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找到了依法治国的渊源！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清明假期,缕缕春风拂过山岗。通往西柏坡的马路上车水马龙,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奔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地——西柏坡纪念馆。

西柏坡是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这片沃土留下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杨宏伟是西柏坡纪念馆的纪委*,他告诉记者,西柏坡时期,面对进京“赶考”的历史考验,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从制度层面到法制层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从《中国土地法大纲》到《土地改革法》

从西柏坡纪念馆向西南方向步行几百米,是一座土坯构建的院子,在这个土墙黑门的院子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全国土地会议会址”。

据杨宏伟介绍,由于建设岗南水库,当时召开会议的地址已经位于水面以下,现在的会址是按原样复建的,保留了历史的原貌。

1947年,原定在延安召开的“五四土地会议”被推迟到7月,由中央工委负责在其驻地西柏坡召开。为了参加此次会议,在1947年六七月间,100多位各解放区的代表冲破封锁线,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风尘仆仆来到这里。

据资料显示,参加会议的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和各解放区代表及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代表(含列席会议的青年会议代表)共计150人左右。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召开。

此次会议总结了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布以来土地改革的情况,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947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实施。

西柏坡纪念馆陈列着一封信,信为两页,信封上写有“*亲收”,信是用毛笔竖写的,信的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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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眼看到了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我们都想看看你,离的(得)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

落款是“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

“这次会议彻底废除了盘亘在中国大地上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根基,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成为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对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立法和土改运动提供了历史经验。”杨宏伟说。

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初稿

沿着全国土地会议旧址门前小路往西步行约300米,可以看到一个名为西柏坡招待所的家庭宾馆,83岁的韩花珍正在用刀砍着肆意乱长的竹子。

1950年,14岁的韩花珍鼓起勇气,坚定地退了父母包办的婚姻。给了韩花珍勇气、让她挣脱封建思想束缚的,是1950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国家法律。

1948年9月,作为迎接新的人民政权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将起草婚姻法提高到新中国制度建设的高度,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了中央妇委。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以邓颖超为组长的起草小组,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等人参加,具体执笔的是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她也是起草小组中唯一一个真正学过法律的成员。

之后,中央妇委与中央法律委员会合作,以1931年中央苏区《婚姻条例》和各抗日根据地婚姻条例为重要参考,前往多地实地调查,召开各种座谈会,历经41次修改,1948年冬,终于在东柏坡村的几间土屋里、简陋的土炕上拟出草稿。

退婚后的韩花珍后来认识了西柏坡村的儿童团团长闫民生,两人结为夫妻。提及这段往事,韩花珍动情地说:“我经常给孩子们开会,让他们记住共产党的好,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这幸福一大家!”

对此,杨宏伟说:“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婚姻法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女性在家庭乃至社会中人的地位,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以后,买卖妇女、包办婚姻、招童养媳、纳妾多妻等丑陋现象为法律所不容。”

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诞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中心内容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此时,制定旨在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一致遵守的共同纲领,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

同年9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云集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平山县李家庄村。

10月初,*在西柏坡开始领导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工作,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草案于当月27日第一稿成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等10部分,共46条,外加一个简短的序言。

1949年初,*在西柏坡主持完成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修改稿。它的结构不同于初稿,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

杨宏伟说:“在西柏坡先后进行的第一稿和第二稿的起草修改工作,为进入北平后的《共同纲领》第三次定稿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9年6月下旬,在中南海勤政殿,*专心致志修改共同纲领。*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成为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此后,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终形成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同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并于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反映了新中国的客观实际,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它所确定的各项原则成为以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在1954年宪法中得到了继续贯彻和进一步发展。”杨宏伟说。

从西柏坡规矩到依法治国

2013年7月11日,**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2018年6月11日,西柏坡纪念馆成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在西柏坡时期,召开了两个重要的“立规矩”的会议: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召开的唯一一次全会,这次全会是被誉为“铲地基”并筹划“起房子”的一次全会。

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以及建立新闻制度等多项“规矩”。而这些规矩为依规治党、从严治党,乃至为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执政提供了思想支撑和制度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当下治国理政实践中最响亮的关键词,回首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历程,应该说,当年党中央提出的依规治党、依规治国理念,是多年以后依法治国最早的渊源。而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依规治国的早期实践,至今对我们都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