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们都被激烈的情绪裹挟。我们的情绪浓度大概是往日的数倍到数十倍，每天都有新的悲伤、愤怒抑或是感动。但在另一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感叹：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世上并没有真的感同身受这回事。
真正的感同身受，是极为罕有的。当我们看到远方的苦难，我们会有某种程度的共情，但很少有人能真的完全感受到别人所遭受到的痛苦。那些辗转反侧，抑或是痛不欲生，很多时刻，都只有当事人自己去扛。承认这一点，首先是对他人的苦难的尊重。
更何况，我们也见多了打着“共情”的旗号，实际在作恶的诸多乱象。而要从“共情”走到善行，这中间还需要诸多的理性。甚至，用冰冷的逻辑和推理来行动的人，可能比完全受共情驱使的人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想来谈谈“共情”这件事。
过去的几年里，耶鲁大学公开课最受欢迎教授之一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一直在关注人类情感中的“共情”现象。在他看来，过度的共情，或者说仅仅只有共情，并不能完成善行。而且这种完全镜像式的共情，往往只存在于家人、爱人或亲密朋友之间，这也决定了共情很可能是有亲疏远近的，是难以量化、难以长久持续的。
布卢姆将共情分为了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他反对过度的情绪共情，而赞同认知共情。比如说，当我们听闻他人的苦难或疼痛，我们不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获得他人情绪或感受的镜像，而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理性或抽象的认知——获得认知共情。而这种认知共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别人的处境，也更容易推动由个体到世界的行动。因为认知的背后，包含了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而这种对善行的选择，才能支撑人们实现更为长久的善行。
“反对共情”之所以如此令人不安，可能是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共情是一种绝对的善，永远是多多益善，根本不存在“过度共情”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共情其实很特殊，因为人们对其他情绪、感受和能力（比如理性）的看法要苛刻得多。
几年前，史蒂芬·平克用一个清单发起了对共情的讨论。下面是最近两年冒出来的有关共情的标题或者副标题：
共情时代、为什么共情如此重要、社会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共情、共情的科学、共情缺口、为什么共情是必需的且岌岌可危的、共情是世界性的语言、企业如何通过创造广泛的共情走向繁荣、教会共情、教会孩子共情、共情的根源：改变世界从一个个孩子开始
.....
在布卢姆刚开始写《反对共情》这本书的时候，他也一直在不停地搜集类似的例子。迄今为止，在亚马逊上，已经有1500多本书把共情作为书名或者副书名了。其中排名最靠前的 20 本书，有的是给父母和老师看的，有的是心理自助类书籍，有的是市场营销类书籍（如《如何靠共情创造出人们喜爱的产品》），甚至还有几本是高质量的科学著作。
很多网站、博客以及 YouTube 视频频道都在大肆提倡共情，如有个网站列出了奥巴马所有关于共情的讲话，包括这句名言：“在今天，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赤字就是共情供给不足。”
事实上，的确有很多人都坚信共情能拯救世界，尤其是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改革派的政治家。那些与共情相关的实验研究、认知神经研究、哲学分析解读，以及针对婴儿、黑猩猩和老鼠的研究，也试图证明共情对于让人做善事有多么重要。
不过，在布卢姆看来，共情不等于道德或善良，共情甚至会导致不公平现象。
撰文丨保罗·布卢姆
摘编丨董牧孜
“反对共情”为什么如此令人不安？
共情与其他道德考虑可能存在冲突？社会心理学家 C. 丹尼尔·巴特森及其同事的实验就是一个例子。研究者告诉被试，有一个名叫谢里·萨默斯的身患绝症的 10 岁小女孩，正在排队等候能减少痛苦的治疗。同时，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有权让这个小女孩插队到最前面。当简单地问“你会怎么做”时，被试都认为她需要排队等候，因为前面还有其他需要治疗的孩子。但是当先让被试想象一下这个小女孩当时有什么感受时，他们则更倾向于允许她插队，让她排在那些可能更应该进行治疗的孩子前面。
这种情形下，共情的力量大过了公平，也就是导致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有违道德的决定。
《摆脱共情》， [加] 保罗·布卢姆著，徐卓人译，湛庐文化丨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泽尔·克拉文斯基（Zell Kravinsky）的故事也是一个典型案例，他的行善和利他行为并非出于共情。他几乎把自己价值 4500万美元的所有财富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因为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继而又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献给了陌生人。看到这种无私的人，你或许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拜之情，为他强大的恻隐之心而感动不已。但至少在克拉文斯基这个例子里，事实并非如此。彼得·辛格这样描述他：他是一个智力非凡的人，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和诗歌博士学位……他是用数学术语来规划自己的利他行为的。科学研究文献的数据说明，捐献肾脏的死亡率只有 1/4000，于是他认为，如果不捐献肾脏，就意味着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4000个陌生人的生命还重要，而这种价值偏差是他不能接受的。
辛格更进一步认为，那些像克拉文斯基这样，用冰冷的逻辑和推理来行动的人，对他人做出的贡献实际上要比那些被共情感受驱使的人做出的更多。
共情的缺陷也很明显，共情就像一盏聚光灯，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需要帮助的人，但这恰恰也是问题之所在：首先，共情的焦点非常狭窄；其次，共情会被一个人自己的偏好左右；最后，共情往往聚焦于特定的个体。
举例来说，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事件之后，陷入共情的人们以排山倒海之势行慈善之举，以至于这个纽敦小镇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几百名志愿者被组织起来去存放从全美各地寄来的礼物和玩具，即便是在纽敦镇官方请求大家不要再寄东西之后，各种物品也依然源源不断地涌来。志愿者不得不找了个大仓库来存放这些毫无用处的玩具。此外，还有上千万美元的善款流进了这个本来就挺富足的小镇。这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喜剧，共情让人们心痒难耐想要有所作为，于是这些来自更加贫穷社群的人纷纷把钱捐给了比自己富裕得多的社群。
共情并非是导致这些非理性和不合时宜的做法的元凶，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人们对他人的共情太少了。人们当然应该对纽敦的儿童和家庭共情，但同样也应该对芝加哥的儿童和家庭共情。但若是如此，我们甚至应该对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共情，如年事已高却不能温饱的老人，一贫如洗买不起健康保险的人，腰缠万贯却饱受存在危机困扰的人，性侵犯的受害者，因受到误判而无端被社会唾弃的人……
理智上，我们会认为所有人的人生都值得尊重，做决定的时候也会对此加以考量。这在现实中，无差别的共情是很困难的。实际上，我们每次只能对一两个人共情，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网红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知名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耶鲁大学公开课最受欢迎教授之一、TED演讲人。布卢姆是《科学》杂志评出的Twitter上最有影响力的50位明星科学家之一，美国哲学与心理学协会前任主席，《行为与脑科学》杂志联合主编。他的文章屡见于《纽约时报杂志》《自然》《纽约客》《科学》等刊物。著有畅销书《善恶之源》《快感：为什么它让我们欲罢不能》。
关于“共情”的8个错误观点
你口口声声说反对共情，但共情其实就是善良、关怀、怜悯、爱、道德，等等，而不是你所说的感受他人的感受。
不论怎么说，你都会发现，很多人，也就是那些强调要站在他人立场思考、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等的人，真的认为道德源自共情。
在英语里，empathy（共情）这个词最能描绘感受他人的感受的情况，而且比 sympathy（同情）和 pity（怜悯）都更合适。例如，如果你处于狂喜之中，我也因此而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愉悦，那么我可以说自己在跟你共情，但如果说我很同情你或者怜悯你就会显得非常奇怪。另外，同情和怜悯指的是对他人感受的回应，而不是镜像反映出同样的情感。如果你替一个穷极无聊的人感到苦恼，这是同情；如果你也感到无聊，这才是共情。如果你因为一个人的疼痛而感到悲伤，这是同情；如果你也能感受到他的疼痛，这才是共情。
心理学家使用“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这个词来表达一个人的情绪感受弥散、流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过程，如看到他人哭泣，自己也会感到悲伤；见到别人开怀，自己也会心潮澎湃。即便你此时此刻本来没有什么情绪，见到他人的苦难也会物伤其类；甚至即便他人并未表达出自己的情绪感受，你也能通过推己及人来揣测他们的内心，继而与他们共情。
Empathy（共情）跟 compassion（同情、爱心）和 concern（关怀）都有关联，而且有时这几个词会被当作同义词。但跟共情相比，同情和关怀的用法更加广泛。说自己对上千万的疟疾感染者共情会显得非常奇怪，但说你非常关心他们或者对他们充满同情就很合情合理。同样，同情和关怀并不需要镜像复制他人的情感。
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善良、更关爱他人、道德更高尚，这就说明共情是善的力量。
很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毕竟，说一个人共情能力强是一种恭维，共情可能与智力和幽默感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相差无几。如果你想要在网上交友，那么，在个人描述中放上“共情能力强”肯定会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
人们对共情跟其他优秀特质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其实是经验性的，但我们可以用标准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来测试一下。例如，你可以先对一个人的共情能力进行测量，然后看看能否根据其得分准确预测助人之类的良善行为。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精确地测量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很困难。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研究发现，共情跟善行之间的相关性其实非常弱。相反，有证据证明，较高的共情能力会让人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惊慌失措，做出荒谬的决定，而且往往会使人变得残暴。
Against Empathy，Vintage ,2018.02
缺乏共情能力的人都是精神病态者，都非常可怕，所以我们需要共情能力。
诚然，标准测试会说，精神疾病患者缺乏共情能力或者至少更不愿意去对他人共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变态狂魔。只有当能证明精神疾病真的是由缺乏共情能力引起的时，才能说它证明了共情的重要性。
这也是一个可以在实验室检验的命题，但得出的结论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正如后面会讲到的，精神疾病患者的问题往往与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恶的本性相关，而不是与缺乏共情能力相关。另外，没有证据证明缺乏共情能力与攻击、挑衅或者残暴行为有什么关联。
道德的某些方面可能与共情无关，但共情却是道德的核心所在。没有共情，也就没有正义、怜悯和同情。
如果这个观点的意思是人只有具有共情能力才会去做善事的话，那么很容易就能看到其中的谬误。想一想你如何评判下面这些事情：开车时往车窗外扔垃圾、偷税*、在建筑物上写种族歧视的话，等等。不需要对某个想象的或真实的个体产生共情，你就可以知道这都是错误的行为。再想一想挽救落水儿童和慈善捐赠。这些行为里或许有共情的成分，但显然不是必需的。
批评者会勉强承认，没有共情人们或许依然可以做好事。但他们会认为，没有共情，人们或许根本就无法真正地关心他人，或许就不会有任何同情或者关爱之心。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又一次证明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例如，我看见一个小孩因为害怕狂吠不止的狗而号啕大哭。我可能会急忙上前抱起他进行安抚，并且对他非常关爱，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共情的成分。我没有感受到他的那种恐惧，一丝一毫都没有。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通过实验得到的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例如，塔妮娅·辛格和她的同事证实了，对一个人共情和对一个人同情是截然不同的——不仅在脑神经的区域上泾渭分明，两者产生的效果也是大相径庭。
难道你不需要任何情感压力来激发你成为一个好人的动机吗？毕竟，只有冷冰冰的理性是不够的。
大卫·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良好的道德意图需要对不同事情进行价值排序，良好的道德行为也需要有某种动机来推动。毕竟，即便一个人知道最应该做什么，他也需要有足够的动机才会去做。
我对此深信不疑，也从来没看到过任何针对这种观点的有效的质疑。但是，认为这个观点支持共情却并不成立。休谟所说的“激情”可以是很多东西，如愤怒、羞愧、内疚，或者是积极方面的同情、善良和爱。没有共情，你照样可以有动机去帮助他人。道德领域的伟大学者、休谟的好朋友亚当·斯密对共情这个概念非常熟悉。他曾经思考过到底是什么改写了人类的自私，让人们愿意帮助他人。他的确是想到了共情，但随后就因为共情的力量太微弱而将它否定了。相反，他认为应该是刻意的深思熟虑和对做正确的事的渴望让人们变得如此。
共情可以被用来做善事，有很多例子说明共情会带来积极的改变。比如反对奴隶制，道德领域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以共情为导火索的。此外，共情也能激发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善行。
我同意这个观点。无论是慈善机构、宗教团体还是政治党派，都会把共情当作工具。如果这些机构有正确的道德目标，那么共情就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力量。虽然我认为把共情当作道德指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但我并不怀疑共情可以被当作一种策略来促使人们做好事。
针对那些愿意把肾脏捐献给陌生人的人，乔治城大学心理学副教授阿比盖尔·马什（Abigail Marsh）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在标准的共情测试中，这些极端利他的人的得分并未超过一般人。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是这些人的杏仁核，也就是脑中主要参与情绪反应的结构。阿比盖尔及其同事之前的研究发现，精神疾病患者的杏仁核比正常人的小，并且在观看惊恐的人的照片时，他们的反应也比正常人小。于是，研究者推测这些做出善举的人的杏仁核更大，并且对惊恐的面庞有更加强烈的反应。而这恰恰就是他们在研究中的发现。这究竟有什么含义呢？一种可能是，这种脑解剖和反应上的差异都是由人的性格引起的：冷酷残暴、麻木不仁会让你对他人的恐惧逐渐变得不敏感，而善待他人、关爱同类却会让你对他人的恐惧更加敏感。另一种可能是，这种脑上的差异是原因而非结果：你早期对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可能会直接影响你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对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与共情能力密切相关。
所有强烈的情感都会有某些积极的影响，不仅是共情，就连愤怒、恐惧、报复的渴望都可以带来好的影响。人们往往能轻而易举地指出共情的益处，却对它的代价视而不见。
《阿特拉斯耸耸肩》，[美] 安·兰德著，杨格译，华章同人丨重庆出版社，2013年7月版。
所有人都有很强的偏见，认为虚构情节有巨大的能量来激发人的共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和《荒凉山庄》这样的作品通过故事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人物的悲惨处境，继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但人们却忘记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用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乔舒亚·兰迪（Joshua Landy）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例子：在每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也会有一部《一个国家的诞生》；每一部《荒凉山庄》旁边，也会存在一部《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每一部《紫色》（Color Purple）之后，都会有一部《特纳日记》（Turner Diaries），当年俄克拉何马州爆炸惨案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开的那辆满载爆炸物的货车后座上，放的就是这本白人至上主义的小说。这里的每一部作品，都激发了读者的共情：伟大的狄更斯让读者用悲天悯人之心同情小杜丽（Little Dorrit）；西部小说作家让读者看到在印第安人攻击下的悲苦无助的殖民者的形象；《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书的作者安·兰德（Ayn Rand）创造的那种精明强*“工作创造者”形象，更是时时受到无所事事的寄生虫*扰。
《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是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以及第二畅销的书，仅次于最畅销的书《圣经》），并被认为是刺激1850年代废奴主义兴起的一大原因。在它发表的头一年里，在美国本土便销售出了三十万册。《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初期，当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曾说到：“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后来，这句话为众多作家竞相引用。
事实上，共情，或者说情绪，并非人们行为的唯一动机。乔舒亚·兰迪还为另一个选择做出了辩护，我觉得言之有理：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变人们的看法，如借助事实的力量。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想想那部反映全球气候变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这部纪录片对环境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整部纪录片里没有任何惹人怜爱的角色或妙语连珠的台词。再想想《食品公司》（Food, Inc.）、《杂食者的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以及乔纳森·萨弗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讨论素食主义的作品《吃动物》（Eating Animals）。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并没有太多以肉制品工业为主题的畅销书，但这并没有妨碍人们逐渐走向更加明智的态度和立场。
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剧照。
你提到了很多共情的替代品，但这些东西难道就没有局限吗？
它们当然也有局限。我已经对共情的问题做出了说明，它就像聚光灯一样，只会让自己关心的东西占据中央。但是，参与道德行动和判断的其他心理过程也有偏颇之处。即便是有办法把共情从脑中完全移除，我们还是会关心自己的亲朋好友胜过陌生人。同情是带有偏见的，关怀也有倾向性，甚至成本收益分析也不是不偏不倚的。即便是竭尽全力想要做到一视同仁、客观公正，我们也仍然会倾向于选择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
理性同样也难免存在局限，毕竟人类本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物种，但在最好情况下，它能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洞见。是理性让我们能够超越情感对自己的影响，认识到远在天边的一个儿童的痛苦跟邻家小孩的痛苦同样重要；是理性让我们能够理解，虽然一个儿童因为接种疫苗生病确实非常不幸、假释项目确实可能导致强奸和斗殴，但这些事情在总体上改善了人们的福祉，所以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它们，直到有了更好的选择。虽然同情之类的情感会让人去关心某种目标，但想要达成这些目标，却应该依赖理性思维。
你也承认了，人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理性。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更是进一步指出了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其实非常差，还不如去相信包括共情在内的各种直觉呢。
美国知名道德学家詹姆斯·雷切尔斯（James Rachels）把理性视为道德的必要组成部分：“道德，最起码的就是要试图用理性指导自己的言行，也就是说，去做那些最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同时，对自己行为所影响到的每一个人都赋予同等的权重。”雷切尔斯并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描述人们面临道德困境时是怎么做的，而是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观点，认为人们应该这样去做。
其实这并没有乍听上去的那么矛盾。即便是提倡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s）的人，也隐性地把理性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上。例如，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认为共情如此重要，他们不会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死硬到底。相反，他们会提出证据，会谈论共情的积极后果以及与自己关心的重要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也需要通过诉诸理性来为共情找到支点。
我们怎样让“共情”成为善行？
布卢姆在《反对共情》这本书中想强调的是，道德和善良所包含的要比共情多得多。
真实世界里的很多良善之举，并不是由共情方面的考量而引发的。只是因为人们很容易用共情来理解一些行为，所以就看不到其背后实际存在的其他原因。“不承认这种观点的人，不是把共情定义得非常宽泛以至于容纳了所有内容，就是对道德的心理机制有着一厢情愿的刻板理解。人是非常复杂的存在，每一个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背后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径。”
认知共情是一个有力的武器，每一个想要成为好人的人都需要它，但它自身却是与道德无关的。与之相反，情绪共情可能实际上对道德具有腐蚀作用。
情绪共情，也就是被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哲学家称为“同情心”的东西，常常被简称为共情。很多学者、神学家、教育家和政客都对共情大加赞颂，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但实际上，如果你正在进行一个困难的道德决策，觉得需要去感受一下他人的痛苦和快乐，那么你最好就此打住。对共情的投入可能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但这毫无益处，而且可能会导致错误决策和不良后果。
虽然有时候共情确有好处，但总体而言，摒弃过度的共情我们会做得更好。更好的方法是运用理性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让更为冷静的怜悯和善良之心帮你做决定。
题图为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剧照。
本文整合摘编自保罗·布卢姆的《反对共情》一书的章节《8 个有关共情的错误观点》，较原文有删减，由湛庐文化授权转载。
整合丨董牧孜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