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陷入与他人的冲突，有些良性冲突能带来有益的摩擦，它是推动我们变得更好的力量。但还有一种高度冲突，陷入高度冲突的人容易情绪失控，最终偏离原来的轨道。而当这种高度冲突发生于国家、种族、文明的背景中，情况会变得严重，它将固化对立的立场，形成难以调和的社会现象。
资深新闻调查记者阿曼达·里普利亲历了美国教育、恐怖袭击、自然灾难等各种冲突频发的现场，她发现，高度冲突是一种破坏性和系统性的力量，它普遍存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甚至文化关系中。此外，高度冲突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就像地球引力一样对其他事物产生吸引。当超过临界点时，冲突自身就会失控，爆发争端的初始原因和诱发因素逐渐被淡忘，所有置身其中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倾向于采取对抗模式。
高度冲突如何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看不见的手”？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高度冲突》的前言（有删节），作者阿曼达·里普利在其中讲述了从个体到社会层面不同场景中的冲突背后相似的系统性症候。
《高度冲突》，[美] 阿曼达·里普利 著，赵世珍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4月。
什么是“高度冲突”？
这是一本介绍一种神奇力量的书。这种力量煽动人们在文化争端、政治争斗或帮派仇*中失去理智。这种力量使人们夜不能寐，深陷于与同事、兄弟姐妹或素未谋面的人之间的冲突。
高度冲突不同于良性冲突这种有益的摩擦。良性冲突是好的冲突，它是推动我们变得更好的力量。好的冲突并不等于宽恕，它和妥协没有任何关系。它同样紧张而激烈，但在好的冲突中，我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好的冲突不会带来刻板的印象。我们始终相信没有人能够知晓一切问题的答案。人与人彼此相连。我们需要好的冲突来保护自己、促进了解和自我改善。当下，我们需要更多的良性冲突。
相比之下，当冲突变成一种善与恶的争斗时，就会形成高度冲突。这种争斗包括“我们”和“他们”两个对立面。
在高度冲突中，以往的对战规则已经不再适用。双方每次相遇，不论是在现实场景还是虚拟场景中，都会使情况变得剑拔弩张。人与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越是肯定自己的优越性，就越不容易弄清楚对方在想什么。当双方在现实中或新闻节目上互相针对时，当我们听到对方口中狂热、误导或危险的言论时，我们或许会感到胸口紧绷，恐惧与愤怒一同涌上心头。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双方并未交换意见，彼此却经常感受到相同的情绪。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来结束冲突—在社交媒体上叫板某人或者向人力资源部门抱怨某位讨厌的同事—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搏击俱乐部》剧照。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高度冲突的影响。他们就是治疗师口中的“高度冲突型人格。这些人总是急于指责他人，坚信自己是对的，对外时刻保持警惕。我们身边几乎都存在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事情非黑即白，他们总是正确的一方。不过生活中绝大部分人并非如此，他们尽可能地避免高度冲突。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回避也会带来问题。
最终，高度冲突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要么使自己陷入其中，要么眼睁睁看着我们关心的人或群体，乃至数代人受其所困。
在对不同地区进行的研究中，身陷高度冲突的人通常把冲突困境解释为对方先发起攻击，而自己只是做出正当回应。不管事实如何，双方都确信自己的反应是防御性的。他们就像世仇一样，细数对方的罪责，怒火一点即燃。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理论上讲，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妖魔化手足或近邻的危险。很少有人真正愿意永远生活在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激化冲突呢？为什么不能回到好的冲突中呢（即使我们很想）？
这是本书的第一个谜团。故事从北加州海岸的一个度假胜地开始。在那里我们将认识加里·弗里德曼，一位享誉世界的冲突调解专家。他决意从政，希望改善所在地区的政治环境。
我们先着眼于细微之处，观察冲突从何处开始悄然升级，从不同的层面剖析问题。“我们和他们”的冲突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有根源，而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所以说，“玉米地看起来不只是那片玉米地”，事件的背后另有其他原因。
之后我们来分析冲突是如何爆发的。为什么有些冲突一触即发、迅速升级并持续影响数代人，而有些冲突在酝酿阶段就完全消失了？我们将认识柯蒂斯·托勒，他曾经是一个黑帮头目，与芝加哥的另一个帮派积怨多年。我们将通过他的故事了解是哪四种引燃器引爆了冲突。
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高度冲突，这样当它出现时，我们就能识别出来。若是愿意，还能帮助自己或他人摆脱冲突。这就引出了最有趣的谜团。
人们确实能避免高度冲突。个人甚至整个群体能够找到中断冲突的方法，这不是轻易就能达成的，有一点很重要：他们不用放弃自己的信念，也不用违背内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相反，他们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他们开始理解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观念，就像第二语言学习者一样，在不放弃母语的情况下学会倾听对方的语言。这改变了一切，好奇心、人性、理智开始回归。冲突变得必要且有益，而不仅仅是消耗。
从高度冲突向良性冲突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模式是什么？先发生什么？再发生什么？最后又发生什么？过程将会推进下去吗？城镇或者国家如何能够阻止甚至粉碎大规模的高度冲突？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将认识来自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的桑德拉·米莱娜·薇拉·布斯托斯，她曾是一名游击队员。她用一种正式、合法、可行的方式成功摆脱内战。她知道如何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完成这段旅程。
最后，我们将探讨如何从源头预防高度冲突。我们将回到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附近一座与众不同的犹太教堂里，让信徒们尝试按照不同的方式处理冲突，信徒们会保留好奇心、坚定自己的信念，哪怕过程令他们感到不适也未曾放弃。我们还将跟随这群犹太人从教堂前往密歇根州的乡村，在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者的家中度过三天，他们是当地乡村的狱警。我们将看到这样一种场景：两个群体抑制了种族对抗的冲动，他们试图维持良性冲突，而不是激化它。
高度冲突令人迷惑且充满误导性。如果我们不能学会识别它、掌控它、阻止它，迟早有一天会陷入冲突陷阱。未来，我们会被高度冲突迷惑双眼，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偏离正轨、制造矛盾，直至丢掉最珍贵的东西。
《脱欧》剧照。
“看不见的手”
我的成长环境中充斥着诸多冲突，这些冲突并不极端。我享有充足的食物、爱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但是我的妈妈却饱受抑郁和焦虑的折磨。每次感受到威胁时，她就容易变得愤怒且抱怨重重。
因此，很多时候我都是坐在新泽西家中的楼梯上，一边用手指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苔绿色地毯上比画，一边听着父母吵架。我竖起耳朵听吵架的内容，但其实主要是在分辨语气。对于每次争吵，我的父亲难辞其咎，但我通常只能听到母亲的声音从楼上传来。随着音调越来越高，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弟弟就会关上卧室房门，开始玩他的星球大战玩具。这种做法很明智，相比之下我却只想听父母吵架。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我正在监视事情的发生，或者说正在监视冲突。也许这样做能帮我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可以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
长大后，我找到一份与观察冲突有关的工作。作为《时代》杂志的记者，我报道过犯罪、灾难、恐怖袭击等各种人间苦难，后来转行去报道教育新闻。虽然人们通常对美国的教育充满溢美之词，但其实这里的教育具有高度冲突性。（在我收到的所有恶意邮件中，唯一一个对我爆粗口的是一位老师，他回击了我写的一篇关于教育变革的文章。）
记者这个角色带来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潜意识里我还是那个孩子，相信通过监视冲突可以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我绝不容许冲突逃离我的视线。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总体计划失败了。我无法预测冲突，甚至无法理解冲突，即便在我自己的国家也做到。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世界的认识会如此不同，且如此坚定自己的信念？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反对党成员不仅孤陋寡闻，而且令人害怕。即使美国人在许多政策问题上能达成一致，但却因为政见不同开始区别对待同类。据估计，3 800 万美国人因为这次选举，最终与家人或朋友疏离。
看起来好奇心已然泯灭。在这样一个时代讲故事还有什么意义呢？煞费苦心地报道和核实每一个细节，结果却只是服务于一群畏畏缩缩的人吗？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太相信新闻媒体能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许多人刻意回避新闻，因为报道太过负面。其他人则沉迷于此，因为新闻能激起愤怒。
有一段时间，我将此总结为美国社会特有的病态。也许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历史与极端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一场典型的政治两极分化风暴，这是一部分原因，但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美国。
在其他国家，人们会因为难民、英国脱欧或能源价格问题上的分歧而从家庭聚餐上愤然离席。在阿根廷，90% 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面临分裂，甚至已经非常严重。在挪威和丹麦，人们在如何对待野狼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在新西兰，引起分歧的问题变成了猫（没错，就是猫！）。在欧洲，有一半的人表示他们的社会不像 10 年前那么宽容。10“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永久性的愤怒，一种社会层面的愤怒，”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说道，“德国人不会正常说话，德国人只会大喊大叫。”
当然优兔、脸书和推特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助长了无休止的冲突循环。媒体追求轰动效应，将愤怒转化为利润。注意力经济放任人性中恶的本能，从中获取丰厚的回报。在电视和网络上，一群愤怒的人迎面而来，怂恿、煽动人们的情绪。
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但仅有这些解释还是不够充分。很多人并未在社交媒体上花太多时间，他们也与别人激烈争吵。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比如一些尚未可知的原因。
因此我试着去寻找遗漏了什么。从卢旺达、哥伦比亚到以色列，我与不同地方发生不同类型激烈冲突的人待在一起。我完成了 80个小时的冲突调解培训，主要关注人际冲突，如离婚案件、职场纷争、抚养权争夺等。我开始看到人们在截然不同的冲突中相似的行为。
五年后，我得出了结论。许多因素促成了当前的局面，其中很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自动化、全球化、市场监管不力以及快速的社会变革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和猜疑。这种担忧让政客、行业专家和党派很容易利用实际存在的社会分歧，包括各类偏见。
但是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就像地球引力一样对其他事物产生吸引。当超过临界点时，冲突自身就会失控。爆发争端的初始原因和诱发因素逐渐被人们淡忘，对抗的动态模式占据上风。医疗政策或移民问题背后真正的意见分歧已不再重要，冲突变成了现实。高度冲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看不见的手”。
《脱欧》剧照。
逃避冲突
20 世纪 30 年代，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建造了一个名为橡树公园的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建有一个安装了现代化过滤系统的大型游泳池和一个供低龄儿童玩耍的小型浅水池。公园里有 6 个红土网球场和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动物园，里面有熊、短吻鳄和猴子。这里可以说是城市中的童话世界。
但在蒙哥马利甚至整个美国，一直以来都存在“我们和他们”的对抗，这种高度冲突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橡树公园仅允许白人进入。
1957 年秋，一个名叫马克·吉尔摩的年轻黑人男子下班后抄近路穿过橡树公园回家，他因违反种族隔离政策被逮捕。当他在法庭上质疑这一政策时，一位联邦法官裁定该市的白人专用政策违宪。所有市民都为修建公园支付了费用，包括黑人纳税人，所以公园必须对所有人开放。
这是平等和正义的巨大胜利，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该市非但没有进行调整，反而关闭了所有公园。如果没有黑人，白人就无法游泳，那人们干脆就不游了。橡树公园的游泳池被排干和填平，熊、短吻鳄和猴子被赠送或出售，游泳池再也没有重新开放过。所有人都输了，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
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度冲突。每一次尝试改善似乎都使事情变得更糟，损失在不断增加。
好的冲突至关重要。没有它，生活会变得更糟。它就像火，为人们提供生存的热量，照亮人们所犯的错误，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侵害。人们需要吵得人仰马翻的市政会议、紧张的约会晚餐、抗议和罢工，以及委员会和咨询工作室的激烈争吵。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那些试图在生活中避免一切冲突、从不争吵或抱怨的人迟早会崩溃。没有冲突的生活就像生活中没有爱，变得冰冷直至无法忍受。但如果冲突升级为高度冲突，它可能会走向毁灭，这一点区别很重要。
我一生都在观察冲突，但像大多数记者一样，我忽略了冲突的根源，这也是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它能够揭露事情的真相。我开始意识到政治两极分化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各种高度冲突中，从邻里纠纷到离婚诉讼再到罢工，人们的行为都非常相似。
高度冲突具有迷惑性。在理解这一点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会变得更大且不可避免。恶劣的争执会误导并驱使人们做出违背自己最大利益的行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这一点，一旦人们陷入这样的冲突，视野就会变得狭隘。事情被简单化，甚至过于简单。我们自认为是在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基于确凿的事实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做出判断。但真的是这样吗？
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游行。
现实世界的冲突
我们得承认高度冲突是有用的。它赋予生命意义，这是好的方面。但如今，高度冲突已经达到临界点。一次又一次，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似乎因为高度冲突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动员大部分人在不丧失人性的前提下进行变革。这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更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奏效。持久的变化以及深入人心的变革，只有在压力和良性冲突共同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二者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概率是暴力运动的两倍还多。
高度冲突并不总是暴力的，但是它极其容易爆发。它很容易演变成暴力，从而导致反对派以更多的暴力作为回应，造成伤害不断升级。最能改善局面的人逃离了现场，接下来将由极端分子掌控局面。
任何培养“我们对抗他们”思维的现代运动，无论是否使用暴力，都可以说是从内部进行自我摧毁。高度冲突无法包容差异性。显然，将世界分为善与恶是狭隘且有局限性的，它阻断了人们携手解决棘手问题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疫情把这一教训深刻地诠释了出来。2019 年 12 月 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湖北省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两周后，一名华盛顿州公民从武汉返回美国，抵达机场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四天后，他寻求治疗，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
2020 年 3 月 1 日，纽约发布首例确诊病例。但此时，病毒已经在这座城市悄然传播了数周甚至数月，主要是通过来自欧洲而不是中国的旅行者。在第一例病毒检测阳性结果出来之前，估计已经有 11 000 名纽约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到 4 月底，全球经济陷入停滞，超过 2 600 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救济。当时，全世界有 300 多万人确诊。一夜之间，人类受到共同的敌人—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新型病毒的威胁。这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人们可以不分党派、种族或国籍，携手共同应对。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两极分化的国家，大多数人确实是这样做的。2021 年 3 月下旬，90% 的美国人相信“我们可以共同面对这一切”，占比高于 2018 年秋季的 63%。美国参议院以 96 票赞成、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大规模的联邦经济刺激法案。而在一个月前，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难以想象的。
人们天生就会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也天生就会在某些条件下扩大“我们”的定义。像流行病这样的巨大冲击，可以在一夜之间把“我们”扩大至整个人类。
但是人们很难抗拒高度冲突，对于那些已经在持续的高度冲突中获得巨大能量和利益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以印度教教徒为主的印度，新闻媒体开始指责穆斯林传播新冠病毒，因为早期疫情的暴发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传教团的一次集会。“新冠圣战”这个词开始在推特上传播起来。
《新冠时期的爱情》剧照。
特朗普把疫情归罪于中国，他指责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初隐瞒了相关信息。随后，他将矛头指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美国将撤回资金并切断与该组织的联系，原因是该组织对疫情的应对迟缓。
但大流行是全球性紧急事件。疫情防控需要协作，责备只会适得其反。在毒燎虐焰中切断对全球唯一的“流感消防队”的资金资助，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突然之间，世界卫生组织和白宫的重要官员开始关心政治，而不是公共卫生。
疫情防控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国学校出于政治而非科学防疫的原因让学校复课或关停。儿童和家庭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些本来不必失去生命的人就此逝去。高度冲突很难被打破。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和“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冲突陷阱会带来自我毁灭。今天，疫情可以在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从一个偏远的村庄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城市。211980 年至 2013 年，有记录的传染病暴发次数为 12 012 次，影响到 4 400 万人和几乎每个国家，这些都发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世界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使病毒很容易传播。即使我们设法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全球经济也会像网络一样维系着我们，交织着我们的未来。
“群体间的对立和仇恨并非什么新鲜事。”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他的经典著作《偏见的本质》（1954 年出版）前言中写道：“新鲜的是，科技拉近了群体之间的距离，使它们的关系无法维持原本舒适的状态……我们还未学会如何调整自身的心智和道德以适应这种关系。”
《偏见的本质》，戈登·奥尔波特著，后浪｜九州出版社2020年10月。
人类彼此相连。这是我们必须适应的，也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我们要为良性冲突而不是高度冲突建立体制和社会制度，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区别对待同类。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可行性，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在努力了，我们拭目以待。
2020 年 5 月 25 日，一名 46 岁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白人警察*害，尽管弗洛伊德反复哀求他已经无法呼吸，白人警察仍跪压在弗洛伊德的身上长达 9 分钟。24 这起白人警察*害黑人案的大部分过程被拍摄下来，从明尼阿波利斯传到世界各地并激起了强烈抗议。此次抗议规模之大，为关于种族、正义和重大政策变革的严肃对话创造了历史契机。在许多地方，冲突虽然激烈，但也是良性的。
但并非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在一些地方，人们也会对警察和他人实施暴力行为。在某些城市，警察对和平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和武器，某些政客妖魔化抗议者，一些活动家诋毁警察肆意妄为、有失公正。至少有十几个美国人在*乱中丧生，其中大多数人死于枪击。暴力导致人们用更多的暴力来回应，这在高度冲突中经常发生。
再举一个例子，即 2020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2021 年 1 月 6 日，一群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很难预测这个饱受疫情摧残的国家能否在新的总统班底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如果高度冲突延续下去，每一次的极端暴力行为都将引发下一轮更激烈的冲突。
作者/[美] 阿曼达·里普利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