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滥觞于新石器中期湘南丘陵的拜日信仰，创造了獠牙猛兽和神鹰两种拟禽兽形象化的日象神徽。日鹰与獠牙日兽两种形象象征太阳在昼和夜的两面，即日鹰在夕霞被吞吃的意象，还有其在旦霞时分从猛兽嘴飞出来的形象。这一套信仰体系在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文化以来经过复杂的过程，传到商时代，后来又流传到战国汉代。
该信仰的传衍，既有外在形状的流传，亦有内涵意义的传承，两者并不同步，一路上蕴含了很多新的含义。后石家河文化（亦称“肖家屋脊文化”）也明线保留其迹象，此时日神与始祖合一而产生日鹰始祖、神虎和獠牙神祖等三种互补的形象，继续传承于中国文化中。
第一乃由后石家河鹰形礼器、九黎的日鹰始祖、商王族的玄鸟神生信仰，以及三星堆神树日鹰形象所代表。
第二乃具象化于神虎形象，并逐渐发展出老虎西灵形象。
第三乃羽化的獠牙猛兽嘴与人格化的神祖形象相结合，形成獠牙神祖面像。
虽然从新石器到汉代，具体造型和构图方式有差，形象的意思也多样化，却一直借由日虎与日鸟的形像和构图来表达太阳死于西而再生于东的意象，而獠牙神人面像既含有崇高通天的意义，亦被结合于始祖崇拜之中。
【关键词】千家坪 高庙文化 拜日信仰 虎崇拜 鹰崇拜 獠牙神祖 玄鸟信仰 三星堆青铜神树 汉画像石
【本文出处】郭静云、郭立新：《千家坪信仰传衍的蛛丝马迹》，《美术大观》202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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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湘南族群从新石器中期到青铜时代文化的流传
（一）新石器猎民崇拜拟禽兽化太阳的遗迹
2011-2012年发掘的湘江上游支流舂陵江边，湖南郴州市桂阳县千家坪遗址，出土了大量带有精美刻纹、戳印纹图案的白陶、白衣陶、红陶等器物，年代约为公元前5800年-前4800年。[1]
在此之前，类似遗存亦在长沙大塘[2]、怀化高庙[3]、辰溪松溪口和征溪口[4]等遗址皆有发现。迄今学界多将其统称为“高庙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800-前2800年（包括下层和上层），是新石器时代湖南及周邻山地游猎族群留下的遗存。[5]
千家坪礼器纹饰表明其有严谨的规律，拥有一贯的母题；很多构图在不同的礼器上重复，构图之间的互映关系也明显。在纹饰母题中，有数种固定的日纹占最大的部分；此外还包括太阳下的山景、日圭高立、四分日历纹等，而其中最关键的两种形象乃是象征太阳的鸷鸟和猛兽獠牙嘴。
它们和日象相结合，分别构成日鹰图（老鹰载日）、日鹰獠牙图（老鹰载兽）、獠牙双翼或双鹰图、獠牙日象图、獠牙日象双鹰图、羽化太阳图、獠牙神徽羽化图等，以及对半剖分的獠牙嘴或兽面等以多种方式组合而形成的主体图案。器物上的主体纹带大多为一至二组二方连续图案，各由两个或四个（以二组为主）主体图案构成，其间用日象、日圭或獠牙图分隔。
经过系统分析，可知千家坪先民用这些图案系统地表达了其拜日信仰，他们造型拟禽兽形象化的日象，创造了日鹰和獠牙嘴兽面两种形象，分别用作白日（或朝阳）和夜日（或夕阳）的化身或象征。[6]
在这一信仰中，鹰隼日行，高飞坚强，象征昼日；而獠牙嘴兽面则是以日熊与老虎为原型，它们是当地夜行中最厉害的动物，且可吞食老鹰；夕阳西落而被日熊或老虎吞食而藏于其腹中。正是在腹中夜日能力的加持下，日熊或老虎也因此据有太阳的能力，因而使日熊和老虎目在夜中发光而能夜行，其皮毛亦显示太阳般的骍色。所以，熊虎类獠牙嘴猛兽被千家坪先民当作夕阳和夜日的象征，可称之为“日兽”。
人们借由拜日巫礼加强日鹰从猛兽獠牙嘴中再生和飞升的力量；祈祷日象羽化而能象老鹰一样从熊虎獠牙嘴口吐出而飞升；老鹰载日高飞，照亮大地，开始新的一天的旅程。[7]
我们从千家坪礼器所看出的信仰，虽然没有完整传下来，但并没有消逝得无影无踪，而是通过长江与南岭之间蜿蜒的猎径向外传播。其局部分散的形象在后期流传的线索，若隐若现，源远流长。在经过五千多年的漫长衍化后，千家坪的日鹰和熊虎西灵信仰，虽然经历过多次转义，渐次获得新意含和性质，但却直至汉时代依然保留了以鸟喻日，老虎西灵，以及经由吞噬而再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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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传承线索而言，主要传承脉络见于长江中游的文明体系，且通过这一桥梁，湖南山地新石器猎民文化的形象，逐渐融入到战国与汉代文化中。
（二）从高庙考古文化到传说中的三苗九黎族群
长江中游农耕国家文明发源自洞庭平原的彭头山、皂市下层、汤家岗文化。接着，大溪大文化体系（公元前4400-3500年）开拓了整个长江中游平原，并开始建城而发展国家文明。与此同时，高庙文化的后裔，配合经济需求的演化，在山间停留，开采山地资源并发展区域之间的贸易。[8]
其中，长江中游东侧山脉北段（幕阜山和九岭山等）富含各种金属矿及相关资源，随着大溪时代以来长江中游冶炼技术的萌生与发展，湖南岳阳、湖北黄石和咸宁、江西九江和宜春等地区，陆续开始出现主要为获取矿料资源，而在山地半定居和定居的遗址，如湖南平江县汤家嘴和童家、华容车轱山，湖北大冶和阳新一带的牛头山、上罗村、鲶鱼墩、观音山，江西宜丰花桥等等。这一带正好也是历史神话中传说为蚩尤九黎族群的活动区。
迄今资料仍不足以判断，哪些遗址是由来自平原地区采集矿物的人开拓，哪些是山地猎民了解资源的价值后决定自己掌握和交易而形成。就发掘资料可知，这些遗址出土的遗物类型，一方面与西邻的洞庭平原相同，另一方面可见高庙文化流传的戳印纹陶和白陶技术。所以，不存疑问的是，幕阜山、九岭山的山麓和盆地是农猎族群文化交接之地。日积月累，该区域逐渐转变成为冶金矿业生产中的专业采冶区。[9]
另外，在洞庭平原之西部的大溪文化农民，通过与活动在武陵山脉地区的山地人群之间的来往，影响到部分猎民下山出林，他们共同组成为大溪文化体系下的农业族群。在扩展稻作定居生活范围时，这些人开拓了江汉及汉北平原地区，创造了油子岭文化（公元前3800–3400年）。大溪、油子岭文化农民与其西部活动在武陵山脉、巴山地区的山地族群之间的来往既和平又密切。
大溪时代鄂西、湘西、巴渝山地已发现很多遗址，其与平原居民交易的痕迹很明显。这些山地人从事狩猎及驯养、渔业活动，并专业化生产石器（该地发现过多个石器制作坊），同时开始开采玉石、绿松石等宝贵石料。[10]
此外，该地区另一种很重要的资源是盐巴，该地发现有很多盐泉。大溪文化平原地区所出土的玉器、绿松石等，大多是通过与山地人的交换而获得。这些在湘鄂西部和巴渝东部定居或半定居的猎民，虽然依旧仍以狩猎为生，但其对生计的重要性却逐步降低。
驯养、手工和贸易的比重却愈来愈增加，依靠贸易的活动，本身反而强化了这些山地族群中的头人或统治者权威的成长，使其逐渐获得“掌握”领土、资源、权力等权威性声望或政治基础。表现在遗存上，能看出精致的陶器和猎获主要被用于大的祭祀典礼，或是用于具有政权意义的活动里；而日常的食物中亦出现了平地货物——如稻谷等粮食。
鄂西和巴渝山地的考古发掘显明，虽然迄今未见造型日鹰的直接证据，但零星的间接证据却表明，该地公元前第四、三千纪的渔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与高庙文化存在传承关系。[11]
长江中游平原地区的国家文明，虽然在其西、南、东缘都有猎民活动，但直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平原和山地社会皆能相对和平地交流和发展。平原社会在联合城邦制的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500–2800年）以及带有集权趋势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3000–2300年）期间，基本上没有遭遇过激烈冲突和战争。
不过，到了石家河文化末期，一方面进入了气候波动时期，经常有爆发的洪水[12]，影响并堵塞三峡地区狩猎及贸易路线，使那些原本不易生活的区域生活更为艰难；因此严重影响了那些原本在大巴山、巫山一带活动的人群的生计。
笔者认为，当时三峡峡区内的盐业可能由此崩溃，长江中游被迫改变盐业贸易对象，这使赣中以及峡区西部忠县一带盐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原本在巫山和大巴山一带活动的人群大量外迁。当然也不排除仍有一些人继续留在山地，继续游猎和半定居生活。可能还有部分人同时也在汉中和其它盆地安排一些稻田，开始小规模的稻作；如果能避开洪水区域，他们会继续发展自己相对封闭的生活。另有而部分族群下山出林来到大平原定居。
在那些走出山林来到大平原的人群中，最关键的是那些向东下到长江中游平原的族群。以他们为基础形成的势力，直接侵夺早已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的财富，占领了石家河农耕文明大国，甚至取得了长江中游大平原地区国家的统治权，建立文献所载之“三苗三朝”。
此外，另还有一批人群到达成都平原，以自身文化为基础，同时也接受少量来自川西山地的因素（如以茂县营盘山文化为代表），建立了以宝墩——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主要以稻作为生计基础的国家文明。
有关长江中游峡江地区文化与成都平原早期开拓者来往的证据，亦见于成都平原最早的定居遗址之一桂圆桥。[13]在此背景下，即在长江中游平原，亦在成都平原都出现了崇拜老鹰的贵族势力。
从这种历史背景来思考，长江中游大平原的石家河文化相当于文献所载从颛顼时代到尧舜时代之间。之后进入被山地族群占领的三苗三朝时期，三苗的朝代属于后石家文化前段（约公元前2300–2000年）。
大禹推翻三苗后，重建平原农耕国家即夏王国，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后段（约公元前2000–1700年）。[14]此后又进入商王国历史阶段（盘龙城文化，约公元前1750–前1300年）[15]，而成都平原则进入三星堆文明（约公元前18至11世纪）。
盘龙城商文明和三星堆文明这两种文化脉络都有崇拜日鹰的信仰，其具有同源关系，都滥觞于大溪、屈家岭时代分布于武陵山脉的族群信仰，其中包括高庙上层文化（约公元前3800–2800年）。而高庙上层文化就是千家坪文化和高庙下层文化的直接传承者。
在自大溪以来的山地与平原的交换网络中，山地贵族原本就扮演了珍贵玉料采掘者和开发者的角色，其文化背景使其对玉石器更为珍重与喜爱。因此，与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同时的高庙上层文化，出土了玉质礼器。同时，从大溪以来，小型玉器、绿松石器出现在长江中游平原兴起的各个城邦里。
已有学者指出，所谓三苗，其实就是原本活动于湘西、鄂西的猎民[16]，可以宽泛地将其视为高庙文化体系的后裔。从大溪时期以来，他们愈来愈多地参与到山区与平原族群之间的分工及交易。
当三苗山地贵族占领平地大文明而成为统治者时，气候异常，农耕社会混乱，各种势力互斗频繁。《竹书纪年》载：“《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17]
长江中游平原社会自大溪以降，致力于发展远程贸易，并因此而使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南阳黄山玉器专业生产作坊的发掘表明，至迟在屈家岭文化阶段，便拥有了大规模专业化制作玉器的能力，掌握了较为高超的制玉技术。[18]
在此背景下，当三苗族群中一些大贵族入主平原地区大型国家，成为统治者后，便拥有了那个时代最高超的技术手段，并可以运用大型国家的组织能力和丰富资源，来制作他们原本就喜爱的精美玉器类型，以反映其信仰与礼仪。这便是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早期时玉器突然兴盛的背景。
后石家河玉器的制造方法，反映出石家河文明具有制造精纯青铜工具的技术[19]；而后石家河玉器的造型母题，既取像于屈家岭、石家河农耕国家文明的文化形象，亦表现很多所谓“三苗”和“九黎”等山地族群所带来的文化形象。所以，后石家河文化虽然分布于中心区长江中游平原，却明确包含了众多高庙文化后裔的因素。故这是长江中游平原农耕大文明发展过程中极为关键的转折时机。
二、日鹰形象的演化
（一）日鹰始祖
在全新世大暖和时期，长江中下游山地猎民群体愈来愈多，他们将遊猎、渔业、手工业与稻作相搭配而形成混合经济生活方式，并在文化方面表现出复杂网络形态的传承关系。
其中如凌家滩文化（约公元前3300-2800年），凌家滩大墓出土了玉质的日鹰，玉鹰身上带着八角星图这种典型的日历纹，而其翅膀结构变形为兽面（图1-2）[20]。
图1-2
该形象与千家坪文化及高庙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非常明显（图1-1）[21]。
图1-1
所以，凌家滩大墓的发掘资料表明，源自湘南山地猎民社会的日鹰形象，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已扩展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我们不知道日鹰形象在凌家滩文化脉络下有何意义，但是长江中游文化脉络下，明显可以看出“日鹰始祖”图腾信仰。
在盘龙城商文明和三星堆文明中，老鹰崇拜明显都是崇拜日鹰的信仰。在这两个文明之前的后石家河文化，即三苗朝代和夏文明的信仰中，虽然老鹰的形象与太阳的关系没有那么明显，但从演化脉络中，仍可以看出其源自拜日的线索。同时，后石家河文明鹰形礼器结构也表明其与始祖信仰有密切联系。
在后石家河玉器中，动物形礼器主要有三种：蚕蛾、老虎和老鹰。其中大部分鹰形礼器是立鹰祖形器。
立鹰形玉器，学界一般称为“玉鹰纹笄”[22]。但是观其形状，恐怕很难作笄来使用，并且这种立鹰形玉器基本上不是出自女性墓中。笔者注意到玉鹰形状与玉祖形器相近，并与祖形礼器一样在其下部有尖角或小孔，这是用作类似“插销”或“榫头”的部件，以便将其插立在小祭坛台上，作祭拜用（图2-7[23]、2-8[24]）。
图2-7，2-8
玉祖形器实际上就是小型的祖先牌位，是从后石家河至早商文明，以及殷商通用的有关祖先崇拜的随葬品。
立鹰形器经常搭配祖形器，形状亦较相似。故笔者推论立鹰形器在功能上也属于祖先崇拜用器，涉及到崇高始祖信仰。由于立鹰形祖形器上带有老鹰的形象，所以可将其理解为，那些以立鹰形器作为拜祖用器的族群，有着以老鹰为图腾（totem）始祖的信仰。[25]
玉质或陶质的立鹰造型，继续见于盘龙城文化所代表的汤商王国（或谓“楚商”、“早商”，即殷宗侵犯且于安阳建立大邑之前，由成汤建立的、以长江中游、江汉地区为中心的商王国）[26]，以及由吴城文化所代表的虎国遗址中。
由于在鄂东南、湘东北、赣西北多见陶质的立鹰祖形礼器，笔者推断，该地带并不仅仅只有最高级的贵族才用立鹰形状的礼器，而是一种能够代表该地区精神文化的礼器。
换言之，老鹰图腾信仰在湘江流域和鄂东南、湘东山地颇为流行。与此相对比的是，在湘西、鄂西和巴渝地区，似乎以老虎为图腾崇拜对象的信仰更为深厚。不过，总体来说，长江中游平原以东、以西，这两种猛禽猛兽崇拜的遗迹都有。
同时，依靠考古资料提供的线索，在长江中游平原兴盛的汤商王室势力，较多依靠和发祥于湘东北、鄂东南和赣西北地区。所以，对老鹰的崇拜及相应的立鹰形礼器，应是代表商文化族群的主要特征之一。
后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平原地带的石家河遗址郊区肖家屋脊、枣林岗、孙家岗等遗址都发现有立鹰，或许可以说明，当时代表汤商先祖的势力，早已在三苗和夏时代就已参与到长江中游平原国家文明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在该文明体系中活动而具有某种影响力。由于后石家河文化已是青铜文化，铜料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因此活动于最大的矿区鄂东南、湘东北、赣西北的先商族群，当时可能已获得重要地位。所以表达他们崇拜对象的礼器，会自然地出现在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
图2 青铜时代的日鹰造型
1.上海博物馆收藏西周早期的鄂叔簋上的由双鹰构成的饕餮纹；2.盘龙城出土立鹰始祖礼器（局部线图据邓淑苹2012）；3.阳新大路铺遗址出土的商文明陶立鹰像；4.吴城出土的青铜器盖；5.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鹰头；6.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质扶桑神树；7–8.三苗时代立鹰祖形礼器：7.石家河肖家屋脊出土的；8.枣林岗墓地一号瓮棺出土的（WM1:2）；9–12.盘龙城文化鹰纹神祖像的玉器：9.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牌；10.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后石家河、盘龙城文化玉圭上的鹰纹神祖像；11.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玉环；12.芝加哥艺术研究所收藏盘龙城文化的鹰纹玉璜。
换言之，在后石家河文化三苗统治及夏王国兴盛的时代，盘龙城汤商王室贵族的先辈们，早已是江汉联城邦国网络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们很可能主要活动于鄂东南湘东北的大型矿区，因较多掌控铜矿和铜料资源而在商之前的时代就已有一定的影响力。
虽说如此，但从造型的细微差异来看，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从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早商时代，老鹰的重要性有显著提升。在早商时代，随着汤商王室贵族往东开拓矿山，陶立鹰也多见于鄂东南、湘东北、赣西北交接地区（如参图2-3[27]）。
图2-3
再沿着商国与虎国关系发展的线索，陶立鹰也见于吴城文化之虎国遗址中[28]。而玉质立鹰，则顺着后石家河与盘龙城玉器北传路线，发现于商王国的边缘地带[29]，如二里头、二里岗诸邑贵族墓中。
在汤商文化的玉立鹰中，有一部分雕刻了带天盖和神目的獠牙神祖面像，这些面像与后石家河獠牙神祖面像相同（图2-2[30]，下文将说明）。这种造型实际上是在强调，在后石家河文化和汤商贵族集团中，有些高等贵族视老鹰为图腾祖先。
图2-2
并且由于在后石家河文化中，神目、獠牙神徽以及这种面像的獠牙形象皆来自老虎，把獠牙虎口视为神祕的再生通道，所以这种玉立鹰上的獠牙神徽包含有神祕始祖的认同概念。[31]
同时，若思考千家坪、高庙文化所崇拜的日禽兽信仰，鹰、虎搭配就是在表达太阳的立体形象。由此判断，带獠牙神面的立鹰祖形礼器，实际上是在将日神和象征日神的两种猛禽猛兽，以及始祖概念合为一体。从意义方面来讲，这种造型与千家坪、高庙文化有两种差异。
第一，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神日猛兽形象无疑是老虎，当时日熊形象已经没落（下文再讨论）。
第二，千家坪和高庙文化等新石器猎民不把太阳或日鹰日兽崇拜为自己的始祖。而在后石家河文化，下到平原成为统治者的三苗文化，有机会涵盖多种文化因素，如：
屈家岭、石家河农耕国家文明把太阳视为共同始祖[32]，并创造祖形器祖先牌位这种形象及相关礼仪[33]；此外还有原本流行于武陵山脉、巫山和巴山山脉地带的老虎始祖信仰；另还有鄂东南、湘东北、赣西北地带猎民的老鹰始祖信仰[34]。
正是在这种多样的文化土壤中，后石家河文化又孕育出新的形象和信仰重点，其核心是将虎鹰崇拜为始祖，赋予此类形像以图腾的意义。
台北故宫收藏的一件后石家河或盘龙城文化玉圭，两面皆有立鹰图，而在立老鹰的身体上，造型有戴天盖的獠牙神祖面像（图2-10[35]）。
图2-10
其与立鹰祖形器形象相同，且造型在测日、拜日的礼器玉圭上，这种将鹰、獠牙与日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意像，更加可以证明，这种形象乃源自千家坪和高庙，其中蕴含有拜日的信仰意义（图2-10）。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牌的构图也与此类似，蕴含老鹰和獠牙神祖面像，两个面像皆处于立鹰的翅膀之下，恰犹如在千家坪文化礼器上两个獠牙神徽在日鹰的翅膀上（图2-9[36]）。
图2-9
在盘龙城文化中，这种带特殊饰刻纹的玉立鹰与普通立鹰或其他鹰形玉器同时并存（图2-11[37]、2-12[38]），表现出神鹰形象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种重要性其实涉及到商王室的“玄鸟”始祖信仰。
图2-11
图2-12
（二）商文明的日鹰、玄鸟和天凤
老鹰始祖信仰，在传说中有所反映，此即商王族的玄鸟信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通过进一步对照资料，使我们可以厘清，玄鸟信仰并不符合殷商王室的信仰脉络，但却可以代表长江中游先楚文化脉络下的盘龙城汤商文化。
从礼器造型可知，当时的玄鸟实际上是鹰类鸷鸟，而不是一般所讨论的燕子；所以，盘龙城文化的立鹰形器与祖形器皆有着相同的神祖面刻纹，且玉器中出现很多老鹰立于台上的造型（图2-9至2-12），这些都与汤商王族以鹰为始祖的信仰有关。
图2-9，10，11，12
换言之，后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的玉鹰像，就是传说中的玄鸟的造型。文献所载商祖先为玄鸟神生的信仰，应该是反映了汤商族群的精神文化，即将老鹰视为生命之鸟，象征生命的源头，因此而成为汤商王室的天命之鸟或祖先图腾。
目前所见资料虽然零散，但仍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一信仰的脉络和发展轨迹。上述玉立鹰和陶立鹰的下部，都有插入台上孔洞的尖榫头、部分器形甚至还带有神祖面的立鹰像，应该就是商王族的玄鸟崇拜偶像，是属于汤商贵族的礼器，表达汤商王室对于自身家族源头及生命本源的认识。
商时代的饕餮纹，除了双龙或双虎饕餮外，也常见双凤饕餮，组成饕餮纹的凤明显带有鸷鸟的形状（图2-1[39]）。礼器、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的互补分析表明，老鹰既是商王室的始祖图腾——玄鸟，也是早期的凤的形象，“玄鸟”的意思就是“天凤”，即表明商王族崇拜老鹰鸷鸟。[40]
也就是说，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都表明，商王室的神鹰崇拜还牵涉到始祖信仰。不过，与此同时，商王室的先王宗庙信仰，亦有与崇拜太阳的信仰相结合的情况。
商文明先民相信，先王进入地中之后，将在朝霞时乘日升天。在商文明信仰中，共有十日轮流升降于天地之间，十日各有其名字，称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商王室祖妣过世后，通过占卜仪式选定其日庙和死后日名。在这一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了商王室十日宗庙。
在商王室贵族信仰中，十日先祖并非具体的祖妣，而是传说中在远古时期治理天下的神智英雄，这些英雄可能被视为“日之子”，具有超凡的神奇本质。换言之，商王族始祖是扶桑上的十个太阳，商王室是十日的共同后裔。[41]
那么，商王室的始祖到底是太阳，还是玄鸟？先王日祖与汤商王室的玄鸟天凤信仰之间又有何种关系？参考千家坪、高庙以来相关信仰脉络的系统考证与分析，使我们理解到，在商文明语境中，神鹰就是日鹰，以鹰喻日，鹰亦可称为“日凤”。商王室始祖信仰恰好就是千家坪、高庙日鹰信仰的延续，这可以从下面两个角度加以确定。
首先，甲骨文中“凤”的意思不限于表达老鹰的形象，同时也可用于表达相对于“中”的“四凤”概念。对四凤的崇拜涉及到太阳週期，包括日出、日落和日午、夜中，以及二分二至和农耕季节的週期。
换言之，商代有关凤的信仰中，同时涵盖了老鹰是生命鸟和始祖的内涵，还包括了作为四方天凤的日鹰形像[42]。经过溯源研究，我们可以理解到，四方凤形象的原型其实并非四只凤鸟，而是一只日鹰，此即湖南山地猎民所崇拜的日鹰。
也就是说，四方凤或四方鹰正是以太阳为本，是象征太阳的形象；在商文明中这种含义也是如此，不过这时的四方凤被认为是由天中上帝来管理和派遣的。
其次，除了对天界的崇拜之外，四方凤或日鹰的形象还包括另外一种信仰角度，即对先王的崇拜。也就是说，一方面，四方凤（鹰）象征太阳；另一方面，这还是商王室的始祖玄鸟。这两个方面在商先王的宗庙礼法上均有直接反映：商的先王宗庙就是日庙，而商先王死后的祭名就是其十日之一的庙号。对此问题，曾有专论探讨，此不赘述。[43]
（三）三星堆神庙设施中的日鹰造型
除了长江中游的汤商文明之外，同时期江西吴城的虎国文化（公元前16–前11世纪，以吴城遗址为例，图2-4[44]），以及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也都可见神鹰的造型（2-5[45]）。所以，在长江中上游贵族的信仰中，崇拜老鹰的信仰普遍。
图2-4，5
从三星堆礼器上可看出，他们不但崇拜老鹰，而且还是日鹰信仰。商和蜀都有神禽老鹰形象，因为商和蜀文化也都有同样源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及后石家河的源头，由此可知长江中上游青铜文明中，日鹰信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两个完整的神树，此外还有第三个神树的碎块，最近发掘的三星堆其他祭祀坑也发现了青铜神树。学界经常假设这种神树与扶桑神话有关系。
在三星堆扶桑树枝上有九只小鸟在休息，第十只好像飞走了，正翱翔着而使天空明亮，剩下的九只将轮流代替它。这里的十鸟象征十日，树上九鸟代表九日；另一只为当值之日，飞翔于天空而不见于树。观察鸟的造型，其强壮的钩喙无疑是在表达其为鸷鸟（图2-6[46]）。
图2-6
用鸷鸟来表达日象，这就是始见于千家坪文化的日鹰。商时代和三星堆所造型的扶桑十鸟╱日的形象，表明当时已存在着不同文化混合及原生神话演变的情况：一方面是扶桑十日；另一方面是老鹰图腾,即天命玄鸟。前者源自长江中游平原农耕文明，后者却是源自湘南山地新石器时代猎民文化中的日鹰形象。
（四）从日鹰到日鸦
不过到了战国时代，不再看到日鹰崇拜对象，也不是用老鹰形象代表太阳，而是被乌鸦（三足金乌）取代。战国时代楚文化中金乌日鸟的形象来源也不甚明朗。早期的日鹰和晚期的金乌之间的关系如何？就鸟种的特点或许可以假设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已经不依靠狩猎谋生的人类，与鸷鸟的接触愈来愈远，因此崇拜鹰隼的信仰愈来愈薄弱。
其二，鹰隼是*死猎获的动物，鹫才是食腐动物，湘、沅地区上古人们崇拜的老鹰不吃尸体；而乌鸦反而是食腐禽类，不狩猎而吃尸体，包括人的尸体；墓园常见的鸟不是老鹰，而是乌鸦。既然在丧礼的形象中，死者如日升天；或许因为如此，墓园之鸟乌鸦便也成为日的象征来源。
所以，老鹰是猎民或猎民文化记忆中的日鸟，是属于山地人的日鸟形象；而乌鸦是平原大社会丧葬墓园之日鸟。此外，在那些进入到国家阶段的社会，人们常常经历战争，在战场上乌鸦群飞而啄尸体，成为文化记忆和符号；是故，人们可以想象，乌鸦吃人体以将人生送回天界。
其三，在禽类中，乌鸦是最聪明且最长寿者之一。至于乌鸦“三足”的形象，应该是基于抽象数字的概念，象征阴、阳、和；上、下、中等“三元”概念[47]。
不过，前面这种假设，只是依靠对鸟类的认识和文化逻辑推理。迄今所获得的直接史料不足，所以，这些问题还是难以厘清。
三、獠牙日兽的形象演化
（一）獠牙神虎
长江中游地带的獠牙神徽，逐渐成为颇为关键的信仰母题。在后石家河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桑蚕造型，第二多是虎形礼器，第三多是鹰形器。
从这些礼器推断，后石家河时期的三苗统治者崇拜老虎的信仰非常明显。可是，三苗统治者崇拜老虎的意义与千家坪、高庙文化中日熊、日虎的意思有落差。
新石器中期猎民社会不追求掌握虎熊所拥有的力量，没有使用虎牙、虎骨礼器或护身符。崇拜老虎应溯源到大溪文化时期，此时山区猎民也开始脱离游猎的生活方式，开始半定居，从事驯养、渔猎、矿业以及加工各种玉石料的专业化活动。很多山地丘陵遗址亦出现专业化生产，与平原居民进行交易。虽然狩猎活动依然不少，但对生计的重要性却逐步退化，这一类活动本身反而强化了统治者获得权威性的掌握“领土”、资源、权力之意。
在这种生活中，老虎的形象并非因作为肉食来源而成为狩猎对象，其中潜藏更多意义：老虎本身是崇高万能的狩猎者，同时也是猎人们在山林地带间的竞争对手和威胁对象；老虎还是在古人从事狩猎、接触自然界时，所认识的最强猛兽，因此而神化它。
也因为这个缘故，江南山地的猎民崇拜老虎并追求学习、获得它的崇高力量，以超越老虎而确认自己的崇高权威。并且，崇拜老虎的信仰还具有一种关键意义：老虎是森林主宰、山地之王，能够与老虎合为一体的人，就是崇高的巫师。他自己便能够成为自然界的神王，在山顶上亦即最高的境界上，掌握获得崇高生命的权力。
在此背景下，獠牙神徽逐步被固定地理解为“虎口”。此时在山地猎民的心目中，虎口的形象早已不限于只用作象征夕日的神秘形象，而成为了一种概念性的再生及神化通道，又因再生及神化神能而使对老虎的崇拜亦包含有神祕始祖的认同概念。笔者认为，老虎是湘西、鄂西山地族群（或可将其视为三苗猎民）的崇拜对象，这一势力深入影响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和后石家河文化，使其成为夏王国之前强势贵族的标志。
也就是说，湘鄂西部山地族群不仅提供狩猎产品，也大量制造玉石器、制盐，将这些产品与长江中游平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交易。但是由于他们本身是从猎民生活与文化发展而来，故而崇拜老虎为始祖，并将其视为掌握超越性力量及权威的神兽。
后石家河文化前段，在江汉平原石家河遗郊区址肖家屋脊、城中谭家岭等地点的高等级瓮棺墓里，出土了很多虎形的玉器和带獠牙面像；荆州枣林岗和钟祥六合、湖南澧县孙家岗也曾出土过同样的礼器。前文已说明，这些玉器所代表的就是文献所载三苗统治的阶段。
在后石家河前段三苗朝代的虎形玉器中，正面造型虎神头部面像者最多见，其中包括写实的造型（图3-7[48]），以及进行抽象化和神格化的形貌。除此以外，还有神虎全身奔跑的造型。比如，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发现了四座瓮棺墓，一共出有242件玉器，其中老虎的造型特别多，尤其是出土64件玉器的较大的瓮棺墓，其大部分的玉器是老虎形状。
图3-7
该墓可能是三苗朝代很高级的贵族墓，甚至有可能就是三苗王级墓。在该墓出土玉器中，有11件为奔跑的神虎全身造型，皆仰头露出獠牙（图3-9[49]）。可能属于三苗和夏时代的澧县孙家岗墓地则出土了侧面虎头像，与前述奔跑的神虎头部造型相似，都一样露出壮大的獠牙（图3-8[50]）。
图3-8，9
后石家河三苗王朝崇拜老虎的文化，深刻影响了后续国家文化的精神。其中就包括商王国，虎王国，三星堆国家文明等。据研究，这些国家的神虎造型都是张开獠牙口，或者为双虎饕餮的构图，以表达饕餮吞噬人牲，接受神*祭礼，表达将祭牲送回天上，让死者升天，由巫师通天等神秘意义。大约在早商晚期至殷商时代，长江中上游文明对虎神崇拜的造型刻画，已很明显地描绘出虎神吞噬人的核心信仰。
虎神吞噬人的意义，是在表达死者升天，或者巫师通天这种核心信仰传统。在此脉络中，湖南宁乡出土的两件虎食人卣很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意思，其上部神虎造型做露出虎牙、啃咬人头之状。安徽阜南县朱寨镇和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造型等等众多文物，也同样表达了老虎张开嘴吃人，以让人升天之意。这些造型及意义，或许都是属于传承自江南山岭一带的老虎崇拜信仰，同时将虎神的形貌与平原地带龙形饕餮的形象连接起来。[51]
图3 后石家河獠牙神祖及后代传衍相关器物
1–10.后石家河玉器：1.肖家屋脊三苗时代王墓出土的獠牙神人面像（W6:32）；2.孙家岗夏时代墓地出土的獠牙神面像（M149:1）；3.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收藏的虎神獠牙神祖面玉器；4.山西曲沃晋釐侯墓出土鹰冠獠牙神祖面像；5.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墓出土的后石家河獠牙神祖面像；6.新干祭祀坑出土虎国獠牙神祖面像；7.孙家岗墓地出土的虎首配饰（M71:2）；8.孙家岗墓地出土的虎首（M87:6）；9.谭家岭瓮官W9出土的奔虎像；10.谭家岭出土獠牙神祖面像（W9:7）；11.陕西岐山贺家村四号车马坑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形獠牙面具；12–13.湖南沅江流域出土的两汉滑石面具：12.怀化溆浦县马田坪西汉墓出土；13.常德南坪乡西汉墓出土；14.陕北子洲县淮宁湾出土的东汉墓门左扇；15-17.上海博物馆收藏商文明青铜礼器饕餮纹：15.父丁鼎的饕餮纹；16.父庚方彝；17.職觚；18.透雕龙纹钺的獠牙龙纹。
不过，青铜器上的龙形饕餮纹，虽然以成双夔龙为主，夔龙口部却明显地模仿了虎口。如商代青铜钺上的玦龙形象，其口龇獠牙，并张开大虎目（图3-18[52]）。在青铜器上，成双的神龙的形象构成闻名的饕餮纹。
图3-18
神龙饕餮就是由龙、虎、鹰组成的形象。饕餮神龙张开的嘴巴是带獠牙的虎口；饕餮神龙的神目也是老虎的眼睛（图3-15、3-16、3-17[53]）[54]。青铜器上通常造型老虎吞噬人头，该图案是在很具体地形容，用斩首方式进行神*礼仪。[55]
图3-15，16，17
在战国与汉代的文献中，“虎口”譬喻极危险的境遇，如《战国策·齐策三》曰：“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史记·叔孙通传》载：“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56]
但是，对于崇拜神虎的古人而言，被神兽吞食的人经过此一神祕过程，便可获得它的神力及保护。李学勤先生推断：“吞食象征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合一。……虎食人或龙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的合一，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解释。”[57]此说法无疑是准确的。中国青铜文明对夔龙饕餮或对神虎的崇拜，都是以獠牙虎口的吞食——神化功能作为信仰的核心。
这种意义脉络是否已失去了拜日的含义？这个问题牵涉到，在长江中游的丧葬文化里，死者灵魂乘日升天，贵族的始祖是扶桑树上的十日。因此，死者通过神虎獠牙嘴口这种通道升天的信条，蕴含着源自千家坪文化的神虎獠牙口吞吐日以使其死亡或再升天的信仰，二者内在的文化逻辑是相通的。
（二）三星堆神树造型龙在暮霞吞噬日的形象
前文论述表明，在大传统中，獠牙猛兽神徽演化成为虎口吞食以再生的信仰，且由于当时山地猎民所崇拜的神虎形象，与农耕文明所崇拜的神龙形象互补交错，甚至混合在一起。于是，神虎吞吐死者、祖先升天，或者神龙吞吐死者、祖先升天，两种形象并存。同理并与之相关的形像是，神虎吞吐太阳以使其升降，或者神龙吞吐太阳以使其升降。
观察三星堆的神树造型（图2-6），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神树下有一条张嘴露齿的龙。夔龙神是通过吞和吐来管理死生的。[58]这种构图传衍了前述千家坪、高庙文化太阳崇拜的两种构型与意义，一是以鹰喻日；二是神龙吞吐日鹰，即第十个当值日鹰晚上回来时，先进入龙口，即夜日被吞进龙的身体里，到了早晨另一只日鹰起飞时，神龙吐它再生而坐在扶桑树枝上。
此外，在商王族的信仰中，一方面有自身传统的帝喾玄鸟神话，这是商王族的龙凤始祖图腾，其中玄鸟就是老鹰；另一方面在丧礼中又可见到“日升”及“日生”信仰，将十日视为商王室的祖先，并使用十干日名谥号。
所以，受商文明直接影响的三星堆扶桑神树的造型，其实同时蕴含了扶桑十日、天命玄鸟、神龙吞吐这三大商文明信仰的核心要素。而神兽吞噬太阳这一母题的象征意义，与千家坪、高庙之猛兽獠牙嘴吞噬日鹰的意思是一致的。只是在千家坪、高庙文化中，吞噬日鹰的神兽是日熊或老虎，而在三星堆文化中却变形为龙。[59]
四、人格化獠牙神祖的形象
（一）三苗统治时代的獠牙神祖形象
在长江中游地区，除了神虎、神龙形像之外，另还有一种礼器，造型为人格化的神面像并带有獠牙。这种礼器在大溪文化阶段已零星可见，而在后石家河文化三苗王级墓里大量出土。这就是前文已提及的獠牙神祖面像（图3-1[60]、3-2[61]、3-3[62]、3-4[63]、3-5[64]、3-6[65]、3-10[66]）。
獠牙神祖面像明显是把神虎、神鹰与人面结合在一起。神祖面像的神虎特征包括獠牙嘴口结构和眼睛的造型。眼瞳突出于眼眶、外眼角上扬的眼睛形状，这是在模仿自然界老虎的眼睛，形容虎目夜间发光的神能，这种“神目”在后石家河文化中只见于神祖面像和神虎造型上；其余鸟形或蚕蛾形的玉器，都不造型虎目（神目）[67]。此外，神祖面像两侧轮廓的外形还蕴含了神鹰双翼形象。
比如，石家河遗址谭家岭以及肖家屋脊两个地点发掘的三苗王级墓出土的獠牙神祖面像（图3-1、3-10），都造型老虎眼睛，外眼角上扬，内眼角下陷，而且中央的眼瞳较大或凸出。嘴巴露出老虎獠牙，恰如千家坪、高庙一样，都是下颌獠牙居内上翘，下颌獠牙居外下探。
图3-1，10
在神祖面孔的左右两侧张开双翼；双翼或像完整张开而展翅翱翔的大型鹰翼（如图3-2、3-4、3-10；4-5[68]等）；有时候甚至很明确地造型了张开翅膀的完整的老鹰形像，如，只是将原本为鹰头的部位图案化为天盖的造型；或者最为普遍的做法是雕刻像千家坪、高庙文化中日鹰翅膀之尖状羽毛的简化版：（如比较图4-2[69]、4-4[70]）。
图3-2，4，图4-5
时代略晚，有可能属于三苗或夏时代的孙家岗墓地出土的獠牙神祖像的结构也与此相同（图3-2）。
所以，后石家河文化獠牙神祖像的构图方式，与千家坪文化獠牙神徽羽化图几乎一致，只不过是将千家坪原本单纯的獠牙神徽羽化图，变形为带獠牙的人面羽化图。即在原有之獠牙猛兽吞日和老鹰载日，以神兽和老鹰作为太阳不同化身的基础上，新增了人格化的神祖内涵。
在后石家河文化由三苗山地人占领政权之前，长江中游平原农耕文明在屈家岭文化曾兴起诸多城邦，当时各个邦国的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始祖是太阳。当他们通过彼此间的政治联盟建立联盟国家时，借用十日始祖形象表达永恒的盟约关系，即以十日盟约为庙法建立多个邦国统治者之间的平等盟约：犹如十日轮流在天上值班，十日氏族大贵族也轮流管理该联盟大国。[71]
因此，屈家岭–石家河农耕文明从一开始就依靠统治者的日祖信仰。不过，平原农民不像山地猎民那样使用拟禽拟兽的形象化方式表达太阳，而直接用非形象化的日历结构，或造型在器底上，或造型在祖型器上，以强调日历的崇高规律及其与本地家族始祖的关联。
这种信仰传统可溯源至彭头山文化晚期、皂市下层文化，并一直反映在平原制造的礼器上。至屈家岭文化国家兴起后，日历始祖信仰再度兴盛，根据当时的神权庙法，各城邦始祖既是人亦是日。是故，日祖人格化的形象源自大溪与屈家岭两个文化交接的时代，即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前半叶。
所以，后石家河文化獠牙神祖像造型的出现，实际上是将源自千家坪-高庙猎民文化之老鹰及獠牙嘴猛兽所表征的太阳崇拜，与源自彭头山-皂市下层–汤家岗–屈家岭-石家河农耕文明的日祖信仰折衷混合的结果：即将传承湘沅流域猎民文化的三苗、九黎崇拜日鹰和神虎祖先的信仰，与平原农民的日祖信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獠牙日祖造型，表达其对太阳、鹰虎、王族始祖三位一体的崇拜。
这种混合形像的出现，也印证后石家河文化之三苗王国，确是由山地猎民群体下山，征服平原农耕文明，与后者融合而形成的。
另还有在立鹰祖形礼器之立鹰背上造型獠牙神祖像者（图2-2）。同时也有很多神祖面像与虎面相结合的形象，证明在后石家河时期，獠牙面像所指已不再象千家坪和高庙那样同时包含有日熊和老虎等多种野兽原型，而是很具体地指向单一神虎崇拜。这种变化背后折射出此时另一种历史背景：即日熊栖居地缩小且南迁而淡出人们视野，同时象征权威和集权的神虎崇拜兴起。
图2-2
如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收藏的后石家河玉器下面有典型的石家河虎头造型，而上面有獠牙神人面像（图3-3）[72]。震旦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收藏的神人面像的头冠上有一对虎目（图4-6[73]）。石家河遗址谭家岭王室墓地瓮棺出土了结构相近的玉器，其中包括带相同天冠的虎头等。
图4 从千家坪到后石家河
1.千家坪出土礼器上獠牙日象与双鹰构图（T3G1②:63）；2.高庙礼器上的羽化獠牙日象（91T1015⑧:16）；3.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王级墓出土的虎座双鹰带天顶玉佩（W8:13）；4.陕西岐山凤雏出土的后石家河獠牙神祖面像；5.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后石家河獠牙神祖面像；6.震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虎目冠神人面像。
虎座双鹰玉器构图（图4-3[74]），其下面是抽象简略的老虎面像。虽然獠牙被省略，但对照其它抽象的虎面构图，座部的形象不存疑，应是虎面，主要造型了圆形的眼瞳。虎座上缘中间部位造型了较完整的天盖图案：
。
天盖是表征天中的符号，天中是夜晚观星时必须校准的星空座标中心点位。这种造型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农耕历法，在原有测日影的四分或八分太阳历法基础上，又出现了通过星象观测来测算和校准历法的方法。
图4-3
依目前资料，天中的形像始见于澧阳-洞庭平原之汤家岗和大溪文化时期。在千家坪文化中，虎是夜日的化身，神虎眼睛如两个亮星在天中两侧发光。故虎座代表夜间天空的神界。两只神鹰站立在虎座上。
如前所述，在山地猎民的信仰中，鹰为白日的象征和化身；虎和鹰合在一起是在表达太阳之夜和昼。所以，该器总体结构与母题与千家坪常见的獠牙双鹰图一致，是顺承千家坪拜日信仰母题演化而来；二者同样是在表达太阳之夜和昼，是在表达完整的一天（如图4-1[75]）。
图4-1
只不过，依照新时代的资源和条件，三苗王族采用了新材质及造型方法，同时也添加了天盖这种新的源于农业文明的信仰元素。因此，天盖虎座双鹰玉器虽然是以山地猎民信仰的造型为主，但也加入了部分平原农耕文明的元素。
这种情况再次表明这些器物的主人，即后石家河文化前段的统治者，确是来自山地的猎民——即文献所载之三苗，因平原农耕国家内部发生混乱而趁机获取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利用后者的资源、技术与能力（如制玉工业）来制作符合自身信仰的礼器。
简言之，发祥自武陵山脉、大巴山山脉的三苗占领者，在统治长江中游平原的国家时，给平原地区带来了其自身文化传统中所固有的一些形象，即拟禽兽化的日祖形象。这种日祖并非代表全族群的共同始祖，而只是代表王族大贵族，是在将大王身份神格化。
三苗王室的始祖形象，既基于老虎山林神王的权威，亦蕴含着神虎日象的神秘信仰。猛虎在山林野啸，神目发光而能夜行，是因为夕阳落山而藏于神虎獠牙嘴里。三苗王室应该是自认为其乃神虎后裔，以神虎为图腾，所以自认拥有掌握老虎的崇高力量，身上能够佩戴虎牙以及众多虎形礼器，以便与虎合为一体。
能够掌握老虎的大王神祖，也掌握着管理太阳羽化的神能，因此能乘日鹰升天，保祐王室大权。由于羽化神虎太阳的后裔已是人界大王，其所统治国家的民众所信仰的则是已经人格化的日祖，所以原本拟禽兽的太阳神，同时也获得了拟人化的样貌。自三苗统治以来出现獠牙神祖面像的形象意义就于此。
总之，在三苗王室眼中，獠牙神祖面像既是太阳神，亦是拥有崇高权力的大王的始祖；其形貌蕴含了虎、鹰、人，造型皆基于羽化的神虎形象，不过同时又将羽化的太阳神虎拟人化为日祖。
（二）獠牙日祖形象的流传及演变
顺着后石家河文化广泛的影响、传播及扩散，这些拟人化翼虎太阳（神祖面像）传到东亚各地。其中就包括器物流传以及神祖形象在历史上传承及演变两个维度。
后石家河玉器不仅发现于长江中游地区，还向东流传到山东，向西流传到四川，向北流传到陕北，向南传到越南。其中不少翼虎神祖面像出土于各地商周墓中。
如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墓出土了很精致的神祖面像（图3-5），该墓地出土了很多来自长江流域的或巴人的文物。陕西岐山凤雏西周中期墓也出土了后石家河神祖面像（图4-4）。晋釐侯（公元前841–823年）墓中出土了带完整日鹰冠的神祖面像（图3-4）。
图3-5
图4-4
图3-4
相关例子众多；此外，很多出土地点不明的后石家河玉器流传到各国博物馆（如图4-5、4-6等）[76]。由此可见，在古人手中，曾长久流传和广泛使用后石家河文化三苗王朝的玉礼器。
图4-5，6
后石家河神秘玉器的广泛传播也反映出其形象的重要性。长江中游古文明的精神文化，深入影响了各地信仰、礼仪和形象，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神祖面像。传承后石家河文化的盘龙城文化（汤商王国）、吴城文化（虎国）和三星堆文化也有带獠牙的神面礼器，如新干祭祀坑出土了虎国獠牙神祖玉面像（图3-6）[77]。
图3-6
三星堆文化深受后石家河文化影响，三星堆神面源自石家河的事实，在学界已有一定的共识[78]。虽然在三星堆礼器中，神虎、神鹰和神面像并存，并且后者也部分地保留了虎鹰人合为一体的特征。可是，前文已说明，三星堆的日鹰形象不与日虎搭配，反而构成为神龙吞日的母题；其神面形象也更加复杂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另一种内涵。
商周时期巴山地带也出土了很多铜质獠牙面像。虽然其老虎的特征依然明显，但其形象意义却已经失去人格化翼虎太阳神祖的意义。这些造型，又从巴山传到关中周原地区，如陕西岐山贺家村四号车马坑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形獠牙面像（图3-11）[79]。这种面像被用作马的头饰，表达良马的神格化造型。
图3-11
据此可见，獠牙神徽，顺着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到中国各地，影响了其后诸国青铜文明的礼器造型，使其成为中国大传统的形象母题之一。
可是，与此同时，该母题在离开其发祥地之后，同时也离开了其原本所有的深入而神秘的意义脉络，进入到其它文化意涵中。到最后，随着时代推移，甚至在其发祥地带，獠牙神面也已失去其原有的本义。
如在湘中、湘南，即千家坪、高庙文化所在湘沅流域，汉时代常见墓里随葬滑石面像。其大小大致适合覆盖死者的面孔，但是只有部分面具在眼中有小孔，所以实际作用还是不清楚（图3-12、13[80]）。
图3-12，13
怀化博物馆专家假设，这些面具文化源自高庙、大溪和后石家河文化，并在汉代之后影响了当地传统戏剧面具的形状[81]。这种假设，在资料上确实可以得到某种证明：虽然在汉代及以后，由于社会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上古信仰的内涵和原因已完全被遗忘；但是汉代以前还可以看出这种带天盖露獠牙的面像的意义传承脉络。
虽然汉代人应该已经不知道虎鹰翼兽形的日神，但獠牙面像与丧葬文化的关系，至少是从后石家河文化时代以来一直一脉相承的。在该脉络里，一直将獠牙猛兽嘴视为死者升天的神秘通道；死者取像于日，日暮时分自西入土，而在晨霞时分再生于东。
与上述滑石质神秘面像形状相同的图案，常见于两汉时代墓葬中，或造型在漆翣画图中并放置于构图的最高处，或用作墓门、棺椁的铺首衔环，或作画像石或画像砖上刻画的墓门铺首等。
放在墓门或神祕门户作铺首的，经常搭配天界或神祕的形象，如刻画神奇优美的天鸟、天上黄道四靈神兽等。墓门“铺首”实际上是标出人界与神界之间的边疆和入口，其内涵与早期獠牙虎口面像造型一脉相承。如陕北子洲县淮宁湾出土的东汉墓门左扇上刻的铺首衔环，神面上有獠牙嘴，上饰朱雀（鹰），其构图方式与后石家河文化的面像完全一样（图3-14[82]），这类由獠牙、神面和鸟共同组合而成的构图例子很多[83]。
图3-14
在汉时代，这种构图是在形容升天通道和升天的崇高目的，獠牙口代表着神虎西靈。但是在汉代观念中，作为西靈大王的老虎（西白虎）的形象意义并不包含日神崇拜，反而表达这是日落之边界。
这种变化很有意思，反映出整体思维方式的明显变化。在上古时代具有整体性、折衷性和形像化的观念中，崇高的日神既是在高天翱翔的老鹰，亦是夜间的猛兽。千家坪、高庙文化的形象既造型日鹰从獠牙嘴口吐出，新生而升天；亦造型日鹰带着獠牙日象飞翔；照亮天地的飞天之日和藏日于夜冥中的猛兽，二者都是日神神能的立体表现。
但是在上古时代以后，经过哲理化时代思想与话语的转型，原本整体性、折衷性和形像化的观念被裂解，然后被分而析之，并根据天象的事实，形成了与日相对的天道（黄道或谓日道）恒星的崇拜。并且由于太阳遵顺天道，这样一来，太阳的神性和神权就被认为是处于天道之下。
同理，取像于太阳的死者靈魂，也遵守天道规律，如同夕日入西宫虎口，而在日出时从东宫乘龙升天。这样，湖南山地猎民的信仰经过深入的内在转化，而传承于中国文明大传统中。
五、从新石器到汉代：远古信仰残留的余光
在长江流域广大区域内形成了混合的崇高神形象，并在后期历史中影响了全中国。千家坪、高庙文化因素在商之后的时代依然存在。其中，最明显的是獠牙神面造型（图3；4），这属于外在形状的传承，而内在意义也在逐渐演变。
下面将重点讨论与千家坪拜日信仰相关的一些形象及意义的传衍遗迹。前文已提及战国、汉代以来流行的西靈白虎形象。此外，汉代画像石还可以看到一些构图，似乎很直接地呼应了新石器时代千家坪、高庙礼器的构图。
比如，南阳唐河针织厂出土的西汉晚期墓，几个顶板都造型满天星座。刻星座的石板排列随意，并不构成星图。在这些石板上两次出现白虎，其中一次是在四宫（白虎、青龙、朱雀、玄武）构图，另一次是白虎与三足乌在日球上。白虎星宿秋季时会整夜出现于星空上，因此该图是将白虎与象征日的三足乌日球合并造型，以形容昼夜。但墓顶上只有西宫白虎与日的造型（图5-1[84]），表达死者走到西域，之后升天成仙。
图5-1
墓葬作为死者之所，与日落之西域在意象上具有同构关系，因此很多画像石的主题是在表达从日落通往日出的路途，这也是墓主由死向生之路。秋季在年的週期上相当于夜昼周期中的夕霞。
上述南阳汉墓这一顶板的构图，通过将日鸟（三足乌）与虎放在一起的方式，来形容西域天空的夜昼。白日为鸟（不过此时已经不是用老鹰来表达），而夜间为虎。这种图案组合与寓意，几与千家坪、高庙颇为类似，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后者的流传与影响力。
汉代墓葬从夕向旦的行途，会经常以形像的方式表达于墓室门楣上。
如陕西榆林米脂县出土东汉墓门楣的构图，是在蛤蟆西月与金乌东日之间，与彩云合身的禽兽皆向旦日奔飞，头部皆向着金乌东日（图5-2[85]）。在蛤蟆月亮边上的西侧，有羽人负云，彩云变形为翼虎，下面有翼兔在捣不死之药。
图5-2
彩云向东飞，先变形为龙，后变形为鹿。云鹿向日球奔跑，日球正中为金乌。这种构图，一方面使我们想到千家坪一些日鹰造型，翼上带鹿角；另一方面，使我们想到战国时期楚国墓葬所出土的虎座飞凤带鹿角（图6-6[86]）。鹿为日行动物，可能也是表达朝霞再生。
图5 汉画中的白虎与日鸟
1.南阳唐河针织厂出土西汉晚期墓，墓室顶板上刻象征太阳的三足乌与西灵白虎；2.陕西榆林米脂县出土东汉墓门楣，从月奔向日的云中仙兽，如虎、龙、鹿和鸟等；3.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墓门楣，从月奔向日的天猎图；4-5.四川出土东汉石棺刻画，象征暗夜的飞虎触摸或吐出象征太阳的小鸟：4.乐山九峰出土；5.泸山一号石棺；6.日照莒县东莞村出土东汉画像石墓，墓柱侧面，羽人执虎尾及虎伸出舌头触摸象征太阳的鸟。
在上述榆林米脂汉墓的门楣造型上，云中有几只鸟，其中在上边门楣中间和东角造型同一类鸟，在中间它略小，在东角略大且长出一个尾巴。这只鸟的形状很像最东（左）端日象中的日鸟，其造型在日球上的鸟已长出三个尾巴。
从构图的意思分析，西（右）边的蛤蟆月亮是在形容夕霞。夕霞后云虎出来；下方月兔露出头和上半身，而云虎张开獠牙嘴吐出一条神气；该神气滑翔于门楣上层的西角。到了门楣中间时，表明这时间已到了夜中；在这里，彩云生出大龙；而云虎所吐的神气飞条延伸到门楣之中部，生出一只小鸟，这一只鸟即是初生的第二天的太阳；下方月兔开始捣药。
继续向门楣之东（左），有群鹿和其他鸟类出来；上层的鸟变大并长出一尾，表达此时已是凌晨时分；日鸟成熟而飞起来（图5-2）。墓里的石雕，通过日落之后，再到日出的形象，表达死后的再生。此情景即如张衡《冢赋》所描绘的：“如春之卉，如日之升。”[87]
其它有类似构图的汉墓门楣图像造型，可能没有那么精致，但总是在表达同样的意思。
如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墓门楣上的造型，透过天猎场合表达类似的形象。图的西边（右）是月亮，在靠近月亮的西侧有老虎。一位骑猎人回头准备射虎，虎象征吞噬和死亡，类似于千家坪的夜日。群鹿从西（右）往东（左）奔跑，数只狗和三位骑猎人跟着鹿。此外，在相当于门楣中偏东（左）的上层有一只鸷鸟，可能也是表达凌晨新日的衍生（图5-3[88]）。
图5-3
四川地区一汉墓石椁造型似乎也在重复千家坪礼器的构图：日鸟从虎口飞出来，如乐山九峰出土的石椁（图5-4[89]）。
图5-4
泸山一号石棺造型虎在奔跑，成熟的鸷鸟翅膀碰触虎尾。碰触虎尾的构图常见于汉墓画像石上，下文将对此进行专门探讨；通过文物与文献互补研究可知，摸虎尾的意思象征脱离人生活的世界，意味着死亡。鸷鸟翼触摸虎尾，亦即死亡之意。老的日鸟在虎尾边死了，而新的小日鸟则从虎嘴边飞出。很有意思的是，在该构图中，虎尾下还有一条鱼，似乎是在形容日落于水界；与之相对的是，神虎张嘴喷出水气，新生小日鸟在水气的托升下，准备飞向天界（图5-5[90]）。
这些形象是在隐喻地表达，人死被埋入墓里，下到象征死亡的水界（幽冥界），是为了像新生的小日鸟那般回归于天界。
图6 山东出土东汉墓石雕及楚墓虎座飞鸟
1.沂南县任家庄出土，虎龙开口露出虎牙，獠牙尖触及小鸟；2-3.临沂独树头镇西张官庄出土：2.虎吞鸟；3.一对龙虎嬉戏，其脚下踏着一只鸟；4.济宁梁山镇前集村出土墓柱侧图案（局部），鸟立于虎舌之上，虎脖子下有野猪，虎尾有二羽人；5.东平县新湖乡霍家村出土造型鸟、虎和野猪的石板；6.江陵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虎座飞鹤，鹤身插一鹿角以象征鹤翼。
山东地区汉墓画像石墓亦有此类构图。日照莒县东莞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墓，在墓柱侧面也有意思相同的构图：下面羽人执虎尾，以表达进入死亡仙界的入口；下面的一条虎生出云气并碰触上面另一条虎的尾巴；上面那只虎回首伸舌，舌头触摸一只鸟，这应该就是新生而准备飞升的日鸟（图5-6[91]）。
图5-6
临沂独树头镇西张官庄出土的东汉墓石刻造型，其鸟头被含在老虎嘴巴里，这种构图的隐喻可能是在表达，白日天鸟在日暮时分飞入西灵老虎的嘴巴里；墓主的天魂亦如此，到了西门而面临老虎西门神的嘴巴（图6-2[92]）。
图6-2
在另一个石刻上，龙和虎嬉戏，而老虎的后爪踏在一只鸟身上，可能也是隐喻性地表达天鸟在西灵老虎的隐界里（图6-3[93]）。
图6-3
在汉画造型中，吞吐日鸟的神兽虽然以老虎为主，但也有造型为龙者，其意思与三星堆扶桑神树造型龙吞日是一致的。如沂南县任家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墓造型，龙张开口露出虎牙，在其獠牙尖之间有一只小鸟（图6-1[94]）。
图6-1
这些画像石构图皆借由虎（或龙）和鸟的形像，表达死亡与再生、日暮死亡与旦霞新生的主题。无论是所采用的形像与构图手法，还是内在的象征和寓意，二者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与同构性。这显示出千家坪、高庙文化对后世中国文明、中国大传统具有深远影响。
此外，济宁梁山镇前集村出土墓柱侧面的造型，还提供了另一种包含了野猪的观察角度：下面的羽人摸翼虎之尾，翼虎伸出长舌头，而一只鸟立于虎舌上；虎脖颈部位还可以看到一只野猪，这只小野猪似乎在辅助翼虎（图6-4[95]）。东平县新湖乡霍家村汉墓石板上造型猪、虎、鸟三层神禽兽（图6-5[96]）。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湘江和沅江流域礼器上已看到，熊、虎獠牙有时候会变形为野猪獠牙。汉画造型鸟虎猪的构图，其意义和来源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图6-4，5
六、结语
虽然千家坪文化和高庙文化的信仰没有完整传承下来，但也并没有消逝得无影无踪，而是继续存在于长江与南岭之间蜿蜒的猎径上，其局部分散的形象往后流传的线索，却若隐若现，源远流长。
其中，主要传承脉络见于长江中游的文明体系，且通过这一桥梁，在经过五千多年的漫长衍化后，湘沅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形象，逐渐传播到战国与汉代文化中。千家坪的日鹰和熊虎西灵信仰，虽然经历过多次转义后，获得新意涵和性质，但直至汉时代却依然保留了以鸟喻日，老虎西灵，以及经由吞噬而再生的形象。
不过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信仰主题与形象，会分别经由外状与内涵两方面传衍，而且不一定同步或一直保持一致性。有时虽然保留了外在形状，却未必意味着内涵也依旧不变；有时虽包含有源自远古的内涵，却未必仍带有古老的外在形像与表现。滥觞于湘南山地及周边的拜日信仰及其标志性的獠牙猛兽嘴和神鹰两种神徽，既有外在形状的流传，亦有内涵意义的传承，两者互补交错，并不同步，一路上蕴含了很多新的含义。
例如，将千家坪、高庙的日鹰形象发展为老鹰始祖，又成为天凤玄鸟或太阳四方凤，担当天中上帝的派遣者或使者角色。该信仰脉络保留于自后石家河文化以来的玉、铜、陶质礼器上，以及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等史料中也有所反映。
后石家河、商国、虎国等长江中游文明的立鹰祖形礼器，都把日鹰视为大贵族的始祖加以崇拜。诞生于长江中游汤商王室之“天命玄鸟”传说中的玄鸟，也是日鹰形象。资料已经能够很充分地表达，汤商王室将日鹰崇拜为自身王室的始祖，且将其与扶桑十日丧礼相结合，而创造出日鹰坐于扶桑上的新形象。该神话形象流传到长江上游成都平原，被三星堆文明吸收而将其视觉化，创造了著名的三星堆青铜神树。
直至汉代，虽然汉画上的日鸟形像变化多样，大部份不再是老鹰，但是其意思却相当一致。大部份日行禽类，在日出前开始多鸣叫，这或许使古人在想象中以为，太阳从地下界出来之前，先发出自己的鸟鸣。
獠牙猛兽形象在几千年传衍的过程中，也塑造了几种变形的形象。总体来说，日鹰形象，以及日鹰在夕霞被獠牙猛兽吞吃的意像，还有其在旦霞时分从猛兽嘴飞出来的形象，这一套信仰体系，从湘南山地的新石器文化一直流传到商时代，后来又流传到战国汉代。可是獠牙猛兽，除了一直保留着老虎形象外，还经历过数种变形的表现。
例如，三星堆扶桑十日神树中的“日”，皆造型“鹰”来表达；而且该礼器还明显有表达龙吞噬日的信仰，日鹰在夕霞时被吞入龙嘴，就犹如在千家坪、高庙礼器上的日鹰被日熊或虎吃掉，这是为了第二天早晨再飞升出来。
只是因为三星堆的造型中，是将日鹰信仰与扶桑十日神话相结合，所以经过龙嘴的日鹰不是直接回归升天，而是先回到扶桑树上就坐，等待着轮流值日，在当值之日再飞天载日巡游。
至于象征夜日的猛兽，在汉代已被固定为老虎。汉墓画像石都造型西域白虎神兽形象，但是老虎不仅是作为西域星座的象征才造型在汉代画像石上。汉画中的老虎包含有不同的主题，其中有几种与老虎相关的构图，与新石器时代湖南山地礼器构图的意思相同。日禽日兽信仰的形像与意义，从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一直到汉帝国，几经旋环而继续流传于人们心中。
除了日禽日兽形象之外，在长江中游大文明的信仰中，獠牙猛兽嘴还与人格化的祖先崇拜对象相结合，形成了羽化的獠牙始祖面像。獠牙始祖面像将日鹰始祖、獠牙神兽（神虎）以及神人等三种形象结合为一。
日虎鹰的人格化应该起源于大溪文化中，不过众多成型而意义明显的礼器源自后石家河文化。
后石家河文化已是一个多元化的文明，其社会族群包含有以下几种类型和来源：
首先，由洞庭平原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这一系传承下来的农民后裔是其主体；其中还包括了前述人群中在大溪文化时期向江汉地区开拓，因此而形成的新的农耕区的人们的后裔。
其次，是来自湘沅上中游以千家坪文化和高庙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猎民的后裔。
其三，是来自三峡地区猎民的后裔，其中就包括大溪文化峡江类型中的渔猎及商业人群的后裔。
其四，来自幕阜山山地专业采冶制陶等人员的后裔，其中可能还包括发祥于此地的以汤商王室为代表的先商族群。
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未知群体。
重点是，在这些不同来源的族群中，既包括有发明太阳农历和相关信仰的平原农耕文明，也包括有创造日鹰和獠牙日象崇拜体系的山地猎民人们。因此，后石家河玉器上的獠牙神徽、日鹰以及羽化的獠牙神人图案，与千家坪、高庙文化的神秘图案，不仅有若干文化记忆的关系，还有着直接传承的脉络。
可是，后石家河文化獠牙神徽的造型规律，首先是常见于神人面像上，从其形象已完全看不出熊虎食鹰和吞噬太阳的信仰意义。这说明，从千家坪、高庙以来，獠牙神徽和神鹰所代表的信仰内容已经历了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在于，虽然拜日信仰还在，但是崇拜的重点却已变换为与国家统治者相结合的人格化祖先。
千家坪和高庙文化并不是稳定定居而一脉相承的文化群，因此观察其文化精神的传承脉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其中日鹰和獠牙猛虎的形象，经过猎途网络及其与定居社会的结合，而流传于广大深远的时空中。其所表达的含义，也因时空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
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湘南山地拜日信仰的发展过程中，原本模糊而不甚清晰的老虎形象，越来越被突显出来。如象征夕阳的獠牙猛兽形象，后来演变成为西灵白虎；而老虎所吞噬的鸟，逐渐失去鸷鸟特点，到了战国汉代时，已被造型为三足乌，或造型为禽种不明的小鸟。
历来还有其它变形图案，其中有着太阳四方光芒的日鹰形象，此后成为汤商王室的玄鸟图腾，同时又成为从上帝授命的四方风或使者。这些形像在商王室的丧礼中与扶桑十日信仰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扶桑十鹰的形象。
此种形像又随着汤商王室的影响力而向外传播，见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中。在后续的发展中，日鹰信仰，或变身为鸟类中最为长寿的乌鸦（三足乌、金乌），或变身为笼统的日鸟形象；同时也保留了猛兽吃日（日鸟）的形象。这种吃日的猛兽，在三星堆的礼器上被造型为龙；而在汉代画像石上，大半被造型为老虎，偶而被造型为龙。
所以，源自湘南山地的信仰和形象有传承，不过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变化，传承并不同步，部份形象失传了，部分形象转义了，而部份内容转用了其他形像。可是，从新石器到汉时代的造型，不管如何变化，总还是在表达夕霞时分由獠牙猛兽嘴吞噬太阳这一核心信仰要义。
我们从千家坪礼器所看出的信仰，隐现了源远流长的线索。在从日鹰信仰到老虎西靈信仰的转义中，依然保留了太阳旦与暮之相应，以及日鹰被吞噬而再生的形象。此外，我们不知道在湘、沅猎民的信仰中，到底有没有将太阳之死生用作人生死亡与再生的譬喻。不过，在其后续发展中，可见到的是，日鸟与西虎信仰是丧葬礼仪文化中的重要形象。
墓葬是人生的西域，是从死亡到再生的中途。所以，很多画像石的主题，都是在表达从日落向往日出的神秘过程。虽然其具体造型和构图方式有差，但其意涵却恰如在千家坪陶礼器上所呈现的那样，借由日虎与日鸟的形像和构图来表达太阳死于西而再生于东的意像。神虎从其獠牙嘴放出象征新日的小鸟，使其重新升天，寓意死者的灵魂在旦霞时分如日升天。
先秦青铜器和玉器往往是高等贵族的礼器，并不能完整地保存古代信仰的多元性，所以上述信仰传承脉络有缺环。从战国时期能保存下来的漆木器的形状和漆木器上的绘画，其中一些表现出复杂的神秘形象，无疑是源自上古。
汉代石雕则属于是中层等级所用的材料，同时也能够保存得久。在汉代，不仅贵族有画像石墓，商人、专业人士或其它相对有钱的人，都希望在墓中有石刻。制作画像的汉代石工们，也多不是官方代表。所以，汉代画像石墓中大量出现古代信仰民间化的形象，这反而使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源自远古的形象，其实在民间一直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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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注释略，若有出入请以原文为准。原文出处为郭静云、郭立新：《千家坪信仰传衍的蛛丝马迹》，《美术大观》2023年10期。作者：郭静云，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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