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书与人的联系仅局限在知识的传播，那么人与书的故事未免有些无聊。书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发生如此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书带给人的情感的牵连与想象。人的丰富情感通过书的文字与质地默默而又真切地流淌，或直白或隐约，或强烈或微弱。
而爱情，无疑是通过书能传递的最令人遐想的情感之一。《查令十字街84号》，夹杂着人们真真假假的议论，成为许多爱书人心中的爱情圣经。但书中的爱情又不那么确凿无疑，海莲与弗兰克之间的情感羁绊似乎超越了爱情，有着更复杂而深刻的韵味。
相较于个人间的情感，书对于民族情感与记忆的传承显得更为宏大。在大卫·E·费什曼的《偷书人》中，犹太人在德国人枪炮包围下的维尔诺建起了一座秘密的图书馆，用一册册偷来的书延续着民族的情感与文化。战争年代的书与人彼此拯救，这种相互依存的情感正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不断延续的关键。
书与“爱情” 无法命名的遥远情感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查令十字街84号》，作者：海莲·汉芙 ，译者：陈建铭，版本：译林出版社2016年5月
因为一本书而获得一段灼热的爱情，这是可能的吗？我们在内心里倾向于认为，它是可能的。只不过，更可能也更多见的情况是，因为一本书而“虚构”了一段灼热的爱情。《查令十字街84号》似乎就是这样一本引人臆想的书。
书中的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伦敦旧书店书商弗兰克，因为书而产生联系，又因为书持续通信二十余年。这期间，几十本精致的古本图书从此端远渡到彼端，无数箱特殊年代紧缺的食品物资从彼岸远渡到此岸，某种情谊也因为这时间和距离的无限延长而日渐深厚，可惜两个人却始终没有机会见上一面。
26年后，当海莲终于来到查令十字街84号，曾经的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和弗兰克却已成为往事。在《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中，海莲写道：“我开始走回楼下，心里想着一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我和他通了这么多年的信。楼梯下到一半，我把手放在橡木扶手上，默默对他说：‘怎么样，弗兰克？我终于到了这里。’”
这样的“相见”未免使人感到莫名的酸楚，人们是多么希望海莲与弗兰克之间有更多的故事发生，期待信件之外有更多的东西。于是，人们想象，两人之间或许是有爱情的。
你看，书里面有那么多引人联想的细节呢。海莲亲昵地称弗兰克为弗兰基，写信给弗兰克：“春天到来之际，我要一本情诗集”。弗兰克摒弃“汉芙小姐”的敬称，改称“亲爱的海莲”的时候，又恰恰是在2月14日情人节这天。这些暧昧的片段更加使得人们确信，两人之间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爱情故事，只是双方都将这份情感深埋在心底罢了。“多么美好的故事！书与爱情！”于是“查令十字街84号”不仅成了爱书人的暗号，也成了爱情的暗号了。
但海莲与弗兰克之间，究竟是不是爱情呢？
似乎是爱情，又似乎不是爱情。
当人的情感与书纠缠在一起时，我们很难分清这里面有哪些微妙的东西。小说《6点27分的朗读者》里，书籍化浆厂的工人吉兰因为每天毁灭书而产生了在地铁上朗读的念头，因为在地铁上朗读而捡到一个写满日记的U盘，因为朗读这个U盘里的日记而爱上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姑娘。这或许是爱情，书为吉兰提供了爱情的肇始时刻。
电影《与玛格丽特的午后》里，垂垂老矣的落魄男人基曼偶然在公园里遇到退休后每日读小说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对书的痴情感染了基曼，于是在零碎短暂的午后阅读里发展出了一段特殊的友谊。这不是爱情，但却超越了爱情。《朗读者》里，米夏在汉娜被判终身监禁后，十几年如一日地为不识字的汉娜送去读书录音。这是爱情吗？但似乎比爱情更多、更复杂。是或不是，或许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只是情境。人们期待着因为书而获得一段灼热的关系，当这种灼热的关系暧昧不清、无法命名时，只好暂且称之为爱情。人们建造了这一情境。只有在这种情境里，心灵与心灵之间才会激发最纯粹的精神之爱，某种强烈的眩晕引诱着我们，迷惑着我们，让我们跌入无限的幻想。
尤其是，当这种幻想仅仅藏身于幻想，没有在现实中遭受击打的时候。海莲与弗兰克的相见无限地推迟，这里面固然有写作者辛苦谋生的经济困窘，有时代历史与地理空间的种种错愕，但主观上还是海莲自己选择了延期。这再次为人们提供了臆想的可能。
查令十字街84号的故事或许只是一个关于知己的故事，真正的老书虫们都懂得这份情感。但故事双方若是换成另一个海莲与另一个弗兰克呢？也许真的会有爱情发生。谁知道呢？毕竟，似是而非的爱情比望文生义的爱情更加吸引人。
书与自由 人与书的彼此拯救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偷书人》，作者：大卫·E.费什曼 ，译者：姚丽蓉，版本：西苑出版社 2019年1月
1943年7月的一天，年轻的基特尔打算做做运动，他在街道上拦下一个人，拿出一根香烟问：“要火吗？”对方点点头。于是他掏出手枪，朝那人头上开了枪。
基特尔的身份是纳粹党卫军二级小队队长，时常站在犹太聚居区的大门口，负责检查进入聚居区的犹太人身上是否藏着食物，一个土豆，或者几片面包。当吟游诗人施默克·卡奇金斯基排在缓缓前行的队伍中时，他和那些藏有土豆的人同样恐惧——我们知道，头上挨一枪是不会有第二种结果的，不同的是他还感到坚毅和兴奋，因为他身上藏的是袖珍本《妥拉》，以及另外四本小书。队伍在向前，犹如死亡在靠近。忽然，有人说，基特尔进聚居区了。队伍快速涌进大门，施默克跟了进去，并且再一次成功了：首先是避免被枪*，其次是把几本书转移到秘密地堡。
大卫·E.费什曼用七年时间写成的《偷书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隐秘的历史，一个施默克们偷书的故事。
维尔诺被德国占领期间，大批的犹太人被送到树木丛生的波纳尔，在那里成为尸体，并持续堆积。这自然远远不够，这些犹太人还有书，有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纳粹政府成立了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负责劫掠欧洲文化财产，而抢劫犹太文物是该组织的“一个特殊兴趣”。劫掠来的文物30%要送到负责“犹太研究”的人手中，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从文字中找出足以证明“犹太人的堕落”的证据；余下的70%则只配被送进垃圾焚烧炉或造纸厂，变成灰烬或白纸，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没有文字。总之，纳粹想要的不只是犹太“人”的消失，还想在地球上擦除犹太“文化”的痕迹，不留一丝一毫。
可能是需要对付的人和文化实在太多，德国人忙不过来，1941年第一次文化劫掠后，他们在维尔诺围建了犹太人聚居区。突如其来的死亡早已司空见惯（四万人慢慢减少到不到两万），幸存的人更加痛苦，他们必须想办法活下去，而饥饿只是威胁的一种，精神的崩溃更折磨人。在一段“稳定时期”里，犹太人建起了医院、卫生服务、学校，以及图书馆——一个偶然的奇迹。
图书馆管理员是个名叫赫尔曼·克鲁克人，曾是“全波兰最受尊敬的图书管理员”。他徒步穿过荒野，从华沙逃至维尔诺，意外接手了聚居区图书馆。进入聚居区的第一天他便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因为他把书从垃圾中拽出，“并试图抓住被风吹走的几页纸”。正是他，在意识到书籍、宗教用品、艺术品将会遭遇再次劫掠后，决定偷书，建立地下藏书点。
克鲁克决定当一名偷书人无疑是出于一位学者对文化延续的责任，可能也受到现实的震撼：那些饿着肚子的人居然还需要阅读。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在经过1941年10月的一次“清洗”后，人少了，注册的读者人数却多了几百。统计数据显示，外借图书中，78.3%是小说，17.7%是儿童文学，4%是非虚构作品。那些爱情小说、犯罪小说适时地展现出文学最基础的功能，为经受苦难的犹太人提供了一处想象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酗酒般的麻醉感，暂时忘记脑袋附近的那支枪，避免了精神崩溃。也有人从书中得到精神力量的充实，但只有少数“成熟读者”才做得到。
既然书可以在战争中拯救人，那施默克们拯救书，则带有回馈的意味。或者不如说，人和书正像两个生死与共的人，彼此掩护。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自己随时会消失于世间的命运，他们看到的是未来，“只是想为未来的人做些事情”。
短期的未来同样艰苦。当1944年7月，苏联从德国那里“夺回”维尔诺后，那些书和它们所代表的犹太文化依然不受欢迎。他们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下的偷书人。
这些书有的被偷运到波兰，有的被运到美国，但也许有些书没那么走运，散落在各个角落，比如垃圾堆中。这也没关系，只要没被送进焚烧炉或变成白纸，它的价值就还存在；更何况，“总会有一个孩子，他将在垃圾堆里拣起一本书来。我就曾是这样一个孩子。”多年后，布罗茨基（生于1940年，犹太人，1987年诺奖得主）在《一个不温和的建议》中说。
撰文 | 张进 杨司奇
编辑 |余雅琴
校对 |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