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村小学位于村子的中央，当时有一栋二层楼的校舍，墙体刷着白灰，鹤立鸡群地矗立着。校舍楼下是一排教室，楼上一半是老师的办公室，一半隔成小间做老师的宿舍。二楼北边的粉墙上画着一幅运动员打篮球的图画，吸引了无数仰视的目光。校舍一边连着祠堂，周围有围墙围着。这座校舍得益于海外华侨的捐助，算是周围几个乡村最好的校舍，所以我们的小学成为中心小学。围墙的北边就是村里的集市，校舍里不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从集市上空荡过。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实行户籍登记制度，学校不问年纪，说是只要把一只手从头顶绕过，能抓到另一边的耳朵就算够格了，到学校报名之前，在家里还特地试了试。其实，那时候乡村到了六岁就上学的极少，多数都是到了八九岁、甚至十岁才上学。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有多问，也没有叫我用手绕过头顶去抓耳朵，就顺利地完成了报名程序，当然，登记时姓名、年龄等还是要写的，年龄是家长说几岁就是几岁。
小学的教室不够用，开始入学时一直到三年级都在祠堂里上课。祠堂是我们村规模较大的建筑，里面有个坐南向北的戏台，有个能容纳几百人看戏的大厅，这里就成为学校的礼堂和村里看戏的两用场所。祠堂的各个角落还有几间不知干什么用的房子，这几间房子也成为学校的教室和老师的食堂、餐厅。上课时，在昏暗的教室里听讲、写作业，下课时我们在祠堂的戏台周围玩捉迷藏等各种游戏，古老的祠堂里总是充满着孩子们嬉闹的欢声笑语。
祠堂里一到天黑下来的时候，就显得有点阴森森的，谁也不敢一个人待在教室里。记得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个要好的同学那天当值日生，掌管教室的钥匙，他约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底气十足地对我们说：“晚上敢不敢在教室里过夜？”我们说：“敢，怎么不敢？”晚饭后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教室，铺好草席就睡下了。没想到，正是首先提出要在教室里过夜的那位同学，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后竟哭哭啼啼地说一定要回家。好在他家离学校很近，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他送回家后再回来。经他这么一折腾，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有点打鼓，但迫于“男子汉”的脸面，硬着头皮坚持下来了。
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到祠堂外那一排教室上课。这里的教室不仅前后通透，光线充足，而且也比较规范。不知为什么，老师却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为学校敲钟。当时我愣了一下，那时候别说像我这样的穷孩子，就是老师也没几个有手表，我怎么掌握时间？老师说，我给你借个手表来，说着就到一个亲人是海外华侨的同学那里拿来手表，并要求以后上学时就把手表交给我。手表的主人是个女同学，她很乐意把手表借给我。可能是由于生活条件比较优裕，她个子比我们高大得多。和我不误时点敲钟一样，她每天一到教室就主动把手表给了我，我一到下课就把手表还给她。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鸿沟深似海，除了手表一递一接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交往。我对此项任务深感荣幸，每到时点就按时到二楼，把挂在窗户外的钟尽可能敲得响亮些，不辱使命地履行着敲钟者的职责。
到了五年级的时候，特别喜欢上语文课。不是因为对语文特别感兴趣，而是因为语文老师特别受欢迎。这位张姓老师据说是全校里学历最高的老师，他上课抓住要点，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剩余的时间他就给我们讲故事，《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讲得精彩绝伦，是我们看电影以外的最难得的精神享受。每到上其他课的时候，我们盼着上语文课；每当上语文课的时候，大家听得特别认真，老师问大家明白了没有，大家都大声应答听明白了。老师用欣慰的眼光扫过，就说，那好，接着讲故事。张老师这种“不务正业”的教学方法，拓展了大家对语文知识的了解，激发了大家学好语文的兴趣。从那以后，我一有机会就看古典名著，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张老师的影响。
祠堂的建筑形成了由北向南的长方形，新建的校舍挨着祠堂的北边形成了由西向东的长方形，一横一竖之间的空地就是操场，是学校做课间操的地方，也是村里放露天电影的地方。那时候，放电影就是乡村盛大的节日。当下课时，看到操场上开始架电影机，就立马跑回家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搬个凳子占个位子。电影机射光灯一亮，有的站在凳子上，有的被大人高举着，许多只小手像皮影一样左右来回旋转着，一旦看到自己的手影在银幕上晃动，那就收获了一份不小的满足和快乐。这块坑坑洼洼的操场，留下了清贫而枯燥童年最美的底色。
现在祠堂经过翻建，规模更大，从村边的高地往下一看，红砖红瓦，屋脊高跷，富丽堂皇，红彤彤的一大片，小学已迁建他处。昔时的小学只能留存在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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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根基(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