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矿工是如何开采黄金白银的？秘密藏在黑暗洞穴中（挖矿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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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们留下了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那些亮瞎眼的文物，见证着一切。可是，它们的前身——矿物，是从黑暗的矿洞里开采而来。

你知道，古代矿工是如何开采金银的吗？我们从只言片语的记载中，可窥见一斑。

让我们，从公元907年发生的一场矿难说起吧。

矿难发生地在江西东北部，今德兴市境内的一处矿场内，发生了山崩地裂的响声。文字的记载，显得那么轻描淡写。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2016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金器摄影丨郭晶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编钟

2017年，四川眉州，明末战场遗址出土银锭，即江口沉银

我们能想象矿产开采背后的辛苦，却几乎找不到关于那些苦难的描述。江西矿冶博物馆馆长丁淦林先生，提供的资料，吸引了我的注意：

“饶州邓公场（今德兴市区域），采银之所，山有涧水出地底。天佑（唐昭宗、哀帝使用的年号）末，银夫是与人傍涧凿地道，入数步，空阔明朗，山顶有穴如开窗，月光下照，楼台四柱石皆白银也。采银者复出，持斧而入，将斫取之，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
——宋代徐铉撰《稽神录》

几行听起来轻描淡写、背后显然是地动山摇画面的文字。

这段文字描述了一次矿难，地点位于唐帝国的江南西道——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它管辖的饶州乐平邓公场，即今天的德兴市附近，是一个重要矿区。场，就是因采矿而设置的国家矿场，官方监管机构。在一处山涧，银矿工人沿着这里凿出地道，发现了山顶有天窗般的洞穴，里边白银矿石富集。他们欣喜地上前开采，不想山体崩塌，进去的无一生还。

史书有万卷之多，却不舍得给卑微的矿工留下一片传记。这样一段文字，出现在文人笔记之中，作者徐铉是五代宋初文人，所处时代距离矿难很近。《稽神录》是笔记小说，但并非完全虚构，古代的小说也跟现在所说的虚构作品不同，它的“小”指的是市井小事。很多记述是官方史书不屑于书写的“社会新闻”。这段文字即是一例。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事故似乎连鸡毛蒜皮都算不上。

不过，矿难发生的时代极不平凡。天佑末，说的是是唐哀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907年，也是唐帝国寿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全球最耀眼的王朝大厦，就像赣东北角落里的矿山一样，轰然倒塌。

安史之乱之后，盛唐转入衰落，安禄山、史思明虽被剿灭，但地方藩镇势力并未减弱，反而因“平叛有功”而更加尾大不掉。唐哀帝，的确是个可怜的哀家，他跟他爹唐昭宗时期，皇帝已经成了傀儡，藩镇节度使出身的朱温，即朱全忠在907年逼迫李家皇帝“禅位”朱家，五代的第一代——后梁开始。

朱家无法控制全国，周边藩镇遍地开花。江西地区先后为南吴、南唐所据。唐宋之际，从907到960年，北方中原有五朝更迭，周边还先后有十个小国格局，这就是唐宋过渡期的乱世——“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前期地图

“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

九个字，把一场惨绝人寰的矿难，轻描淡写。这一矿难，应该只是中国古代采矿史上的一瞥而已。数千年的历史，是矿业缺席的历史。史料与专著，会时不时跳出一些关于采矿经济状况、采矿冶炼技术的描述。它们是冷冰冰的文字，对矿工的作业和生活，几乎漠不关心。

无论哪个王朝，强大与否，从来不舍得给这些劳动者半点笔墨。

东南诸省所在的丘陵：金属矿藏王国

中国矿冶技术在商周、春秋、战汉时期已经成熟。唐宋时期，技术更是再上层楼。不同的是：随着政局大变，经济重心难移，矿业的空间也逐渐从北方转向帝国的东南，确切地说，是江南，大江之南也——长江中下游南岸，大体包括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及湖北东南、安徽南部、广东东北部。这一区域，基本就是地理上的“东南丘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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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立足之本是什么呢？

唐朝之后，经济中心的转移与开发，让这些地方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微观上说，金属矿产是吴、南塘、吴越、南楚、南汉、荆南成为独立王国的秘密武器。

这里的地脉十分古老，大量的岩石，是岩浆喷发的作品。疯狂的岩浆，将大量的能够形成矿物质的化学元素，从地壳深处带入地表，凝固在这欺负的丘陵中。

冷兵器时代，一个王朝的实力，至少需要两样东西支撑：耕种，获得粮草；采矿，充实财库提供兵器。唐末，东南地区之所以出现割据政权，能与中原掰一掰手腕，除了耕种土地的扩大，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片拥有多种有色金属的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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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金矿矿脉分布图

北方是黑色矿物的王国，东南是有色金属的天堂。

北方有广阔的古大陆沉积盆地，煤与石油就藏在大地之下。不过，这两样东西在工业社会才成为主角。在冷兵器时代，金属矿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有色金属中，尤以金、银、铜、锡为最。除了铸造实用器皿，这几种金属多用于制作象征身份的礼器、饰品，甚至成为财富的象征——封建社会主要流通的货币，就赖于金银铜，锡则成为合金材料中常用的成分。

五代王朝并非这些矿产的第一批受益者，上一次开采高峰可追溯至春秋战国，吴、越、楚等南方强国，其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非但不输中原，甚至兵器和艺术品的精湛程度，还更胜一筹。赫赫有名的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以及楚地那些充满想象力的青铜礼器，他们的背后，是那个时期金属矿业辉煌之见证。

春秋战国到汉代，南方金属矿业的重心在皖南、湖北，实物见证以湖北大冶铜绿山、安徽铜陵金牛洞遗址为主，主要冶炼的是铜、铁。隋唐之前，长江中下游尽管有了这些采矿活动，但规模毕竟还是无法跟北方广大地区相比。

到了隋唐五代至宋，过去开发较少的江西丘陵地区，终于迎来了它的辉煌。这个时期，五代十国——唐宋之间的半个世纪时间，南方GDP开始超越北方、人口开始赶上北方。

矿业，是这个大趋势的缩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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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原、关中，南方只有苏杭周边人口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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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更多人口涌入长江以南，洞庭湖、鄱阳湖周边及闽浙沿海，成为移民主要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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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迁入，带动了土地的开发，工商业繁荣水到渠成

唐代之前，东南大地矿业零星分布，唐宋时期已经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那些沉默的大山，终于陷入了日日夜夜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

从这张全图可以看出，整个宋朝的矿业经济中心已经被南方取代。

北宋矿业分布：南方逐渐取代北方

公元907年发生矿难的江西德兴，也是在唐代开始形成城镇的。

南朝陈时期，德兴之地，有只言片语采银记载，据说此后为历朝官办银场所在地。唐朝官办采银地“邓公场”设在德兴境内，“岁产白银十万两”。北宋年间，德兴有了采金的记载。这个县（县级市），历史1800多年，跟采矿有关的内容，占了1300余年。

宋代，德兴所产的金银铜矿石，要沿乐安江运到中国南方最大的古代铸币厂——永平监（职能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印钞厂”），进一步加工成钱币或各种贵金属制品等，呈贡给朝廷。彼时德兴，堪称掌握天下货币命脉的“财神”。直至今日，其金矿、铜矿还在开采当中。

东南地区各个矿山所出金银铜，除了制造货币，还有大量的被做成奢侈品，供宫廷、贵族使用。这时的江西矿区，不仅掌握天下货币命脉，也是上层社会高端奢侈品的生产线。

我们如何寻找唐代矿难的发生地？

饶州银山（指德兴银矿区），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火发，万室皆尽。”
——宋《太平广记》一百零四《报应三》（金刚经）

这段话来自宋代文献的《太平广记》，再次提到了德兴银矿，说的又是一次矿难事故。

跟公元907年矿山崩塌事故不同，这次发生的是火灾。延和中，说的是唐朝延和年间。实际上，延和这个年号就用了四个月，是唐睿宗李旦，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爹的年号。其实，这事故发生的年代就很明确了：公元712年五月—八月。“草屋”是采矿者临时搭建的住所；“万室皆尽”，大火烧毁了上万间草屋，当时工地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公元712年的工地火灾和公元907年的那场矿难，都说的是江西德兴，当年的矿场还有遗址留下吗？

2016年，初冬时节。我和一支热衷洞穴探险的队伍来到了赣东北山区。德兴，是一座位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带的赣东北小城，四周丘陵起伏，如波似浪，森林茂密，郁郁葱葱，丘陵间溪流纵横，从未停止流淌。

这是个以矿文明的城市，这里的金属矿床，大多位于岩石之中，人们在山中采金银铜，寻找矿脉、开采矿产，都要开凿洞穴。在没有现代开采技术之前，矿洞都是矿工们，用双手和简单的工具，一寸一寸地凿出来。

矿洞，隐藏在起伏的丘陵之中，有的藏在山顶，有的则凹陷于山腰，有的端坐在山脚下。洞口直径，小的有几十厘米，大的有十几米。这样的“窟窿”在德兴地区有多少呢？设在当地的江西矿冶博物馆提供的资料说：各朝代的横洞、平巷、斜巷、竖井等洞穴400余处，银矿区洞穴数量达到了194处。

银矿洞穴数量最多，而文献记载唐代末年发生矿难的地方，就是银矿。这里，我们是不是能找到那个地方呢？

范围既然锁定了德兴，而事故发生地又是当地最大的采银地——银山（此地名，从唐代一直沿用至今）。银山矿区，基本已经废弃，虽然已经成为国家矿山公园，但并没有多少人光顾。银山矿区的主矿场遗址，有一处景观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十八洞天”，是数个古矿洞的集中地，据说内部结构复杂，矿洞内部很可能是联通的。

两位队员首先走上竖井口所在的山顶，戴好安全带、上升器、脚蹬等装备。把绳索固定在一棵粗大的松树上，然后人沿绳子慢慢放线，在相对平整的岩壁处，用锤子清理碎石和松动的石块，打下户外专用的岩钉，再继续放线慢慢往下降落……

他们是用的是SRT（single ropetechnique的缩写，国内一般称“单绳技术”，是能在一根绳上实现自如上下的升降技术），进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竖井，有人说是人工，李晋判断是个天然的竖井（竖向有天窗的井状洞穴）。

这个竖井，以及李晋拍摄的洞穴照片，让我立刻联系到那段文字记载：

“银夫是与人傍涧凿地道，入数步，空阔明朗，山顶有穴如开窗，月光下照，楼台四柱石皆白银也。采银者复出，持斧而入，将斫取之，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

根据文字记载，当时那批矿工就是沿着一个“穴如天窗”的竖井去采银的。我们知道，古代采银，不像现代矿坑，可以直接探明矿床精确所在。他们往往是一遍找矿脉，一遍慢慢凿洞。德兴银矿所在，千枚岩层厚，硬度又不大，发生矿难应该也不是什么大的新闻，只是，这些人底层人群，其命运几何，又怎会入著书立之人的法眼。

这个“十八洞天”无论是规模、复杂程度，还是采银历史，都是德兴最大的银矿区。时间跟文献记载也是吻合的。所以，李晋口中的这个“竖井“，也就是探洞队员下潜的入口的洞穴，很可能就是公元907年那批矿工进入内部的通道。

从这里进去，没想到里边别有洞天，有横洞、斜洞、竖井、平巷，像迷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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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矿洞之后，李晋团队绘出了十八洞天，即唐宋时期到近代的采银矿洞结构图。这张剖面图，以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详细描绘了洞穴的各个竖井、斜井、平巷、斜巷、洞厅、通风口、排水道，以及洞穴内的碎石、木架、木梯等遗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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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潜入口，为洞口天窗，沿着天然竖井，然后通向地下洞穴。矿工进入矿体开采岩壁上银矿

天有不测风云，这里常常发生崩塌

这里基本可以确认：就是德兴地区唐宋矿难的多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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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结构剖面图供图李晋

窥视德兴矿难史：文字记载，竟是为了宣传“因果报应”

公元907年的矿难，只是这座银矿区，N多次频发矿难中常见的一次事故而已。

唐代之前，这里就是官办银矿场，隋时期就有“银山”的记载，说明此地银矿至少从当时就已经被发现。对于德兴唐代时期的矿业，尤其是采银之辉煌，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

《太平寰宇记》107卷
载：“邑人
邓远
上列取银之利
上元二年
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名。”

《元和郡县图志》
载：乐平县（当时银矿属乐平县管辖）东百四十里
有银山
，每岁
出银十万两，收税七千两
亦名银峰山。

上元二年，为唐高宗在位期间（注：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也用过此年号，但邓公场在肃宗之前已经得名，故可排除肃宗时期），年份为公元675年。

907年唐代灭亡后，江西先后被南吴、南唐所统治，南唐时期，邓公场这个因采矿而设立的机构，因为人口繁衍，从原来的乐平县独立出来，设立德兴县。

从隋代（581-618年）到北宋范仲淹时期（约公元11时期中叶），这里的银矿开采持续了450多年。这期间到底发生过多少起矿难？查遍文献，也多是描述采矿和产银的情况，仅有提到矿难的记载，就是那两部文人所写的野史杂说：《太平广记》、《稽神录》。

很多人向往的唐宋，在权贵穿金戴银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事实：矿业开采中，上层社会，视矿工性命如草芥。

《太平御览》、《稽神录》的几段文字，目的不是为了记录矿难事故。《太平御览》相关记载的章节为《报应记》，通过讲述一些事件，再这些事实基础上，附会一些虚构，来传递佛教的“因果报应”。

《太平广记》成书于公元978年，即太平兴国三（978年）。这时，佛教传入中原已有一千余年。德兴矿业勃兴时期，佛教完成了更深入的中国化，产生了天台、贤首、净土、密宗、禅宗等宗派。唐末、五代到宋初，社会动荡不安，兵灾连连。那些追求高深大义的宗派，渐渐少有人研究，而那些比较容易被大众读懂的文献，传播较广，“因果报应”类的故事，就是为了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吸引更多信众。

宋《太平广记》一百零四《报应三》“银山老人”：

饶州银山，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火发，万室皆尽，唯一家居中，火独不及。时本州杨体几自问老人，老人对曰：“家事佛持金刚经。”

这些讲述矿工采银惨死事实，大致为了说明：死亡者是因为做了坏事遭到报应，而幸存的人，是因为平时诵《金刚经》，躲过了灾祸。

这样的“传教”方式，哪里能看到一丝丝慈悲为怀的理念？若佛祖天堂有知，也定不同意这样的“不择手段”吧。为吸纳信众，字里行间，不仅对这逝去的生命毫无同情，反而隐藏着两个字的诅咒：活该！

这两个悲剧的采矿现场事故，之所以能留下只言片语记载，并不是为了记录矿业本身——七亩地是为了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这种怪诞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银矿开采，以及矿难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由德兴银山矿难相关记载，我们可知：唐宋社会矿山生产事故频发，矿工基本人权毫无保障，世俗权贵视其性命为草芥，佛家经典竟然将其作为因果报应的案例。这更加证明了一个颠仆不灭的真理：任何时候的世界，都是“话语权”建构的世界，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是世界的主人——矿工这类人群，不仅没有生命保障，更是没有发声的机会。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先生，十分体恤矿工疾苦，他因改革得罪诸多人而被贬谪，担任饶州知府。期间，他注意到德兴银山已经出现了“采空”现象，矿难频发。于是，他在赶紧上书皇帝，停止了银矿开采，而且免除了百姓的银课税。

宋人程迥《德兴厅事记》载：
至宋天圣间，山穴倾摧，而银课未除，范仲淹守（饶州）郡，奏罢之。

这里提到了宋代天圣年间（1023-1032年），德兴矿场发生了“山穴倾摧”，矿洞崩塌。对于这样的事件，地方志性质的史料也是轻描淡写，一场惨剧，也不过用了4个字来记述而已。

李晋、杨志团队的探险过程中发现：

长长的横向通道中，碎石、石渣遍布，左右两侧的岩壁上，有多个支洞，长年累月，岩壁和石头上布满了铜等金属元素被氧化后产生的绿色。有的小支洞坍陷了，有的洞道上搭建了木梯以及起着固定作用的木支架。

根据现场遗存，查阅相关资料后，笔者的好友、大地理馆首席插画师付大伟先生，复原了部分洞穴内的支架结构图：

矿洞支架结构绘图-付大伟

德兴市资深文保工作者张以刚在《江西德兴矿遗址初探》中描述了一处采矿遗存：“只能容一个人上下进出，可见古代采矿作业环境非常艰苦。矿石的输送和积水的排除都靠人力用藤篓、竹箕、木俑等工具。”

我们可以想象，在幽深狭窄的矿洞中，一群大汗淋漓的汉子，脚蹬草鞋，赤裸上身，正在如火如荼地忙碌，有的在安装榫卯结构的木架，有的在用槌子和凿子“叮叮当当”地撞击岩壁，有的在用小木推车处理废渣垃圾……篝火上蹿下跳的火苗，映着他们打着补丁的衣服、粗糙黝黑的肌肤。不期而遇的山崩地裂，随时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这画面，堪称唐宋版的“盲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