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上午7时，江苏省无锡市锡港路恢复通车。两天前，这里发生高架桥侧翻事故，无锡市委宣传部发布消息，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初步分析，桥面侧翻系运输车辆超载所致。
这不是第一起因车辆超载造成的事故。据《工人日报》报道，有研究机构对2007年至2015年国内桥梁垮塌进行了调查统计，共发现28座桥因车辆超载而垮塌。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曾公开表示，超限超载车辆的荷载一般远超公路和桥梁的设计承受荷载，其频繁行驶公路，造成路面损坏、桥梁断裂，大幅缩短公路正常使用年限。
“超限超载是公路货运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市场无序、监管疏松，导致合法运载难以保证。”从事货运行业十五年的王金伍介绍。
2004年，王金伍成为大货车司机，因公路的“三乱”现象层出不穷， “爱较真”的他，开始自学法律知识，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尝试为自己和别人维权。据媒体报道，2005年年底，王金伍在货车司机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碰到难题大家都愿意跟他商量，或者直接委托他办。仅2006年一年时间，王金伍代理的维权案件达100余起，向全国10余个省区市的百余家交通、公安部门提起行政复议、投诉和起诉。他的维权成功率在80％以上。此外，王金伍曾被聘为公安部交管局行风监督员，并被冠以“中国货车维权第一人”的称号。
对于超载问题，10月15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王金伍提到，此现象屡禁不止，是因为有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不是在治理超限超载，而是在“经营”超限超载。“相关部门严格执法，让超载货车无法上路，才能保证天下‘无超’。”王金伍称。
“中国货车维权第一人”王金伍。 受访者供图
谈司机现状：缺口达到1000万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货车的？
王金伍：我是2004年进入运输行业的。那年，我从一家国企下岗后，通过贷款、借钱，花了38万元买了一辆货车开始跑运输。
新京报：那时候货车司机的收入怎么样？
王金伍：那时我经常跑陕西到湖北这条线路。我开的是六轴车，拉煤最多能装55吨，我一般拉40吨。一趟开两天，跑500多公里，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每天毛利润在1400、1500元。在那个时候，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新京报：后来怎么成了“中国货车司机维权第一人”了？
王金伍：经常被罚款，交警罚完交通部门罚，超限站罚完运管所罚，运管所罚完还有路政。最多的一次，我一天内在陕西被罚了1700元，在湖北又被罚了2000元。跑一趟下来，一分钱没挣，反倒亏了不少钱。从那时候起，我买了相关的法律书籍，开始自学法律。之后，每次被罚款，我都要看一下法律条文，如果是不合法的，我就会维权。
新京报：第一次维权成功还有印象吗？
王金伍：2005年的时候，我一天之内被交警以同样的理由罚了两次，一共700元，罚款后没有下达《处罚决定书》，只开了票据。我以程序违规为由，向当地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不久，当地交警队当面向我道歉，并退还了罚款，另外，还聘请我为“特约监督员”。几次维权成功后，全国各地其他货车司机遇到此类问题，都会来找我帮助。
新京报：近年来，货车司机这个群体的现状怎样？
王金伍：近几年货车司机十分紧缺，央视报道称货运司机缺口达到1000万。
另外，现在公路修得好了，重型车、大型车越来越多，但司机的资质跟不上。大型货车要求高，要求A1、A2驾驶证，很多司机办不下来。所以以前通常是一个车配两个司机，轮换开车，现在保证不了，很多车都是一个司机，导致司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此外，去年到今年，很多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都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比如我了解到湖北一带的地板砖厂因为环保不达标几乎都停产了。货源少了，运货量大幅下降，司机挣不着钱了。
现在的货车司机，一个月干20多天，每天跑十多个小时，一年下来能挣七八万，比之前几年少了一半。这些人大多是吃在车上、睡在车上，生活压力很大。
谈超载乱象：核载30吨的车改装后拉100吨
新京报：无锡事件发生后，货车超载现象再次引发关注。有一种说法认为，货车司机不超载，就挣不了钱，是这样吗？
王金伍：超载有一部分原因是市场无序、监管疏松造成的。货车司机肯定是希望利益最大化的，这样一来，一旦监管疏松，交罚款就能上路，这个司机看到其他司机超载20吨能过，他就想超载30吨、50吨。因为如今行业竞争太严重，市场订单有限，别人超载你不超载，你就没法干了。
新京报：货车最大载重量是49吨，路面上为什么会出现“百吨王”？
王金伍：主要是通过改装车辆实现的。货车分为微型、轻型、中型和重型货车四种，按照现在治理超限超载统一认定标准，重型货车最大核定载重量为49吨。但是有些车主为了多装货，会通过购买大马力车头、定制特种挂车等方式对车进行改装。
货车改装很容易实现，比如将挂车加长、加宽、加高或将轮胎加厚。改装车辆使用增加载重量增加4到8倍。一辆核定载重30吨的货车，改装后都可以拉100吨货。一般能承载“百吨王”的车辆，车辆自重多为20至30吨，这样车辆加货物就达到100吨乃至200余吨，严重超限超载。
新京报：改装而成的货车存在哪些隐患？
王金伍：货车经过改装后，载货高耸，导致车子重心不稳、刹车失灵，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另外，还会严重破坏公路。
新京报：改装车辆应该如何管理呢？
王金伍：以前改装车辆为了逃避年检，靠车托代办和套牌检验来应。2016年7月12日，工信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的通知，提出要严厉打击货车非法生产、改装、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违法违规企业，坚决杜绝非法改装货车出厂上路。但目前，在治理超载不严格的地方，改装车还是普遍存在。
谈超载治理：严格执法方能天下“无超”
新京报：货车超载现象是否普遍呢？
王金伍：其实超载是区域性的，在一些地势平坦、货物吞吐量比较大的省份，超载情况比较普遍。
新京报：货车超载现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你有什么看法？
王金伍：超限超载引发社会关注已出现很多次，超载车辆压垮桥梁的也不是第一次了。但热点事件降温之后，媒体、受众不再关注的时候，超载现象依然会有所反弹。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金伍：超限超载“久治不愈”的背后，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的执法部门疏于管理，不是在治理超限超载，而是在“经营”超限超载，导致此现象被默许。
新京报：是否可以举几个例子？
王金伍：去年12月6日，安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北流寺超限检测站，10名协管员通过收取50元到1000元不等的现金、微信红包或香烟，为超载、超限车辆通行提供方便。这件事情曝光后，警方公开调查结果，开除了相关人员，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处分。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地方出现过类似事件，给钱就放行。其实如果从源头上严格监管，不让超载车辆上路，这种现象会明显减少。
新京报：这些年来，相关部门在治超方面做过那些规定？
王金伍：此前有过两次大规模联合治超行动。第一次是2004年5月1日由国务院牵头，交通运输部及公安部等九部委联合的治超行动。第二次是2016年9月21日，由交通运输部与公安部联合治超，号称史上最严治超令。相比第一次，这一次增加了“一超四罚”，一旦发现超载就要对货车司机、运输企业、车主和源头装货地进行罚款。2017年11月9日，两部委再次作出联合治超常态化制度。所谓常态化，就是指各部门分工明确，公安部门和交通部门各司其职。但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会出现各执各的法，各罚各的款的情形，联而不合，超限超载又出现反弹。
新京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为何还会频繁出现超载现象？
王金伍：一个是治超存在“各自为政”问题，有些地方各部门联而不合，在治超方面，存在对其有利便执行，无利便不执行的问题。第二个，有些地方的经费来自罚款，这也导致了治超不彻底。我记得2016年那次治超，路上根本看不到超载车。当时有个超限站主要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站平时一个月能罚60万，那两天就罚了1000块钱。他们都在抱怨说：“这点钱，别说发工资了，电费都不够。”
新京报：对于治超，你有什么建议吗？
王金伍：治理超限超载不缺少法律和政策，而是缺少执行力。只要严格落实政策，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治超由政府主导，严厉的追责措施，精简执法队伍，清除执法腐败，破除靠罚款养人机制，罚款全额上缴国库，保障执法人员经费，加强社会监督。相关部门严格执法方能天下“无超”。
新京报讯记者 赵凯迪 编辑 曹林华 校对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