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讲学（危城生机）

“那时的老师”——

这一群体形象在我们面前历久弥新，一幕幕往事扬起百年的微尘和风声。

——题记

古之学者必有师。鹅湖鹿洞、河汾讲堂，从来是昌明学术的宣讲之坛；名重士林的鸿学硕儒，更是学术文化的托命之人。每至兴亡世代，天倾地坼，学宫颓塌，典籍无存，自会有杏坛传薪的一代代名师，振衰起绝于湖海之交，流亡途中，三尺讲台之下，栖息着匡济天下、收拾河山的救世激情。

在抗战最为激烈的1938年，流寓西南的平津师生“没有起码的参考书，有时连教材都十分欠缺。教师上课只能凭以前授课的记忆或一些以前残缺的讲稿、笔记在讲堂上对学生们进行讲授”。钱穆遍搜史籍，抚今追昔，于1939年出版《国史大纲》，即是出于补教材之不足的考虑。悠远深沉的历史感与现实的民族危机感交织碰撞，如司马光“览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更希望国人对于国族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

在“引论”中，钱穆强调中国固有文化之价值：“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这部产生于国难时期的“时代作品”，秉承中国人独有的圣贤君子之风教，探究并强调中华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原动力与生命泉源，从自家文化中寻找着救世的教益。

著述之余，钱穆同时开中国通史课，境界高远，内蕴丰厚，“字字掷地作金石之响”，一直座无虚席，校外旁听者门前窗外皆满。钱穆上讲坛,只好登着学生课桌，踏桌而过。讲起国史，“倍增感慨”，同学们“颇有兴发”。即便讨论专业性问题，也饱含民族悲情，别有一腔忧愤；学生们随声应和，声气相应，蔚然成一时之风。

钱穆撰述《国史大纲》时，寄居云南宜良岩泉寺，每周四乘火车赴联大上课，周日返回。旅途劳顿，但他不以为苦。寒假期间，陈寅恪来宜良看他，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亦成稿于烽火遍燃的年代，对隋唐两代历史演变轨迹和发展特点进行了梳理分析和综合把握。其研究课题表面上去抗战现实较远，但对唐代外患与内政之间关系的探讨，显然也有着时事刺激的痕迹，蕴含着以古鉴今的意义。陈寅恪更藉此著述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他所孜孜探求的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原因何在？

“中国学术文化可以保存于西南西北偏隅之地，抗战胜利收复国土后，学术文化可以不坠。‘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一个国家有独立的学术，乃能真正独立。”1940年更为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云：“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自国学院停办之后，陈寅恪的研究重点就从佛教史转向魏晋及隋唐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他立足现实，以史为鉴，追寻着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在论述社会经济对历史变迁的影响时，总不忘文化的作用，在他看来，思想学术对历史有决定性的作用；“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凸显出文化在决定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理想主义激励着国难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肩负起为中国文化续命的职责。

1940年4月，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这一日，在云南大学的礼堂里，台下座无虚席，讲台上慷慨激昂的，正是以其独到的文化史观在当时学界独树一帜的历史学教授——雷海宗。他这次是应林同济之邀，到云大来讲解自己的历史周期论。

“生逢2000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4000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雷海宗的讲演气象阔大，摧枯拉朽，已不只是一般的学术观点，而是鼓舞民族精神、振奋民族力量、预言民族未来的郑重宣言。他宣称“今日欧美是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大谈抗战是中国民族、文化重新崛起的大好时机；此时中国文化已届生死大关，“日本速战速决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速战速胜的战果是不应该的”；二千年以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而赢得抗战，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第三周的开始”，所以抗战胜利不仅仅是战争的胜利，更是建立崭新文化的转折点。

在回击了“中国文化以一周而亡”的亡国论调之后，他乐观地预言：“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开放，即告凋死；中国文化则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地延长生命。”这些横空出世的观点撼人心魄，以其独有的神韵气数，启迪国人的思想与才智。用世界史的眼光和方法来治中国史，提出中国文化二周论，史实融贯，情理交汇，更属学术上的重要创造。

“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流亡至长沙时，冯友兰住在位于集贤峰侧白龙潭之上的圣经学校，这里天地净远，层峦叠嶂，流泉飞瀑，幽林曲涧，更兼有佛教南禅的祖源福严寺和磨镜台、南禅曹洞宗祖庭南台寺、黄庭观，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冯友兰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忆及当年百味杂陈的感受：“其时正处在我们民族的严重灾难时刻。这里有佛祖怀让磨镜和南宁理学家朱熹、张拭讲学论道的遗迹。而我们也正遭遇着与晋室东迁和宋朝南渡的同样历史命运”。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然而冯友兰没有心情欣赏美景，“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

冯友兰受到抗战时期民族兴亡的巨大刺激，开始深文周纳，竭虑求真，创造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更坚定了中国文化强势复兴的理想：“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新，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也。”在华夏民族眼看要再次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焦灼情境中，一代学人的文化、学术创造就更充满了神圣之感。

此时，冯友兰的女儿随父在昆明读书，师范学院不分高中初中，没有校舍，教室是轮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学生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晚年的宗璞忆及旧事，就会想起大树下的“教室”。同学们带着帆布小凳，把黑板靠在树上，一位叫闫修文的地理老师站在树下，“用极浓重的山西口音讲课，带领我们周游世界。下雨时，几个人共用一柄红油纸伞，一面上课，一面听着雨点打在伞上，看着从伞边流下的串串雨珠。老师一手拿粉笔，一手擎伞，上课如常。有时雨大，一堂课下来，衣服湿了半边。”

1941年美国志愿航空队到昆明后，急需大量随军翻译，各校鼓励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到航空队服务一年。许渊冲当时正在联大外文系读三年级，本来他对军队生活很是抗拒，但是“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在用冯友兰的“境界说”反省自己后，果敢地报名从军。尽管被要求以“研究高深学问救国”为主，然而山河破碎之际，仍不断有学生投笔从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从在长沙开始直到抗战胜利，联大毕业学生中从军旅者，至少在八百人以上。危城之中，那一代为人师者的文化理想和救国热忱，已渗入学生的灵魂深处。

战火焚毁了中国文化界的优雅之梦，从生活到心境，他们都像惊涛骇浪中的扁舟一样飘荡。然而教授们仍勉力自持，从事着细致、精微的文化传播和创造。

透过简陋教室的窗口，可以看到吴宓教授正在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能否把你比作夏日璀璨》）；学生们专注而沉醉，仿佛置身一个优雅静谧的世界。吴宓用手杖随着诗的韵律轻敲地面，可以相信，此刻他的心已经飞离了这忧患重生的人世。

据汪曾祺回忆，每次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上讲台后看到下面有女生还站着，一定于心不安，就会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还不太具备绅士风度的男生们傻傻地看着，突然也恍然大悟，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等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人命危浅的时世容不下浪漫情调，1940年10月12日，就有“传闻明日敌机100架将大炸昆明市区”；第二天，果真有27架日机飞入昆明上空，“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

10月这次轰炸的主要对象，是云南大学和离云大较近的西南联大，让师生真正体验到了生离死别和战争的残酷。敌机俯冲投弹，有一屋全家六人均被炸死，“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文化巷是当时教师租赁房屋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轰炸过后，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一片瓦砾，几名校役工友不幸遇难。

悲愤和惶恐之感一直持续到晚上，吴宓本打算借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名著》之“柏拉图”一课的讲授，但是这一晚学生“仅到许渊冲等二生，坐久，即散。”

第三天的夜晚来临了。一切被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着，天地和人都融入到一种可怕的静默中。这一晚，吴宓的“浪漫主义积习”不改，“晚7-9至新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到者五六学生。”

虽然只有五六个学生，吴宓还是说古论今，从现实的空袭轰炸出发，启发学生对于生死这样终极命题的思考，“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

月光幽暗，前尘如雨，国仇家恨，梦境飘渺。这一派的萧瑟与悲苦，倒正和师生们沉郁的心境相符。学生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兴废继绝的文化理想，绝非全无用处。此时现实生存的压力，固然已成头等大事，然而在炸弹随时垂落的天空下，追问如何活、怎样活的哲学问题，确乎已高垂天宇、迫在眉睫。

炸弹落下时，师生们公认梅贻琦校长最具胆识与风度。他平日里总是拄一把伞安步当车，每遇警报，他不是跟着众人蜂拥而跑，而是先让出一点距离，然后在侧面挥动雨伞，疏导人群，一派为人师表之风范。躲进防空洞后，大家慢慢松懈，开始读书、聊天、下棋，梅校长依旧抬头长久地注视着敌机，目光空渺，陷入无边的玄想。

社会学教授陈达是个狠人。他领学生们跑出校园后，就坐在一冢土坟上讲课，讲的居然是人口理论，警报再响，也充耳不闻了，对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在坟上一坐就是一个半小时，引得其他一些疏散的闲人也慢慢围拢来听。其他老师躲警报的时间，也要抓紧上课。一片茂密的树林中，常有十余人坐下，把笔记本放在腿上，边听边记，心无旁骛。

虽然不到箪食瓢饮的地步，却也有家无隔宿之粮的时候。但后方再苦也不会甚于前方，轰炸也好，贫困也好，教只管教，学只管学；科研和教学已经凝结为一种操守，任何事情阻止不了上课；“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皆因师生怵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建国之基，故对于个人职守不容稍懈也。”

学校为鼓励学术争鸣，繁荣学术，还采取类似于今天“挂牌上课”做法，同一门课程，两位以上教授同时开讲，阐述各自的学术观点。《中国通史》一课，雷海宗、吴晗都在讲授，中文系的《庄子》课，刘文典、闻一多都在开设；《楚辞》一课，闻一多、罗庸、游国恩三位都在讲授。一门《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在讲授；一门《统计学》，则有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述。此举同时对教师的教研工作也构成竞争和压力，使他们更加用心地去教学，对于学生而言，各位教授讲授的内容、观点、方法各不相同，学生们想听谁的就听谁的，受到不同思想范式的熏陶，可以开阔视野，从多角度把握这门课的精髓。

有一段时间空袭太密集，教授们疏散到了乡下，到校极不方便。为了赶上课时间，教授们骑自行车、坐马车或坐人力车，最为豪横的是物理系教授周培源，据冯友兰回忆，周培源住在昆明西郊的山邑村，离校舍约有40里，且尽是崎岖小道。周培源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匹马，作为坐骑代步，取名为“华龙”；意气风发纵马扬鞭进校园后，把马一系，就进教室，保证了按时上课。周培源也因此被师生称作“周大将军”。

“华龙”很不听话，周培源费了很大劲，才把它训练得能勉强骑行。每天早上五点，周培源就起床喂马、刷马，然后骑马送两个女儿到住所旁的车家壁小学上学，有课时还要骑着进城。一天，在去上课的途中，华龙受疾驰而过的汽车惊吓，致使周培源从马上摔下，脚却还套在马镫上，被马拖着头朝下跑了一段路，幸亏一位过路的农民拦住马，才救了他一命。

疏散在昆明北门外5公里外岗头村的吴大猷，搭一辆两轮马车去学校上课，因为坐在车尾，被下坡受惊的马颠下了车，头碰在车上撞成了脑震荡，昏倒在路旁。过了很久醒来后挣扎着回到家，卧床四个星期，又挣扎着去上课。算学系杨武之教授为了上课早出晚归，骑自行车往返，一次天黑不小心，也是连人带车从泥泞的堤埂上摔到水沟里，弄得遍体鳞伤。

为了省钱，不遇紧急情况，联大教师几乎不用交通工具，平时基本上都是靠双腿走路。学校为了方便教师，都把课安排在一周的几天之内，以减少老师们往返奔波之苦。冯友兰每周都有几天要进城到校上课，步行需走3个多小时，一路上，他的思维仍遨游于哲学的太空，偶有家人同行，往往也不说一句话。

艰苦和危险都已成家常便饭，集中心力面对就是了。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对学生们的影响不言而喻，大家都越来越淡定了。汪曾祺记得学校里一位姓罗的女同学，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因为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洗。另一位是姓郑的爱吃莲子的广东籍同学，听到警报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去锅炉火口煮莲子，警报解除了，莲子也烂了。某次炸弹扔在校园附近，他依然守在锅炉旁，神色不动地搅着冰糖莲子。

混乱的时代也融进了青春的印记，跑警报还构成了“似水流年”美好情愫的记忆元素之一。清贫静好的校园，最适合浪漫主义的生长。忧患重生的岁月里，照样会有春情烂漫的时刻。多少年以后，汪曾祺的记忆还是那样鲜活：

“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跑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忽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从这点来说，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

看来跑警报的确为谈恋爱创造了机会，冒险的刺激增加了浪漫的情意，这简直是天赐的戏剧冲突，以最短的速度拉近人的距离。于是学生中有不少人是男女相约成双成对地跑，许多人还真的跑出了真感情。当然也有跑来跑去给跑散了的，有促狭鬼曾在防空洞上赫然写下一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看来还有心中悲苦的失恋者，跑警报的悲喜剧要素一样也不少。

在特殊的战争气氛下，忧戚与感伤的情绪在甜蜜中滋长，促成了不少男女恋爱的机缘。那种感觉既折磨，又振奋，像奇异的花果盛开成长于这些青年人的身体深处。费孝通先生追忆起青春岁月的良辰美景，语气中充满了怀恋：“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的，的确是事实。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特别的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还有金岳霖教授，每次警报响起，他都抢先提起一个很小的手提箱再跑，很多人以为这里面肯定装了什么贵重细软，其实箱里装的是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跑警报跑出了爱情，也跑出了珍视爱情的动人品行。

战火中的课堂，带给人一种奇特的体验，在那个让人白发搔更短的岁月里，在处于兵祸连连的战时中国，触目所及，均是艰难苦厄，然而，战火中治学求学的师生，却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来应对，并表现出了高度的适应性。

历史有如遗忘之沙海中的零星绿洲。南宋政权丢失了中原故土，康王南渡，泥马过江，仅以身免，而在汴京的图书、典籍、档案、史册、玉玺，全部随钦徽二宗被俘而归于金朝。金朝占有中原故地，逐渐以正统王朝自居，且时日愈久，愈有儒家政权之气象，处心积虑收集一切代表皇朝身份的凭证。南宋偏安一隅，如果再没有那几位地位尊崇的鸿学硕儒，真是连最保守的身份都没有了。

大学作为国家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在战时就更要考虑吸纳、保存和发扬本国文化传统以及培植文化自主性，避免沦为西方学术的附庸。钱穆、陈寅恪这一代史家，齐聚在抗战旗帜下，这当然不是学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民族危机刺激下的产物。在国是飘摇之际，从自身所学出发，为民族救亡和文化重建献计献策，培养国民爱国情怀、激励民众抗战决心，更悉心呵护民族文化的一线命脉，使之不致坠落、消亡。他们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与精神动力，阐旧履新，变通致用，终蔚然有成。

“那时的老师”——这一群体形象在我们面前历久弥新，一幕幕往事扬起百年的微尘和风声。风流往矣，这样不同寻常的故事，有一种浓烈、炫目的气息，在兴亡的年代挥之不去。

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当有乡贤之谓也；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当有大师之谓也。对于前代人往昔实践的每一次回顾，其实都是在观照现实，所谓千古圣贤的一点真骨血传承，在接通先辈精神血脉的同时，亦可能获得滋养当下，催生未来之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