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郁喆隽:“祛魅”的背面及巫魅的复归

我的科学观|郁喆隽:“祛魅”的背面及巫魅的复归

首页模拟经营万物创造机械师联机版更新时间:2024-06-23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在课堂上。

对“科学”的理解虽然众多,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似乎是一个只有光明面的词汇。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其演讲《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讲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Berechnen),我们可以支配(beherrschen)万物。但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8页。)

德语中Wissenschaft(通常译为“科学”或“学术”)一词的指称要比英语的science更为宽泛,不仅仅指自然科学,还包含哲学、逻辑和社会科学等学术门类。这段话的关键词“祛魅”(又被译为“除魅”、“除魔”等)早已成为了韦伯签名式的术语,也被视为现代性的关键特征。后来的理论家们在谈及合理化时,往往会回溯到韦伯的这段讲话——它似乎带着一种现代性的无畏与自信,理性的计算将扫除一切不可知、神秘、鬼魅之物,就好像阳光普照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那样。韦伯自己紧接着说:“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巫术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同上。译文有修改)似乎在这里,(前现代的)巫术与(现代的)科学之间存在截然的区隔。后者对世界是可知、可算和可控的。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韦伯在排比的主句中三次并用了“知道”和“相信”。在合理性的绝对光照之下,究竟是知道还是相信呢?这本应该是一个不容含糊的问题——只有确切地“知道”(wissen)才能驱散巫魅,进入科学的疆域;而如果是“相信”(glauben),那就是一种信念与期许,甚至成为一套“虚假意识”——试图用一种魔法战胜另一种魔法而已。在这里,韦伯这样一个喜欢斟酌词句的学者故意保留了含混性,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光照必然带来阴影。

然而,只要将目光上移几行,读者就会发现韦伯——一个惯常“两线作战”的思想家——的另一重思量。对社会之整体,现代性似乎意味着一首高歌猛进、摧枯拉朽的合理化进行曲,然而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呢?他“话锋一转”说道:“理知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的一般性的了解。”现代性的乐观主义者经常忽视,其实祛魅还存在一个B面:

……今天在座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的生存状况,都比一个美洲印第安人或一个霍屯督人(Hottentot)知道得更为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搭乘电车,对车子为什么会前进一无所知,除非你是专业机械师;而且我们没有必要知道。我们只要知道电车行驶有一定规则可循,据以调整我们的行为,那就够了。至于这样一个会走的机器是怎样制造的,我们并不知道。相形之下,未开化的野人对他的工具的了解,是我们比不上的。(同上,第167页。)韦伯的这段话当时是面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讲的,那些听众也可谓“高知”了。他何出此言?按照笔者对韦伯的解读,理智化程度在现代社会的分布其实是不均匀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度不均匀的。第一段中使用的“我们”本是一个高度可疑的词汇。一方面,各个领域专家在其细分而有限的专业领域之中,呈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另一方面,一旦越出了其专业领域,作为普通消费者,大众对世界其实是不求甚解的。在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主导之下,他们将认知特权转交给专家。换言之,“专家”(Fachmann)与大众中间存在着一堵非常高的认知之墙。这堵墙越高,专家们的“寻租空间”也就越大。专家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所不齿的“智者”——他们以“出售”自己的认识为己业,自认是权力的委托人。他们自觉地为权力提供服务,而权力则理所应当地“购买”这些服务。大众游离于这个循环之外,沦为绝对的“局外人”。换言之,谁能够假借科学之名控制专家,就能够控制社会。弥漫在大众面前的迷雾越来越浓厚。现代性的巫魅只不过从自然遁入了社会。当自然被逐渐解除巫魅的时候,社会自身却被新的巫魅所笼罩。

这不禁让人想起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处的感慨——专家没有灵魂,享乐人没有良心。其实,韦伯感慨的并非单纯的专业分工问题。因为,此时之专家就是彼时之享乐人,两者本居于一个肉身之上。简而言之,专家凭借技能赚钱,享乐人负责花钱。在现代社会中,谁都逃不脱这样一种“二象性”——一人分饰两角,或者说拥有双重人格,在不自知状态中反复横跳、乐此不疲。于是人彻底失去了绝对静观世界的能力,只剩下急功近利的立场。理性化被降解为费效比。祛魅与另一种复魅携手同行。

相反,对作为“对照组”的所谓“野人”而言,其自然的整体认知是狭窄而有限的,但个人对其生活的手边事物却是“了然于胸”的。一个印第安人对其手斧的了解,远超过一个现代人对其手机的认知。前者亲自制作、使用和修理这样一个工具,并因对工具的熟练掌握程度而决定其生死存亡。是否以及如何使用这把手斧,他拥有绝对主导和决定权。反观现代人,没有了手机他将寸步难行,但其实那是一个捏在每个人手掌中、不可知、不可控的“黑盒子”,那是他的“外脑”,是系统控制的终端、“社会蜂群”的信息素释放器。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扫码-验码过程中,重复着“交感巫术”般的仪式。对大众而言,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专家行使着近乎巫觋的职责——不按照规定的方式参与仪式就会导致意外甚至灾祸。“无知”(或者说“认知落差”)正是这种关系的燃料。每一代人都被教化接受这样一条规则,社会中也有“第四堵墙”,观看就是服从。心中有雾,眼里有翳,才不会“僭越”这堵墙。从培根以降,知识就是权力,反对祛魅甚至进行某种复魅,恰能巩固这种权力的隐秘根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中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可能令很多人难以接受的观点:巫术与科学具有高度的同源性乃至同构性,两者都旨在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控制自然界中的事物。巫术可以被视为工具理性的原型。按照今日惯常的定义,马林诺夫斯基更多指向的应该是技术。

巫术就这样与科学相近,因为它永远有一定的目的,与人类本能、需求与事业相联结得很密切。巫术是被用来达到实用目的的,它与任何旁的艺术和技艺一样,也被理论所支配,也被许多原则底系统所支配,以便行动的方法可以有效。(《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

按此观点,人类历史上的巫术本身并非看上去那样愚蠢、蒙昧的。相反,现代社会中一些假借崇高之名的作为——其目的不清、理论不明、效果可疑,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厌弃的那种巫术。倘若那些神秘的、不可尽知、不可控的力量藏匿于科学与技术背后,那是否意味着,对现代人而言,更加需要祛魅的,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呢?

(作者郁喆隽,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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