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有文化的企鹅长什么样？（最后一口气sans审判曲）

1934年，32岁的英国青年艾伦·莱恩（Allen Lane）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想以一包烟的价格将经典书籍卖给普通人。

一战期间，艾伦的叔叔约翰·莱恩（John Lane）因伦敦的房屋遭炸弹袭击，决定来艾伦家所在的布里斯托市避难。与约翰的见面改变了艾伦的人生，在全家的支持下，艾伦决定跟随叔叔从事图书业。1919年，16岁的艾伦跟随约翰来到了伦敦，在约翰的出版社The Bodley Head工作。

这个勤奋的少年从出版社学徒做起，管理书库、销售、记账、进货、商谈合作，只要是出版社涉及的工作他都做过。机会总是留给努力的人，在1924年，艾伦成为了出版社的总监，那时他才21岁。之后三年内，约翰和妻子相继去世，艾伦继承了The Bodley Head并担任总编。但当时正逢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英国的图书业岌岌可危，The Bodley Head陷入了财务困境。艾伦试图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拯救出版社，企鹅正在悄然孕育。

平装书革命

平装书，一般与精装书区分，是成本低廉、工艺简单、便于大批量生产的图书装帧形式。十九世纪的英国崇尚精装本，平装书一直被认为是比较低等的图书形式，是廉价的代名词。

企鹅出版社成立之前，正版、优质的图书由于版税负担重且印刷次数少，价格一般都在7先令以上（1先令=0.5元人民币），最高达31先令，只有精英阶层才有能力购买，来获取书中的文化知识。普通大众被这种精英文化排除在外，无法获取到更多文化资源，但随着中产阶级地位不断上升，社会分工里出现了大量的文职工作，对从业者有了更多的文化要求。这些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们，对读书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出版商发现了其中的商机，迫不及待地想用平装书开发大众市场，花样百出地以更低的价格卖书。1848年，老牌零售商W.H.Smith & Son率先开创了铁路连锁书摊的业务，以1先令1本精装书、6便士1本平装书的价格为旅客们提供读物。但这些内容鄙俗、制造粗劣的廉价文学遭到了精英阶层的猛烈抨击，大众们也更渴望读到更为优质的书。于是在1920年，一些出版社开始发行廉价版精装书和平装书，来弥补大众市场上优质作品的空缺，虽然有些做得比较好，但整体销量并没有什么起色。

1920年代末，新的媒体的出现让原本如火如荼的图书业四面楚歌，电影、广播和报纸纷纷争夺大众媒体市场。据统计，1938年英国报纸一天就可以卖出1060万份，大众的注意力和钱包正在被新兴媒体们瓜分。以图书租赁业务为主的“两便士图书馆”和图书俱乐部（以出版定价的几分之一的价格向俱乐部会员卖书的组织）夺走了书商们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客户，报纸更是为了吸引订阅户，在报纸印上图书兑换优惠券。

1934年，《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的读者只需要用6张优惠券和3先令9便士就可以换一套萧伯纳戏剧全集特别版（原价12先令6便士）。对此，萧伯纳极为支持，还有一些作者也对报纸发售更廉价的图书抱有好感。廉价图书似乎迎来了光明的前途。

可传统出版社仍然保持着清高，对廉价图书十分鄙夷，觉得那不过是低智力阶层打发时间的消遣。艾伦十分憎恶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所有人都有权获取知识，图书就应该被大规模复制。”

在1934年的一个出版业大会上，艾伦希望说服同行们，让更多的出版社联合起来进军廉价图书市场。他宣称：“一个没有钱的人未必缺乏知识素养，我们可以卖6便士的平装书，让人们像买包烟那样方便又随意地买到书。”可大部分人都只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在极少数的支持下，凯普出版社为企鹅出版社提供了首批平装本系列的六本书：海明威《永别了，武器》、埃里克·林克莱特《诗人的酒吧》、苏珊·厄尔《克莱尔夫人》、贝弗利·尼克尔斯《二十五》、E.H.杨《威廉》、玛丽·韦伯《消失进大地》；艾伦自己的The Bodley Head提供了《爱丽儿》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康普顿·麦肯齐的《狂欢节》；查托与温达斯出版社的一本多萝西·塞耶斯的《贝罗那俱乐部的不快事件》。

这些书并不是随便确定的，艾伦在选书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测试：“我会想象自己没看过这本书，然后问自己，这是不是我一直想读的书？如果只有6便士我会立刻买下来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本书就可能会入选。

首发的十本书凑齐了，但书商们也并不看好艾伦，觉得6便士的定价根本就没有盈利空间，甚至在企鹅出版社的员工登门时把他们赶出书店。临近首批出版日的前三周，艾伦仍然在英国上下奔走，寻找愿意卖书的书店。他垂头丧气地来到伍尔沃斯——当时英国最大的连锁零售商店，想着能不能碰碰运气。伍尔沃斯的采购经理本不看好企鹅，但经理夫人碰巧来了，她认出了书目中的几本而且非常欣赏，于是伍尔沃斯决定试试看，承诺每家分店都会销售企鹅图书。

1935年8月的一个星期二，企鹅平装系列的首批十本书正式出版。三天后，每一种书的首批2万本全部售罄，伍尔沃斯立刻要求追订。出版社办公室里，书商们要求订货的电话络绎不绝。

《经济学人》当时这样评价企鹅出版社：“它把真正的文学作品，送入到曾把短命的垃圾文学误当作精神食粮的千家万户，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企鹅和它的平装书成功了。

企鹅风范

企鹅出版社的封面设计和logo成就了它的经典，这些深入人心的元素可不是艾伦一拍脑袋就来的，他想将企鹅作为一个品牌来推广，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出版社。理论上，廉价的平装书会被人们随手扔掉，但艾伦希望人们可以收藏企鹅图书。风格，决定了企鹅能否长存。

时间回到1934年，一件昏暗的小办公室里，企鹅出版社尚未命名，员工们正在绞尽脑汁地讨论新名字和新商标。”凤凰“、“海豚”等提议都被否决了，艾伦的秘书突然提了一句：“企鹅呢？”艾伦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名字，他觉得这个动物带着一种高贵的傲慢，很符合他对新出版社的概念，便派了有一点美术功底的员工爱德华·扬（Edward Young）去摄政公园画企鹅的速写。

爱德华之后一直在改进企鹅logo的设计。直到1947年德国设计师扬·奇肖尔德 (Jan Tschichold)加入，在保留动物憨态的同时，去除了多余的线条，使logo更加简洁鲜明，就是现在我们最熟知的版本。

除了绘制logo，爱德华还设计了图书封面，他奠定了企鹅经典的“三段式”封面：将封面分割为三段，上下两端按照不同的底色表示图书类型，中间部分用当时流行的Gill Sans Bold字体印刷署名和作者名，上部的椭圆装饰里写着PENGUIN BOOKS。因为艾伦要求书的外观简洁直白、漂亮现代，同时不能出现封面图。这种醒目的设计让图书信息传达更直接，新书只需要调整文字和插图，大大压缩了设计成本。

企鹅的封面还有一个元素，颜色。这个原本是效仿信天翁出版社和陶赫尼茨出版社的做法，结果被企鹅做成了经典。企鹅平装本最初用橙色代表小说，蓝色代表传记，绿色是悬疑，粉色是旅游或探险类书籍。后来，1946年诞生的企鹅“经典系列”（Penguin Classics）用颜色标识不同国家的作品，比如棕色代表希腊作品，灰绿色代表德国作品。

被奉为经典的企鹅，并没有被“经典”的桎梏束缚住。这个强大且自信的出版社并未始终遵循“三段式”的封面范式，而是不断颠覆、创新。小说家奥德丽·尼芬格（Audrey Niffenegger）在《经典企鹅》的前言中，给企鹅封面一个很贴切的评价：“艺术家和设计师，通过‘不尊重书’重塑了书的尊严。”

1960年，企鹅尝试转型，希望改变书籍的传统面貌吸引更多年轻读者。艾伦邀请了意大利平面设计师吉马诺·法切蒂（Germano Facetti）担任艺术总监。法切蒂使用“马伯网格”改进了企鹅原有的三段式排版，既保留了企鹅需要统一风格的需求，又便于根据不同的书更改设计元素，独到运用了几何学的智慧和美。1963年，法切蒂还重新设计了企鹅经典系列的封面，选用了黑色封面和书脊的设计被人们称为“黑色经典”。

1985年，时任企鹅艺术总监史蒂夫·肯特（Steven Kent）改进了法切蒂“黑色经典”的设计，使用正式字体排版，以突出经典的味道：整个封面以图片为背景，最上方是书名板块；书名采用字间距紧凑的白色Sabon字体，居中置于黑色板块中。1995年，企鹅出版社为庆祝成立60周年，出版了小开本的“黑色经典60周年”系列，一共60本，仅售60便士，其封面设计就致敬了1985年的“黑色经典”。

10年后，70周岁的企鹅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 Museum）举办了70周年展览，挑选出500册最具代表性的图书，均为橙色系的经典小说，被称为“橙色特辑”。同时还出版了70周年套装。

2015年，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小黑书套装”（Little Black Classics）来了。企鹅采用了全黑的封面设计，只有一条白色腰线。每一本代表一年，收集了知名作家们的冷门作品，并把内容压缩到约60页厚。有西方经典的《漂亮的卡桑德拉》（简·奥斯汀）、《博兹札记之伟大的对决》（查尔斯·狄更斯》，也有东方名作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杜甫作品选等。类似的还有2018年致敬经典和企鹅先驱精神的“小绿书”。

除了不断颠覆封面的排版设计，企鹅在封面材质的运用也花样频出。现任创意总监保罗·巴克利（Paul Buckley）十分热衷于重新演绎经典，他鼓励企鹅的设计师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在他的带领下，企鹅创造了更多富有视觉表现力和想象力的封面，比如与出版人艾尔达·鲁特推出的手绣系列（Penguin Threads），其中所有封面都来由艺术家纯手工刺绣，封面、封底、前后勒口都覆满刺绣，书封内侧也保留了线头和针脚，让经典文学显得更加亲近大众、有温度。

虽然企鹅生产的是平装书，但在慎重挑选书目的基础上，装帧精良、纸张上乘、字体清晰和极具辨识度的封面，注定了企鹅的成功。人们就像对待精装书那样，保留、收藏了企鹅图书。作家们更是以作品能被企鹅出版为荣，这等于变相地为作品盖章了“经典”。艾伦之后，企鹅的掌舵者也不断为这个老牌出版社注入新鲜的艺术血液，让企鹅永葆活力。

文学万岁！

艾伦·莱恩曾说：“我做出版的立场是绝不会因为政治、宗教、道德或者其他任何非作品的原因，向外界屈服。”秉着这样的出版精神，艾伦带领着企鹅出版社，坚定保护并引领者英语文学界的出版自由。

1914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开始创作《尤利西斯》，这篇被奉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的作品，在当时一度被政府封禁，原因是内容过于淫秽。虽然1922年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屋出版了该书的完整版，但乔伊斯迫切希望伦敦和纽约也能出版。美国有些出版商试图出版，却被纽约政府迅速禁止并处罚。

大西洋的另一边，伦敦的情况也没好多少。一些出版社对其嗤之以鼻，一些则犹犹豫豫，担心这本书会带来官司。当时还供职于The Bodley Head的艾伦迅速采取了行动，决定出版《尤利西斯》。这个决定遭到了出版社元老们的强烈反对，艾伦便决定用自己的钱出版和宣传。1936年，《尤利西斯》终于在英国出版；1969年，企鹅出版社从The Bodley Head买回了该书的平装本出版权，并作为企鹅的第3000本书发行。

出版《尤利西斯》只是艾伦致力于出版自由的开始，1960年轰动全球出版业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受审案，才是真正推动英国舆论自由变革的转折点。

时间回到50年代。那时的英国出版业古板又拘谨，许多“疑似淫秽”的出版物都会被起诉并被销毁。单是1945年一年，就有16万7000册的图书和杂志被销毁。《包法利夫人》、《十日谈》等如今被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当时都不幸中枪，一些主流出版商们也接二连三地被送上法庭。

为了改变公权力凌驾于出版权之上的现状，英国作家社团提议将现有法律更新，并向内政部提交了草案。1959年，英国通过了《淫秽出版物法案》（The Obsence Publications Act），旨在保护公众内心不受淫秽作品“腐化”，但也为被告们提供了两种辩护方案：一是传播者无意传播，二是证明涉案作品对公众有益。

法案出台的次年，企鹅出版社便因出版了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告上法庭，指控认为该书违反了《淫秽出版物法案》。这本书争议巨大，书中大量的性爱情节被认为荒淫无度。但艾伦当时力排众议，认为该书所探讨的西方工业文明和人类本性的冲突很有价值，坚持让企鹅出版了这本书的无删减版。果不其然，官司来了。艾伦对此表示：“如果需要一个作品来检验一下这个法案的合理性，那我想，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艾伦为了这场官司上下奔走，努力争取各界的支持。众多文学评论家、作家、出版社和书商都声援了企鹅，有些接受了他的邀请，为这本书做出专业的文学评价。其中有些人甚至愤怒无比：“企鹅是众多出版社中为这一代读者造福最多的，它让最好的英国文学得以传播，现在居然被告上了法庭！”

庭审当日，辩护律师杰拉德·加迪纳为这场官司请来了35位证人，从艺术、社会学和道德层面分析作品的价值，以证明本书对公众有益。法庭上，辩方对陪审团说：“你们要做的，是在现有文学语境下，基于自己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来判断整本书的价值。”

1960年11月2日，审判结果出炉，判决企鹅无罪。该案被视为以公共利益为文学作品辩护的典范，它为后续一系列诉讼案提供了判决先例，也为英国文学带来了更大的出版自由，一些之前被禁的书如《姜饼人》、《爱经》等得以在英国出版，自由主义思潮也在艾伦的努力下进一步推动。企鹅出版社此举，成为了促进英国舆论自由的一块里程碑。

艾伦的自由精神深深地烙在了企鹅身上，为之后的作品们保驾护航。2000年，企鹅出版了美国学者黛博拉·利普斯塔特的《否认大屠*》，被并不承认纳粹大屠*的二战史作家大卫·欧文以“文字诽谤罪”告上法庭。六年后，企鹅和黛博拉胜诉，从法律层面再度保护了历史和政治的言论自由。此事件还于2016年被改编成电影《否认》（Denial），详细叙述了整个上诉过程。

直至今日，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出版社仍然在为全世界的读者们不断奉上优质作品。1970年，企鹅被英国培生集团收购，在全球15个国家创立了分部。2013年，美国版的企鹅——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与之合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团“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共同应对媒体电子化时代的来临。旗下拥有250多家独立的子出版社，坚持为读者提供多元、长存的文学作品。2014年起，企鹅的YouTube上每个月会更新一支新书预告片，有些预告片的制作效果堪比电影。这就是企鹅，一直坚持、探索、并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