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alie Koch， Arid Empire: The Entangled Fates of Arizona and Arabia，Verso，January 2023, 208pp
1965年，美国作家弗兰克·赫伯特（Franklin Herbert）创作的《沙丘》（Dune）出版，在美国的科幻文学创作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也对后续的美国科幻小说与电影创作影响深远。沙丘，或者说建立在沙丘之上的帝国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技术与现代主义愿景，正是2023年Verso出版社推出的《干旱帝国：亚利桑那与阿拉伯纠缠的命运》（Arid Empire: The Entangled Fates of Arizona and Arabia）一书的核心议题。事实上，作为第一部生态学科幻小说，《沙丘》也是《干旱帝国》一书的讨论和分析的对象。不过，该书作者娜塔莉·科赫（Natalie Koch）并非文化研究出身，而是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一名地理学教授。尽管如此，《干旱帝国》融合了历史学、地理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方法，揭示了一段别开生面的——或如作者所言——“不可见”的历史。
一、沙漠想象、隐形权力与干旱帝国的回旋镖
作者对“干旱帝国”及其殖民历程的阐述从三个故事展开，这三个故事分别跨越了区域、国家和星球，融合了现实与愿景（vision），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作为该书的楔子，一群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骆驼直接将我们的目光吸引到沙漠景观，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群骆驼连同有关它们的知识被转运到美国，推动了美国对西南部沙漠——即亚利桑那——的征服。显然在作者看来，使用骆驼来征服西南边疆是一个殖民项目，其目的旨在将“美洲西部”（American West）变成“美国的西部”（the “American” West）。
作者讲述的第一个故事，主要围绕着美国如何殖民其西南边疆的沙漠地带展开。在此过程中，美国白人使用的不只是枪炮和锄头，他们还调动了一种想象力的资源，或者说一种话语的权力，即对沙漠的想象和描绘。在美国旅行作家、探险家、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描述中，干旱的美国西南部沙漠等同于《圣经》中黄沙漫天的东方，或是伊斯兰教徒向往的耶路撒冷。在这里，阿拉伯世界是作为一个“他者”、一张“东方主义的白纸”出现的，用以映射和绘制美国白人对亚利桑那的宏伟蓝图，同时也能将殖民经历美化为“朝圣故事”，掩盖其驱逐和猎*印第安人并破坏和剥削当地生态环境的一面。通过这个故事，作者提出了自己用于分析“干旱帝国”的一个方法，即“双重曝光”（double exposure）。她借用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位科学家的幻灯片，上面的照片是骆驼与可口可乐标志的叠影。借助“双重曝光”，作者想要揭示出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即隐藏在“干旱帝国”背后的不可见的权力逻辑。
在第二个故事中，作者对“干旱帝国”权力逻辑的剖析更为显著，阿拉伯世界所提供的不只是骆驼，也不只是一种文化的镜像，它的命运与亚利桑那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结。在这里，关于沙漠的农业知识成为帝国权力的化身。通过专家、技术和高等教育机构（指亚利桑那大学），美国将这种知识建构为其扩展海外帝国无形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具体而言，第二个故事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主要集中在该书的第二章，它讲述了亚利桑那与阿拉伯半岛之间关于椰枣（date）这种独特的沙漠物种的互动交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亚利桑那大学从阿拉伯半岛进口了第一批椰枣品种，其中包括阿曼的椰枣。在作者看来，椰枣本身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椰枣帮助建构了一种关于旱地农业的专业知识，而这种专业知识是塑造“干旱帝国”的重要支撑。为进一步证明殖民征服亚利桑那沙漠的合理性，亚利桑那大学开展了许多旱地农业试验项目，椰枣的引入恰好与这些农业试验挂上了钩。凭借从政府和企业那里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亚利桑那最终成为旱地农业知识的生产中心。由此，以亚利桑那大学为代表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成为美国白人男性向西部拓殖的重要工具。借助专业知识来开发沙漠地区，也完美契合了殖民者秉持的“文明开化”的话语：将光秃秃的沙漠变成农业的天堂。隐藏在这种话语背后的则是对印第安人的贬低，就是说，只有美国白人才有能力征服和控制沙漠的生态，并使沙漠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譬如，他们声称比当地人更有能力控制沙漠的核心资源：水源。利用这种“文明开化”的话语，美国人掩盖了其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占，实现了权力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这不啻是克罗斯比所称的“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的再现，也呼应了从葛兰西、萨义德到福柯以来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知识即权力。总之在第二章中，作者分析了高等教育体系，即作为旱地农业知识生产基地的亚利桑那大学，如何成为美国征服西南边疆的工具，进而为美国推广其帝国议程铺平了道路。
在第二个小故事里，“干旱帝国”继续使用其“知识-权力”工具，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征服西部，而是为了将权力触角延伸至阿拉伯世界，进而推广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政府派遣农业专家、农民（其中一些来自亚利桑那）前往沙特阿拉伯，想要凭借他们在亚利桑那获得的专业知识，将阿拉伯地区纳入美国在海外的农业网络。无独有偶，于1932年建立沙特阿拉伯的开国君主伊本·沙特（Ibn Saud）正欲发展农业现代化项目，作为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特维切尔（Twitchell）、大卫·罗杰斯（David Rogers）等帝国代理人的牵针引线，沙特与美国达成了合作，由美国提供了技术、专业知识和农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南五十英里的阿尔卡吉（Al Kharj）开辟了模范农场。1945年，美沙两国的合作不幸中断，沙特的现代化建设重点也从农业现代化转向工业化奶牛养殖，但这同样需要苜蓿业等农业活动的支撑。或许并不巧合的是，彼时苜蓿业已在亚利桑那的农业经济中站稳脚跟。就这样，以苜蓿业为代表的农业成为沟通美沙“沙漠外交”（desert diplomacy）的新桥梁，美国政府甚至两度邀请沙特王室精英前往亚利桑那，并为其展示通过现代化农业手段所创造的“旱地奇迹”。总之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沙特王室精英的国家建构议程和现代化愿景与美国的海外帝国扩张议程不谋而合，推动了一个建立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的“干旱帝国”的形成。不过，美沙两国标榜的“现代化”颇具有讽刺含义，因为这种现代化项目强化了沙特王室精英的威权统治，反而使得沙特显得更封建而不是更现代。
美沙之间的农业交流与合作也推动了阿尔卡吉奶制品业的繁荣。1977年，沙特王子创建阿尔马莱奶制品公司（Almarai），主要就集中在阿尔卡吉的几个超级农场。七十年代的粮食危机和美国粮食禁运威胁，催生了这项大规模的粮食生产补贴计划，也带来了“干旱帝国”造就的显著后果——生态的破坏。现如今，沙特沙漠地带的含水层已面临枯竭，苜蓿业无法持续，这反过来加剧了沙特的粮食乃至政治危机。为继续推动商业发展，阿尔马莱公司转而在亚利桑那寻找新的腹地，建设新的农场。可以想象，这些举措又将造成亚利桑那的生态破坏。就这样，生态边疆的开辟跟随着不可见的权力足迹流动迁徙，从亚利桑那到阿拉伯半岛，又从阿拉伯半岛回到亚利桑那，这何尝不是一支“干旱帝国”的回旋镖？
在第三章，作者明确指出了“不可见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nvisibility）和“不可见的权力及可能性网络”（invisible networks of power and possibility）如何发挥作用，且如何变得“不可见”。作者举了农产品供应链的例子，在她看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农产品供应链是高度全球化的，而正是这种全球化为供应链提供了“不可见性”，使人们无法轻易追根溯源，进而掩盖了其背后的“干旱帝国”的广泛权力结构。
如果说前两个小故事主要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那么第三个小故事的背景则移到了冷战时代。在第四章，作者讨论了“干旱帝国”在冷战时代的建构，并着重讨论了一类特殊的人群，即技术乐观主义者（techno-optimists）的实践与愿景。随着1946年丘吉尔铁幕演说的问世，世界进入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亚利桑那大学很快适应了这种二元结构，它的工作嵌合在“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中，与反共斗争联系紧密。在冷战格局之下，诸如亚利桑那大学之类的高等教育机构再次获得大量资金支持，以此为推动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从而强化资本主义阵营服务。如此一来，亚利桑那大学也得以再次发挥了其“旱地知识”的专长，利用现代技术改造阿拉伯沙漠的计划应运而生。在亚利桑那大学环境研究实验室（University of Arizona’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aboratory, 以下简称为ERL）里的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看来，工程技术能够帮助阿拉伯世界摆脱沙漠生活的环境限制，尤其是缺水问题。为此，他们努力在阿拉伯世界营销海水淡化工程，或者说脱盐（Water desalination）。正是通过脱盐，亚利桑那与阿拉伯世界再次建立了联结，这次是阿布扎比。
ERL与阿布扎比的合作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秉承着将阿拉伯沙漠变成富饶农业中心的愿景，ERL主管卡尔·N.霍奇斯（Carl N. Hodges）向当时的阿布扎比*，也即日后的阿联酋开国总统扎耶德（Sheikh Zayed）推销了一款标榜为高科技工程的海水淡化项目。由于该项目的关键在于电力，因此霍奇斯与其导师卡桑德（Kassander）所做的主要是推动太阳能项目的开展。在卡桑德尔眼中，亚利桑那大学与阿布扎比的合作旨在将“高科技”和“现代性”带到不开化的阿拉伯世界。这种东方主义的话语，无疑是十九世纪末美国白人征服亚利桑那沙漠时对印第安人贬低的再现。事实上，ERL在阿布扎比项目正是二十世纪在亚利桑那与阿拉伯沙漠之间流动的“干旱帝国”叙事的又一次演绎，只不过这一次带着浓烈的冷战色彩。在阿拉伯乃至其他第三世界，所谓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通常带有冷战的影子，如作者所言，它“一方面将新的农业技术描绘成解决饥荒和贫困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共产主义革命威胁的先发制人的措施”。在这里，披着“绿色革命”外衣的农业现代化项目就等同于对极具挑战性的沙漠“荒原”（wasteland）的征服。而另一方面，ERL的项目与愿景也得到了扎耶德的回应，后者内化了该项目带有的东方主义色彩，并将其发展为“阿布扎比民族主义的核心信条”，仿佛其国家建构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对沙漠“荒原”的征服之上。
二、另一种逻辑：生态主义项目与外星殖民愿景
在霍奇斯眼中，阿布扎比的沙漠与弗兰克·赫伯特在《沙丘》中描绘的名为“厄拉科斯”（Arrakis）的沙漠星球别无二致。在厄拉科斯星球，无垠的沙漠呈现出一种经历环境灾难后的末日场景，水与香料都是最珍贵的资源。不过，对于霍奇斯这类技术乐观主义者而言，环境灾难并不是问题——他也不否认这一点，问题在于如何使用现代技术来拯救环境灾难，拯救“荒原”。这正是作者在第五章讨论的问题，“干旱帝国”的殖民议程已经超越地球，面向太空，而这种外星殖民的愿景首先建立在对地球危机的认识之上。
《沙丘》剧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人们目睹战争和技术对世界的摧残，以及生态学日益在社会和公众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开始出现反思生态和环境破坏的声音。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和1968年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问世后，影响力轰动一时，也促使一股独特的思潮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涌现，这即是环境启示录和救赎故事热。简而言之，它认为环境灾难的末日不可避免，人类需要以某种方式拯救地球，也使自我获得救赎。当时的科幻小说为这种思潮提供了源泉，《沙丘》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事实上，《沙丘》作者赫伯特本人也是所谓的“技术狂热环保主义者群体”的一员，他在俄勒冈州建造了一座住宅，并将其描述为“生态示范项目”，还曾一度称自己为“技术农民”。
伴随着这股新思潮的涌动，两个项目在亚利桑那诞生了。第一个项目是七十年代建造的“阿科桑蒂”（Arcosanti），由意大利裔美国建筑师保罗·索莱里（Paolo Soleri）设计，其内涵融合了建筑学与生态学的理念（arcology），旨在建立一个可供人类在沙漠持续生存的试点社区。该项目即是保罗·索莱里对六十年代末环境灾难的回应。根据作者的说法，该项目还直接影响了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星球大战》（Star Wars）系列中的塔图因（Tatooine）沙漠星球的景观营造。另一个项目则是八十年代的“生物圈二号”（Biosphere 2）。该项目的基本理念是创造一个微缩的生态系统，或者说一个超大型温室，旨在为将来可能殖民外星的人类提供一个封闭而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在2015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火星救援》（The Martian）中，演员马特·达蒙（Matt Damon）利用火星土壤来种土豆的故事不啻是“生物圈二号”的另一种再现。毋庸置疑，“生物圈二号”受到了生态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但其遵循的路径是帝国主义式的。在《自然的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一书中，美国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曾阐述了贯穿英美生态学发展过程中的两条脉络，一条是阿卡狄亚式的，另一条是帝国式的，前者以生命为中心，后者以人类为中心。“生物圈二号”显然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项目，在作者看来，该项目的本质就是殖民主义，而且几乎是一场作秀：该系统从未真正封闭，试验者提前储存了食物，氧气管道也秘密地连通。
“生物圈二号”项目反映出，技术乐观主义者并不否认环境灾难的发生，或者说，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末日愿景来推销他们自己的技术和社会工程项目。在某种意义上，这类项目无关乎现实的功能和议程，无关乎能否真正应用到对外星的殖民中，它更像是一出出参与者全部心知肚明的表演或戏剧，是科幻小说的实体化身，也因此与《沙丘》一类的文学作品共同成为“干旱帝国”的想象力源泉。
三、《沙丘》、“末日-救赎”叙事与错乱的时间线
如前所述，《沙丘》是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的环境启示录和救赎故事热的代表作。在作者看来，它本身是“构成干旱帝国的各种思想和影响中的关键文本，最终将亚利桑那州和阿拉伯沙漠中开创的技术乐观主义项目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沙丘》将故事背景设在遥远的未来，讲述了厄崔迪家族奉皇帝之命迁往厄拉科斯后发生的故事。那是一个因外星生物“沙鳟”的到来而使自然环境遭到蹂躏后的废土世界，或者说就是沙漠“荒原”。这种“荒原”有其效用的指向，因为它虽然貌似贫瘠，却蕴藏着丰富的香料资源，这种香料正是通过“沙鳟”对大量水源的消耗得来。换言之，香料是水源的对立之物，也是生态破坏的副产品。当然，获取香料并非易事，由“沙鳟”演变而来的沙虫就潜藏在沙漠底下，听声辨位，吞噬着想要获取香料的人。故事的主人公，即厄崔迪公爵之子保罗，传说中的“李桑·阿尔-盖布”（Lisan al Gaib, لسان الغيب），则试图与原住民弗雷曼人合作并驯服沙虫，来对抗与之为敌的另一个家族，并最终将沙漠变回绿洲。
不难想象，《沙丘》描绘的生态灾害以及绿洲愿景，恰好为技术乐观主义者提供了想象力的源泉。诸如霍奇斯一类的人之所以引用《沙丘》，正是想向人们表明生态灾难正在发生，以此为诸如ERL开发的标榜为“救赎”的一系列生态项目提供合理性。而《沙丘》本身则受到殖民文学的影响。根据作者的说法，弗兰克·赫伯特在写作该书时，直接借鉴了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和威尔弗雷德·西格（Wilfred Thesiger）等殖民探险家关于阿拉伯的沙漠文学，譬如他们对当地贝都因部落（Bedouin）的描述。实质上，《沙丘》主人公保罗·厄崔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化身。这些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将沙漠浪漫化”，在那些英国人的笔下，阿拉伯沙漠就像是一个怪异的外星空间，一个将在《星球大战》中出现的塔图因星球。《星球大战》“借鉴”或者说照搬了《沙丘》中的许多内容，但不论是《沙丘》还是《星球大战》，这类文艺作品都根植于美国文化对“干旱帝国”的想象之中，也同样具有殖民主义的意涵。就这样，《沙丘》一头连接着亚利桑那的生态项目，另一头连接着阿拉伯沙漠的殖民文学。亚利桑那与阿拉伯之间的命运纠葛因《沙丘》而更显紧密，它们都是构建“干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沙丘》问世之时美国流行的“末日-救赎”狂热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根据作者的说法，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都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也都“将火星视为地球生态崩溃后人类的未来家园”。但问题是，这种“末日-救赎-太空”的叙事，尽管看起来在呼吁全体人类“同舟共济”，实际上却打乱了历史的时间线，掩盖了殖民进程中已经由于家园和生态破坏而产生的受害者。换言之，对于一些人而言，“世界末日”不是在不确定的将来，而是在已经确定的过去。不仅如此，救赎的权力也一如既往地掌握在白人男性精英手中。在他们的眼中，幻想中的火星就如同沙漠荒原，是一张等待着人类的占领和描绘的白纸，似乎掌握高科技的人类必将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自然环境中开采出丰富的资源，最终拯救所有人类。只是不知道，假设人类真像科幻作品中描绘的，在外空遇到高出人类智慧甚远的生物之后，是否还能保持这种宇宙级的自信？不论如何，作者所描绘的“干旱帝国”及其征服亚利桑那、阿拉伯沙漠和外星的现实与愿景，仍然在地球上轮番上演，因为它本质上是关于人类如何想象、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故事。或许就连作者也未能戳破的是，向外太空的殖民或许正是人类摆脱保护地球家园责任的一种诡计，因为它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种可能，即人类终究会有一天要抛弃这颗被我们蹂躏摧残的蓝色星球。
结语
乍看之下，《干旱帝国》是一部关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亚利桑那和阿拉伯世界联系的全球史，因为它讲述了骆驼、椰枣、苜蓿、农民、技术专家、专业知识与农业生产链等要素在两地之间的复杂流动。与此同时，它又像是一部关于沙漠的环境史著作，因为该书的确讨论了人类如何剥削沙漠的自然资源，并因此造成剧烈的生态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为既有的美国西部史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全球环境史的视角。不过，如果深入地读下去，便会知晓作者想要揭示的深刻主题，即是二十世纪的美国如何构建“干旱帝国”并推动其殖民边疆、海外乃至太空的实践和愿景。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考察的，无论是在亚利桑那的殖民项目，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议程，还是面向外太空的沙漠中的技术未来主义试验，都与“干旱帝国”的塑造有关，也都遵循着一种“不可见”的权力的逻辑，“干旱帝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权力结构如何通过隐形政治发挥作用”。犹记得作者在第一章中所叙述的，就连她自己，她的童年回忆和教育经历，都是这种“不可见”的权力的产物，是一种神话（myth）。亚利桑那与阿拉伯之间不为人知的联系亦是如此。无论是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还是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都无法与这种“不可见”的“干旱帝国”同日而语。关键在于，如何揭示“干旱帝国”的“不可见性”？在“干旱帝国”的故事里，现实与愿景交错，形成对沙漠的双重曝光，叠加了帝国主义与权力逻辑的现实与文化意涵。对作者而言，揭示“不可见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双重曝光，它包括“骆驼/可乐”“亚利桑那/阿拉伯半岛”“现实/愿景”“民族国家建构/海外帝国扩张”“地球/外星”，等等。
总体而言，《干旱帝国》将亚利桑那与阿拉伯之间的命运纠缠作为特别的切入点，鲜明地阐述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也怀着对人类剥削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愤懑。在写作风格上，作者善于使用倒叙和插叙的手法，这种手法有助于凸显她想要在书中呈现的知识、技术、专家、商品、文化乃至愿景的全球网络，也提醒读者不断地把握和梳理时间线，因为操纵时间线也是干旱帝国运用“不可见”权力的一种方式。或许碍于篇幅所限，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从环境史的视角而言，该书对于沙漠中生活的物种研究太少，对于亚利桑那或阿拉伯半岛沙漠景观的描述也不充分，尽管提及沙漠水资源开采的事例，但对其具体的来龙去脉也没有详细考察。该书没有明确地定义何为“干旱帝国”，使得这一核心概念略显空洞，尽管在作者的描述中，它在很多时候就等同于美国，但显然二者并不完全重合，毋宁说“干旱帝国”是人类加之于沙漠、加之于自然的权力结果。沙漠“荒原”本身也承载了比作者所揭示的更多的意涵。另外就该书结论和情感倾向而言，也很难说作者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不过，虽然该书很像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但由于作者是一名地理学教授，以及她所使用的多学科方法，我们不能用历史学的标准来评判它。诚然，它所考察的对象是一段历史，但它却比一般意义上的中规中矩的历史学著作更具吸引力且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