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在古典诗词里，有很多的诗歌描写古代战车，在很多影视剧中，也大量的车战的场景。但影视剧毕竟是有局限性，它无法真实全面展现古代车战的风貌。
在秦以前，战车是战场的主宰，这种超级武器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受到重视。
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迈锡尼时代，战车在希腊就已很常见，但简陋得不成样子，其任务不过是将骁勇的将领运到战场。
希腊战车通常安有一个轻型底盘，在底盘上竖立起由弯杆搭成的框架，框架之间用交织的皮革条连接起来，或用柳条编织成防护前胸和身体两侧的屏障。
严格来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车厢，车轮辐条不会超过8根，主要是两马牵引，但也有四马的组合。那个时代的壁画告诉我们，希腊战车很小，无法提供足够的战斗空间，在车上向敌人投枪或射箭只是偶然情况。
凯旋车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战车突然从希腊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希腊人有自己的军事理念，重步兵是军队的核心，良好的团队精神保证了战斗力，而战车更像是消耗资源的大玩具。
战车既是复杂的运载工具，也是精密的武器，它是古代制造业的终极产品。
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埃及出现了由四匹马牵引的典型战车，车上配备一名驭手和一名弓箭手。
古代亚述帝国的战车防护力要强很多，虽然车上还是二人，但驭手可以用盾牌掩护弓箭手了。
古波斯的战车则更加完善，车前装备了尖叉，以利于对付敌人坚强的方阵。
与这些对手相比，中国的战车大概是最完美的。
在商周时代，战车的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它们大多由四匹马牵引，也有两马或六马的组合，战车采用独辕的方形车厢，有两个直径很大的车轮，大约在一米三米至一米六米，每个轮子有十八到二十六根不等的辐条，车轴两端超出车身的部分叫车毂，大约有半米左右，通常会打磨得得非常尖利，以防止敌人靠近。
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公元前284年，被诸葛亮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位燕国大将乐毅率领五国大军伐齐，一直打到了首都临淄，当时逃难的车辆拥挤不堪，过长的车毂成了催命符，搅在一起动弹不得，幸亏英明的城管队长田单想到了办法，把倒霉的车毂锯掉，这才逃出一命。
阿克琉斯宫青铜救济
其实，古代标准三人车组，左侧是持弓的甲首，中间为御者，右侧是持戈的戎右。
战车是笨重的家伙，一辆战车就有3米宽，再加上4匹挽马，占地面积至少在9平方米以上，千万不要对车厢空间期望过高，这不是加长版的卡迪拉克，整个车厢大概只有0.5平方米左右，每辆车都要塞进3名全副武装的甲士，拥挤程度跟早班的地铁差不多。3名甲士并排而列，左侧是车长，也称甲首，持弓矢；右侧为参乘，也叫戎右，持戈矛；中间是御者，只佩随身刀剑。三人都有甲胄，特别是驾车的御者，目标显著而又毫无还手之力，因此他的甲胄也最齐全，全身上下密不透风，手臂、颈部和双腿都有护甲。
古人对于战车的分类是混乱而缺乏逻辑的，《周礼·春官》里将战车分为轻车、阙车、广车、苹车四种，这是把用途和性能混为一潭，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这个错误后来被兵圣孙武纠正，他将战车分为轻车、守车两种。轻车也叫驰车，主要执行作战任务，守车也叫革车，主要是运送物资和补给品，有时也可用作强弩的发射平台或人员休息场所。
战车上的武器五花八门，《周礼·夏官·司兵》说是有五种，就是所谓的“车战五兵”，包括弓矢、戈、戟、矛、夷矛。《考工记》上说是戈、殳、戟、夷矛、酋矛，《五经正义》说是矛、戟、剑、盾、弓。
无论哪种说法，狭窄的车厢里塞进这么多要命的家伙，看起来都有点搞笑，虽然这些兵器可以插在车舆上，但这样的车厢跟铁笼子也没什么区别了。
《考工记》的说法最离谱，五件全是近战武器，连弓箭都没有，在战场上岂不是活靶子？其实，考古发现早已证明，那时的战车根本不会配备这么多武器，通常只有两三件而已。由于车毂的缘故，敌对战车互相迫近时，侧面至少要保持1.6米以上的距离才不会相撞，因此短于两米的武器基本派不上用场。
于是《考工记》又出来告诉我们，戈柄的长度是6.6尺、殳是12尺、戟是16尺、酋矛20尺、夷矛24尺。周代的一尺大约合现在的0.231米，换算下来，戈柄只有1.52米，根本无法作战，幸好考古发现纠正了《考工记》的谬误，湖南长沙出土的春秋铜戈就长达3.14米，还算让人信服。
殳就是木棍，12尺约合2.77米，长度倒是合适了，但这种以击打为主的武器在车战中有何作用·戟的长度大约为3.7米，可以用来干扰战车操控，或是割断御马的缰绳，使用最为称手。
夷矛和酋矛分别长4.62米和5.54米，长得有点过分，舞动这样的武器是困难的。《考工记》也承认兵器的长度应不超过使用者身高的三倍，以秦军为例，甲士的平均身高多在1.7－1.8米之间，使用5.54米的酋矛大概已经是极限了。
《考工记》夸张地描述了各种武器的作战方式，“五兵之用，远则弓矢射之，近则矛者钩之，然后殳者击之，戈戟刺之”，我们都知道战车上除了御者只有2名战斗员，持弓的甲首不太可能在战斗时换用其它武器。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因此按照《考工记》的说法，剩下的一名甲士要使用四种武器，轮番攻击敌人，真是一份高强度的工作。当然，也可能这些武器只是备用品，车毁肉搏时才用得上。
战车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乘，它并不等同于今天“辆”的概念，而是指以战车为核心的一个战斗编组，包括战车1辆、挽马4匹、辎重车1辆，还配属有编制不一的步兵，西周时期是每乘配备甲士10人，3人在车上，7人在车下，春秋初期，每乘的人数达到50人，到春秋后期每乘人数暴增到75人，南方的楚国更过分，每乘多达100人。那是个等级分明的时代，战车上的甲士大都是王公贵族，而步兵的地位低下，不仅要配合车兵作战，还要为车兵打杂，跟奴隶差不多。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每乘的具体编制变得非常复杂，以楚国为例，每乘有轻车一辆，甲士3人，步兵72人；重车一辆，仆役25人，其中炊事兵10人，维修兵5人，马夫5人，汲水打柴的5人；百人按照卒、两、伍三级编组，每伍5人，5伍为两，4两一卒。
春秋时期，庞大的战车部队是综合国力的最佳体现，主要大国都有一次出动千乘的实力，兵力达到7.5万人，个别强国甚至能够一次出动战车四千乘，兵力达到30万，这肯定是夸张了，因为战车形成战斗力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否则四匹挽马无法合套，车上的甲士与车下的步兵也难以密切配合。
罗马战车雕塑
如同现代的装甲部队一样，战车对道路的要求很高，即使在由“井田制”产生的广阔平原上，一天的行程大概也就是30里，非正常情况也可日行90里，但这种“百里趋利”的作法，通常被视为兵家大忌。由于很难在短时间改变队形，因此车战必须在开阔的平原上进行，否则就是陷之死地，《六韬》里就提到有十种死地，不宜使用战车：
1、死地：往者无以还者；
2、竭地：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
3、困地：前易后险者；
4、绝地：陷之险阻而难出者；
5、劳地：圮下渐泽，黑土地黏埴者；
6、逆地：左险右易，上陵而父子阪者；
7、拂地：殷草横亩，犯历沮泽者；
8、败地：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
9、坏地：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
10、陷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溃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者。
事实上，这些死地包含了大部分已知的地形地貌，剩下的就只有平原了。
车战是一种特定形态的古板战斗，与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盛行的线式战术颇有相通之处，纪律才是取胜的关键，快速机动和突然出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庞大的战车部队要协调一致可谓困难重重，至于配属的步兵则毫无机动力可言。
于是，堂而皇之的决斗成了战争的主题，被*称为“蠢猪”的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也随之泛滥，偷袭、半渡而击、出其不意都被认为是不义之举。
通常，战车会排成尽量密集的队形，每前进一段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这就是《司马法》里所说的“车以密固”。
至于战车的作战队形，《六韬》提供了一种说法：“易战之法，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遁道，十五车为聚，三十车为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纵横相去一里，各返故道”。
周秦时期以六尺为一步，每步将近一米四米，这说明战车和队列之间的间隔是很大的，不仅因为战车体积庞大，也是为了给配属的步兵留出空间。
根据地形的不同，战车与步兵的战斗编组有三种模式：如果是险要地形，则步兵以横队一字排开，位于战车之前；如果是平原，战车列在最前，后面是呈品字形的步兵。
还有一种混合编组，步兵呈倒品字形排列于战车的间隙处，这是一种相对复杂的布阵，可以充分发挥车步协同的威力，但需要平时的严格训练。
夕阳下的嘉峪关
传统上，车战是非常模式化的，双方排好阵势，先以弓矢对射。
这不是人们想象的自由射击，为避免误伤，只有第一排战车的甲首才有权发箭，后面的战车不允许超越射击。
如果弓箭搞不定，就驱车冲击，这是史书告诉我们的，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战车是运转不灵的庞然大物，出击必须选择最有利时机，一旦冲出去，你很难指望它安然的退回来。
为了使甲首的弓箭发挥威力，战车部队会在宽广的正面上实施冲击，当然利用抛物线间接射击也是可行的，但准确性和*伤力就无法保证了。
千万不要相信战车可以反复冲击的鬼话，即使挽马的体力允许，大量战车集中转向所造成的混乱也是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春秋时期的大多数战役会在一天之内分出胜负，一鼓而克才是战车最标准的取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