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其成型至今，“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境内外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宝库。然而当今之世，随着中国持续地在各区域经济体之间倡导资本、技术、人员与商品的自由流通及政策融合，关于超越冷战思维的激辩一直未决，有关中国体制内部复杂互动、其丰富的社会主义遗产、不断成熟的资本主义实践、以及政府努力重新激活并大力提倡的原生传统等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却往往难闻其音。换言之，人们在当下分析中国政府及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而适应并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种种努力时，应当对求偏弃全的、固守国家-社会二元论的观念进行重新审视。
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将提供一种从根本上与跨国资本主义不同的路径。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对传统性与现代性融合力度的不断加大，诸多相关努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发的、时有剧烈爆发的民族主义抗争互相作用、互相交融、共生共举的程度之深，料将使该倡议作为某种“更加公正而可持续的选择”的潜质，成为中共十九大认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时代”中一个可以预见的主题。
一、缅甸、尼泊尔与巴基斯坦的“新的历史特点”
某些“新的历史特点”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近期推进中呈现得较为突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17年11-12月间的短短几周内，缅甸、尼泊尔与巴基斯坦接连取消或推迟了此前由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总承包的，金额在十亿美元以上的水电站建设项目。这期间最典型的案例出现在2017年11月13日，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出席加德满都“一带一路”与南亚研讨会并致辞的同一天，该国副总理卡马尔·塔帕选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宣称将取消与葛洲坝集团合作的，预算约为25亿美元的布迪甘达基水电站项目。
布迪甘达基水电站
虽然这三个项目叫停的官方原因均与合同细节而非其它因素相关，但对北京而言，其遭阻的事实本身，足以表明三国内部民族主义环境之复杂与浓厚，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遭遇的相似阻力留下了注脚。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堪称特殊。中国外交系统以“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相称的国家有三，缅甸、巴基斯坦占据其二（另一国是柬埔寨，北京对其的称谓是“好胞波”而非“好兄弟”。“胞波”大意为“同胞兄弟”，系缅甸民众对华人的专称，以指两国同胞同源的兄弟情谊）。
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先，中国在缅甸就曾有过密松水电站（2011年，36亿美元）、莱比塘铜矿（2012年，10亿美元）等大型项目由于内部抗议活动猝然下马的类似经历。但中国依然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在2017年11月，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之时也是如此：中国外长王毅在呼吁孟加拉、缅甸双方进行妥善处理的同时，遵循中国经典的发展主义理念，将罗兴亚人问题的重要根源归于结构性的贫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缅甸能源部长当月7日的公开表态 – 该国对继续推进密松电站“并不是很感兴趣” – 体现了北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挑战之艰巨。
密松电站
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发展图景与缅甸不尽相同。经济剥削、族群压迫和与之俱来的身份建构问题，在两国较为突出。然而印度方面似乎仅对身份政治的相关内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印度顶尖智库机构国防分析研究所对尼泊尔国民的反印情绪做出了如下观察：“在尼泊尔，尤其是在加德满都，作为尼泊尔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个标志，用反印来进行自我标榜，是一种时髦。
”至于巴基斯坦，该智库宣称当地“对印度有一种病态的过度敌意，而这将继续为消极的、开历史倒车的爱国主义提供支撑，并在未来进一步合法化巴国内的激进势力”。上述评价无疑是求偏弃全而含有诋毁性质的，但它们同时也抓住了这两个南亚国家承认政治中的特有元素。两国反印亲华的地缘传统，使中资机构驻地重大工程项目接连遇挫的信息格外值得关注。毕竟，尼泊尔自2008年成为联邦民主共和国以来，非共产党总理掌权的时间只占三分之一，而这还是截至左翼联盟在2017年底的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于2018年5月正式合并成立新的尼泊尔共产党之前。布迪甘达基水电站项目的上马，也是尼泊尔共产党主席、曾两度出任总理的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在2017年6月去职前最后的政绩之一。
二、巴基斯坦与中巴经济走廊的独特性
与许多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似，巴基斯坦属于新兴市场，实行多党执政，政局常年不稳，民族主义升温，穆斯林人口较多。与此同时，该国国情更为特殊。巴基斯坦系“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战略支点，中巴经济走廊又是该倡议的旗舰项目。王卫星少将曾撰文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历史问题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武装冲突频发。”巴基斯坦为这种描述提供了极佳的注脚。
本文旨在对中巴经济走廊进行简要的回顾和分析，并把重点放到分析在巴基斯坦身份危机不断深化，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不断抬头的时代背景下，走廊建设与当地碎片化社群的复杂互动上面，籍此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出补充。本文既无意也无法面面俱到地给出以国族为主体，或以项目为主体的综述，而仅是希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主义、跨民族主义、宗教与民族政治持续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键时期，引起学界对沿线地区碎片化社会和社群真切感受之复杂性的些许关注，同时意在抛砖引玉，以期方家进行更为多元的，阿芒·马特拉所谓“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地区。中巴经济走廊自2013年提出、2015年启动以来，总投资额从460亿美元增至545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走廊建设已帮助巴基斯坦连续两年实现了4%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预计到2018年底将为巴全国创造232万个就业岗位。
具体来说，走廊框架下的能源项目将显著缓解巴基斯坦长期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2002年起，巴基斯坦一度依赖于其西部邻国协助改善本国严重缺电的局面。截至到2012年5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共向巴输送了70兆瓦的电力。与之相比，中巴经济走廊框架内首个大型能源项目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的总装机达132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可达90亿千瓦时，将满足1000万巴基斯坦人口的用电需求。
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
三、巴基斯坦的时局之变与悬而未决的身份认同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建国几十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长期滞后、结构性经济失衡及诸多不确定性的层层叠加，一场关乎国族认同的危机正在巴基斯坦暗流涌动。学界往往将这些复杂交织的演变纳入以国家为主体的框架中进行解释，但跨国阶级动力的维度同样不容忽视。
巴基斯坦的经济失衡可追溯到其建国之初，与该国对国际援助数十年如一日的长期依赖呈现相辅相成之势。沙鲁克·拉非·汗认为，国际援助从未给巴基斯坦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穆罕默德·艾尔沙德·汗和阿亚兹·艾哈迈德进一步宣称，国际援助反而”满足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一小撮人与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全国75%的家庭没有土地，并处于结构性贫困状态的巴基斯坦，身居庙堂、掌握权力的城市产业精英跨国性质明显，而伦敦正是伊斯兰堡跨国资产阶级的中心区和避风港：2017年7月28日，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之所以遭巴最高法院取消任职资格，正是因为巴拿马文件外泄后，暴露出其两子一女通过离岸控股公司，持有伦敦豪华公寓的消息。
过了三周，纳瓦兹之妻库尔苏姆因病离开拉合尔后，去伦敦进行手术，截止到本文发稿时依然在伦敦接受癌症治疗；处于政治风暴中心的纳瓦兹、库尔苏姆二人之女玛丽亚姆留守拉合尔，为其母竞选因其父被同时取消议员资格，而空缺出来的拉合尔市议会代表席位奔走游说。到了9月，库尔苏姆最终赢得这次国民议会空缺议席补选的时候，她自己依旧身在伦敦。
10月末，巴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召开重要会议，确定该党如在2018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胜出，将提名纳瓦兹胞弟夏巴兹为总理候选人。这场参会人员包括谢里夫兄弟、巴基斯坦总理、财长等一系列高级官员的重头会议，召开地点还是伦敦，会议成果更是干脆叫做“伦敦计划“。在纳瓦兹遭黜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伊姆兰·汗、时任秘书长贾汉吉尔·汗·塔林、发言人法瓦德·乔杜里，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高级*阿西姆·侯赛因博士，以及巴基斯坦人民穆斯林联盟*拉希德·艾哈迈德等各反对党领袖人物也纷纷以公务或私事为由，先后赶赴伦敦。
在这个以宗教作为身份认同基础，实际内部分歧重重的国家里，世俗政治领袖一边反复公开强调宗教与宗教价值观，一边却不断加速自身参与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套用维贾伊·普拉萨德对第三世界消亡的观察，就是在统治阶级摆脱了对平民“应有的社会联结关系”之后，文化民族主义、“各种返祖现象”、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仇恨，以及“顽固落后的阶级势力”方兴未艾。但统治阶级在多大程度上试图以这些意识形态、公众情绪和激进主义取代现实存在的阶级和民族冲突，仍有待深入研究。
上述复杂状况，有助于呈现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一方面，伊斯兰堡那些拥有跨国利益，“迫不及待的精英”希望通过这项由中国主导的庞大工程，来“剥离他们自己对后殖民国家的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全球权力关系发生演变、民族与阶级两个维度重叠交织的格局，在距伦敦豪宅万里之遥的巴基斯坦，宗教、民族、区域与经济的分化仍在持续。
巴基斯坦军政权曾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刻意促进宗教意识形态极端化，以阻止共产主义在阿富汗的扩张，但这同时也导致该国主流逊尼派穆斯林群体与为数众多（约占全国2亿人口的15-20%）的什叶派穆斯林群体的分裂和对立。更微妙的是，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01-2013年间，巴基斯坦每年都是全世界吸收难民最多的国家。2017年6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接纳难民160万人（其中阿富汗籍人员占绝大多数），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土耳其。如此大量难民年复一年的持续流入，对巴基斯坦经济社会运行、文化与民族构成，以及国民意识所造成的影响，值得考量。
诚然，巴基斯坦本来就不属于同质化的社会，联邦政权持之不懈地通过宗教来淡化族群身份，并试图在国家层面重塑族群身份的努力也从未取得其预期效果。巴基斯坦旁遮普族、信德族、俾路支族、普什图族、西莱基族、穆哈吉尔族有着各自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其成员的族群认同是居于首位的。国家官方语言乌尔都语并不是巴基斯坦原住民使用的语言，时至今日的全国使用人口也不到百分之十。诸如此类的芜杂情况，是巴基斯坦各族群悬而未决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各民族、文化与区域对立的重要基础。
譬如，占全国人口相对多数的旁遮普族，在几十年间逐渐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绝对多数的政治和军事岗位。其它族群对这一现象颇有怨言，并据此称其因为族群身份受到歧视。然而自巴基斯坦鼓励跨国资本发展、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以来，旁遮普人也真切感受到了异化造成的影响，以至于和纳瓦兹·谢里夫同出于旁省的巴内阁成员赫瓦贾·穆罕默德·阿西夫（时任国防部长，2017年8月起任外交部长）也曾于2015年感叹道，“外来文化”被强加到了旁遮普人的头上。
话虽如此，就巴基斯坦总体状况而言，民族主义情绪最为强烈的是信德和俾路支两个资源大省，“信德解放军”和“俾路支解放军”等武装分裂组织在当地较为活跃。2003-2007年，仅在俾路支一省，“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共和军”、“俾路支解放阵线”等叛乱组织就发动了1700次袭击，造成约300人死亡。
四、中巴经济走廊：变化及影响
在上述相互关联的背景下，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项为全巴各地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地区互联互通，从而为重新平衡巴基斯坦发展路径做出贡献的重大项目和中巴合作的主平台，值得特别关注。走廊东起中国西端的喀什，西至阿拉伯海沿岸的瓜达尔港，长达3000公里，项目虽然无法做到完全平均分配，但是遍布全巴各地区，面向全巴民众。在走廊四大重点领域中的能源领域，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位于旁遮普省，塔尔煤田二区煤矿和电站项目位于信德省，苏克阿瑞水电站项目位于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走廊另一重点领域瓜达尔港和瓜达尔自贸区则位于俾路支省。
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巴经济走廊对其经济社会运行发展形势影响深远，前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称之为当代的经济“大跃进”，而各地区对此解读各异。自走廊启动以来，中国在巴直接投资增加了2.71倍。2016-17财年数据显示，中国在巴直接投资已超过了美国、英国、阿联酋、日本、瑞士和沙特阿拉伯在巴直接投资的总和。不过，这些投资在巴基斯坦的感知度与接受度仍有待商榷。
截至2017年底，走廊框架下确定的43个项目中，已有19个在建或建成，总投资额超过185亿美元，走廊建设进入早期收获阶段。与此同时，走廊建设在巴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一系列变化，继续使沿线地区长期悬而未决的身份认同处于不确定状态。然而这些新的进展，尚未能在现有的学术文献研究中得到足够体现。
位列中巴经济走廊四大重点领域之一的瓜达尔港，理应在此率先审视。这座渔港小镇地处巴基斯坦西南边陲，隶属于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联邦政权影响力最小、国家融合推进阻力最强的俾路支省。俾路支矿藏和能源储备极为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其它省份，省内精英与当地社群常被排除在区域内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之外，在瓜达尔港口项目上也是如此。瓜达尔邻近霍尔木兹海峡，其深水港有足够陆域纵深，可以发挥重要的中转运输作用，将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红海国家、中亚国、东非各国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
对巴基斯坦而言，位于全国最大城市及港口卡拉奇以西700公里的瓜达尔港将为该国提供关键的战略纵深，而且与卡拉奇港相比，印巴一旦发生冲突，瓜港也不会因印度海军封锁而受到重大冲击。不过，瓜达尔当地族群在港口项目上的参与度相当有限，以至于2002年3月22日，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共同出席瓜达尔港口项目开工仪式当天，俾路支省代表都未能到场参会。三年后，瓜达尔爆发了持续三天的排外示威活动，外地人口经营的部分店铺遭毁坏，导致中巴两国不得不取消原定由穆沙拉夫总统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访并出席国事活动的安排。
从微观角度来看，人类学家哈菲兹·贾玛里在瓜达尔的实地观察也反映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可称司空见惯的一种状况，即农村原住居民失去土地，城市年轻人口流离失所。他通过案例，具体揭示了国家强制征地是如何导致瓜达尔渔民的自发抗议，以及当地渔民又是如何在捕鱼权下降、宗教活动受限、和平集会遭到军警镇压后，被逼上梁山，成为彻头彻尾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的。类似案例固然可谓权力在阶级层面的典型体现，但在这个特殊而动荡的巴基斯坦战略要地，随着经济极化的加剧，国家相对多数民族与当地原住人口之间的冲突愈发频繁，地方抗争的形式也愈发激烈。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作为当地的建构性共同体，俾路支民族主义与巴基斯坦国家身份的认同建构是异质性的：俾路支省共下设32个区县，俾路支语的使用人口只在其中四个区县里占据相对多数。俾路支民族主义诞生地卡拉特汗国的主流语言也并不是俾路支语。
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在本世纪初的主要袭击目标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和公共设施。随着冲突的激化，外省与外国籍平民也逐渐成为有组织袭击的对象。此间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2004年5月3日。当天清晨，中国援建瓜达尔港的12名工程技术人员在前往港口建设现场期间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三人遇难，四人重伤。爆炸事件发生时，港口项目已开工两年多，项目现场约有400名中国籍人员。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跨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加剧各地方族群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但瓜达尔地区武装分子明显更为关注的，是工程项目将给当地人口和族群构成带来的重大变化。根据一些估算，瓜达尔当地及周边人口会从七万激增至两百万；部分当地民众认为，这将导致他们成为本乡本土的少数民族，旁遮普人、信德人和中国人则将占据该省人口多数。这也正是俾路支民族主义活动家自治诉求背后更深层次的信念。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自治是俾路支发展的前提。
这种形势直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也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可否认的是，巴基斯坦军方于2014年6月发动的，为期两年的军事清剿行动“利剑行动“取得巨大成功，也为走廊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纳瓦兹·谢里夫甚至表示，该行动是”全世界最全面、最成功、也最稳健的一次反恐行动“。然而“利剑行动“的主要打击对象，是藏匿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相比之下，巴军目前正在进行的，名为”消除不和”的大规模反恐行动，范围遍布全国，据公开报道来看也已见成效。
不过，俾路支原住人口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仍然远未达到其自身预期，当地社群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信任赤字依旧根深蒂固。有鉴于此，俾路支在走廊框架下实现和解与增长的时间窗口的可持续性并不明确，甚至有赖于若干前提条件。实际上，俾路支代表2015年5月之所以在巴全政党会议期间，与其它各省代表共同宣布支持中巴经济走廊，也是因为联邦政府此前承诺，走廊将优先建设经过开普省和俾路支的所谓“西线”。但中国官方一直秉承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仅从未提议或首肯任何强加于人的具体路线，反而是通过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走廊建设的全面性、综合性和普惠性。
随着当地与中国发展主义在走廊框架下互动的愈发深入，这种复杂局面也凸显了俾路支及其它各省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分子所谓“自由斗争”的隐含动因。当地反抗程度之激烈值得关注：2017年5月13日，“俾路支解放军”在瓜达尔*害了10名当地施工人员，并随即指控中巴经济走廊是“阴谋计划”。基于巴方政府和军方在此次袭击事件后向中国方面提供的预警信息，2017年下半年到访瓜达尔的中国公民一度只能入住生活条件有限的预制板房，而无法前往可以基本保障全天供电的，当地仅有的星级酒店明珠洲际大酒店。
对那些赴瓜达尔进行考察的中国企业代表、观察人士以及在巴华人华侨来说，这样的实地经历，往往与其此前对瓜港的认知和期待大相径庭。瓜达尔与深圳都曾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渔村（按接手瓜港及瓜达尔自由区运营权的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中的话来说，都是“一张白纸”），后来也都得到了国家的鼎力支持和外资投入的承诺。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早已嵌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记忆：一座1979年人口仅有31.4万的小城镇，在三十余年内一跃成为常住人口达千万之众，国内生产总值3000亿美元的国际化大都市。瓜达尔原住社群对人口结构潜在变化的负面诠释，和当地民生之凋敝、抗争之暴烈、政府信誉之低下，都使多数到访的中国企业家愕然不解。
经济社会形势不稳、族群暴力冲突频仍的情况也出现在信德省。在中巴经济走廊出现以前，巴基斯坦另一项规模颇巨的宏伟工程卡拉巴格大坝项目在当地遭遇了同等坚决持久的抵制。这个自1984年至今引发巨大争议的项目，正是巴国族群、民族与阶级之间复杂关系的缩影。规划中的卡拉巴格大坝将有望缓解巴全国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和用水困难。但在巴基斯坦的四个省份中，除旁遮普省以外，其余三省均明确反对修建该大坝，其中又以位于下游的信德省的反对意见最为激烈。
自1988年起，信德、开普与俾路支三省议会均多次通过相关决议，反对启动卡拉巴格大坝项目。信德省认为，大坝不仅将造成该省水资源的流失，还会导致生态严重退化和大量环境移民的出现。二十多年来，包括现任署长穆扎米尔·侯赛因在内的巴基斯坦每一任联邦水电开发署署长都曾公开表示，卡拉巴格大坝将极有利于缓解巴水资源紧缺问题。但鉴于各相关方分歧严重，大坝项目迄今仍未启动。
信德等省份如今对中巴经济走廊，尤其是所谓走廊“路线之争”的消极态度，与其对这些上世纪大型项目的抵制情绪可称一以贯之。不过，随着地区武装分子开始进行以建立“信德国”为目标的斗争，使用暴力手段的恶性事件近年来时有爆发。2016年5月30日，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市古尔山哈迪德区某中资项目现场附近发生路边炸弹袭击事件，一名中国工程师与两名当地人员受伤。警方在这起由所谓“信德革命党”实施的爆炸现场发现了信德语写就的传单，其中宣称“我们想跟中国讲清楚，凡是反信德的项目，我们都会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也是一样”。
一年后的2017年7月10日，载有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车辆刚呼啸而过，卡拉奇市滨佳胜镇某段国家高速公路就发生了爆炸。“信德解放军”宣布为这起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袭击事件负责。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公开信中，“信德解放军”怒斥“旁遮普军政当局以巴基斯坦国家名义及所谓伊斯兰化的国家名义”对信德进行的“占领”，并表示：“中巴经济走廊是对信德全国的当代威胁。这是一个反信德的项目，它将掠夺利用信德的土地资源、地文环境、贸易路线和自有水域。”此外，公开信还宣称，走廊建设将引入大量外来人口，改变省内人口结构，“我们信德人将会成为少数群体，而信德自己的贸易路线、地缘实体、人口组成，以及‘信德海’的所有权都会丧失殆尽。”这和俾路支相关人士的观点要义不无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武装分子虽然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为外来的，所谓“反信德、亲旁遮普”运动的一部分；武装分子对中国及中国籍人员的敌意相对较弱，只是将其认定为“旁遮普当权派的共犯”。事实上，“信德革命党”在2016年5月30日袭击当天散发传单的表述里也隐含了这样的逻辑：“我们认为，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强国是巴基斯坦的盟友。”
五、中巴经济走廊的历史基础和中国的“巴铁”
分析人士很难理解“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及其余诸国遭遇的特殊性。这并非偶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的全球事务参与史，特别是与巴基斯坦以及通过巴基斯坦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的历史，值得学界更多关注，因为它不仅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也为走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旗舰角色奠定了基础。（巴基斯坦在协调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更鲜为人知的是，据中巴通航协定，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1964年即开航赴华航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有航班飞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主义阵营国家航空公司。同年，*等中国党政*接见了通航访华的巴航代表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最紧密的国家之一（北京的官方说法是，巴基斯坦处于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1970年，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总额为7.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就有约2亿美元给到了巴基斯坦。同时，巴基斯坦还是中国军事援助的主要接受国。但最能象征中巴两国坚固友谊的，无疑是得名“中巴友谊公路”的喀喇昆仑公路。这条常年候双车道沥青路面公路修建于1966-1978年间，全长1038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穿越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是中国通往巴基斯坦的唯一陆路交通要道，不仅是沿线居民对新中国和中国人认知的重要情感基础，也是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外交“铁哥们”，中巴关系“堪称国与国关系的典范”的坚定政治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喀喇昆仑公路为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两国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进程揭开了序幕。
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二期项目也恰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重点公路项目。喀喇昆仑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公路，沿线地形地质复杂。中国先后派出2.2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筑路工人，巴方派出6000余人，耗时近20年（1978年全线通车，1982年红其拉甫口岸向中巴两国公民开放，1986年向游客开放）。约810名巴基斯坦建设者和至少88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公路修筑期间遇难；中方烈士陵园位于巴边境城市吉尔吉特，于1978年6月建成。对“第三世界”这项乌托邦工程的想象，不仅依然遗留在两国建设者的记忆里，也同时存在于沿线社群的脑海中。在不同场合，多名来自不同背景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省中老年居民都曾向笔者深情回忆起青少年时和中国工程师打交道的往事，其中还有几人清晰记得跟中国人一起“观看革命电影”，阅读“中国革命故事小人书”的情景。
当然，从北京到伊斯兰堡，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故事的散碎片段已难以嵌入今天两国交流合作的全新图景之中，民族认同、阶级团结、国际主义等话语体系及其阐释方式更是罕见其踪。但随着中国在其独特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进，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影响全球秩序*，人们或可从其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制度灵感，服务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曾付诸实践的方式方法，也许能有助于缓解当下的民族矛盾、社会冲突和各种不平等。而如果说，线性的、制度主义学界视角不足以剖析各跨国势力复杂互动，及其对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的话，那么将现有研究扩展至国际关系学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之外，并加以深化细化的新方法论可谓正当其时。目前，地缘关系是多数相关学术文献的主导议题。
本文试图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积极促进沿线区域变革的关键时期，唤起学界对巴基斯坦及其它地区碎片化族群与阶级认同现况的更多关注。文章认为，必须以跨学科的全球视野来理解这项区域合作倡议。随着全球秩序的迅速演变，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力的中国发展经验、中国资本和中国剩余劳动力涌入“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并在持续深化重塑这些国家的阶级政治、民族政治与身份政治。就此，可提出诸多批判性的研究问题，继而进行相应观察，总结形成概念。文中通过回顾巴基斯坦相关案例，诠释了“一带一路”这项重要公共产品充斥的活力和挑战：沿线社群破碎离散，身份认同和思想情绪迥然相异，各式各类激进主义躁动难安，相互交织重叠，彼此联系作用。究其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讨论。
（胡亦南、丁虹、于蒙蒙、王相源/译）
注：原文发表于《学术界》杂志2017年第12期280-292页。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中文稿有部分改动。作者丁虹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