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竟陵
“大分流”视野下的海防与塞防
作者 | 竟陵
01 海防论的提出
19世纪是海权产生的时代，世界各国正以海洋为纽带，通过贸易结成一体，海洋日益成为所有近代国家的生命线。清廷拥有18400公里的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专属海域，众多的天然良港和沿海岛屿，理应是一个海洋国家。
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甚少有人关注海防问题。《清史稿》称：“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设有水师，也“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
而在19世纪的世界格局之下，中国作为一个滨海的内陆国家，此时势必要在两条道路上作出抉择：要么主动地走向海洋，加入世界大家庭，成为一个近代的主权国家，就像日本一样；要么消极地等待西方列强前来蚕食改造，而沦为殖民地，如同印度一般。
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在海上吃了多次败仗，海防问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整饬海防，御侮保国，成为这一时期人们不得不谈论的主题。李鸿章此时所阐述的海防战略，即是由整饬军实，御侮保国入手，由海防而旁及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而形成其完整的自强观。
1867年，担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首次提出建议：创建一支轮船水师，分驻“内洋港口”，“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这是最早的近代化海军建设方案和“三洋布局”海防战略设想。
晚清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肇始于日本侵台事件。同治十三年秋，中日双方签订“北京专条”后的第六天，恭亲王奕诉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折子。奏云:
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频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
由“小国之不驯”而产生的危机感，促使奕诉不能不认真考虑大清江山社稷的安危。他进一步提出:“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
这是对疆臣因循疲沓的指责，也是对十余年来所谓洋务运动的批评。为此，奕诉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要应办事宜，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认真讨论，由此引发了这场关于海防建设的著名大讨论。
各省督抚的复奏很快便集中上来，大家都承认“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总理衙门所奏六条“亟应筹办”，但在防御重点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02 海防塞防大讨论
此时的清朝外患频仍，正处于严重的边疆危机时期，除了日本侵台事件以外，西北地区的局势也十分紧张。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阿古柏所领导的叛军趁机侵占了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而沙俄势力，也在1871年间，侵占了中国的领土伊犁。
所以，朝中也就分成了“海防”与“塞防”两派。裕禄、英翰认为，与其加强海防，莫如整饬长江防务，可为“东南久远之计”；左宗棠、王文韶、丁宝桢将俄国视为最大威胁，强调加强北边塞防，主张进军新疆；而李鸿章、王凯泰、沈保祯、李宗羲等人则认为，海防为当前第一要务，主张优先筹办。
同治十三年底，正当各省督抚复议汇齐之际，同治帝薨，光绪继位，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因此拖至第二年春，清廷才下令“亲郡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个月内复奏。”
这样，海防大讨论便进入了所谓“廷议”阶段。最先复奏的是醇亲王奕环，此时正为儿子意外地被树立为皇帝而诚惶诚恐的奕环，复奏写得空泛而不着边际，如云购舰一事曰:“固不可轻于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用词圆滑，难觅主见。京官们的复奏，多对总署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最具代表性的是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卿王家壁。他们主张:“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技巧也”。
京官们的煌煌高论，反映了满清廷中有着极大社会基础的一部分人们的心声。虽然京官们和督抚中的江塞防论者，都对海防问题和李鸿章等人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显而易见的是，京官们流露的是迂阔和鄙薄，而江塞防论者则更多地表现了权益的争夺，两者的区别，却又折射出了清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复杂关系和建设海防的极大难度。李鸿章对海防问题的关注，来源于其对日本认识的转变。
这一点当时的总税务司赫德，比其他朝士更清楚，光绪元年三月，郭嵩焘在一份密折中向清廷报告说:
窃闻总税务司赫德之言曰:中国大要有二:其一曰内事，其二曰外防。内事非外人所敢置议。外防有边防，有海防，吾所陈者海防一事而已。其意盖欲以西洋之规模施之中国，而以海防引其端。
“以海防引其端”，正是李鸿章此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如果说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及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单纯军事意义而言，还有不少消极防御的保守成份，但把它放到国家发展战略这样一个宏观角度来认识，就充分显现出了它的重要性:它为19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03 海防发力
由海防建设而带动国防近代化，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由军事而牵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是19世纪历史给予远东各国的一次重要机遇。日本成功地抓住了这个机遇，迅速走完了这一近代化的路程。而中国则内外制肘，蹒跚而行，以至甲午一战，再受重创，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时机。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开始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重新审视和筹划海防问题。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反映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体包括：
首先，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李鸿章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械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因此主张将战略重点从西北塞防转移至东南海防。
其次，海防战略——三洋布局，海口防御。李鸿章认为，中国兵船少，只有“分别缓急，择最为紧要之处”“自守”。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的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再次，海防力量建设——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设定外海水师共48艘战船分守三洋海口，其中每洋外购二艘铁甲舰，配以炮艇等其他战船，逐步成军，可御敌于海上。同时，在沿海重要口岸建立坚固炮台，购买守口巨炮铁船，形成“水炮台”，并附设水雷，加上精练的陆军配合，形成第二层次的口岸防御兵力。
最后，海防力量使用——“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法。前者是依傍水陆炮台和水雷进行防守，后者是用兵船配合陆军“随时游击”，“防敌兵沿海登岸”。在这些主张中，已有建立外海水师，运用海上兵力进行机动防御作战的思想成分。
在李的三洋联动中，轮船招商局租领马尾船政局所造轮船，对马尾船政局的生存与发展做了不可忽视的贡献。1873年李鸿章就说：“闽厂(马尾船政局)现筹岁造两船。若招商局不能多领，尚虑无处销纳” 。1874年。马尾“船政自第十二号永保起，仿照商船式样，除永保留于船政以备转运外，余三号议拨招商局应用”。
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制造条件下，由马尾船政局自行造船的成本，是远高于直接向西方列强购船成本的。于是，具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薛福成便明确指出：必须改变靠国家拨款维持生产的局面，“欲谋持久，莫如经营商务”。在具体分析了闽、沪二局造船的情况，认为“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于是建议从英国订造兵船及铁甲船，并派中国学生工匠赴国外“学习造工，并讲求驾驶操练之法，俟成部后，配齐地位，随船回华，庶有实济。”
同治中兴的名将们认识到，切筹海防，没有巨额资金是无法办事的。1874年两江总督李宗义讲到，“外国轮船，以商为主，所以财力厚而兵饷亦足。上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即是此意。1881年李鸿章自己也垣承“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得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
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有过利用轮船招商局储备水师的设想。早在1872年，朱其昂和朱其诏在“草拟轮船招商略节”中，提出了轮船招商局要“酌用水师兵勇，以备不虞”的想法。1879年，北洋水师的实际负责人丁汝昌在“谨拟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中提出，从轮船招商局中“择其结实便捷者配给枪炮、水勇，以备缓急” 的建议。
北洋成立之初，李鸿章除向德、英购舰的同时，还向马尾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定购所造之船充实北洋海军。这样，到1888年，北洋舰队舰船已初具规模时，除拥有定远、镇远两艘7000千吨铁甲舰外，还有济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超远、扬威等七艘巡洋船，以及蚊炮船、鱼雷艇等多艘，总吨位达4万余吨，马尾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所造之船也占有一定比例。
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仅有轮船4艘，2319吨；到1883年，已有轮船26艘，33370吨。船只增长5倍半，吨位增长14倍多。吨位增长快于船只增长，说明大吨位的船增加较多，也说明经营规模扩大，运输能力提高。资本总额从59．9万两增加到533万多两，增长了8．5倍。在短短10年间，建设起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中国商轮甚至远航海外。“由内江外海以至泰西，逐渐开拓”，“或江、或河、或湖、或溪之间，皆有轮船往来，如此则华商火船之生业可以无所限止矣”。
马尾船政局所造船舰在实际的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清廷命沈葆桢奉钦命亲率三艘轮船赴台湾布防，又派其余军舰驻扎澎湖、台北、厦门、福州，并调商轮三艘运送援台淮军（唐定奎部）和装载军火。经过一番部署，大大加强了台湾防卫力量，遏制了侵略者的气焰。当时调用的军舰和商船都是由马尾船政局制造的。
1884年中法战争，由马尾船政局生产的船舰装备起来的福建水师是海战主力（只有两艘军舰购自美国）。马尾海战的结果，福建水师虽全军覆没，但主要责任在于指挥失当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不能因此全盘否定造船厂在海防建设上的作用。中法战争后，1885年清廷决计“大治水师”，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掌门人，一时间权、钱在握，不失时机地将近代海军建设推向了顶峰。1888年，随着《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04 后继无力的海防之路
今日看来，海防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晚清纷杂多变的局势中，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寻到了一个清晰可观的由头，一个珍贵的切入口。恰好李鸿章提出海防战略的那个19世纪70年代，又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环境。
首先是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击败了沙俄，迫使俄国废除了农奴制，然后俄国又卷入了俄土战争，已经很难同时在远东地区扩展其势力。其次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国失去了在亚洲地区与英国争霸的能力。再是随着德国实力的不断增长，英德军备竞赛和在北非、中东一带的争夺日趋激烈，相对转移了其对远东地区的注意力。
当时，李鸿章亦看清了这一国际局势，光绪三年（1877年）3月21日，他致函丁日昌说:“俄与土尔其衅端已开，欧洲战争方始，日本萨峒岛之乱尚无了期，乘此东西洋多事，无暇旁顾东土，厉兵练甲，事有可为。”19世纪后30年，在远东地区实际上只有日本对中国构成真正威胁。
这个时期，清廷如能举国大办海军，停西征之饷移用于海防，依丁日昌、李鸿章之设想，大力购置铁甲舰，组建起三洋舰队，不仅日本不敢问鼎中华，即法国亦不致轻启兵端。海防既保，国家遂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程亦不致屡受重挫。早在光绪六年，薛福成曾经勾画过这一结局。他说:
尝观于壮士之赴斗，以有器与无器校，则有器胜；以利器与不利之器校，则利器胜；匹夫仗剑，虽被褐怀宝而暴客不敢睨者，气夺于所畏，备豫于先事也……然西人所以夸诩日本，日本所以挟以傲中国者，则彼有铁甲船而我无之也……就中国口岸相需之船，大小参用，少则可购四号，多或至五六号，非必用以摧敌也，但使得此利器，坐建无形之威，则假托者自恧然而气馁，旁观者亦悚然而神惊，不待两阵交锋，可以潜消邻衅，已省无穷之费。否则彼欲骋所长，其势必迫我以交锋，否则彼所购之铁甲船三号，其究亦必取偿于我，此中之得失利病，不待智者而决矣。
但是，由于清廷没有从整体上接受李鸿章的海防战略的建议，海防之事终成空议。北洋水师在初建时进行过一大批购船之后，朝廷就没有批准拨发后续的造船经费了。而与此同时，世界的海军战舰又在迅速地更新换代，到了19世纪90年代，北洋水师的战舰实际上已经再度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在黄海海战前夕，廷旨严责北洋海军将领畏缌巧滑，李鸿章疏奏复陈，言词苦涩:
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体仰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因此，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既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
苦涩之中正藏着许多说不出口的怨气。李鸿章明白：海战惟持船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早年的战争经历，使他懂得在战场上略逊一筹的厉害。李鸿章似乎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但却无力改变这早已筑成的既定局面。
从李鸿章20年海防建设的实践，从北洋水师到轮船招商局，不难看出由内陆走向海洋的伟大意义。正如没有幼童的出国留学，就不会有严复的《天演论》一样，没有北洋海军的建立与甲午海战，很难设想戊戌变法和晚清的新政改革会在那时自然产生。
05 难以评价
19世纪，中国最大的危机发生在东南沿海，但清廷的战略重心却放到了西北边陲；在鸦片战争以来的60年的时间内，中国在五次由海上而来的重大对外战争中败北，仅战争赔款一项即高达12亿两白银。可清廷在10余年间用于西征的款项，却比李鸿章20年内筹建海防所支费用高出3.6倍。
19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具有新兴的资本主义向落后的封建帝国进攻的性质，而沙俄在西北的争夺，更多地则是对土地的侵掠。海上的进攻关系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存亡和发展的方向问题，而陆上的侵掠影响的只是国家版图的大小。40年后发生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民族存亡问题的重要性就能见出李鸿章的眼光比时人来得准狠。
当时，清廷在海防议之后虽然做出了两者并重的抉择，但实际上则是缓东急西。海防问题自同治十三年提出讨论，在光绪五年琉球事件时再议，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后又重新讨论，方才确定了建立海军衙门和组建北洋海军的方针。清廷战略重点选择的错误，表面上看失去的是10年的时间和足够再组建三枝北洋海军的经费，实际上丢失的是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历史机遇和逾11亿的战争赔款。钱损失了尚可再积蓄，然而历史机遇的错过却永远难以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