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上午11点，米娜餐厅迎来了第一位客人。一名服务员上前，头微侧，伸出一根手指摆了摆，客人随即也伸出一根手指，并点了点头。“一位吗？”“一位。”如果用语言表述，他们的动作就是这个含义。
这家以“手语为第一语言”的餐厅，开业14年来，累计安置了60多名听障残疾人。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1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81.6万人，其中按比例就业81.8万人，集中就业26.8万人，个体就业63.5万人，公益性岗位就业14.8万人，辅助性就业14.3万人，灵活就业（含社区、居家就业）250.3万人，从事农业种养430.1万人。
就业岗位不断新生，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成为你我身边的职场人。
融合、共享，这正是新的残疾人就业理念。残疾人就业专家、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娟认为，残疾人就业面的扩大与社会的多元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残疾人的就业渠道，“今后身边有残疾同事，会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米娜餐厅里，手语是第一语言，听障员工用手语表达出餐厅名称。受访者供图
“手语餐厅”14年间接纳60多名听障员工
北京城区径直往东，六环外有个因艺术家众多而闻名的小镇宋庄，总是熙熙攘攘的长街小巷里，有一家格外安静的餐厅。
这儿的服务员都是听障者，多数客人默契地和他们用手语及眼神沟通，也有不明就里的食客，进门后没有获得“热情”招待，显得有些拘谨。
店长芳芳及时上前给客人指了指餐厅门上“这里有听障工作者”的牌子，并递上纸笔让对方把需求写下。芳芳回应的速度极快，简单的手势动作解释不清时，她会飞快地写字表达。除了不能开口说话，她有很多办法沟通，甚至还会靠第六感——客人起身，是要买单还是询问卫生间的方向，她秒懂。
这得益于芳芳在这里工作了14年的经验。
2008年，纪录片导演苏青决定在宋庄开一家手语餐厅。当时，他刚刚拍完一部名叫《手语时代》的纪录片，将镜头对准听障残疾人，展示母语为手语的他们如何在社会中解决衣食住行的难题，自出生起就听不到声音的芳芳是这部片子的主角之一。
苏青想为听障人士做些更实际的事，帮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开餐厅是不二之选，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场所，他们有更多机会与外界接触，服务业的门槛也相对低，能让大家从头做起。”
芳芳辞去了老家残疾人艺术团跳舞的工作，决定北漂。作为最早的参与者，她和苏青以及苏青的女友米娜一起，从盖房、装修、研制菜品开始做起。2008年底，前厅仅40多平方米的米娜餐厅开业了，除了芳芳，另外还有4名听障服务员。
几名听障服务员来自天南海北，使用的手语都不统一，苏青不得不雇佣了一名专职手语翻译，帮助服务员和后厨沟通。“宫保鸡丁这怎么‘说’？一个人比划一个样。”为了让大家在餐厅内部统一用语，他抱着一块小黑板上了几个星期的课。
默契逐渐形成，手语翻译在开店一年后被取消，“因为有他在，服务员们会有不自觉的依赖，阻碍了眼睛和感觉的灵敏度。” 苏青说。
现在，对于米娜餐厅的食客们来说，不过是把“你好，服务员”这句话换做一个眼神，一个举胳膊的动作，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餐厅开业前，苏青曾想要不要给每人定制一个胸牌，写明“我们是听障人，很高兴为您服务”的字样，避免让食客产生误会。但这建议遭到芳芳的强烈反对。
“那你要怎么让人家感觉到你的善意？对方以为你们不搭理人家。”苏青问。“微笑。”芳芳解释，“微笑就是最大的善意。”
在米娜餐厅举办的跨年活动上，听障员工为大家表演了手语舞蹈，图中第一排中间为芳芳。受访者供图
福利工厂里的带货青年
朱晨也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7岁那年因药物致聋，此后他的语言功能也逐渐退化。他是一个开朗而“健谈”的大男孩，打字速度很快，“我除了听不见，其他方面的感知并不落后。”
但成年走上社会后，缺憾被放大，找工作处处碰壁。后来他索性降低自己的预期，找一些体力活，在小饭馆刷碗，在洗车房洗车，在公共卫生间搞清洁。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家星级酒店做服务生，他因被客人投诉遭解雇，对方的理由是“哑巴影响胃口”。
2010年，朱晨进入北京市亚美日化厂（以下简称“亚美日化”，现公司名为“北京迷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名化妆品车间工人，算是抱上了一个“铁饭碗”。与别处不同，亚美日化的诞生，为的就是解决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
亚美日化成立于1987年，是北京市民政工业总公司下属的最早一批福利工厂之一，也是北京集中安置残疾群体就业人数最多的福利企业，累计安置了以聋哑人为主的近300名残障职工，不少员工已经退休。
福利企业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厂长张志利用“保稳定、保就业、保民生”来概括它的功能。2013年前后，全厂400多人中有65%都是残疾人。
但这样的福利企业正在成为“过去式”，企业的人力负担越来越重。不是没有办法缩减人工成本，一台6万元的面膜自动化生产线，1天的产能等于20个残障职工3天的产能。“那残疾员工怎么办呢？”张志利反问自己。
虽然人员负担重，但张志利说，北京市其他福利企业陆续关停后，这里仍承担着吸纳剩余残疾人的任务。“如果真的把他们推入社会自主就业，手工制造业都在缩减，一些人又上了年纪，很难再就业。”
张志利想到的出路是，让富余的劳动力走出流水线。培养一部分人去参与质检、包装、快递物流打包工作，而这些岗位拓展的前提是，销售市场要打开。
“小富即安的想法在阻碍我们发展，一个员工每个月拿到手不过五六千元，这在北京怎么获得更好的生活呢？”张志利说，政府做的是兜底工作，而每个残疾人要的生活绝对不能停留在刚刚温饱。2020年起，他们一边开始研发以“牡丹花”为元素的国货护肤品，一边琢磨市场，细分消费受众。
同年，另一件新鲜事在厂里出现。
流水线上的员工站在了手机镜头前，开始带货直播。原本就对视频拍摄和剪辑有偏爱的朱晨成了第一批主播，除了在厂里新装修的直播间，他还在灌装流水线、在打包仓库，用手语向网友们介绍产品，也讲述听障人的工作。他的视频里有文字说明和音乐，甚至会编演舞蹈、舞台剧。
朱晨经常戴着耳机，走路“听”，吃饭“听”，睡觉也要“听”着入眠。实际上，那是一副震动式耳机，朱晨用了6年，和耳朵接触部分的人造皮革都磨烂了。但这是他唯一可以“听见”音乐的方式——通过震动的节奏感受音律，再根据歌词揣摩歌曲意境，反复听直到烂熟于心，就可以在剪辑视频、编排舞蹈时“踩上点”。
打包车间的冯浩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直播行列，2008年他从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3年间，找工作几乎处处碰壁，直到2011年进入亚美日化，成为一名车间打包工。
冯浩对上镜并不抵触，他从上高中起就是北京市残疾人篮球队的队员，经常参加全国赛事，去年还代表北京参加了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男子听障篮球比赛，并获得冠军。
他们在工作岗位开播，通过朋友圈推广，树立自己的IP，成为工厂的一个分销平台。“人人都是推广员。”张志利说，视频恰好也满足了消费者的探店心理，企业和员工获得双赢。
试水初获成功后，北京市残联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顾锦荣从中看到了残疾人就业的另一种可能。
2020年，北京市残联牵头并委托北京亚美日化厂组织了一次面向全社会残疾人的直播带货培训，共有228人参加。截至目前，参与过培训的残疾人超过600名。
冯浩是亚美日化的车间包装工人，也是一名手语带货主播。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镜头前的残疾主播
今年3月，中国残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印发《“十四五”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其中强调，“十四五”时期，要大力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从事残疾人就业研究的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娟认为，用人单位如果能做残疾人职业培训，会更有针对性，也更能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一家单位有了经验，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
2020年5月，北京市东城区残联也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直播带货培训。这是东城区残联就业部的一次新探索，培训负责人王子萦说，“整个社会的就业市场都在变化，我们残疾人也一样要想‘新招’。”
之后，东城区残联从参加培训的50名残疾人中选了十几位优秀者成为主播，2021年初组建了东城区残疾人萤火虫直播带货团队。当年四月，第一场直播在残联一间20多平方米的闲置办公室内开始了。
这场直播由颜霏和雪菲两人搭档完成，她们推荐的是几款永生花工艺品。
很难将她们和残疾人联系起来，颜霏长发半扎在脑后，一身黑裙搭配一条大色差的丝巾，优雅知性。在推荐一款永生花工艺品时，她摘下工艺品玻璃罩时差点碰掉了旁边另外一件商品，失误并非由于她大意，而是看不清。
颜霏是一名视力障碍人士。12岁开始视力模糊，18岁确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一种罕见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按照病例统计，最多到50岁就会全盲。”现年37岁的颜霏眼中的世界是“管状的”，视野被圈在差不多1米的范围内，而且，“管子在逐年变得狭窄。”
镜头前的雪菲在红裙衬托下面色红润，言语交流和神态一切正常。但若细观察，每次展示商品的时候，她的右臂会刻意躲闪开。2018年，35岁的雪菲被查出乳腺癌，手术将她乳房和腋下淋巴大面积摘除，导致右臂水肿，虽然外观与左臂无异，但它实际上最多只能承受5斤的重物，切不动菜、端不住碗。2019年，雪菲被鉴定为肢体残障人士。
她们过去都有光鲜的工作，雪菲在生病前是年薪50万的制片人，但成为残疾人后，找工作处处碰壁。“也就是说，你只能抱得动两三个文件夹？”“胳膊抬不起来，持续打字也不可以？”
直播带来了新的机会。雪菲过去的工作是出镜采访，离开职场3年后她重新回到镜头前，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药物的作用下“脸大了一圈”，而真正的变化是她在镜头前重新有了“输出”的机会，她感觉自己又与职场有了关联。今年，她还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这正是王子萦觉得直播带货培训与以往职业培训的另一个不同，“它的就业增效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残疾人通过这个方式获得的收益是过去的两倍，他们自己就是就业增收的主宰。”
运行一年后，如今萤火虫直播带货平台聘请了两名全职残疾人主播，和35名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和心智障碍的残疾人兼职主播轮流上岗，两人一组搭配，完成每周三次的直播。
效果最好的时候，主播在两个平台同时进行两个小时的直播，一次收益能达到800元。“帮他们挣到钱了。”王子萦说。
2021年的助残日，雪菲和同伴在直播间里分享残疾人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残疾人的关注。受访者供图
意义非凡的善举
苏青也把“手语餐厅”的模式推广到了其他公司。从2011年开始，他和芳芳给多家有意雇佣残疾人的公司进行培训，规模最大的一家创业公司后来在天津开了新工厂，苏青获悉，两年前，这家公司已经安置了超过一百名残疾员工。
苏青关注听障群体，是因为哥哥也是一名听障人士，他了解一名听障人士在健全人群里的孤独，对自己餐厅的定位是，“手语是第一语言。”
廖娟在调研中接触过很多雇佣残疾人的企业主，她发现其中不少人自己就是残疾人或者身边有家人、朋友是残疾人。“能让他们接收残疾员工的首要因素是他们懂残疾人，在曾经的相处中打破了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而且他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帮助残疾人。”廖娟看来，培养企业、雇主接收残障人士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让残疾人顺利就业的重要一环。
薄岚不介意自己的残缺被人看到，她愿意帮助大家打破对残疾人的陌生感。受访者供图
薄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尽管9岁那年的一场车祸导致她左下肢截肢。事发后不到一年，她被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选中。此后，她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参加训练，并代表北京市参加了诸多大型比赛，在高二那年获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冠军。
从首都经贸大学毕业后，薄岚第一次真正走入社会。她曾在面试官的眼神中读出过犹豫，“雇佣你，公司要不要额外照顾你？”后来，她进入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还曾在服务困境儿童的国际公益机构工作过。2017年，在北京市残联的推荐下，经过层层筛选，她进入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工作。
顾锦荣告诉记者，北京市残联每年都要从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挖掘一些岗位，再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人。让像薄岚一样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职业背景和素养的残疾人有机会进入好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作为残障人士，薄岚毫不避讳自己的不同。假肢佩戴时间长了，她会摘下来放在一旁。如果有人问她，她也很乐意聊一聊自己的情况，甚至不介意调皮的孩子拿起来掂一掂这条“腿”有多重。
在她看来，他人的不了解，是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她愿意帮助大家打破这种陌生感，展现残疾人的更多可能性。“无论我们有何种的不同与差别，我们都有一样的权利和需要，而不是放大残障的属性。” 在这个认知下，薄岚不仅接受了自己的残障，也开始学会用更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别人的不同。
不受歧视，平等就业，是薄岚一直追求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努力给残疾人提供这个机会，“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善举。”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实习生 王晓晨
编辑 刘倩
校对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