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没有什么比欧洲帝国主义更深刻地重塑了世界。它重新绘制了地图，充实了欧洲，也将数百万非洲人和亚洲人置于死地。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事件却很少出现在欧洲作家的作品中，惟约瑟夫·康拉德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康拉德漫画像（David Low绘，1923年）
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没有什么比欧洲帝国主义更深刻地重塑了世界。它重新绘制了地图，充实了欧洲，也将数百万非洲人和亚洲人置于死地。比方说，18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约80%的地区由土著国王、酋长或其他统治者控制，而在之后35年里，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几乎整个大陆都由欧洲殖民地或被保护国组成。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国都来瓜分这块“瑰丽的非洲蛋糕”——这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话，他本人也切走了一大块。
在那些年的亚洲，英国加强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法国在印度支那，荷兰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日本、俄国和另外六个欧洲国家，其中甚至包括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都在中国掠得飞地或租界。与此同时，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屠戮了数十万菲律宾人以建立美国殖民地。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事件却很少出现在欧洲作家的作品中，这就相当于19世纪的美国小说家几乎没有人处理奴隶制或者20世纪的德国人几乎没有写过大屠*。这并不是说欧洲人不知道。成千上万的人在殖民地生活或工作，帝国的果实在各处炫示，殖民地的财富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大厦和宏伟的纪念碑，法国波尔多有马达加斯加大街，伦敦有喀土穆路，商店里充斥着外国小饰品和香料。1897年，超过100万游客参观了布鲁塞尔郊外的世博会，那里有267名刚果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住在茅舍里，在池塘边划独木舟。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人类展览。
然而，作家们大多沉默不语。马克·吐温对菲律宾和非洲的帝国暴行直言不讳，但仅仅是在他生命最后十五年创作的短篇中。乔治·奥威尔曾在英国治下的缅甸当了多年的警官，并感到深深的理想幻灭，但一直到1927年才回国并开始写作，它的处女作《缅甸岁月》（Burmese Days）要等到1934年才出版。如果世纪之交的作家真的触及帝国主义，通常是为了歌颂，就像英国的约翰·巴肯（John Buchan）和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以及法国和德国类似的文学啦啦队。
约瑟夫·康拉德是一个杰出的例外。在他的小说《诺斯特罗莫》（Nostromo）中，美国矿业大亨霍尔罗伊德宣称：“无论世界是否喜欢，我们都会经营这个世界的生意。”康拉德对这种生意最令人灼心的描写在出版于1899年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里。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再对非洲的殖民者口口声声的自我标榜——无私地传播基督教和商业利益——抱有幻想。“从土地的深处榨出财富是他们的*”，小说叙述者马洛，也是康拉德的另一个自我（ego）说道：“它的背后并不比盗贼撬开保险箱更加道德。”此时的刚果是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殖民地，其残暴的政权将大量的刚果人强征为劳工——为国王采集象牙、野生橡胶，为国王的士兵提供食物，为河上的船只提供柴火，以及更多其他苦力。但这位小说家并不认为，在这场盗窃中，比利时人有什么独特之处，他们的代表是书中的恶棍、贪婪的象牙猎人库尔茨先生。“整个欧洲都在促成库尔茨的诞生。”
相较于同时代人，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或詹姆斯·乔伊斯，康拉德生活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里，这正是哈佛历史学家玛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优美的新书《黎明的注视》（The Dawn Watch）的主题。他生于波兰父母家中，16岁就离开家乡，在商船上航行了20年，然后在英国定居并成为一名作家。尽管康拉德“不可能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亚桑诺夫写道，“他从俄罗斯帝国的各个省份出发，穿越公海，来到英国，本身就体现了这点”。尽管他对非洲人和亚洲人的描述中有一些偏见，但他还是认识到，这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他的半数作品写的是东南亚。那个时代没有哪个作家能像他一样如此尖锐地处理欧洲与非欧洲世界的遭遇。
当康拉德与帝国主义、政治反叛者以及海上生活发生关系的时候，正是蒸汽机取代风帆的年代，这使他得以领略世界的各个层面，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康拉德的后嗣，那些技术上流离失所的水手，还能在被数字化破坏的行业中被找到”，亚桑诺夫写道，“他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在（今日的）网络聊天室或关押恐怖分子的牢房里找到相似物，他笔下以美国为中心的物质利益今天同样还在”。康拉德不是一个全球化理论家，但亚桑诺夫认为他是一个有力的提醒，在那个时代作家们常常在有限的地理舞台上工作——比如，想想威塞克斯（Wessex），这是托马斯·哈代给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命名，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发生在这里——康拉德的舞台跨越全球，现在仍然只有很少的主流小说家能称得上如此。
离家万里
康拉德在世界各个遥远角落的生活，让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们忙了几十年，而他又在几本不可靠的回忆录中编造了许多拐弯抹角的圈套，让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具有难度。《黎明的注视》绝不是一部像其他传记那样全面的传记，尤其是Zdzislaw Najder的杰作《约瑟夫·康拉德：一生》（Joseph Conrad: a Life，2007）。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本完整的传记，而是对小说家的生平和他的几部主要作品的沉思。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因为亚桑诺夫被驱使着去理解这个塑造了她所钟爱的作家的世界。为了更接近他的航海经验，她乘集装箱货轮从香港到英国；乘坐一艘134英尺高的两桅帆船从爱尔兰到布列塔尼；乘着内河船在刚果河上航行了一千英里。然而，她只是淡然地提及这些航行，不是为了吹嘘她的壮举，而是为了唤起康拉德的水上生活：比如，刚果河令人印象深刻的宽度，或者离岸数日后水手们谈话的节奏，以及将注意力凝聚在的大海、日出和天气时你的感受。
亚桑诺夫还造访了康拉德生活过的许多地方，她通过小说家的眼睛去描绘它们：“马赛，橄榄油、橘子树，甜葡萄酒和香料袋之城，张嘴面朝地中海，斜眼瞥见大西洋，十字军、革命者、基督山伯爵之城。”她用同样的笔触描写那些塑造了康拉德生活世界的人们，比如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她写道：“他的鼻子就像一个山坡，胡子像瀑布一样在他的胸前，在胸前鼓起来。”她的描写力是对这位作家的致敬，他曾说文字的工作就是“让你听到，让你感觉到……最重要的是，让你看到”。
马赛旧港口
探索康拉德的世界，特别是在他一生中发生的海洋商业变化，将亚桑诺夫引到了一些迷人之处。从风帆到蒸汽机的转变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没有了船帆的固定和卷起，蒸汽船更大，可以装在更多的货物。因此，这是一个艰难的就业市场，康拉德在干一份工作时，似乎就得花很多时间找下一份。如果他能在一艘英国长途帆船上担任大副或二副，他可能会发现，超过40%的船员都是像他这样的外国人：工资水平低于许多英国工人的在岸工资，但对于来自亚洲或东欧的人来说却是很慷慨。（亚桑诺夫在她所乘坐的集装箱货币的菲律宾船员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她指出，即便是在帆船漫长的谢幕中，如果是超过3500英里的航线，煤炭的运输成本意味着风帆仍然具有经济上的竞争力。这也是康拉德依然频繁在这样的船上工作的原因之一，直到很久以后他才从读者身上获益。
帝国的受害者
康拉德与欧洲以外世界的遭遇，没有比《黑暗的心》更有说服力的，这可能是他最广为人知、最受欢迎的小说，也是用英语写就的短篇小说。这本书的力量来自于他1890年在刚果度过的六个月。当时他已经签约成为一艘蒸汽船的船长，期待一份冒险的工作。但是，当他航行到工作之地，却被眼前的贪婪和残暴所震惊，他因痢疾和疟疾而病倒，缩减了逗留时间，提前回到了欧洲。《黑暗的心》里的许多细节——带着镣铐的奴工、过劳死的腐烂尸体——都能在他停留最初几周的日记中找到。
是什么给了康拉德这种罕见的品质，让他能够看到帝国主义核心的傲慢与盗窃？看到利奥波德国王的文明使命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肯定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个波兰人，他知道生活在被征服的领土上是什么样的。在整个19世纪，今天的波兰被三个相邻的帝国瓜分：奥匈帝国、普鲁士和俄国，最后一个是康拉德家族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也是最压抑的一个。当他三岁的时候，哥萨克冲进教堂，破坏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英雄的纪念仪式。此外，在他生命的最初几年里，俄罗斯国内还有数千万相当于奴隶劳动者的农民：农奴。
康拉德的诗人父亲阿波罗·科尔茨尼夫斯基（Apollo Korzeniowski）是一位波兰民族主义者，也是农奴制的反对者，尽管他和他的妻子都来自贵族阶级，有时也蓄有农奴。因为民族主义活动，科尔茨尼夫斯基被扔进一个残酷的华沙监狱，然后被沙皇的警察流放到俄罗斯北部。他的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和他一起，寒冷气候的日子加剧了他们的肺结核，肺结核更是在康拉德七岁时*死了他的母亲。几年之后，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他的葬礼在奥地利占领的克拉科夫举行，变成了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巨大宣示。这个男孩在流放的监狱老兵、关于农奴制的谈话和亲戚在起义中被害的消息里长大，难怪他早已做好不再信任那些声称有权统治其他民族的帝国征服者的准备了。
在康拉德的时代，很少有欧洲人对帝国主义持敌对态度。然而，矛盾的是，在政治的其他方面，康拉德非常保守。他讨厌工会。尽管他憎恶俄国和比利时的帝国主义，但他相信英帝国主义是伟大的。《黑暗的心》在很大程度上热烈欢迎英国的“刚果改革者”，他们煽动反对利奥波德国王的强迫劳动政权，但康拉德仍然对认同他们的运动保持警惕，尽管它的关键人物爱尔兰人罗杰·凯赛门（Roger Casement）曾在刚果与康拉德短暂共用过一个房子，并与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康拉德对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包括他几个亲密的朋友——热忱信仰的社会理想也无甚好感。在他两部最具自我意识的政治小说——关于伦敦两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间谍》（The Secret Agent）和关于圣彼得堡和日内瓦的俄罗斯革命者的《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腐败的或无可救药的天真。这两类人都被警察的告密者所渗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拉德阴沉的愿景基本言中。1911年出版的《在西方的目光下》几乎是对其后世界命运的预言。小说中的叙述者说道：“在真正的革命中，最好的人物不会出现在最前面。一场暴力的革命落入到狭隘的狂热分子手中……高尚、仁慈、奉献……无私和智慧的人可能发起了这场运动——但它会从他们身旁离去。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是受害者。”
当然，这部充满呆板对话和心理投射的笨拙小说，如果能对这些“高尚、仁慈、忠诚”的人物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也许能成为一部好得多的小说，不管他们被证明是多么的轻信。正是这种更加广阔的视野，给后来的一些小说提供了更大的深度，比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的《生活与命运》（Life and Fate）。
康拉德出色地看到了世界上存在的诸多不公，是什么让他对每个渴望改变的人持怀疑态度？亚桑诺夫表示，这来自于“父亲政治目标的失败”，然而有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在康拉德的《个人记录》（A Personal Record）里，他说他的父亲“只是一个爱国者”，而不是一个革命者。在他儿子的有生之年，科尔茨尼夫斯基的政治目标实现了，波兰人终于赢回了自己的祖国。这样的目标肯定比康拉德在《间谍》和《在西方的目光下》摒弃的梦想更加温和。康拉德支持波兰的国家地位，尊重父亲的记忆：在父亲死去几十年后，他去了他的坟墓，跪着祈祷，让家人大吃一惊。
康拉德对所有激进派和改革者的彻底摒弃无疑来自其他地方。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住在马赛，投资了向西班牙运送违禁品的买卖——可能是枪支，最后血本无归。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笔借款，试图到赌场碰运气弥补损失，但是输光了。他极度沮丧，企图自*，用手枪向自己的胸口开枪，但更让人感到羞辱的是，子弹没有打中心脏，他活了下来。
赶到马赛将他拖出困境的是他母亲的兄弟塔德兹·博布朗斯基（Tadeusz Bobrowski），这位舅舅从他父亲去世后就担任他的监护人。多年来，博布朗斯基亲身前来或用一连串信件，严厉批评了年轻的康拉德浪漫而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并不断督促他去做一些明智的事业，比如回到克拉科夫经商。幸运的是，他没有如愿以偿。
康拉德后来又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窘境，亚桑诺夫只是一笔带过。19世纪90年代，他投资了南非的一个金矿，并失去了几乎所有的积蓄外加一笔不多的遗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南非的淘金热是康拉德在《诺斯特洛夫》描写的快速致富法。在《诺斯特洛夫》，淘的是白银，而在《黑暗的心》里，搜的是象牙。更窘迫的是，这些损失发生在他结婚并开始拥有一个家庭的时候。难怪他最好的小说之一《吉姆爷》（Lord Jim）的故事围绕一个在早年耻辱下努力生活下去的人展开。他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很可能源于他对年轻时这些轻率举动的禁欲，以及他想要证明自己的冷静，并在他深爱的父亲角色——舅舅博布朗斯基的注视下担起责任。
然而，在他最好的作品中，康拉德超越了自己生活的怪癖和痛苦，他为南北世界之间的联系绘制了一幅更加深刻的图画，描绘了强烈财富*的腐蚀作用，比其他任何作家——甚至包括我们的时代的作家——更加有力。
本文原载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8年3/4月刊，卢南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