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语。翻开最权威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对“饥荒”的解释是:“庄稼收成不好或没有收成。”这样的解释太简单,剥离了饥荒得以发生的社会与政治原因,也抹去了饥荒造成的惨烈后果。
当电影《一九四二》将那场大饥荒拉入我们的视野时,唯一一部记录这场大饥荒的纪实性作品《1942饥饿中国》同时上市,在亲历者的讲述中,许多细节穿过70多年的历史烟尘扑面而来,真实、生动,也充满了残酷,甚至残酷到不便于在电影中表现。《1942饥饿中国》采用纪实的手法填补历史断点,丰富翔实的档案数据、穿透人心的珍贵影像、直面残酷现实的朴素文字,为读者提供了这段大灾难真实场景和造成大灾难的前因后果,让读者珍惜我们今天幸福生活。
1938年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原,蒋介石决定“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此举造成89万人死亡,1250万百姓受灾,史称“花园口事件”,这个事件和1942年大饥荒有着绕不开的重大关系。花园口决堤后,黄河之水所到之处,尽成泽国,千百万人民在兵灾之中又遇水灾,死伤无数,幸存下来的人,变得一贫如洗,开始成群结队外出逃荒。黄河决堤后,豫东1200万亩肥沃良田成了荒滩。这次黄河改道影响了河南的生态,1942年大旱、蝗虫都与此有关。
1942年河南全省大旱,干裂的土地浇上瓢水都能嗞嗞冒烟。全省都陷入一场巨大的粮荒。灾民们把能吃的都吃光了,把能卖的都卖光,没等来一滴雨,却等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灾民们虽然夜以继日地扑*,但只能阻挡一部分蝗虫。当时苏联和德国正在酣战,曾任国民政府地政部长的李敬斋说:“把德国、苏联两国所在的军事器材集合起来,都消灭不了河南的蝗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大灾之年仍在征粮。
国统区的灾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敌占区的日本侵略者提出“宁可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皇协军、警备队、地方团队纷纷进入农村,到老百姓家里吃熟的拿生的,明着要粮款,暗里抢财物,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有的寻死上吊,有的投井自尽。农民们死的死,逃的逃,许多村庄十室九空。但是日本侵略者还恬不知耻地给群众放电影,电影上演日本人放粮食,敌占区人民说:“我们根本就没见到过日本人给老百姓粮食,该饿死还是饿死了。” 灾荒使人们丧失人的基本属性,有些灾民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开始吃人了。郑县(今郑州)政府逮捕了一个*人犯,主犯是老太婆,因为饿得太狠,就把亲生女儿*死煮了吃,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了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了。
到1943年麦子快熟时,政府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2亿元的赈灾款到河南只剩8000万元。大旱过后的1943年年初,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雨。但是1943年秋遮天蔽日的蝗虫又来了,这次的蝗灾,更为严重,河南人民又在苦难中挣扎…… 让我们记住这场大灾难,不能忘却这段国之殇,民族之痛。先民的苦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图中那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正在为我们无声诉说70多年前的真相。
字句片段 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豫中、豫南已半年多未见一场雨,眼看着秋收季节,河南111个县的老百姓,眼巴巴望着天,依然丝毫不见落雨的意思。饥民无以为炊,只好挖野菜、摘树叶、剥树皮、捞河草。鸡掉进粪坑,捞出来洗洗吃了两天。
灾民们把能吃的都吃光了,把能卖的都卖光了,没有等来雨,却等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飞蝗将要到来,远看像阵风,倾耳一听呼呼地响,一到头顶,遮天蔽日,落在树上黑压压的,胳膊粗的树枝压得上下忽闪,落在庄稼地里就是“沙沙沙沙”的咀嚼声,不大一会儿,玉米、谷子、高粱就会变成条条光杆。
民国三十一年,旱灾、蝗灾肆虐中原大地。灾民在街头,头插草标,卖儿卖女的比比皆是。一些人趁机将低价买来稍微年轻有点姿色的女孩卖进“火坑”。
野菜、榆树叶、树皮、河草、雁屎、观音土,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想着法子也吃,仍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到了1942年冬天,更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为了活命,郑州、许昌、汝南一带,“吃人的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词语,而是变成了现实。
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乞丐“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领导力与追随力
1934年,萨拉·波拉德向瓦萨学院发出入学申请。她的家长被要求填写问卷,萨拉的父亲诚实地说她“更多是一位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那所学校接收了萨拉,并解释说,他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领导者。
我们很难想象现在还能发生这种事。没有几个家长会承认自己的孩子天生是个追随者,也几乎没有哪所学校会接纳这样的学生。如今,我们对领导力的颂扬高于一切——哈佛大学告诉学生,它的使命是“教育学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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