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刀尖》后我很迷惘，我已预感到这样写下去的问题，又不知如何重新出发。迷惘中，是很容易被惯性带走的，所以我公开认错，为的是堵住退路，退到老路上。这种感觉也是‘人生海海’的感觉，起起落落，浮浮沉沉。”
自从2008年凭《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2009年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大获成功后，麦家接连写出《风语》和《刀尖》两部谍战作品。那是他最受市场追捧的时候，出版商争相抢夺他的书稿和剧本，有人曾抱着300万现金，只求他在某部剧里当个挂名编剧。《刀尖》之后，麦家却陷入了“迷惘期”，直到八年之后，他交出了这本《人生海海》。他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故乡浙江富阳，还原了童年的生活环境，代入了儿时与父辈相处时的心境，全书围绕着一个身上缠绕着很多谜团的“上校”展开。在《人生海海》起笔之初，麦家曾透露，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写给父亲”的。
麦家。摄影：柴利增
麦家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有过十多年在情报机构工作的经历，这是他创作《解密》等谍战文学的源泉。因为外公的地主成分、父亲的反革命分子身份，麦家在童年时没有朋友，父子关系也异常紧张。但他童年的见闻与对故乡的回忆却成为《人生海海》这部小说的素材，上校的原型也是来源于麦家小时候生产队里的一位老人。
有人说，麦家的成长经历就是他创作的宝库，麦家坦言，具体的日常经历乃至经验对写作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重要的是内心经历、经验。“靠日常经验写作是很危险的，可能写不了两本书就要收摊了。作家总是在写自己，但不是自身，这个‘自己’是个‘大我’，指的是自己的这一代人。”
日常生活中，麦家几乎不看电视剧，电视机是用来看碟的。年轻时看文学书偏多，这些年看历史书偏多。最近他在看《罗马帝国衰亡史》，12大本，三个月都没看完。“现在我们消遣性的阅读过多了，还是要挑战性地去读一点难啃的东西，老不啃牙，只喝汤，久了，牙口就坏了。”
谈创作
无关人心民意的，不想写了
新京报：《人生海海》的故事来源于你童年曾经见到过的一位老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想把这段回忆写成书的？是什么触发了回忆？
麦家：其实不是老人，只有四十来岁。是被我想老的，现在应该八十多。我只在四十多年前的百米之外远远见过他，一面之交都谈不上。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写他，事实上写的也不是他。我写的是故乡，而且也不是真实的故乡。我写的是对一段历史的记忆和理解，故乡不过是个容器，盛的是多年来我们反复在革命中的历史的思考。
新京报：对“故乡”算是有执念吗？也有人从《人生海海》中解读出了你对童年、故乡、父亲的和解。
麦家：我和故乡的关系比较复杂，可能也是我自己搞复杂的。年轻时心气大，追求这种复杂，现在年岁大了，想简单化，就想放下很多东西。对人最大的惩罚是让你放不下负荷，西西弗一样的。人年轻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自我惩罚，只想惩罚别人，其实惩罚别人也是惩罚自己。如果说记住仇恨是一种力量，那么放下仇恨是更大的力量。我也只有在放下诸多对故乡包括父亲的情绪后，才有力量来写这东西。
新京报：《人生海海》写了五年，在这场漫长的写作中，对你自己而言带来一些什么思考和变化吗？
麦家：五年不是什么标准，不是写得慢就写得好。但五年可能也是个标准，说明我在寻找一些恒定的东西，不是追时髦。我慢慢写，是因为我在接近一些比较陌生甚至是危险的东西，需要我小心、耐心。说句心里话，可能也会被误作大话：写了这么多年，只关名利、无关人心民意的东西不想写了。作家当到这份儿上，应该有一种责任心，至少要对自己的族群有个见识，有个态度。中国这一百年经历得太多，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从自己故乡出发去寻找一些什么。
谈《人生海海》
写的是生命的难堪、悲悯
新京报：“上校”的一生可以看做是大半部中国现代史，其中也包含了历史大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变化，最难写的是哪一部分？
麦家：“上校”是个很特殊的人，经历传奇甚至离奇，生活中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人。怎么样让这么一个离地三尺的“奇人”落地，让他变得“像我们自己抑或朋友”，去承载普通人乃至我们民族的一些痛楚，这是蛮考人的。这样的“奇人”弄不好会飞走，好看，却无关我们痛痒，像武林高手一样。毫无疑问，如果这小说以第三人称写，以线性时间来结构，会更好写。事实上开始我就是这样写的，写了五万字，总觉得他离我们越来越远，看西洋镜似的，看到的太多，想到的却太少，就重新写了。现在的结构，封锁了很多视角，直线变成光芒一样的散开，很难写。
新京报：这本书中有不少关于“性”方面的描写，在你以往的作品中比较少见。
麦家：其实没有性，只有一个性器官，一个被伤害、被离奇、被玷辱、被罪与罚的性器官。这几乎是整部小说的发动机，也许还没有一部小说是这样“发动”的。它也许有点冒犯读者，但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这个冒犯，因为冒犯的本意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怜悯。到今天，在小说里写性已不是勇气，我要写的是生命的一种难堪，一种悲悯。
新京报：书中，爷爷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为屏障，维护父亲的名誉，希望他不受外界侵扰伤害。爷爷花尽心思击退流言，可惜用错方式。最后，伤父亲最深的反而是爷爷。你也曾在年少时和父亲发生过很激烈的冲突，《人生海海》中爷爷和父亲之间的父子相处互动，有没有在其中寄托一点自己对父亲想表达的内容？
麦家：小说里的爷爷，作为父亲对儿子是充满了爱和责任的，我很喜欢也很同情他。但我对自己的父亲从来没喜欢过，这是我一生的不幸。所以，在小说里我一直在表达父爱，父亲去世后我也在表达对他的愧疚。所以，我不可能喜欢自己，至少是作为儿子的自己。
麦家。摄影：柴利增
新京报：《人生海海》中的我、爷爷、父亲、老保长、小瞎子等形象都很有画面感，有想过将这本书影视化吗？如果影视化，你心中有没有“上校”的演员人选？
麦家：我不考虑这些问题，这是资本的权力。迄今为止，我的五部长篇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有的已经几次三番改了，没有一个演员是我定的。凭我的经验，资本会对这部小说有兴趣，但我更希望读者对它有兴趣。资本是很霸道的，我折腾了五年的东西，他们可能只要我五天的料，与其这样不要也罢。
谈“谍战”
文学性被低估，是因影视把小说庸俗化了
新京报：和上一部作品《刀尖》相隔八年，大家都在期盼着你再创作一部谍战题材小说，为何放弃？
麦家：从商业角度讲，写谍战可能更能讨好市场，而且也只是可能。市场在哪里谁都不知道，当初我写《解密》《暗算》被人退稿，谁想到后来会引发一个谍战潮流？何况我写作不是为了商业。这时代，商业的目的大概是最容易达到的，但通过写作来求商业利益，万里挑一的概率，不是明智之举。我还是要说句大话，我选择了写作，一定有比商业更重要的目标，我走出舒适区乃至利益区，就是为了去寻找这个目标。我不知能不能找到，但出门比守在家里更重要，有时我们就是在寻找一种不安。
新京报：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将你看做“谍战小说之父”，对于作品大家期待更多的也是“烧脑”情节，会不会相应的，作品的文学性往往被大众忽视？
麦家：《人生海海》应该是一部“烧心”的作品，不少人向我谈起看了它心里怎么难过压抑。如果说我的文学性被低估，应该不是谍战的原因，而是影视的原因，影视往往把小说简单化、庸俗化。文学性和题材没有直接关系，爱伦·坡、吉卜林、博尔赫斯、毛姆、格雷厄姆·格林、勒卡莱，都是写谍战的高手，又是公认的文学大家。再说我也不觉得我被低估了，茅盾文学奖都拿了，你还有什么理由说被低估？我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如果说被低估，新世纪以后出道的作家都是被低估的，因为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狂欢的景象，现在的作家都是寂寞的。但我觉得现在才是正常的，文学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中心，当人们为文学狂欢时，说明这个时代出问题了。
从《暗算》《风声》到《听风者》《解密》，麦家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电影电视，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谍战小说之父”，但麦家却在八年后，选择出版一部以命运为主题的作品《人生海海》，放弃了可能更有市场的谍战题材。
新京报：从《暗算》《风声》到《解密》《刀尖》，按照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影视大IP，肯定有很多影视公司投资人来找你合作，怎么避免被资本裹挟？
麦家：如你所说，作为影视大IP，我不缺钱，缺的是作品。作品的每个字必须自己写，沽名钓誉的事，见钱眼开的事，只会让所谓的大IP迅速贬值。
新京报：《刀尖》出版后曾经面临巨大的争议，你还为这本书的一些“破绽”公开道歉。很少有作家承认自己作品的失败，这肯定是一件痛苦的事。《人生海海》直到八年后才出版，和这有关系吗？
麦家：确实，写完《刀尖》后我很迷惘，我已预感到这样写下去的问题，又不知如何重新出发。迷惘中，是很容易被惯性带走的，所以我公开认错，为的是堵住退路，退到老路上。退无可退，只有去撞墙，而墙不是面面撞得开的，撞不开就要受伤，受了伤就要养伤，时间被一拖再拖，焦虑一层层叠加。这种感觉也是“人生海海”的感觉，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写作上的迷惘对我来说就是人生的迷惘，作为专业作家，大熊猫一样的，整日宅着，我们体会人生的通道已很有局限性。这次写作过程的艰辛，本身成了我写作的素材，这种体验我以前没有感受过。
谈个人
把孩子当成人看，我和父亲犯了同样的错
新京报：你个人的经历也十分传奇了，比如高考时数学满分，学无线电专业有“过目不忘”的好记性，记忆力如此好是不是连痛苦也比较难以忘掉？
麦家：所谓记忆好，不过是你对它感兴趣。
新京报：书中“上校”最终失去了全部的记忆，不知道这和你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有关吗？
麦家：晚年的“上校”就是我父亲的晚年，我确实也经常帮失忆的父亲穿裤子，抱着他哭。这些是真实的经历，但并不是因为真实而感人，而是这个人物活了，他唤醒了我们的悲悯心。我不喜欢在小说里写个人经历，但有时又挡不住。我一直认为，虚构的真实是更高级的真实，个人经历虽真实但倘若不能让人感同身受，对读者是无意义的。
麦家和他的父亲母亲。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现在对儿子的教育，有哪些是和当年父亲一脉相承的，又有哪些是特别不一样的？
麦家：简单、粗暴、严厉，把孩子当成人看，这是我和父亲犯的同一个错。我比父亲好的、也是不好的一点，我曾经(十八年)只有一个孩子，关键时候我总是败下阵来。回头看，我是从“失败”中得胜的，我一次次认输才让儿子有一种胜者的大度，没有和我决裂。对青春叛逆的孩子，我有个体会，也是从父亲的教训中学来的：青春是把刀子，别跟他们来硬的，你硬不过他们，当他们犯病时刀出鞘，你只要按兵不动，静静守着就行了，你若发兵，所有打出去的子弹都将反弹到自己身上，叫你落个一败涂地。
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大概是什么样？不用微信是为减少社交吗？
麦家：不少作家都不用微信。一方面我在说，整日宅着是作家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又要说，与其去人堆里瞎转不如宅在家里。我有轻度的社交恐惧症，即使没有，我也不想出去瞎转，转来转去魂都没了。可以从世俗生活得到乐处，就没必要写作，太苦了。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下午四点健身，晚上十点前必睡觉，过着十分规律单调的生活。我相信纪律就是活力的说法。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什么功名都不想要，只想要一个幸福的童年。此刻，如果重新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依旧会给出同样的答案吗？
麦家：我想问任何人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童年没吃过糖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甜什么滋味。
(刘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