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接手的是一个实力还算强盛的王国,本来有希望做一个太平天子,然而突然间在西北冒出个大夏国来,兵不多却骁勇善战,让仁宗皇帝大伤脑筋。辽国人趁机动作,也要捞些好处。懦弱无能的宋仁宗就知道以和靖边,多出些钱绢他是不在乎的。只可惜他手下有那么多名臣,完全有能力辅佐他成就英名,他却不知道珍惜,还动不动加以贬谪,徒然让后人感叹不已。
废后风波宋仁宗 25 岁那年,刘太后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仁宗一眼就看中了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而太后却相中了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太后也没跟仁宗商量,便自作主张册立郭氏为皇后。
郭皇后依仗着刘太后做靠山,逐渐变得骄横起来,使得宋仁宗对她越发不满。刘太后死后,后宫中的尚美人和杨美人受到仁宗的宠爱,尤其是尚美人,皇帝给她父亲封官赏赐,恩宠倾动京城。郭皇后嫉恨难平,几次与尚民发生冲突,尚氏也总是在皇帝面前诋毁皇后。
有一天,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皇后,皇后怒不可遏,上前就要抽尚氏的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子上。仁宗龙颜大怒,当场就要废掉郭皇后,他还急令宦官头目阎文应传来宰相昌夷简,让他验视伤痕。
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死后,他又说太后的环话。郭皇后揭穿了他的这副嘴脸,宰相的位置也丢了。不久,吕夷简又通过阎文应的关系,官复原职，从此对郭皇后怀恨在心。
郭皇后误打皇帝,正好让他逮住了报复的机会,便授意谏官范讽上奏说,皇后已立九年,尚无子嗣,应该废掉。吕夷简在一旁随声附和,阎文应则鼓动宋仁宗把脖子上的手印让大臣们观看。
听说皇帝要废掉皇后,满朝官员议论纷纷,这时候,范仲淹已经被召回京师,担任右司谏。这是一个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他认为废皇后关乎国体,于是就和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员孔道辅等人,来到垂拱殿,要求面见仁宗。他们等待了好长时间,也无人理睬。后来,司门官又把殿门关闭了。范仲淹等人用手拉着殿门上的铜环,一边叩击,一边隔着殿门高声质问:“皇后被废,为什么不听谏官进言?”
他们哪里知道,在吕夷简的游说下,宋仁宗已经下了废后的决心,他颁下诏书,声称皇后愿意当道姑,把她打发到长宁宫居住去了。吕夷简不希望节外生枝,事先下令有关部门不得接受谏官的奏疏。范仲淹他们还打算第二天找吕夷简理论此事,实际上已经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说他不要去招惹祸患,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就在等候上朝的时候,他接到诏令,将他贬到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当知州。孔道辅等人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三次“光荣”范仲淹出仕以来,这已经是第二次被贬了。第一次是因为得罪了刘太后被贬,上路那天,亲朋好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城门外,称赞他说:“此行非常光荣。”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奉诏回京,出任言官,有了这个身份,他上书言事更加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起了蝗灾，范仲淹马上奏请仁宗迅速派人前去救灾。皇帝不予理会,他便请求皇帝亲自接见,毫不客气地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
仁宗顿时省悟,立刻让范仲淹前去赈灾。他一到灾区，立刻打开官府粮仓,赈济灾民,并请求朝廷免除灾民的部分赋税。归京时,他还带回几把灾民用以充饥的乌昧草,让皇帝和宫中的人亲眼看看灾民靠什么度日。
第二次被贬,仍然有不少人到城郊为他送行,只是没有上次多了。但还有人举酒赞许他道:“范君此行,愈觉光耀！”
范仲淹在睦州待了几年,又被调到苏州当知州,因为治水有功,宋仁宗再次把他调回朝廷,任命他为开封知府。开封也称东京,是宋朝的国都,这里商贾云集,大小权贵比比皆是,哪个也不好得罪。范仲淹到任后,大力整顿社会秩序,严肃法纪,仅仅几个月工夫,就把开封府治理得井然有序。
这个时候,吕夷简仍然当宰相,他大开后门,滥用亲信,把朝政搞得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自己的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1036)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严厉地抨击吕夷简用人不公。吕夷简反唇相讥,说范仲淹不知变通。范仲淹接着连上四章,指出吕夷简如何狡诈,吕夷简则诬蔑范仲淹结党营私。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其实是很清楚的，但吕夷简在宫廷中的关系根深蒂固,宋仁宗最终还是倾向到他这边,将范仲淹贬为饶州(今江西都阳)知州。
这一次到都门外送别范仲淹的亲朋，已是寥寥无几,一些平日里与他过从甚密的官员,生怕惹祸上身,唯恐避之不及。有个名叫王质的官员当时正生病在家,听说范仲淹要离开京城,急忙抱病前去,举起一杯酒,对他高声赞许道:“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范仲淹听罢哈哈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牛羊豕三牲,就作为祭物吧！”
范仲淹走后,有人给王质通风说,他送范仲淹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在案,有可能被当成范的同党遭到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而引以为荣。
范仲淹被贬,朝中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殿中待御史台韩泼为讨好吕夷简,就请求把与范仲淹意见相投的人的名字都写在一张榜上,张挂在朝堂上。秘书丞余靖大为不平,站出来为范仲淹申辩。太子中允尹洙自称与范仲淹是师友关系,请求贬官。还有不少人虽然心里同情范仲淹,却不敢出头为他说句公道话。
左司谏高若讷在朝堂上不置一言,私下里却对范仲淹大加费难。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实在忍不住了,愤然提笔写下一封《与高司谏书》,痛斥他不辨忠奸,趋炎附势,乘人之危,“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是“君子之贼”。据说高若讷看了这封信后,气得七窍生烟,跑到吕夷简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状,结果敬阳修被远远地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四岁那年就死了父亲,母亲郑氏带着他来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郑氏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就取来芦苇的秤儿做笔,在沙地上画出字来教给他。
欧阳修十岁时,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一次,他到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在那家的一个旧书筐里发现了一本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遗稿,就向主人要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读过后他非常钦佩,于是苦心探求其中的精妙,常常废寝忘食。天圣八年(1030),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到第一名。
欧阳修的母亲不仅教儿子认字读书,还经常给他讲他父亲的事迹。欧阳修的父亲做地方官时,常常批阅文书案卷到深夜,遇到判死刑的案件就会放下案卷长声叹息。郑氏问他为什么叹息，他回答道:“这是要判死刑的案件啊！我千方百计想让他不死,但是没有办法呀！”
郑氏不解地问:“人的生路是人力可以求得的吗？”
“我求他生而不能成功,那么他和我就都没有遗憾了。我常常想办法给他们寻求生路，尚且不能避免误判死罪,而世上有些人常常要别人死,不知有多少人冤枉而死呀!”
欧阳修为官后,始终牢记母亲的教诲,以父亲为榜样,从来不为政绩而增加自己治下的死刑案。
趋炎附势自五代战乱以来,天下各地的学校几乎全部废毁。自从晏殊在应天府为官以来，他大力兴学,才逐渐形成了开办学校的风气。通过兴学育人,晏殊培养出很多人才,还把他们提拔到朝廷中来。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
晏殊还有一个得意门生名叫宋祁。此人是天圣元年(1023)的进士,很有才学,晏殊对他非常赏识,常常把他请到家中宴饮论诗。为了方便相见，晏殊还特地为他购置了住宅,就在自己的府第旁边。
宋仁宗的生母李宸妃去世后,撰写墓志的任务落到晏殊的头上。当时刘皇后还活着,晏殊无法将仁宗的身世明写出来,只得写李宸妃没有生子。刘太后死后,有人向仁宗告发说,晏殊是故意隐瞒李宸妃就是皇帝的生母的事实。仁宗当时的心绪正在强烈波动,就将一腔郁闷发泄到晏殊头上，罢免了他参政知事的职务。许多大臣都同情晏殊，认为他事出无奈。
皇帝要罢免晏殊,就得起草诏书,而这个任务就落到宋祁头上。前一天晚上中秋节,宋祁接到晏殊的邀请,到他家里饮酒赋诗,听歌赏舞,玩了个通宵。第二天他奉命起草诏书,就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恩师骂个狗血喷头,好像晏殊就是他的死敌一般。旁观者见了都忍不住惊骇叹息,觉得宋祁实在是太薄情了。
一向对宋祁爱护有加的晏殊,见了这份诏书后,激愤中写下一首《吊苏哥》,借着吊唁一个因情人背盟而自*的青楼女子,指斥有些文人趋炎附势,连个青楼女子都不如。后人认为,这首诗中的那个女子,其实指的就是宋祁。
就在范仲淹等人遭贬的时候,割据西夏的李氏正在酝酿反叛。被朝廷封为西平王的李德明有个儿子叫李元昊,他自幼熟读兵书,颇具文才,平素喜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行常常带百余骑兵,自乘骏马,显得英姿勃发。
自从李元昊的爷爷李继迁那一辈开始,党项人就想打败以甘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西凉的吐蕃人。李继迁虽然夺取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却因骄傲轻敌而血染沙场。李德明先后用兵,却大败而归。直到宋天圣六年(1028),李德明派元昊出征甘州，突袭了回鹘可汗王夜落隔通顺的城池，消灭了甘州回鹘。两年后又攻取了
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和沙州(今甘肃敦燎东),势为直抵下门关。由于战功显赫,元昊被李德明册封为太子,这一年他已 24 岁。
元昊对于党项人向宋称臣的做法非常不满,多次劝说父亲自立。李德明对他说:“我们经常打仗,已是筋疲力尽.这30 年来,我们的族人能够穿上锦绮绸锻,都是因为宋朝的恩赐,所以不能负恩啊！”
元昊却不以为然地说:“穿皮毛,牧牛羊,这是我们党项人的凤俗。英雄好汉应该创立王霸的事业,哪能贪图那点儿好处？”
宋天圣九年(1031)十月,李德明病逝,李元昊继承了父亲的主位,就想改变与中原王朝和睦相处的做法。宋使来了他不出迎,也不肯跳拜受语,虽然最终还是跪受了诏书,但站起来以后愤愤地对手下人说:“先王大错特错,我们这样的国家,还要向别人臣拜吗？”
元昊即位当年,就迫不及待地去掉唐、宋的赐姓,将党项皇室改姓嵬名,接受“元卒”的封号,意为“青天子”,也就是“青天之子”的意思。元昊自认为其祖宗是鲜单拓跋部,为了保持旧俗,他率先把自己头顶上头发剃掉,变成前蓄刘海,两侧乘发的式样,耳朵上戴环饰。接着他下令党项部族人一律剃发且限期三天,谁敢不服从,格*勿论。一时间,党项民众争相秃发,由此将党项人与辽、宋、吐蕃等邻人区别开来。
为了称帝立国,元昊还设兵防、定服饰、造文字、简礼仪、立官制、建宫殿,兴学校。经过六年时间的充分准备,羽翼丰满的李元昊于宋宝元元年(1038)十月在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正式即位,称大夏皇帝,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因为这个国家位于宋朝的西北部,所以历史上把它称为西夏。
延州被围宋宝元二年(1039)正月,也就是元昊称帝后的第二年,大夏使者趾高气扬地来到宋都开封府,呈上元昊称帝的表章,实际上是来递交国书,把建立大夏国的消息通报给宋朝。
宋朝君臣读了这道奏章,个个义愤填膺,明明是宋国的藩属,却要自立为帝,明显是在向天朝示威。紧接着,宋仁宗又听说西夏使者拒绝接受朝廷的诏书、赐物,更加愤怒,当即下令削去元昊西平王的爵位,断绝彼此间的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元昊。
宋朝西北边境的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元昊把国内 15 岁以上的男子都征招为兵,沿宋朝边境部署了 10 万人马。宋仁宗也急忙下令向宋夏边境增兵,可是由于三十多年来没有战事,士卒未经战阵,平常又缺乏训练,步兵走几十里地就气喘吁吁,有的骑兵不会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以这样的军队去对付西夏人,实在令人担忧。
更令人担忧的是,宋军的带兵将帅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而元昊却是有勇有谋,为了夺取胜利,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宋宝元三年(1040),元昊派部下向宋金明赛部都监李士彬诈降,又让他手下的将士见了李士彬的部队就不战而退,称他为“铁壁相公”，到处传言道:“我们西夏人一听到铁壁相公的威名,全都心惊胆战。”
这些话传到李士彬的耳朵里,他不禁得意扬扬,防务也松懈下来。就在这时候,西夏兵马突然*到，将金明寨围个水泄不通。李士彬正在布置抵抗，原来诈降的党项士卒猝然发难,打开寨门,西夏将士一拥而入,李士彬束手就擒。
随后,元昊又魔师进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延州一带地阔寨疏,兵力薄弱,又是夏军出入的必经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振武军节度使范雍听说夏军打来了,急忙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同时派人调遣驻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刘平和石元孙率军来援。军情紧急,刘、石二人火速带领人马出发,星夜兼程赶到三川口(延川宜川、洛水三河的汇合处),已是人困马乏。就在这时候，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西夏伏兵从山上*下来,四面合击,宋军万余人马被消灭殆尽,两位主将成了俘虏。
元昊一面指挥人马包围延州,一面将延州以北的 36 个寨堡全部荡平,使得延州变成一座孤堡。范雍束手无策,只有躲在城中祷告神佛保佑。幸亏这时候纷纷扬扬地下起鹅毛大雪,元昊怕被风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
三川口兵败后,镇守延州的范雍被降职调走,陕西安抚使韩琦大胆上书,举荐已被贬到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韩琦知道范仲淹的所谓罪名就是“荐引朋党”,于是他在给仁宗的奏章中这样写道:“如果涉及朋党,耽误了国家大事,我甘愿被灭族。”
值此朝廷用人之际，宋仁宗便恢复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虚衔，实职为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不久，宋仁宗又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统筹边防,范仲淹和韩琦为安抚招讨副使,分别负责都延路(洛所在今延安)和泾原路(治所在今甘肃平凉)的军务。
这时的范仲淹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蹉跎使他霜染鬓发,但是患心报国的热忱知不减当年。一到延州,他就马不停蹄地视察地形,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很快便制定出一套以防守为主的御敌策略。
可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范仲淹和韩琦发生了分歧。范仲淹认为,宋军人数很多,但战斗力较差:西夏军虽然兵精马劲,但粮食不足,绢南、瓷器、茶叶等都需要从宋朝输入,如果宋军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让西夏军无敞可乘,斗志就会逐渐消失.韩琦却坚决主张进攻,他认为:“宋军拥 20 万重兵,只守界濂,这么怯弱,自古来有,长此以往,就会士气接尽。况且兴师以来耗资太大,再拖延下去,国家经费更加困难,所以应该集中各路兵力攻打西夏,速战速决。”
他们的争论上报到朝廷,急于求成的宋仁宗采用了韩琦的主张。范仲淹觉得这样做太危险,连上三表表示反对,但都未能说服宋仁宗,只勉强答应留下范仲淹这一路暂时按兵不动,准备接应。
宋康定二年(1041)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后,立即调集手下的全部人马迎战,又临时招募了一万八千名壮士,交给副将任福率领。大军出发前,韩琦命令任福绕到夏军背后,能战就战,不能战则据险设伏,截断夏军的归路。
任福首战告捷,就把韩琦的叮嘱忘到了脑后,率军轻装前进,猛追逃跑的夏军。其实,这是元昊使的诱敌深入之计,他让夏军边退边在沿途遗弃马匹,骆驼,让宋军深信不疑。宋军追到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口时,已经进入了夏军的伏击圈,宋军却全然不知,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接着全力追击。这时候宋军缺粮已经三天了,士卒们都吃不饱。又追了两天,宋军追到龙竿城(今甘肃静宁),突然发现夏军大队人马冲出六盘山,奔到宋军侧后方结阵。直到这时候,任福才醒悟到中了人家的计策,决定格斗突围。
宋军走出不远,泾原驻泊兵部都监桑怿发现路边摆放着不少封闭的泥盒子,用手一拍,里面有什么东西扑腾的声音。大家都不敢动。任福一到,便命令士卒将盒子砸开,从里边飞出一百多只鸽子,直飞谷顶,在宋军上空盘旋。
原来，这是元昊事先定好的信号。夏军一接到信号，10 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将宋军压在谷地。李元昊站在山头上用大旗指挥,宋军向西旗就指向西,宋军向东旗就指向东,经过一场血战,任福等人力战身亡,只有千余人逃出重围。
西夏军获胜后,又将夏竦指挥出击的渭州宋军围困在定川皆(今宁夏固原西北)，断水火攻,致使宋军全军覆没。
小范老子宋军兵败后,朝廷追究责任,夏竦被撤职,韩琦和范仲淹也受到降职处分。在经历了惨败之后，朱仁宗不得不放弃了进攻方针，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韩琦也信服了范仲淹的主张,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打了不少胜仗,巩固了边防。当时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为了贯彻好守御之策,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精练士卒。他从当地州兵中挑选出 18000名,组成一支精锐部队,分成六部日夜训练。让每个将领统率3000 人,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敌人来犯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击。
范仲淹发现原先守边的将士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禁军,因为长期戍边,思乡心切,斗志不高,也不耐劳苦,于是他就从本地群众中招募士兵。这些人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有保卫家乡的责任感,部队的战斗力顿时增强了不少。
此外,范仲俺还能做到以身作则,将士们没有喝上水他从不先喝,将士们没有吃上饭他从不先吃。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他都拿出来分发给手下的将士。他还奖励勇猛*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而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在范仲淹的率领下,延州军成了宋军中的一支劲旅,军中还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智勇双全的将领。
西夏人见这个新来的范仲淹不好对付,就相互告诫道:“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范雍)那样好欺负呀!”
宋康定元年(1040),韩琦、范仲淹初到陕西时,当年与范仲淹一同获罪的尹洙被起用为经略判官,他把一个名叫狄青的人推荐给韩,范二人。
狄青出身贫寒,16岁那年,他哥哥与同乡一个绰号“罗铁汉”的打架,将那人淹死。狄青出面为兄顶罪,要求对“罗铁汉”进行抢救,居然把“罗铁汉”救活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奇迹。狄青从小就练得一身武艺,骑马射箭,样样精通,再加上胆子壮,力气大,从军后不久就被选拔做了个小军官,后来又成为京城卫士。元昊起兵时,宋仁宗下令挑选善于骑射的卫士从军,就这样狄青来到了西北前线。
范仲淹知道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就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对他说:“将军不了解古今大事,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狄青自强克制,努力读书,通晓了秦汉以来的将帅用兵之法,从此更加名声远扬。
有一次,西夏兵进攻保安(今陕西志丹县)。当时的宋军经常打败仗,一听说打仗都有些害怕,狄青却主动向守将卢守勤提出由他担任先锋。卢守勤立刻拨给他一支人马,跟前来进犯的西夏军交战。
狄青每次上阵,都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个铜面具,只露出两只眼睛,手拿一支长枪,带头冲进敌阵,东挑西*。西夏士兵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再加上他那副打扮,吓得转身就跑。狄青带领宋军猛冲过去,打了一个大胜仗。
捷报传到朝廷,宋仁宗十分高兴,当即给狄青连升四级。宋仁宗还想把狄青召回京城,亲自接见。但因为西夏兵又进犯渭州。狄青还要去打仗，便叫人给狄青画了肖像,送到朝廷去。
以后几年里,狄青前后参加了大大小小 25 次战斗,受了 8 次箭伤,但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西夏兵士一听到狄青的名字,都不敢跟他交锋。
银钱为靶范仲淹手下还有一位名将叫种世衡,范仲淹的许多防御措施都是在种世衡的大力协助下得到落实的。
范仲淹想修固边城,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阵地建立军事据点,种世衡就建议在延州东北200 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粮食。范仲淹采纳了这个意见,便派种世衡前去筑城。宽州古城中缺乏水源,种世衡就出重金奖励凿井,最终从地下冒出了清泉,于是宽州古城就得名清涧城。
为了提高射箭的技艺,种世衡下令,官吏百姓如果有了过失,只要能射中靶心,就可以得到宽释。谁要想辞掉一件事情或者请求一件事情,都可以用射中与否来决定。种世衡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银钱当靶心,谁射中就赏谁。这个办法一实行,宽州城中的军民全都争相练习射箭,射箭的技艺越来越精湛。种世衡见能射中靶心的人越来越多,就把银钱变小,但重量不变,射中的难度加大了,而人们的射箭技术也随着提高了一大截。西夏人再来进攻,突然发现宽州人个个好像神箭手。
大力争取宋夏交界的少数民族,也是范仲淹的一条守御之策。他一方面派兵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方面竭力招抚他们,给他们拨出空地,发放粮食、农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这条政策很快就大见成效,以后每当宋夏开战,这些百姓都主动来给宋军当向导,还出兵助战。
范仲淹的这个做法对种世衡的影响很大。宋庆历三年(1043),种世衡调任环州知州,到任后就对境内的羌族问寒问暖。当地有个少数民族首领名叫奴讹,非常倔强,从来不把汉官放在眼里。有一天,种世衡与他约定,第二天到他居住的地方去慰问他的部族。不巧第二天一大早就下了大雪,足有三尺多厚,奴讹住的地方本来就很偏远,一下雪就更难走了。奴讹以为种世衡肯定不会来了,就躺在帐中睡大觉。忽然手下人来报,“种世衡来了”,他又服气又感动,从此甘心归附宋朝。
宋庆历二年(1042)正月,就在西夏国把宋仁宗摘得寝食难安的时候，从宋辽边境又传来不样的消息，辽兴宗一边调遭重兵压境，一边派出南院官微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为使者,前往宋都而来。宋朝方面已经提前知道他们随身带来了辽兴宗写给宋仁宗的一封信,信中指责宋兴师伐夏没有提前通知辽国。因为李元昊与辽主有甥舅之亲,而且早已向辽称臣,还指责宋朝不应在两国边界上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同时要求归还当年被周世宗收复的瓦桥关以南10个县的土地。
自从签订澶渊之盟以来,宋辽两国以白沟为界,以兄弟相称,四十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正逢宋夏交恶，辽国便派遣使者来兴师问罪，分明是趁火打劫。但是宋仁宗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一旦和辽国闹翻了,宋朝就会陷入两头作战的窘境,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而如果不想与辽国开战,就得派人去交涉。这显然是个十分棘手的差使,不仅结果莫测,弄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宰相吕夷简和知制诰富弼有私怨,故意把富弼推荐给皇帝,于是宋仁宗任命富弼为迎接辽国使臣的接伴使。
富弼是晏殊的女婿,虽然不太擅长吟诗作词,但胸有大计,范仲淹称誉他有“王佐之才”。富弼接到诏书后,明知前途凶险,却慨然接受使命,来向仁宗辞行道:“主上忧愁就是臣下的耻辱,臣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一定完成使命！”
富弼离开国都后,来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见到了辽国使者。按照礼仪,富弼和中使(代表皇帝的太监)前去转达仁宗的慰劳,辽使萧英却借口脚有毛病,不肯行拜见之礼。富弼见状说道:“我当年作为使臣前去贵国时,途中卧病难起,但是听到你家君主的旨令,马上撑起病体行礼。如今中使来了,你怎么能置礼仪于不顾呢?”番话说得萧英无言以对,只好起身行礼。
从雄州到京城这一路上,富弼大度宽容的作风深深地感染了萧英，他不再寻衅生事,还将辽主派他前来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萧英悄悄地告诉富弼，对辽国方面的要求,宋方能从则从,不从可以用加岁币或和亲的办法来解决。
回到京城后,富弼将辽使的话禀报给仁宗,仁宗思量再三,再次任命富弼为回谢信使,前往辽国,商议和议之事。
据理力争富弼来到辽国后,辽兴宗接见了他。辽兴宗又把他信中提到的那几件事情拿出来质问富弼，富弼不卑不亢地据理驳斥，说得辽兴宗不得不承认宋朝方面行事有道理,口气和态度都缓和下来。
接着,辽兴宗又提出要宋朝归还祖宗的故地,富弼说:“瓦桥关以南的土地易主,那是周代的事情。如果各自都翻旧账的话,那么幽、蓟两地都曾隶属中原,难道是北朝的故地吗？”辽兴宗无言以对,便不再理论,设宴招待富弼一行。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他引富弼的马靠近自己，又提起了昨天的话头:“我如果能得到关南之地,当永远感激不尽,誓与南朝通好。”
富弼答道:“临行前我朝皇帝令我转达陛下,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去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吗？既然两围是兄弟之国,怎么能便一荣—辱呢？”
打完猎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你们想增加岁币来议和,我们却不想要,只有和亲还可以商量。”
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他估计辽兴宗不过是想以此多得些陪嫁，就对刘六符说:“婚姻之事，以后容易发生嫌隙。况且我朝的长公主出嫁，陪嫁不过 10 万婚钱,哪里比得上岁币年年都有，永远有享受不完的好处呢？”
由于富弼的力争，辽兴宗最终放弃了要求宋朝割地的无理要求，只要求富弼回朝复命后,将“增币”和“和亲”的誓书拿来,到时候再做选择。
富弼回到朝廷后，把谈判的经过向仁宗做了报告。仁宗非常满意,又派富弼再次出使辽国,签订了和议。
再度使辽宋庆历二年八月,富弼携带着两封国书、三封誓书,第二次来到辽国。辽兴宗接见了他。不再提和亲,只想增加岁币,他还对富弼说:“南朝既然给我们增加了岁币,在誓书中就必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
富弼当即就表示拒绝:“‘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南朝是兄长,哪里有哥哥向弟弟‘献’币的道理呢？”
“那么就用‘纳’字。”辽兴宗又说。
“不行！”富弼再次严词拒绝。
辽兴宗有些恼火了:“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什么可吝惜的?况且这种事古已有之,你不要太固执了！”
富弼柔中带刚地说道:“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时因为要向突厥借兵,当时的饿赠有时称为‘献’或“纳’。后来突厥首领颉利被唐太宗擒获,哪还有这样的事呢?”
当年九月，辽兴宗派耶律仁先、刘六符为使者来到开封，以宋朝每年增加绢 10万匹、银 10 万两为条件,签订了誓书。宋仁宗讲和心切,竟听从晏殊的主张,同意在誓书加上“纳”字,使得富弼的坚持和努力化为泡影。
富弼在国家危难之际两次出使，第一次正赶上他女儿死了，第二次又赶上他儿子出生,他都没有工夫管。每次接到家书,他拆也不拆就扔到火里烧掉了。他说:“看了,只会白白地扰乱心思。”
趁着宋夏交战,辽国狠狠地敲诈了朱国一笔钱财,引得李元昊分外眼红,也对辽国生出了嫌怨。一直以来，辽兴宗对李元吴很不满意，他姐姐兴平公主嫁给了李元昊,却饱受冷落,连公主生病了李元昊也不去瞧一眼,以致公主抑郁而终。辽兴宗得知姐姐的死因后,非常恼怒,立刻派人带着诏书去责问李元昊。
西夏失去了辽国的支持，而对宋作战又导致了党项人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宋朝关闭边境,停止贸易,他们连茶都喝不上了,于是又怀念起以前的和平岁月。自从范仲淹等人主持边务以来,西夏人很少能在战争中占到便宜,李元昊不敢也不能再打下去了,就开始谋求和宋朝议和。
宋仁宗和李元昊的心思完全相同,自然是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开始了议和谈判。只是由于西夏方面坚持不对宋朝称臣,谈判才一直没有结果。
宋庆历四年(1044 年)九月,辽国境内的党项部落纷纷投奔西夏而去,激怒了辽兴宗，于是下诏讨伐西夏。这样一来，李元昊就无法让谈判再拖下去了。这一年十月,宋夏两国签订和约,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但西夏必须取消帝号,对宋称臣,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 13 万匹、银 5 万两、茶 2 万斤。
宋夏签订和约后,李元昊就把全部心思用在对付契丹人上。他采用诱敌深入和坚壁清野的战法,把 10 万辽军打得大败,俘虏辽国驸马萧胡睹,辽兴宗单骑逃走,契丹铁骑的威风全无。辽国从此再也不敢小觑西夏了,辽夏双方也签订了和议。就这样,过去的中原内外宋辽对抗,演变成了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