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欧洲艺术市场极为繁荣，这与西方现当代的工业进步、商业发达是紧密联系的。
但我们以为艺术市场仅仅是现当代的产物就不符合史实了。
其实，在欧洲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市场就一直存在并与时俱进地发展着，这也正是当代欧洲艺术市场无比繁荣的根脉所在。
宗教艺术显然是中世纪 (公元5—15世纪左右) 欧洲艺术最大的特色，即基督教艺术是这1000年欧洲艺术的主体，犹如中国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一样，宗教艺术成为了艺术市场最为关心的领域，不过是中国推崇佛教艺术而欧洲推崇基督教艺术而已。
因为中世纪艺术家并不是一心一意要创作自然的真实写照，也不是要创造优美的东西———他们是要忠实地向教友们表述宗教故事的内容和要旨。
中世纪基本属于政教合一的时代，体现宗教精神的庙堂建筑、石雕艺术、挂毯艺术、壁画等是这一时期欧洲对世界美术做出的重大贡献，而拜占庭建筑、罗马式建筑、哥特式建筑的百花齐放让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教义宣扬得淋漓尽致。
著名的建筑师、雕刻师、工艺美术师、画匠基本都要受雇于教皇而为各种各样的庙堂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当时的查士丁尼皇帝为了修大教堂，像浪子一样挥金如土。
像大量修建教堂这样巨大的艺术工程，雇佣人员的工资必定是一笔同样巨大的开支。
当然，当时分发到某一个建筑师、雕刻师、画家头上的工资数额还是非常稀少的，大家都是在凭一腔热情为上帝表示忠诚，微薄的工资可能只够糊口，但不接受雇请恐怕只得饿死。
所以，中世纪的艺术家们不但默默无名，而且生活非常简朴。
如此看来，自由性美术市场在中世纪的欧洲微乎其微，即使出现过东西方工艺美术品的自由贸易，那也只是王室和主教对外贸易的特权。
如果从资料分析入手，中世纪的表演艺术可以从音乐方面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戏剧表演大概主要流通于民间，所以文字记载非常稀少。
中世纪的音乐市场主要是雇佣性音乐市场，一切以为上帝表演和献唱为主。
修道院、天主教堂的音乐学校以及合唱团、唱诗班成了社会音乐流行的主流。
中世纪的专职音乐家是教堂歌手和游吟诗人，而教堂歌手并非一定是宗教教会成员;这两部分人各有自己的培训方法，然而，多半是一些会弹奏一种乐器的教堂歌手，又形成了第三部分专职音乐家。
唱诗班的男童由一位唱诗班指挥教授音乐。
有关游吟诗人的培训很少有文字记载。
行吟诗人和他们地位更为低下的伙伴们基本还是一种被雇佣的艺人，贵族和富人们成为他们主要的雇主，即使偶尔到乡村集市上赚点外块，也只是碰碰运气而已，所以，自由性音乐市场在中世纪这样一个环境里很少有生路。
事实的情况是当时的人根本看不起这些江湖艺人，人们一见到他们，赶紧关上大门，怕丢了羹匙、刀子，甚至家里的小女孩。
自由身的艺人们在中世纪很难真正寻求到安宁。
事实上，就是到1207年，英诺森三世发动十字军讨伐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时，该地赞助民间音乐家的贵族们几乎受到了血洗:这些法国的异端，这些自诩“纯洁的灵魂”，“真正的基督教教徒”，在中世纪一次最令人发指的大屠*中，几乎全被*光。
有一个时期，宗教法庭每天要用火刑处死二千人。
这导致最后的一位行吟诗人，于1294年死在卡斯蒂利亚博学的阿方索王的宫廷之中。
有史料记载的中世纪的文学成果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但堪称贫乏不堪，这依然不得不归咎于基督教会和教皇的强权统治。
文学雇佣性市场的强势丝毫不比中世纪美术、音乐市场的雇佣性来的弱:在文学方面，中世纪早期的成果是相当贫乏的。
这主要是因为基督徒们很少具有写作能力，而那些具有这方面能力的通常是修士和牧师，他们又不会从事纯文学的创作。
中世纪的学校教育不容忽视，但这样的学校教育大多数依然是由教皇幕后操纵的:到12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其他的学校。
城镇教会学校日益成为欧洲教育的主要中心。
教皇专制积极支持这种发展。
1179年，教皇规定所有教堂都应为一名教师积蓄一笔资金，使他们能免费教所有希望上学的人包括穷人和富人。
大学的兴起也是中世纪全盛期教育繁荣的一个方面。
最初，大学是从事一般教堂无法从事的高级研究的机构，和其他许多大学一样，巴黎大学最初也是教会学校，到1200年，巴黎大学发展成为专门教授文学艺术和神学的大学。
显然，神学才是这些大学传授的主要课程，而文学的内容则侧重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抒情诗和当世游吟诗人们创作的抒情诗。
受雇于学校从事文学教育的文学家带有了一定的寄生性特征。
另外，宣扬教义的雇佣性文学市场不但成为当时文学市场的主流，而且社会上从事文学创作并曾一度名声远播的文学家、诗人、散文家都有过在宫廷为官或受雇于朝廷的经历，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英国作家杰弗里·乔叟等可作为代表。
尽管但丁和乔叟都已经是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期的文学家，但他们在失去朝廷的宠幸之后还是分别致死、致贫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文学市场甚至在中世纪一度灭绝过。
欧洲文艺复兴之盛期当在15—16世纪，这一时期虽然民主、自由思想开始全面复苏，但艺术市场的状况与艺术史的进程并不完全一致。
经历过一千年中世纪的沉寂，自由性艺术市场并没有如艺术思想那样蓬勃开放起来，而是又缓慢进行了两个世纪，至18世纪后期，自由性艺术市场才逐渐成为了西方艺术市场的主干而得以开花结果。
王公贵族的艺术品收藏是导致自由性美术市场繁荣的主要动因，而欧洲艺术品收藏业并非一开始就很兴盛，经历了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发展和推广才逐渐走上正轨，一直到18世纪，英国首当其冲，在伦敦建立起了以拍卖为形式的艺术品销售体系;而在法国，各种以经营艺术品的画铺也应运而生，并在欧洲主要城市迅速增加。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性美术市场首先是在佛罗伦萨发芽开花的，这多少是与当地的商业和经济的发展一脉相承的。
它位于阿诺河畔，是水陆交通要道，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发达;有深厚的古罗马、中世纪文明基础;社会各阶段对艺术的需求，尤其是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统治者提倡和保护艺术创造，这些因素促进了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大画家在文艺复兴时期仍然要以受雇于王公贵族而获得丰厚的报酬，许多绘画大师都有过寄附或受雇于王公贵族为生的事迹，而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大师的传世名作，十有七八是为当时的国王大公们所作的，自然还有就是为公共建筑添置的壁画。
纵使这样的寄生性、雇佣性美术市场依然繁荣，但美术商品的自由性买卖活动依然是不容小觑的，就连举世瞩目的《蒙娜丽莎》在其创作之后不久也曾在自由性绘画市场上遛了一遭。
但关于这幅画，我们了解的唯一一点具体情况是，它的价格———4000金币，这是曾被提香画过肖像的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把它带到巴黎时出的买价。
从此这幅画就留在法国了。
达·芬奇画《蒙娜丽莎》时自然是受雇为扎诺比·德尔·乔贡多先生可爱的夫人画像，但法国国王将它带到巴黎出售时就已经是一种自由性市场经济了。
自由性美术市场的发展使画商、画店在欧洲也开始影响到了画家的具体创作。
洛可可艺术主宰了18世纪前半期，法国绘画是这一时期的领衔者。
华多 (Wateau，1684—1721) 少时贫穷，曾靠给画商临画维持生计。
华多绝大多数作品取材戏剧，但《热尔桑画店》可算是一个例外。
为了“活动活动手指”，而在几个半天之内画就的这幅杰作本是为其好友在圣母院桥上的画店作招牌的。
画上有不同阶层的人物，卖画者的忙碌、认真和买画者的聚精会神都生动无比。
由此可见，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复苏到18世纪之后开始繁荣的自由性美术市场至此基本已经形成了与寄生性、雇佣性美术市场三足鼎立的局面。
文艺复兴时期表演艺术自由性市场的发展相比于美术市场要早熟得多，如公众舞台已经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他们编写成部的剧本，例如《财神普卢托内 (Pluttone) 下地狱》。
这种活动的自然影响，便是把《卡兰德里亚》 (Calandria) 和《曼德拉草》 (Mandragola) 等一些喜剧作品也搬上了公众舞台。
戏剧比较繁荣的西班牙曾出现“职业剧团几乎遍及全国”的奇观。
文艺复兴时期同样是英国戏剧的黄金时代，莎士比亚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发出他耀眼的光芒的。
也许不为人所知的是，莎士比亚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而且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戏剧管理大师，这只要从他创作剧本的方法上就可以看出来。
莎士比亚任何时期都绝不忘记他只能为观众而写。
莎士比亚时代戏剧的观众来自有钱买票的各个社会阶层，从宫廷集团直到平民，所有的人在剧场里都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
尽管历史费尽心思，但17、18世纪的戏剧、音乐自由性市场的发展依然是非常艰难和困顿的，它一直被寄生性、雇佣性市场纠缠着而无法独领风*。
从文艺复兴开始到这后来的两百年间，戏剧和音乐市场呈现一个异样的景象:戏剧和音乐大师的许多作品不能作为自由的商品进入到国家剧院、地方剧院甚至私人剧院赚取票房，因为每一部登台表演的戏剧和音乐都必须预先经过国王、宫廷乐师或剧院赞助人的审定，而不管这些审定者是不是五音俱全还是连乐谱也识不全。
这违背了剧院的运作应当走自由性市场之路的规律，复杂的体制造就了奇怪的艺术复合市场，莫扎特就是这个复合市场最典型的牺牲者:他成年后每年创作大量的作品，但他的收入仅够糊口，直至35岁死于不治的痨病，死后连像样的墓地都买不起。
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出版制度了，而且印刷书籍的出版可以说风靡了整个欧洲。
卡斯蒂里奥内的《侍臣论》出版之后，在整个欧洲风靡了一个多世纪，他把意大利的“礼仪”理想传播到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王公朝廷，导致了欧洲贵族空前壮观的对文学艺术的赞助。
在1520年以前，普通一本书出版，一次印上千册，而《告信奉基督教的德意志诸贵族》的第一版便印了4000册，且几天之内售罄，以后又多次印刷。
在路德的小册子如此旺销的同时，他的个人戏剧吸引了所有旁观者的目光。
事实上，出版制度的成熟往往是建立在文学作品强大的市场购买力之上建立起来的，大量的书籍不可能全部囤积在图书馆或出版社里，社会的需求才是推动这一制度成熟的动机，类似于银行的机构当时已经出现，他们甚至利用自己的财力推动图书出版与买卖。
我们看到，早在14世纪，法国的图书流通环节中有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金主”。
其实“金主”就相当于今天的银行，它在其中上下其手，保障图书的正常流通过程，保障交易双方的信用。
到18世纪，书籍不仅仅在书商的柜台或书架上出售，文学的拍卖形式业已形成，英国伦敦有一处叫“科芬园”的地方就一度是专门从事书籍拍卖的地点，到场的竞买者甚众。
后来，称霸全球的拍卖行苏富比就诞生在这里。
如果说15—17世纪是欧洲自由性艺术市场凤凰涅磐的300年，18世纪是欧洲自由性艺术市场羽化成蝶的前夜，那么19世纪就是欧洲自由性艺术市场旭日出海的瞬间。
工业化的成果在19世纪的前中期就让欧洲一跃成为了世界工商业经济的中心，欧洲至此荣升为世界的霸主:资产阶级的发达、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阶级的繁荣、工人阶级的崛起成为了其重要的标志。
到19世纪中期，欧洲世界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商品世界，一切都与金钱划上了等号，金钱成为控制社会的根本力量。
除音乐之外的所有艺术品都没有守得住精神的圣殿，成为欧洲金钱世俗潮流最后的吞噬对象:
德国艺术史专家古斯塔夫·瓦根有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编写一份欧洲艺术珍宝的目录。
为此，他周游列国 (1835年) ……“没有一个国度”，他作出结论，“能与英国的有钱阶层相比。他们对艺术品投注的品位、财富和精力是如此之巨，只为了获得前一百年的家具和艺术品。”……“在欧洲，不管谁想把画卖出个惊人之价，都得在英国搜寻机会，以便崭露头角。”
美术品包括文学作品的商业化是19世纪自由性艺术市场全面唱响的先行军，而音乐作品的苦行僧生活仍然要维持一段时日，在20世纪初随着唱片、留声机和电台的陆续出现才开创了更为惊人的自由市场的娱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