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娃自传第四章丨在学院的最初时光

他把我带到了一个空旷的球场，所以我们能单独呆在那里来回击球，5分钟，10分钟。然后他走到球场旁边打了个电话。（一个在球场上的电话？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设备。）他在打电话给尼克·波利泰利。他说：“嗨，老板，我这里有一个你现在就需要见的人。”

他和我一起来到了中心球场，它坐落在学院的中心。在这时，我们必须要把尤里留在这里。这是这里的规则：家长不能来到中心球场。自从离开索契之后，这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和父亲分开。我不喜欢这么做，我感到了恐惧。这些人到底是谁？我要去哪？我还能回来吗？

在我见到他之后，很难说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他不高也不矮，苍苍白发吸引着人的目光，在百码之外你便可以看到他明亮的牙齿。他的胳膊细长有力，皮肤晒得很黑，呈现出紫色和皮革状。很明显他是一个长时间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尼克从小在纽约的布朗克斯长大，是一个大家庭里最小的儿子。网球并不是他们从事的运动——纽约是篮球的代言词。在大学毕业之后尼克选择了从军，然后便搬到了佛罗里达。他想过当一个律师，但他在迈阿密大学呆了还不到一年，他在那里学会了打网球。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教想要打网球的朋友们打球。随后便明白了他是一个好的教练，而不是一个好的球员。他开始教授网球课程，然后以一名职业球手的身份不断在酒店的巡回赛中取得成功。他攒钱，磨练着自己的销售技巧，寻找着投资者，然后开办了这所学校。

当我们到那的时候，学院是由低矮的建筑和宿舍、硬地和红土球场组成的校园，中心球场休憩在体育馆灯光的照耀之下。当时它已经很出名了，这里是安德烈·阿加西、吉姆·考瑞尔、安娜·库尔尼科娃、莫妮卡·塞莱斯、玛丽·皮尔斯成长的地方。尼克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几乎是一个卡通网球大师。他已经经历了七位妻子，执教过诸多球员。他会关心这个来自俄罗斯女孩身上什么样的特质？也许当我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签离婚协议。在内心深处，他只是一个商人。他想要创建一个伟大的商业帝国。当你想到美国的网球学院时，你会想到波利泰利的网校。没有其他学校像这所一样。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一位教练，而是把他当成一位老师，甚至是一类导师。

那天我没有和尼克一起击球。我和教练一块击球，而尼克站在阴影下看着我们。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一个关于球员倾向、习惯、性格和其他或大或小特质的洞察者。这是他的天赋。这是一种洞察力。在开始的那一刻他便能看到结局。我同尼克在他的网球学院的办公室里谈话。他现在已经很老了，身体也有一点虚弱，但他仍然是当年的尼克。当我问到他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你还记得吗？”——然后他笑了。“当然，我记得它。”他说，“当时我已经听说过你——别人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这里有一个来自于俄罗斯的瘦小女孩，她打球的方式真的很特别。’但说实话，每天我都会接到像这样的电话，所以我通常不会太放到心上。然后你就出现了，教练打电话说：‘尼克，你应该看看这位。’你的确很不同寻常，在我看你击了两三次球后，我就看出了这一点。你才六岁，但你已经能够持续击打网球。这不仅仅是力量——这是你的步伐和抓地力。完美，所有的一切都很完美。当然，很多东西都可以被教授。最令人惊喜的是你的专注力。你不会丢掉专注，你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击球而不感到厌烦。一开始你没有所有的移动能力，没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你有击球的意识。而且这不能被教授。”

尼克要求见我父亲，翻译也跟了过来。随后一封入学通知书便下达了。我现在还太小，不能生活在学院里，你至少要等到十岁的时候才能符合资格，但我可以在这里训练。我可以每天都呆在这里，练习一整天，不用交钱，而且拿到了某种奖学金。我可以在大厅里吃中饭和晚餐，尤里也可以在这吃。他们甚至给我们找到了一个住宿的地方。片刻之间，我们的未来便看起来有了保证。

我们住在一位俄罗斯中年女性的公寓里，从这里开车到学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这是翻译给我们安排的。我们每月支付250美元，可以使用厨房、浴室，同时包括起居室，拥有看电视的权力，这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看电视是我学习英语的方式。我从《恐龙巴尼》上学到的英语比我以往在学校里学到的还要多。我们的生活与那位房东搅在一起，我认为她对我有所成见。有时，她会送给我彩色画册，接下来，她会威胁把我们赶出去，给一个租金更高的房客腾地方。她会给我们提供建议，为我们提供翻译，有时却会与我们作对。这不断反复。在我人生中，从那时开始，我便明白了可能在某一时刻你会喜欢着某人，憎恨着某人，并对他们漠不关心。

这所公寓是你在80年代关于不幸的家庭、单身的母亲和离家出走的人的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当我现在想起它，有时我不确定到底是我记忆中的布莱登顿有一点小小的复杂，还是受到丹尼尔和他妈妈在电影《龙威小子》中住过的那所公寓的影响。（《龙威小子》是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同时对我来说也是另一位伟大的英语老师。）它是两层的房子，汽车旅馆风格，在它后面是一处庭院，屋门直接通向外部走廊。它很小，里面很黑，窗外是棕榈林立的道路。我父亲和我共享起居室的睡椅和一张折叠式的双人床，由于中间凹陷，甚至在睡梦中我们都不得不去保持平衡。这张床或许能解释从那时起至今仍在困扰尤里的背伤。和我父亲分享一张床，和一个已婚的老男人并排睡觉奇怪吗？不，这就是我的生活，并且我很满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都知道他始终在那里，为我日夜操劳。

我们养成了一套习惯——对于我们任何一人来说，始终都没有可以偷懒的一天。每个早晨在日出之前我们便要起床，为了不弄醒那位年老的女士而到处爬行。我父亲不需要闹钟，他十分简单地就把自己的生物钟调到了那个半夜三更的时刻。早上五点钟，他从床上起来，穿上鞋，然后准备离开。我们在黑暗之中吃着早饭，讨论着当天的目标。今天应该训练技术中的哪一环节呢？我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赶往学院。他会带我走四分之一英里到前门，这会花费25分钟的时间。 当我们到那时，太阳就升起来了。过了不久，我们便有了一辆自行车。尤里瞪着脚踏板，而我坐在后面。有一次我们被警察拦了下来，因为我没有戴头盔。在我父亲看来，这十分可笑，要知道当核辐射倾泻而下之时，他距离切尔诺贝利仅仅一百英里而已。

6:30之前我会一直在球场上击球。然后我们会分组进行训练和上课。你始终会有事情做，这就是尼克的哲学。如果你不在击球，那么你就在捡球。如果你没在击球或捡球，那么你会排着队移动脚步，等待着你在底线击球的机会。一开始，他们把我放到了六岁到八岁女孩的小组。整个早晨我们会在一起训练，对着来说这很好。这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真正去了解这些人。客观来说，这些人将会伴随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并且与我为敌——有些人仍然在球场上和我隔网相对，尽管我们都已经变老，至少按网球的标准来讲是这样的。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一些人很出色，一些人非常出色，一些人更为杰出。但一些人一点都不优秀，这些人真正让学院获得利润，她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她们的父母并不能认清现实。即便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可能也永远不会变得足够出色——即使是我也能看出来。用这句话来说，横亘在优秀与伟大之间的是一座科罗拉多大峡谷。

这些女孩中的大多数都是被宠坏的孩子。你可以看出他们真的不想呆在这里，两分钟后你就能看出他们并没有真的学会打球。她们没有协调性，不知道左脚和右手的协同性。并且她们不能坚持做任何事情或保持专注。也许这就是她们生气和发脾气的原因。学院里的很多孩子就是这样的，这让我很生气。我记得看到过在一站大型初级赛事结束时拍摄的照片。他们把冠军放到亚军旁边来展示。甚至不用看谁举起了奖杯，从失败者的眼神中你就会立刻找出胜利者。从那时起我发誓通过照片你将永远不知道我获得了冠军还是亚军。

12:30,我们会去吃午饭。为什么每家自助食堂都非得很糟糕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食物通过传动带来运输。我闭上眼睛，把它取下来。我知道我们的银行余额依赖于我能够在学院里吃下多少东西。

在下午，我们会回到球场打对抗赛。从1:30开始，一直持续到5:30或者更晚。这是最幸福的时光。这是你可以去看清事实真相的时候，到底谁是谁，什么是什么。尼克一个又一个球场来回穿梭，看着正在进行的这一切。如果他逗留了一两分钟以上，那么你会感到很特别。每个人都在追求着尼克的赞许。尼克有着特别喜欢的人，学院里面最好的球手，无论男女，都在一个精英小组里面训练。他们就像摇滚明星。他们在一起打球，一起欢笑，一起吃饭，并且看不起其他所有的人。在那个小组里面的孩子年龄不同，但是都有这些精英的共同点。托德·里德（Todd Reid）在那个小组里面，同时也包括耶莱娜·扬科维奇和霍里亚·特卡乌（一位伟大的双打选手）。后来，我也加入了这个小组，虽然我从未认为自己是他们其中一员。

安娜·库尔尼科娃在学院里大名鼎鼎，因为我们都是俄罗斯人，都有着金色的头发，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被拿来和她比较。在那些青葱岁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需要衣服的时候，总是会得到安娜的旧衣服，好吧，我不在意衣服的好坏样式，紧身动物印花不是我所关注的事情。随着我的长大，这些比较伴随着我的厌恶而与日俱增。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如此相同。我们长得不一样，行为不一样，并且我们的网球风格也大为不同。但是公众看到的事情只有金色的头发和出生的国家。但这种关系在某种方式上是有用的，不仅仅是安娜剩下的衣服，同时也在于一个市场。我知道我需要去超越库尔尼科娃，当我做到那时，我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为人们所认知。我父亲对于安娜有着自己的看法，对安娜的妈妈更是如此。我不认为她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在那之前，安娜一直是一个可爱的俄罗斯小明星。突然之间，竞争出现，风雨已来。 （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Maria Sharapova 编译：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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