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地田恒夫（右一），在花冈和解后与新美（右二）、田中宏（左二）、木越阳子（左一）在大馆市十濑野公园“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前告慰中国劳工英灵（张国通摄影）
谷地田恒夫，1941年出生在花冈町，现在叫大馆市。
这个不起眼儿的小地方，在本州岛的秋田县东北部，从版图上看，是在这个被叫做“东北地方”的最北面，它的纬度和中国北京差不多，四季分明，盛产的秋田杉，也是这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但因它的地势东高西低，冬天会有很厚的雪。沿路去花冈，人们尽可以看到两边的雪线标志杆，雪大的时候，能赶上一人高。你没看到，但看到了一位和平的守望者，他叫谷地田恒夫。
关键，这些自然的东西都不重要。
二战即将结束后的“花冈事件”，让花冈町在瞬间因为一起惨案出了名。
可想而知，这对花冈一个不大的小地方该有多么深重的影响，且这种事是逐渐蔓延开来的。如不加以重视，它或许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无翻身之日。这样的境况下，大馆人知道该怎么做了。
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曾任日本国会参议员的田英夫说过：
我们日本人必须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的灾难，现在已成为中国民众很难愈合的心灵伤口。花冈惨案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也不允许逃避。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历史事实。
这样的言辞，不仅仅是说出来，也应该是做出来的。
出生在这里，并在懵懂中目睹了花冈劳工惨状的谷地田恒夫，童年的记忆，一直烙印在心的深处。他家住在片山部落的村子里，离花冈镇不远。“花冈事件”发生时，他五岁。
村子里只有100多户人家，他家附近有片葡萄园，葡萄园旁边有个猪圈。暴动发生后，大多数劳工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被警防团抓住，带到花冈镇上的共乐馆广场，但也有极少数零散人员跑到了别处，其中一个就跑到了片山部落。跑到片山部落的这个劳工，看样子是实在饿急了，他在葡萄园旁的猪圈里抓猪食吃，被警防团即民兵的人给抓住了。
不知情的居民都来围观，谷地田也夹在人群中，五岁的他个子矮小，他是从大人两腿之间的缝隙中看到那个被抓劳工的。那一刻，劳工还抢先抓了一把猪食塞进嘴里。这一幕，谷地田怎么也忘不了。
当时老百姓们不知发生了什么。狮子森山漫山遍野拿著竹枪、木棍的民兵和老百姓协助警察搜山，人们把这个行动称作“打兔子”。他们把抓到的中国人用绳子捆绑起来，带到镇上的共乐广场，扒去他们身上的衣服，让他们半光著身子，胳膊捆在背后跪在地上。
人们听著传说，这些中国人*害了日本人，他们没问为什么。还说中国人吃死人肉是畜生不如的东西，他们也没问为什么。不明真相的人因此对中国人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不少男人甚至也跟著拿青竹抽打跪在广场上的劳工，嘴里还骂著：“清国奴，死去吧！”
老师甚至也偏听偏信，不明就里地带一帮学生来到广场，发给棍子，让他们打中国人，并向他们身上吐口水，因为他们听了传言，出于气愤和厌恶，竟然下死手。谷地田听说在离镇子不远的村庄里，青年团里十几岁的少年把几个中国人活活地打死了。
谷地田曾跟著母亲一起到共乐馆去观看那些被捆绑起来的中国人，听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吃喝，有的人受不了，甚至喝了自己的尿。谷地田刚看了一眼，那是一个日本男子正用竹子抽打中国人。刚看到这情形，他就被母亲拉走了。母亲说，孩子不能看这种场面。对于小孩子的谷地田来说，当时，他哪里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只在这些场景中留下了记忆的碎片，存在了心底。
日本战败后，花冈人还在蔑视和抵触中国人。
因为传言，在当地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就不是人。那是1945年8月28日，谷地田的妈妈在厨房切菜，忽然抬起头来。外面传来食品降落伞投放的“呼呼”声，妈妈赶忙放下菜刀跑了出去。他也跟著去拿降落伞，中国劳工暴动被抓回来后，听说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鹿岛组的监工对他们不像从前那样管束和施暴，相对有了自由。见到空中投放的降落伞，他们也去拿东西，却不料被全村人绑起来殴打，一边打还一边骂著“抢过罗！”大致意思是“支那人”的叫喊。当时，不怎么懂事的谷地田也跟著其他小孩子一起欢呼拍手，用石头砸了中国劳工。在他的心里，那就是“坏人”。
直到高中二年级，谷地田第一次“进城”，到了花冈。他是骑自行车来听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演讲。那时，他不知道这个当初获日本文化勋章的反战人物居然发展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但他没有受到他的不良影响。后来，让他吃惊的倒是“花冈事件”，就发生在他听演讲的那个地方附近。当时，他不知道很多中国人死在了那里。
有些事，像是注定的一样，花冈就是他一生的宿命之地。
谷地田恒夫家里困难，十九岁的时候，念到大学二年级，家里无法支撑他的学业，只好回到家乡，当了小镇上的邮递员。这一年是1959年，中国已经独立研制了原子弹和导弹，开始有了共和国成长的力量。他所工作的邮局，恰巧正对著共乐馆广场。但他对“花冈暴动”一无所知，无法与当年看到的场景联系在一起。
他是在和同事前辈吃饭喝酒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随便地聊起战争经历，比如说谁去中国参过战，负了伤，用便盆吃过饭……但都不是什么严肃的谈话。他从中知晓了什么是战争的残酷，什么是非正义。
后来，偶然在朝鲜人卖酒的店铺里，第一次听说了“花冈事件”。
小时候经历过的画面重新被忆起，无形中，自己成了目击“花冈惨案”的证人。
年轻的谷地田震惊了，在他的心中，不亚于原子弹爆炸。自己的家乡，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因为自己当年的无知和幼稚，也跟著无知的人一起，做出了不该做的事，内心强烈的忏悔，让他说什么也做不到无动于衷了。
有了工作的谷地田加入了工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秋田县是在1914年成立的工会组织，这时的工会是以劳动者生活改善为中心，开展一些活动。然后，逐步发展到和平运动。当时，在日本政府统治下，工会活动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挠和镇压。但工会还是成为了后来当地左翼运动的源头，“农民和矿山的人，工会活动已经进入了生命中。”谷地田要在工会里，实现自己的和平愿望。
事实上，从1952年开始，花冈人就把“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
当知道了“花冈事件”真相后，有了独立主张的他马上反应过来：“作为工会会员，我知道东京、广岛、长崎有反对原子弹运动。那花冈也发生了重要的中国劳工暴动事件，为何花冈不做和平运动？”
以此，他开始关注“花冈事件”。
他不仅以正义之举，积极参与和平运动，同时发起并成立了大馆市“花冈事件记录会”，从担任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协议会事务局长，也就是大馆市的工会组织负责人以来，就不间断地在开展花冈劳工的祭祀活动中，一直坚持战后反思。
小时候，谷地田恒夫的父母吓唬小孩常说：“蒙古人来了！”“现在距离元朝攻击日本已经有七百来年的历史了。他认为七百年以后，中国人吓唬小孩也还是会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还会留下影响。”
花冈的和平气氛越来越浓，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
1963年，花冈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传募捐下，高大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树立起来。碑的背面铭刻上了每一位殉难劳工的名字。每年6月30日的追悼大会就在碑下举行。谷地田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表达机会，他是想让和平的种子遍撒日本大地，或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当年的花冈町、花矢町时代，就这么以地方自治的方式，年复一年地主办一场一场的慰灵仪式或与其相当的追悼活动。后来，1967年，与大馆市合并的时候，竟将继续举办慰灵仪式作为合并的条件之一，延续下来。可见，花冈人的反省之心。
此后，历任的市长作为仪式的主办者，都在重复这样的话：“再不能重演这样的罪错，要以这段事实作为历史的教训。”
有愧于中国人的一种情怀，也让谷地田恒夫那么执著地开始了“和平之旅”。
那是从1969年开始，二十九岁的谷地田恒夫开始宣传花冈事件。他要发声，要让世人知道这段历史。这一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国劳工逃亡过的狮子森山，在这块血染过的土地上，先为大馆人做讲解，要让每一位大馆人都明白，当年的花冈曾经发生的惨案。
他说：“我愿为日中两国的友好和世界的恒久和平，与大馆市民共同协力。”
谷地田恒夫在“和平纪念馆”做讲解（张国通拍摄）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讲述逐步深入人心。
他要讲述“花冈事件”的历史，直到永远，并说，“这是生存在本地的我们应尽的义务。”
但是，再怎么说，这些活动都是民间的，友好人士自发的。官方虽然支持，与市民们保持默契，但始终没有真正参与。1985年，这一年是大馆的历史转折。
左翼的社会党市长山健之郎开始参加这一祭祀活动。
当时，说服市长的人里面，就有谷地田恒夫。事后，他说：
作为左翼市长，他选举必须有工会的支持。而作为工会组织的负责人，我以组织为后盾，向市政府提出了市民要求书。市长也毅然开了这个先河。
这一年，“花冈暴动”日，终于被大馆市政府接纳为“和平纪念日”。
“和平纪念日”期间，大馆市政府大楼升起中国国旗，坚持每年为殉难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纪念活动。
我认为，中日友好是要建立在具体行动的基础上，我进行的就是具体的行动。当然，我在狮子森山的演讲依然继续。
时间跨进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始终没有停下他脚步，以自己的方式，实践著理念上的和平梦想。那时，登山的工会成员平均在20-50人规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年的6月30日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来。年轻的工会会员平时答应得很好，最后却都推说有事来不了。我真的很生气，想明年绝对不干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个人来了。”政府的支持与和平人士的参与，让他信心大增，他没想到，这一干，就坚持了五十年。
应该说，大馆的198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中国劳工在这一年，第一次参加了大馆战后的第42次慰灵大会。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林伯耀与谷地田恒夫有了接触，林伯耀的到来，使大馆的和平队伍里陡然增加了力量，它已经不只是大馆这一座城市的事情了，它是日本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林伯耀和弟弟林伯辉请来了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的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他们旗帜鲜明的立场，不用说，给了劳工及众多爱好和平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1989年12月，以耿淳为首的花冈惨案幸存者，第一次对鹿岛建设公司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公开谢罪、赔偿、建立纪念馆的三项要求，在亚洲打响了对日战后赔偿的第一枪，更让谷地田振奋不已。
从这时起，谷地田再次与劳工们见面，当年的一幕一幕总是回旋在心里，他是从加害方的角度，在为日本人的残暴后果赎罪，并以更加坚定的信念，从事他的和平工作，一次次地到中国，和林伯耀们一起并肩战斗，为幸存者做调查记录，完全走心地参加一系列的祭祀劳工活动及各种纪念会、研讨会。只要是为了和平，他总是会冲上去，坚定不移。
此后，每年的祭祀大会，都有中国驻日使馆公使参事官参加并致辞。1990年6月30日，中方派来的外交官员是王毅。现在，他已经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了。
转眼，到了1991年，保守派的自民党市长小畑元上台了。各方中日友好人士都非常紧张：“他还会不会继续追悼中国死难者？‘和平纪念日’会不会取消？”
当2013年6月29日，花冈受害者遗属“八零后”“九零后”来到大馆市政府时，等候他们的正是现任市长小畑元。他对遗属们说：
几十年来，这个市的行政区划变了，市长变了，连执政党都变了，但是每年6月30日的祭奠，从来没有停过。在我任上，也不会停。
他从1991年开始成为大馆市长，已连续五次选举获胜。一直当了二十二年市长的他，是全日本现任市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小畑元说：
我自己不是花冈人，但是先辈曾经是大馆市人。‘6.30’活动不是政党决定的，它是超越政党的问题。因此，我一定会继续下去。
这之后，每年的悼念活动成了惯例。
也为此，大馆市成为日本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市政府出资，主办反战和平祭祀活动的城市。它在大馆的史册上，带有特殊的传奇色彩。
大馆市之所以这么多年，坚持祭祀“花冈暴动”殉难者，关键出于一种正义良知。小畑元道：
首先，我认为花冈事件是非常悲惨、绝对不该重演的。必须有人道主义的底线，中国人、日本人同样是人，在过去，日本人伤害了同类的尊严。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首先就是要祭奠死难者。第二，不幸的历史事件不能被埋没在故纸堆里，发生了的事件不能否认，必须要向后代传达历史的真相。
作为一市之长，他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建立在和平友好基础之上的，且在铭誓中付出了实际行动。现在，殉难劳工遗属们也能轻松地登上狮子森山，那一条山上的路，可以回顾亲人们发生惨案的所在地，真实地出现在眼前。这条上山的路，就是市政府特地为他们而修的。从老年劳工遗属们登山拜祭的安全出发，市政府每年都周到地安排两名护士全程陪同。
这些变化，让谷地田恒夫和他那些爱好和平的人士，更加努力，为和平不断地贡献自己。
2000年，谷地田恒夫因为糖尿病恶化，做了截肢手术，成为了五级残障人士。谁能想象，正是在花冈遗属起诉鹿岛建设公司，成功和解前不久。他在这个重要时刻赶到北京，参加和解成功的报告会。此时，距离他手术完成还不到一个月。
不想错过的见证，一如既往地留存在心底。
还有令人震撼的消息，也就是花冈和解之后的2002年4月，花冈设立了特定非营利法人“花冈和平纪念会”。宗旨是：“要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花冈事件的记忆，让加害当地的大馆市民不会忘却历史，促进当地民众自发而积极的和平追求，设立有形的具象的花冈纪念馆，并以该馆的活动为基础，奉献于日中两国间的和平与交流。”
为著无法忘却的忆念，谷地田恒夫执著地信守自己的信念，与爱好和平的人士共同牵手，进行著未竟的事业。即便病著，坐在轮椅上，也没有停下来。当地民众决定筹资建设花冈事件纪念馆。他作为负责建造纪念馆的当地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副理事长，诚恳地表示：“其意义在于由作为加害者后代的我们将其建成。通过表达不再重复悲惨历史的决心，有助于更好地赎罪及建立真正的日中友好。”这就是今天的花冈人，勇于担当的花冈人。
“NPO花冈和平纪念会”从2002年开始，用了八年时间，由民间团体募捐5000万日元。这个纪念馆是首次由日本的民间团体自发组织的，作为加害者方，进行自我反省，亲自建成的历史纪念馆，这里有谷地田辛勤的汗水和郑重的心思。他说：“我希望告诉中国人，在日本，也一直有人在反省。为此，我一直努力筹钱、宣讲历史。”在花冈事件纪念馆筹款中，他自己捐了200万日元。“我家是夫人管钱的，所以，那次我是很认真地低头和夫人商量，最后夫人还是赞同了。”退休后，他也不断捐出自己的退休金。
2010年4月17日，“和平纪念馆”在日本秋田县大馆市开馆，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亲自为“花冈和平纪念馆”撰写了馆名。有媒体称：“花冈事件”中有众多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在“二战”结束前牺牲，宣传战时日方加害行为的设施，这在日本国内尚属少见。
纪念馆为木质平房，占地约200平米，在这个不大的地方，以其翔实的图片和文字资料记录了当年被掳中国劳工所遭遇的残酷压榨和非人待遇，以及以监工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泯灭人性的残暴行为。展品包括受害者和事发地附近居民的证言、照片等资料，以及对中方与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经过的介绍。馆内还陈设了描绘被害者遭拷问情形的壁画和为殉难劳工准备的布鞋，让他们尊严地站起来，找到回家的路。
“和平纪念馆”开馆的当天，中国大使馆代表参事官薛剑、花冈事件幸存者李铁垂和三位遗属、北海道劳工刘连仁之子刘焕新、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秋田县佐竹敬久知事、大馆市市长小畑元等100多位友好人士参加并见证了这次开馆仪式。
这一天，天很冷。但每个人都有一颗被暖著的心，因为，终于为当年的殉难劳工做了一件事，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安息。活著的人，和劳工比起来，寒冬腊月，在北风刺骨的雪水中作业，再冷又算得了什么。
在木质板房前，小畑元市长说：
长期以来，我们大馆市市民做两件事，一是我们坚持不断地将真实的历史传给后代，二是每年6月30日举行追悼死难者的活动。花冈和平纪念馆建立起来了，对此我感慨万千，今后我将和纪念馆的各位一起努力，不断地将真实的历史向后代，向全世界传播下去。
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理事长川田繁幸表示：“为了不再犯错误，有必要记住花冈事件。”
所有这些，都包含著谷地田恒夫一点一滴的付出。
谷地田恒夫（前排中）和夫人（右一）在沈阳参加纪念活动（韩建国提供）
2018年，在中国沈阳谷地田恒夫参加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天津市烈士陵园——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和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联合发起的“不忘历史 为了和平——中国劳工血泪史特別展”暨“中国劳工受难史与新时期史学价值研讨会”。
你见他坐在轮椅上和夫人出现在会场，参观了特别展和“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可见顽强与刚毅中透出的使命感。为了历史的正义、人类的尊严、世界的和平，义务地为之奔走，该是怎样的执著。
“九.一八”博物馆广场上，整齐地摆放了数千双黑色布鞋，这是为纪念二战期间在日本遇害的6830名中国劳工。当年，这些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没有鞋穿，今天，象征著维护殉难者尊严的鞋子，在谷地田恒夫的眼里，是一种缅怀。他从花冈走出来，经历了几十年风雨，最终站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回望并俯瞰发生过的一切。他什么都没说，但一定是都在心底。
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这就是谷地田恒夫，为著正义所做的努力。
和平的守望，在所不辞。
END
世态记录者，灵魂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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