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人洁身自好，认真老实、唯有脱鞋子的方式跟常人一样粗鲁，总是胡乱将脱下的鞋子弃置在玄关前的石板地上。
由于家里常有来客，所以父亲对于我们如何收拾客人鞋子和孩子个人的脱鞋方式管教得十分严格，然而自己做的却是另一套。趁着父亲不在时，我不禁开口抱怨，母亲才告诉我其中缘由。
父亲生来不幸，从小是遗腹子，母子俩靠着针粥女红勉强过活，懂事以来都是寄宿在亲戚朋友家。
因为从小母亲便告诫他必须将脱下的鞋子尽量靠边放好，少年得志的父亲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自然想随心所欲地将鞋子脱在玄关正中央。这是新婚之际父亲对母亲说的。
借由脱鞋的方式将10年——不止，应该是20年的积怨表现无遗。
但父亲却有一次难堪的脱鞋经历。那也是一个冬天的夜晚，穿着卡其布国民服、裹着绑腿、头戴战斗帽的父亲难得酒醉夜归。因为灯火管制的关系，父亲在罩着黑布的灯光下脱鞋，可是他居然只有一只脚穿着鞋子。
原来，在经过附近军用品工厂旁边的小路时，养在工厂里的军犬放声吠叫。一向讨厌狗的父亲怒吼：“吵死人了，闭嘴！”并抬起一只脚作势要踢出去，结果鞋子顺势飞出，掉到工厂的围墙里。
“难道没有绑紧鞋带吗？母亲质问。
“因为穿错了，穿了别人的鞋子！”父亲怒吼般大声回答后，便转身回房睡觉。
隔天一早，我踩着结霜的泥地赶到现场。在狗叫声中爬上电线杆朝工厂里窥探，果真在狗屋旁看到类似鞋子的东西。这时正好有人出来，我向对方说明原委后，对方才将鞋子丢出来，说：“你是他女儿吗？辛苦你了。”
虽然鞋子有被狗咬过的痕迹，但我心想反正它也很破旧了，应该没什么关系，还是将鞋子拿回了家。
在那之后的两三天里，父亲就算和我四目相对，也会装出一
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后来父亲转调到仙台的分公司服务，弟弟和我则留在东京的外婆家通学，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到仙台的父母身边。当时，东京粮食严重缺乏，仙台却是个米乡，所以偶尔回家，会觉得那里物资丰盛，宛如另一个世界。
当时最好的待客之道就是请喝酒。
来客多时，准备下酒菜是一件大工程。有时除夕夜赶夜车回家，才进门就得到厨房帮忙剥除墨鱼皮，分量多得手指几乎冰冷得失去知觉，剥好的墨鱼还得切丝腌制成满满的一桶酱菜。
帮忙做家事，我并不引以为苦，最讨厌的是对酒醉客人的善后。
有一天早上起床，感觉玄关特别寒冷。原来是母亲打开了玄关的玻璃门，正将热水倒在地板上。仔细一看，竟是喝到凌晨才离去的客人吐了满地的污秽，整个在地板上结成了硬块。
玄关吹进来的风，夹带着门口冰冻的雪花，吹得我额头刺痛。我看见母亲红肿皲裂的双手，不禁气愤难平。
“我来擦吧。”不理会母亲“这种事情我来就好”的说辞，我推开她，拿起牙签剔除渗进地板里的秽物。
难道身为保险公司分公司经理的家人，就必须做这种事情才能过日子吗？对于默默承受的母亲，以及让母亲做这种事的父亲，都令我怒火中烧。
等我发现时，父亲不知何时已经站在我身后的地板上。
他大概是起床上厕所吧，穿着睡衣，拿着报纸，赤着脚看着我的手部动作。我心想他应该会说些“真是不好意思”“辛苦了”之类的话来慰劳我。但尽管我有所期待，父亲却始终沉默不语，安静地赤着脚，直到我清理完毕，还一直站在寒风刺骨的玄关前。
过了三四天，到了我该回东京的日子。
在离家的前一个晚上，母亲给了我一个学期的零用钱。
本以为那天早上的辛劳会让我多拿一些零用钱，结果数了一下，金额仍旧一样。
父亲一如往常送我和弟弟到仙台车站，直到火车发动时，才一脸木然地说声“再见”，再也没有其他的话语。
然而一回到东京，外婆却通知我父亲来信了。纸卷上写着毛笔字，文章比平常还要正式，告诫我要好好用功。书信的结尾，写着一行我至今依然记得的句子——“目前，你做事很勤奋”，旁边还加注了红线。
这就是父亲的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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