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560万人。这其中，出生在1980年及之后的农民工已占总人数的49.4%，维持了其作为农民工主力的地位；而16-20岁的农民工，则占农民工总人数的1.6%。换言之，2020年“00后”农民工人数全国约为456.96万人，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队伍。
摘要：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研究缘起
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示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从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个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那么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觉得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仿佛那场暴怒净化了我的苦痛，掏空了我的希望；在布满预兆与星星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开心胸，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
这是法国作家加缪《异乡人》一书里军军最喜欢的一段话。军军是一位19岁的北京外来农民工，2020年秋天，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来到北京，和父亲一起在工地上安装门窗。安装门窗之余，军军很喜欢读书，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加缪笔下的“异乡人”，在北京打工的时候不仅和大城市的生活轨迹格格不入，也难以融入他父亲一辈的劳动圈层。军军的外来务工状态，正如同《异乡人》中文版的副标题所描绘的那样，“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军军虽然只是我在调查“00后”农民工群体时遇到的一位普通的被访者，但是他的故事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军军的身上，可以看到“00”后外来务工者同质性的一条生命历程轨迹：他们被在外务工的父母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一方面渴望亲情的陪伴，另一方面又试图摆脱现有的制度性束缚，然而最终却只能选择追随父母来到城市务工，成为新一代的外来务工者。在零工经济时代，他们拥有更多的工作灵活性、自主权和控制权，会跳出父辈们长期为一个雇主服务的工作模式，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实现自身的价值，而非单一地出卖劳动力以获得生存资源，展现出个体化的发展趋势；他们对于未来有着更多的期待，也更加渴望身份的融入，会主动去寻求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不稳定性、波动性和流动性，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个体化所带来的心理韧性和道德的自觉认同也在不断经历着城市复杂生活系统的冲突和考验。
在这层意义上，军军的个案又深具典型性，可以从中看到这一群体所面临的集体性困境与身份挣扎，“进一步呈现为一种立体的社会结构，映照出社会全体的图景。”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军军为个案，深度剖析“00后”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又如何在与城市、乡土之间的互动中保持身份的平衡，寻找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作者对研究涉及的关键地名、组织名和人名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军军为被访对象的化名。
“00后”农民工：现状与研究
根据《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560万人。这其中，出生在1980年及之后的农民工已占总人数的49.4%，维持了其作为农民工主力的地位；而16-20岁的农民工，则占农民工总人数的1.6%。换言之，2020年“00后”农民工人数全国约为456.96万人，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队伍。
在“00后”农民工如此庞大的规模之下，专门面向这一群体的研究目前却寥寥可数，基本上处于研究缺位的状态。在宏观层面，“00后”农民工的具体人数、行业分布和历年变动原因仍然缺乏充分的说明；在微观层面，“00后”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再生产机制、城市融合等议题仍待进一步讨论。
总体上看，对“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往往与对1980、19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群体研究相混同，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80后”、“90后”、“00后”作为农民工群体，基本具有相同的特质。例如，王春光较早地提出区分“第二代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划分方式：19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为第一代, 1990年代及以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为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类似地，韩长赋则将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工称为第二代，“90后”为第三代，并认为和“80后”相比，“90后”吃苦精神不及父辈、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尽管从具体行为上看，有学者指出“00后”农民工和“90”后的一代存在信息技术使用偏好上的显著差异，但这并未有效回应两代农民工总体特征能否相区别。有关“00后”农民工的研究大部分仍被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成为有限的材料补充。受到讨论的议题包括青年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缺陷、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影响、职业教育、城市融入、消费行为、生命历程的异化等等。
目前能够专门刻画“00后”农民工实际状况的材料，往往只停留在新闻报道的层面，通过对特定人物的报道深描，勾勒出怀揣理想、在流水线上奋斗的“00后”农民工形象。与上述报道的取向截然相反的是，一些研究指出了“00后”农民工正在经历一个带有一定程度的消极意味的阶层再生产过程。熊易寒、熊春文、刘慧娟等，通过对北京、上海等地农民工子弟反学校文化生成的考察指出，当地农民工子女在中学阶段最主要的去向是打工，或者前往职高、大专就读，并最终延续了其父母的工作和阶层地位。田丰、林凯玄则通过田野观察，集中描绘了深圳地区进城务工的“三和青年”所遇到的困境：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00后”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制度安排之下可被替换的零件，而他们借由消极的抵制，甚至“混吃等死”而逃避现实、形成聚集的城市底层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报道和研究均强调“00后”青年作为“打工者”，而非“农民工”的身份，反映出“00后”农民工群体在主体性建构上的某些变化。
“00后”农民工阶层与身份主体性
加拿大城市研究学者乔尼（Harold Chorney） 在其著作《梦想之城》（City of Dreams）中曾这样描绘城市，“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意味着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变化之地，一座梦想之城”。对于那些在城市中无根漂泊、乡土中难以回归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城市，却只是一幅由彼此接触却无法渗透的小世界组成的马赛克画。当他们深深地嵌入到城市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中时，必然表现出独特的身份主体性，也因此更加值得学者的关注。
农民工的“主体性”存在，包含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试图嵌入主流社会的诸种行动逻辑，包括对城市文化和生活惯习的渴求和适应，在城市排斥下的自我消解以及潜在的抗衡，因与乡土分割而愈感疏离的身份彷徨。而每一次行动和身份挣扎的背后，又是这一群体在社会结构的压力下，被磨损掩蔽的伤痛、记忆、裂痕、性别、*、隐忍等等社会问题。由于“农民工”这一称呼本身即带有对“农民”的身份性指称，而在青年农民群体逐渐成为农业农村中流砥柱的情况下，农民的职业化而非身份化属性更加凸显，在向城市流动导致生存场域发生变迁之后，也呈现出积极构建城市市民身份的主观能动性，这可能成为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农民身份弱化的重要原因。
“00后”农民工对自我的主体性认同和行为方式都有着崭新的构建。面对着技术、经济与生活的飞速变化，城市外来劳动者其内部结构和需求取向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从传统农民工扩展到无法简单定义的新一代都市外来务工者，“00后”农民工和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上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和“80后”、“90后”为代表的第二代进城务工人员有着显著区别。
根据我于2020年针对城市外来农民工在零工时代下的工作、生活状况进行的一个深度调查发现，“00后”外来务工群体整体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
首先，“00后”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边缘化、迷茫化的特点，工作稳定性较低，以“零工”和“兼职”为主，处在非正式和非常规就业的状态。与之相应的，是这一群体对于如何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任务和困难，其抗压的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少数人甚至非常没有信心。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难以在工作中体验效能感，也难以寻找“心安”和“兴趣”，更多地展现出了就业后的迷茫心理。
其次，“00后”农民工在进入社会后骤然减少了与家里联系的时间和机会，体现出“原子化”和“去家庭化”特性，具体表现为不希望再回到家乡生活工作，甚至是对家乡的乡土氛围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受到初入职场、区域迁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一些“00后”务工者在外出工作几个月之后才与家里联络一次。另一方面，这一群体闲暇时间相对更多，个人生活体验中存在着一定“空白”。
再次，“00后”农民工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重构自我的身份主体性。这一群体有较高比例对于自己5年后所处阶层地位的期望以提升为主，表现出了渴望通过奋斗提升地位的意愿。尽管这一群体当前的状态是经受挫折、遭遇迷茫，但仍然保持着较为乐观的态度，逐步向所在社区、所在城市融入。
从上述三点特征中可以看出，相较于“80后”、“90后”为代表的第二代进城务工人员，“00后”务工群体虽然刚刚进入城市，但由于长期缺乏土地劳作经验，对乡土的依恋更加淡化，较之他们的父辈也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城市。他们是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而成长的一代，对各种数字平台更加熟悉，更加倾向于原子化地在零工经济模式下打“零工”；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联结和支持，因此常常需要以个体化的状态去应对务工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从而更加容易出现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较深的挫败感。在本文的讨论部分，我将结合本文所展示的个案，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异乡人：“00后”农民工的个案分析
本研究的个案分析对象为目前正在北京打工，从事门窗安装工作的军军。军军出生于2002年，今年19岁。他的父亲2000年来到北京，在北京代理了一个门窗厂的品牌，专门做断桥铝、铝合金、塑钢的门窗型材和安装，工作地点多集中在建筑工地和家装工地。
1高考
军军的老家在南方某省的A县。这个小县城被称为“铝材之乡”、“门窗之乡”，当地大部分人都在全国各地从事着铝型材及门窗的产业。最神奇的是，这里并没有天然的物料资源，不生产一块铝锭，单单凭借着材料的加工、组装、销售，就占据了全国七成以上的铝合金市场份额。
军军的爷爷也是做门窗生意的，可以说是第一代的城市务工者，1980年代就在浙江做门窗打工，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木质窗、铁质窗，1990年代才逐渐发展为塑钢门窗，下悬、立转、折叠、滑轮，各种花型的门窗品类也丰富起来。
2019年的夏天，我请军军的父亲来家里帮忙安装门窗，圆满完工的那一天，军军的父亲询问我，是否可以让他儿子军军加我微信，向我请教一些学习方法上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军军刚刚高三，但是成绩总是提高不上去，所以让他的父亲很是着急，自己又不懂，所以就想到我，可以给他儿子“敲打敲打”。
就这样，军军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在微信上，他没有朋友圈，微信名就是他父亲代理的门窗品牌，头像也是他父亲做的门窗样品，第一眼很难相信这个微信头像后面实际上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在聊天中，他会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家父外出创业，我们是爷爷奶奶带的。我是我家第一个孩子，压力可能会有点大。我们家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高中生还只是我一个。我想把书读好，然后找一份好的工作，不让父母辛苦。”
这个使用“家父”作为谦词的有礼貌的少年，第一次高考模拟只有350多分，而当地的高考满分是750分，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不提高成绩，就没有办法通过高考的渠道考上大学，而这也是军军父亲对他的最大期待。军军认为自己需要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但他觉得，他所在的老家的学校，缺乏合理高效的学习安排，老师们也只是用最原始的填鸭式教学，让学生们不断地通过高强度、长时段的做题来掌握知识。在学校里，军军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要到教室里开始上课，中午有短暂的午饭时间，然后直接进入到下午的课程中，一直上到晚上十点半，回到宿舍继续写当日的作业，周而复始，每天都是匆匆忙忙，自己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少之又少。用军军的话说，“我高中摸索了三年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学习方法。面临高考，我束手无策。”
我们断断续续地联系着，2020年7月底，我收到军军发来的讯息，他告诉我他的高考自我感觉还不错，刚刚填完志愿。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他想帮他爸把门窗生意扩大到国外，应该学习什么？我回答他，不仅要学习好一门外语，也要了解国际贸易进口出口、汇率变动的基本知识。
2021年的5月底，我在北京见到了军军，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带着些许羞涩与内敛。这个时候的军军，微信名已经改成“远志”，头像也换成了一个拎着一盏灯的孩子，站在山坡上向着远方眺望。
我邀请他和我做一次深度访谈。2021年6月初，我们正式坐下开始访谈。在访谈的过程里，军军依旧会一直使用敬语，显得彬彬有礼。他告诉我他现在在北京主要帮着父亲做门窗生意，有的时候在门店那里看着，更多的时候则会去工地那里帮着父亲一起干活，在旁边打打下手，学习安装门窗。
我惊讶地问他，“是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才决定来北京和父亲一起打工吗？”
军军回我，“最后高考成绩是500多分，一共填了七个志愿。有几个上了。但是想上的学校没有考到。上的学校是**农业大学，但那里专业太冷门了就没去。”
“那你最想上的是什么学校？”我继续问军军。
“想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所学校。因为小时候特别想跟父母在一起，所以就想来北京，填北京的学校，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毕业之后在北京找工作，也离父母近一点。所以第一志愿报了中国传媒大学，离双桥我们那儿好像挺近的，而且学校我觉得也挺好。然后没有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打工装窗户）留在了北京。”
在军军的认知里，只知道北京有清华、北大，对于北京的其他学校没有太多的了解，长期留守在老家和父母分别的经历，对于他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军军小学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回了老家，成为了一名留守儿童。他从小学到高三毕业，这十二年里和父母都不在一起，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和父母团聚，平常都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愈是长时间见不到父母，愈发渴望父母的陪伴和关爱。爷爷奶奶年纪又大，到了中学后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和祖辈交流，心灵上就更加孤单。渴望共同的生活、相聚的温暖，又想去理解父母外出做工的辛酸不易；理解不了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怨恨和抗拒。每一个像军军一样的留守儿童，都在亲子关系里经历着渴望与埋怨、坚强与脆弱矛盾共生的挣扎时刻。
除了得不到父母的帮助以外，军军所在学校的老师，也较少根据成绩和往年的分数线，逐一对每一个学生进行细致的指导和建议——因为在这所学校里，每年都有不少的学生落榜，或者出去打工，或者继续复读，复读可以为学校带来额外的学费，而不上学出去打工挣钱也早已是当地一个普遍接受的正常现象。
于是，摆在军军面前的选择就变得很清晰：要和父母在一起。他没有选择一所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学校，而是选择了一所在地图上距离父母最近的学校：从中国传媒大学坐地铁到双桥，只有一站的距离；如果走路，最多二十多分钟就可以走到。
军军告诉我，从出成绩、高考填报志愿，到后面想去的学校没有上，那会儿自己特别挣扎，感到很难过，心有不甘还是想再复读一年，如果复读就得和父母继续分开，还是觉得要放弃读书更好，但如果真的放弃又会特别伤心。辗转反复，再三思量，最终，军军还是做出了不再读书、来北京和父母团聚的决定：
因为我妈妈也希望我来，我爸他们也是。我妈她一直觉得，自己有愧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有亏欠，肯定想补回来，她知道我没有上到我想上的学校，她肯定是先安慰我，后面没有说很多。
复读的同学也有，我有个同学今年复读，他家父母也是在北京做门窗的，他去年应该是没有考好，今年复读了。听他说今年高考的时候他父母全部都回去了，还跟我讲了。我爸妈就不会让我复读。我们那边因为结婚得早，像二十一、二十二岁就结婚了，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读够高中毕业就很好，可能也是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我觉得我不会再上大学了，因为已经出来很久了。有时候我来到大学看到那些大学生，我感觉他们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都已经打算好了要去干什么，自己把时间全都安排好了，上完课可以去图书馆转转、去外面走走都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自己支配时间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如果我一路顺利，跟大多数人一样上个大学，毕业找个工作，觉得会过那种很平淡的生活，朝九晚五996 那种生活。我有时候会觉得挺充实的。
我问军军，“你还记得2019年你发给我的一条微信，告诉我你特别想好好学习，不让爸爸妈妈这么辛苦。你还记得吗？”
“对，我发过。”军军沉思了片刻，才回复我，“两年以前是这样一种想法，说自己要好好学习，不让爸爸妈妈辛苦。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把这个（门窗）工作接下来了，那他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他们就可以回（老） 家了。”
“对于大学，确实向往过。”军军补充了一句。
2学做工
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 在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里，描绘了1970年代英国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工人阶层的孩子会主动去学习一套工人阶层特有的文化习惯，并乐于把父辈的体力劳动延续下去。这在军军的人生轨迹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影子。
军军的爷爷在浙江打工做门窗，军军的父亲继承了爷爷的手艺，来到北京继续做门窗这个行业，而爷爷则回老家照顾留守的军军。高中生的军军，尚且期盼着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改变命运，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现实的命运却把他推到了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跟着父亲学做工，在门窗这个行业开始了摸爬滚打。
对于三代都在从事同一个行业，军军告诉我，他的弟弟正在老家上小学，妹妹上初中，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不要都干门窗这一行，可以实现自己曾经无限接近但最终掉落的读书梦想，
如果干这行硬是要有一个人的话，我一个人来就好了，你们就读书去。他们在学习方面我也会尽可能帮他们一点，比如题目之类的。考试没有考好，也会适当地跟他们疏解一下。希望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面对未来，军军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得不接受老家传统的婚育观念，也许再过一到两年就会结婚生子。等有了孩子，他希望可以从小就让他跟着自己留在北京，因为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好，他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像他一样的留守儿童。但这个年龄的军军并没有办法去理解，尽管当前户籍制度在部分城市已经得到松绑, 但是，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诸多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主要面向城市户籍人口，还未有效覆盖到流动人口。换言之，一个更有可能的未来图景是，军军的孩子只能待在老家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在亲子分离中默默地独自孤独忍受；军军的爸爸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回到老家承担起隔代抚育的责任，而军军继续在北京进行一个人的打拼和奋斗，并在漂泊中不断消磨他少年时期的理想。向上流动的通道一直都在，只是需要攀爬的梯子越拉越长。
与此同时，军军也充满了矛盾，依旧心有不甘。当我再三追问他，是否真的愿意继续从事门窗这个行业的时候，军军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我不是很想”。他也曾经尝试着自己去打工，进入到次级劳动力市场在超市和餐馆里做服务员，但由于每一天都被老板当成最后一天上班那样拼命地派活，完全没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休息时间，就没有继续下去，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门窗这一个行业：
干这个确实很累，心也累，你要担心工人会不会因为你给的工资低，到别人更高（工资）的地方工作。然后就是行业竞争，我们做门窗已经很多人做了，装修公司那边也有人做，所以现在不太好做，我不是很想干这一行。我自己也在想，我不干这行，我可以去干什么？没有想到别的，感觉都不太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打消了那个念头不是打消了想别的想法的念头，还是想的。
因为如果我去做别的事情，可能有点困难。确实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很多，每个人确实不一样，但我可以把握眼前，我不能把眼前这个东西丢掉，我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我做别的事情，寻找人生别的方面，结果却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不是那么顺利，我还可以回来继续做（门窗）这一行，虽然说有一点不愿意。
而对于军军的父亲来说，虽然内心深处期望儿子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但如果没能如愿，跟在自己身边帮着打理业务，也是一个相对安稳、至少看得到明确未来的选择，毕竟自己在北京做门窗这一行已经快二十年，积累了很多客户和工厂资源，如果儿子再走别的路，肯定又得从零开始。特别是在没有学历背景的情况下，这条道路会更加辛苦。
从这层意义出发，“学做工”，其实不仅仅在于“学”，更要有人手把手地“教”。父亲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军军自己也明白：
我觉得我爸爸他对孩子的期待，就是那种不说出来的。他心里对我们的期待是很大的，但他就是不说。我这么大我肯定都懂，他就是不说，他也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自己能养活自己。他肯定是想我上一个好大学，所以才让我联系您。可能就是我没有考好，他觉得让我来干他那行（做门窗），可能算是安慰我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说得真实一点，他只希望我走他的路。他很怕我累，觉得别的路肯定要从零开始，但走（做门窗）这条路有这么多人帮你。
另一方面，军军又比父亲有想法，想在门窗行业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他仔细想过，虽然家里代理了一个门窗品牌，每年都要交纳数额不菲的代理费用，但门窗这个行业大品牌实在是太多，如果自己独立创立一个新的品牌，因为品牌很小，就很难在市场上被客户认可，所以只能继续走代理路线。为了推广、宣传父亲的门店，他准备做短视频，拍摄如何安装门窗之类的短片，以及各种门窗型材的样品，并开个网店，通过互联网进行口碑传播。与此同时，军军还准备通过互联网把生意扩散到海外，他目前正在网上自学日语，觉得日本会是一个潜在的市场，可以和父亲做出不太一样的东西来：
我们门窗方面，花点时间去搞懂它，或者说创造一些商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提供更好的服务、更高质量的门窗、断桥铝，这样别人可能就会相信我们。
自己也在慢慢地作规划，学一些别的语言或者学一点电脑，稍微懂一点，因为我们家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倾向（做到国外），所以说自己学一点。用电脑可以帮我们家生意引进来，我觉得在电脑上做那些可以赚钱的工作，时间特别的自由，自己安排，不用每天安排那么紧，或者因为某些事情感到特别焦虑、担忧之类。
同样是学做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打工者，他们对于职业发展的定位、追求人生目标的手段呈现出异质化的发展趋向。以军军为例，他对专业技能有着更高的需求，所以才会自己主动去学习日语；同时他又对新技术有着足够的敏感，渴望借助网络平台拓宽新的销售渠道。无独有偶，一份《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研报告》就发现，在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达69.1%的被调查者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只是在公共教育体系的供给端，却鲜有能做到精准定位打工者的职业技能需求，提供出多样化、个性化的优质课程。
一直到现在，军军还在自己一个人摸索，就如同高三时一样，努力寻找着一套可以提高学习成绩的技能与方法。
3异乡人
来到北京的军军，和父母挤在一起居住，平常都没有机会去北京的商业中心、那些有特色的小胡同里走一走、看一看，也几乎没有去过什么公园；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的各个小区，跟着父亲一起去做跟门窗工程相关的事情。北京对于军军来说，并不是一座五光十色的都市，而是无数个等待装修的楼宇和大工地，凌乱、浑浊，漫天的尘土。
在认识军军的3年里，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在努力摆脱现在，逃离让他不满意的东西。作为家中长子，常年与父母分隔留守家乡的他有着自己的梦想，想着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当读书已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时，又希望可以自主学习外语、外贸知识，拓展家里做门窗的生意。这种“努力的意志”以及不能得到实现的现实，让我们看到军军作为一个个案，和“三和大神”这一类型的“00”后劳动者群体并不完全相同，后者放弃了努力和期待，“悬浮”在日结工的劳动体制里无法顺利完成成年转型，也难以保全其正常的社会形态；而军军则表现出了渴望通过自我努力提升阶层地位的意愿。这一差异或许来自留守经历中不同的人生遭遇，以及作为长子的军军对扛起未来家庭重担这一角色自我的认识，并与其个人生命历程相互耦合。
我曾经好奇地问军军，“你为什么会喜欢加缪的《异乡人》这一本书？这么吸引你是因为《异乡人》这个书名吗？”
军军很诚实地回答到，“对，书名会有一点，毕竟是外地人来到北京，会觉得自己就是异乡人，把自己代入了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我出来之后会觉得身边的同龄人有些幼稚，在性格方面感觉自己跟那些人不太一样，像一个外来的人。我觉得《异乡人》展示的就是另类的生活，跟大家不太一样的生活，所以会吸引我去读那本书，后来才发现是一本关于法律、审判的书。主人公（默尔索）跟他父亲的矛盾，感觉从童年起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后面他在法庭上对神父还有对那些法官说的话，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曾经作为留守儿童的军军，因为父母的长期缺场，而坚定地选择放弃有可能继续读书的机会，来到北京和父母在一起，成为了一位在城市打工的“异乡人”。以军军为代表的这些孩子或许面目模糊，却绝不是数据中抽象的、量化的字符，而是活生生的、具象的人。因此，我们在探讨“00后”外来务工者的问题时，不仅应当带着学者客观、审慎的态度，也应当尝试去体会他们的生命，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讨论与结论
对于上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整体对城市的认同感较低，在工作城市与家乡农村之间更多的是像“候鸟”一样进行往返流动，而每一次迁徙常常伴随着“工作-返乡-再找工作”的工作转换。这种候鸟式的流动，其动力来源于城市与农村两端的“工作机会”与“传统乡土关系”，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依旧可以选择回乡务农，土地才是他们精神上的“根”。
伴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城市建设的舞台返回农村，“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即农民工二代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外来务工的主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他们对于乡土社会的情感趋向淡漠，也普遍缺乏乡土社会的生产和劳作经验。随着与乡村传统社会的联系日渐式微，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现象使得农村乡土的吸引力也逐步下降，他们因此很难再像父辈一样，真正回到农村。
与此同时，像军军这样的“00后”第三代农民工也开始慢慢进入城市，为生活而奔波。他们对于城市有着更深的渴望，也基于对城市社会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模式、消费享受的想象，对于入城务工具有较高的期望，对于技能培训有主动的需求。但囿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他们又很难真正完全融入城市，面对城市里高昂的房价等生活成本，缺乏身份的依托。在接连的受挫下，一部分人会主动寻求离职，乐意陷入一种“主动失业”的境况当中，认为这是摆脱了工作对生活束缚的表现，并演化出对劳动的“厌恶”。以军军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作为“00后”的他更多时候是一个人在城市里摸索寻找出路，当他无法接受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被老板高强度的压迫做工时，才转回父亲所在的门窗行业进行工作。自我努力的意志在现实面前变得脆弱，他爱读加缪的《异乡人》，认为自己就是一名“异乡人”，其背后，是军军极为孤单的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00后”农民工群体正逐渐从“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转向“原子化劳动力再生产”。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可以区分为两个领域：劳动者劳动能力的维持和更新。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部分，主要涉及到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这一部分主要在城市的打工所在地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更新”部分，那些与农民工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相关的医疗、照料、教育、看护、居住等，则主要在家乡农村或其所在镇、县来实现。而所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就指的是外来务工者在城市工作，却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这种模式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部分群体对城市和农村呈现出双向的依赖。
如果说，以往外来务工者在城市中的“劳动力维持性再生产”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那么今天“00后”这一群体在城市中“劳动力维持性再生产”至少还拓展到了两个新的领域。一是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各类技能培训，这一点在军军身上体现地尤为明显，军军在安装门窗工作之余，又主动寻求语言和知识的培训，体现出较强的自我发展意识；二是劳动者的休闲娱乐，尤其是满足劳动者自身品味与体验的相关活动，这意味着“00后”外来务工者在城市中实现“劳动力维持性再生产”的范畴进一步扩大。
同时，“00后”外来务工群体在农村中实现“劳动力更新性再生产”的功能有所弱化。他们越来越追求个体的权利，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不过，也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Society under Siege） 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都是有权利的个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事实上都能实现自身的权利。通常，控制生活仅仅是故事讲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实际生活的方式。”
参考文献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