1920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的*等9名代表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在此住宿。
刑建榕将《跟着档案看上海》概括为“有档案有细节，有故事也有新意”，“总体来看我觉得它是社会与时代变革下的城市更新的体现，又是城市更新下文化、内涵与品质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契合我们现在‘人民城市’的理念意识。”
“这里面的文章都不是停留在某个阶段或者某个历史时间段上，而是一直延伸到现在。” 刑建榕认为这是这本书做得最好的地方，而这个“延伸”，“既要体现档案的价值，又要体现团队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了这些档案对当今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例如黄浦江上的第一座桥梁南浦大桥，书中从20世纪初上海人跨越黄浦江的梦想写起，到1930年代上海市民呈请政府投资修桥，再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政府有意建设跨江工程，茅以升等桥梁专家都参与其中。但这些梦想都未能实现。
“这是因为在当时，虽然这些知识分子满怀热情希望城市发展得更好，但是在时代限制下不可能有所突破。最后，南浦大桥的建成是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时代背景下有所突破的。” 刑建榕表示，“这样一连起来看，背后的含义很深，既体现了档案的价值，又体现了现实的意义。”
“杨浦滨江改造”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转变也是如此，从上海最大的工业区到城市在不断转型发展中许多工业企业需要改造，再到如今百姓宜居的“生活秀带”，在刑建榕看来，这个过程契合了“人民城市”的理念建设，“我们不仅要写出以前的企业变迁发展是怎么回事，而且要揭示这些企业和城市发展有什么关系，城市发展为什么到现在的阶段要提出一江一河建设，一江一河建设与城市更新的关系。”
“看这本《跟着档案看上海》，我们不光是看档案本身，还要看它背后的开放、创新和包容性，这是上海人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感情，这个城市为我们创造了更好的生活、工作和创业的平台，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人与城市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无论书也好、看书后的感觉和体会也好，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值得向大家推荐的。”刑建榕说。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