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活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不禁让人想到20世纪,美国生物实验的一大丑闻——以非洲裔人群做梅毒人体实验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这一实验被美国政府掩盖长达40年,直到1972年被曝光,才在当年被终止。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是一项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实验过程中大量身患梅毒的黑人被迫远离正常的医疗环境,成为自己都不知道的“医学实验”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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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道德边缘
梅毒是一种主要通过性传播的细菌性传染病。当时美国医学界对梅毒的研究中,一个结论是梅毒对人的影响取决于人的种族,对黑人的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更大,而对白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更大。于是,美国打算进行实验,了解黑人患梅毒而未经治疗状况下,会发展出什么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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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部的性病部门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决定对一些罹患梅毒的美国黑人在无治疗情况下进行6至8个月的长期观察,到期后予以治疗。不久后,纽约州卫生专员针对该计划提出了一项建议:“如果想研究身患梅毒的黑人病情将如何发展,梅肯县将是一个理想地点。”
亚拉巴马州-梅肯县的位置
梅肯县是位于亚拉巴马州中东部的一个贫穷县城,当地的梅毒控制研究表明,该县有36%的美国黑人患有梅毒,且他们对此病并不知情,因此用来做无治疗实验“再合适不过”。
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地点确认后,为了吸引当地黑人患者的参与,研究小组试图拉近与当地黑人的距离并博取他们的信任。
实验人员来到梅肯县,告知当地黑人们他们染上的是“坏血病”,并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出现的各种症状,包括皮肤溃烂、起红疹等等,并表示会在长期的实验中对患者进行“特殊免费治疗”,建立起黑人对实验的信任。
以检查败血症为噱头
这时,塔斯基吉大学以及曾受教于该大学的黑人护士里维斯小姐对黑人们的加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塔斯基吉大学曾在大萧条期间允许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黑人参加“里维斯小姐集会”,集会参与者可以进行免费体检、免费交通、体检日午餐和一些小病治疗的福利。这些暖心的事让人们对里维斯小姐以及塔斯基吉大学充满信任感。所以当这所大学的校长、院长和知名黑人医护里维斯小姐都表示要参加项目时,黑人患者们很快被说服了。
里维斯和实验对象沟通……用自己的非洲裔身份拉近了和这些黑人佃农的距离,但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图片来自@美国政府资料
但塔斯基吉大学并非故意把黑人往火坑里推。在他们看来,这个长期实验在前期阶段并无不道德的行为:此时梅毒尚无确切的根治方法,且小组已经说明了在6至8个月的实验结束之后会对病患们进行现有方法的辅助治疗,而这可能是对这些黑人最好的结局了——与其等死,倒不如试一试。
参加试验的试验者其实一无所知,就参与进来了。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总而言之,当时参与了塔斯基吉实验的非裔工作人员相信,这场医疗实验对那些可怜的梅毒患者是个很好的项目。
逐渐罪恶的实验
最终,试验小组共集齐了399名患梅毒的黑人,以及201名健康的黑人作为对照组进行实验。
这些被实验者的每日行踪和身体状况都在研究员的监控和记录之下。为了让他们安心,研究员还会给他们发并无治疗效果的药,如阿司匹林和矿物质补充剂之类,说是有助于身体恢复。
研究进行期间的一份数据显示了梅毒患者数量和非控制性非梅毒患者数量以及实验中的死亡数。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不过实验在进行期间出现了个意外——资助该项目的“罗森瓦尔德基金会”因受大萧条影响撤回了资金支持。
实验项目没了资金来源,本该结束,而研究人员经过“全面考虑”,却决定将实验继续下去,而且是无限期延长——只是治疗还是免了,毕竟太费钱了。
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全面考虑里怕是没有黑人的生命和利益。那么,医生们的全面考虑都考虑到了什么呢?
一方面,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在美国为种族主义提供了新的支持。根据黑人的历史,美国科学家推断这个种族在生存斗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容易犯罪、容易生病;当时的一些医学专家根据美国奴隶解放后黑人的社会形象和做法得出了结论,称自由导致了黑人心理和道德状况的恶化,并将黑人的性病高发状况归因于黑人对性*过强和行为不端。
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所以白人医生们认为,想要在黑人中根治性病是不可能的,再好的医疗服务也无法改变黑人本性。
另一方面,当然是他们考虑到这种人体实验的稀缺性以及日后研究成果面世的价值。
罪恶的决定已经做出,但是并不能让这些黑人知道。等到6至8个月的研究结束,为了不引起参与者的怀疑,研究组为梅毒患者们短暂地采取了略有效果的猩红油膏、水银药膏等治疗方法,还于1934年发表了第一批临床实验数据。而面对患者们“疗效为何快速失效”的质疑,研究组表示“坏血病”的治疗需要长期进行。
注射的只不过是安慰剂罢了(安慰剂指没有药物治疗作用的片、丸、针剂,依靠是患者对医生的信赖)。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但黑人又不傻,因此质疑声还是频频出现(但没有什么作用)。为了能够达到对患者病程进行终身追踪、以及死后尸解的目的,美国卫生部认真部署了计划,绞尽脑汁、威逼利诱劝说黑人患者及其家人留下来参与。以及种种好处,包括允诺“就算人没治好死了,也会给他们一笔丧葬费”等等,并表示这是“最后一次获得特殊免费治疗的机会”。
为能接受“治疗”感到开心。图片来自@CDC
在这些患者眼里,治了还有一线希望,不治就什么都没了,他们的选择不言自明。
“梅毒不治疗实验”继续进行,四五年后转眼就到了二战。在这之前近2000天的时间里,黑人们的梅毒病情继续恶化,有的人病情发展至中期阶段,出现浅淋巴结肿大、皮肤黏膜疹、骨髓炎、脑膜炎等病症;有的人已经达到晚期,身体表面反而没什么损伤,但内脏脏器功能已经严重受损;也有数十人已经死亡。
本来是抱着治疗的想法参加,真相却是开始了生命倒计时。图片来自@CDC / pinterest
此时二战开打,国家正在征兵,参与实验的黑人梅毒患者中有250人参与了征兵。体检时,这些人被诊断出患有梅毒,被命令接受梅毒治疗,愈后才能加入部队。
更为恶劣的操作来了——公共卫生部的研究人员阻止这些想要为国奉献的梅毒患者治病,又一次剥夺了他们治愈疾病的机会,用当时卫生部代表的话说,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阻止已知的梅毒阳性患者接受治疗。”
美国很早就开始倡议治疗梅毒了,只不过黑人很难得到治疗机会而已。图片来自@Wikipedia
道歉有用吗
二战结束后,青霉素治疗梅毒的效果逐渐得到证实,在1947年时已经成为梅毒治疗的大规模应用药物。美国政府还赞助了几个公共卫生计划,建立“快速治疗中心”来根除梅毒等性病,不过当性病扫除运动来到梅肯县时,公共卫生部的研究人员又阻止了黑人梅毒受试者参加。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还给塔斯基吉梅毒研究所寄来感谢信,却不愿意去关注下在实验中的黑人患者生死。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此时,纳粹大屠*和相关的医疗滥用行为渐渐被揭露于世人,相关的国际法也因此改变,西方国家联盟甚至签订了保护研究中被实验者的权利的《纽伦堡守则》,塔斯基吉实验已经严重违规,但却没人关心应该如何终结这场闹剧。
纽伦堡守则的规定,一场完全违规的实验却进行了40年
这一拖又是近30年。直到1972年,才有吹哨人联系上媒体,通过《华盛顿星报》和《纽约时报》揭露了塔斯基吉实验的内幕,引起全国的轰动。随即国会听证会召开,与会专家组做出了“塔斯基吉研究在医学上不合理”的判断,并下令终止研究。
终于停止了。如果是对黑人梅毒患者进行了有效的治疗手段也算是做了一些贡献,但这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像是为了得到黑人梅毒患者的死亡率。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终于,梅毒实验结束了,此时只有74名被研究者还活着。在最初的399名被研究者中,29名直接死于梅毒,100名死于梅毒并发症,40名被研究者的妻子感染了梅毒,19名被研究者的子女出生即患有梅毒。
关于患者死亡后的尸体解剖结果是要发送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场从上到下只有研究对象不知情的实验。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美国政府决定为尚存的参与者和尚存者的家庭成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会有权制定法规以阻止未来此类医学滥用行为的发生。
最后,早该到来的道歉也姗姗来迟。1997年5月16日,比尔·克林顿在白宫举行了一场仪式,向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受害者正式道歉,他说:
自我感动式道歉(右一为当年研究对象的幸存者)。图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木已成舟,悔之晚矣。但我们可以结束沉默,我们可以正视整个事实。我们可以看着你们,代表美国人民说,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对不起。我们的非裔美国人,对不起。我们的联邦政府曾经精心策划了一项种族主义的研究。”
很明显,美国的种族主义到了今天依旧猖獗。图片来自@Arthur S. Siegel
当时的八位幸存者中,有五位参加了这场致歉仪式。国家低头认错能不能弥补他们内心的伤痕,或许只有这几位才能真正回答。
“纽伦堡守则”为何诞生
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期间,纳粹德国参与人类活体试验的卡尔·波兰特和其他医生,一直辩称此类人体试验,在战前不过都是些平常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也都在做。这就让主持审判的盟国一方很没有面子,为了挽回些颜面,1947年,美国医学界和法律界主导起草了《纽伦堡守则》,作为纽伦堡审判的道德依据,该守则认定,未经实验对象同意的人体试验是非法行为。但很显然,从公共卫生部门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并没有认真遵守自家人制定的《纽伦堡守则》。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并不是美国活体试验的第一个案例,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例。
种族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在白人医生眼中,有色人种不过是与“人类”(白人)长得有所相似的亚人生物,用他们做医学实验,心中不会有太多愧疚。早在19世纪末,黄种人为主的菲律宾殖民地就被美国医学工作者认为是开展人体试验的天堂。美国陆军的军医曾让当地囚犯感染鼠疫。哈佛大学的教授也跑了过去,偷偷给24名囚犯注射了带有霍乱细菌的血清,部分血清还混杂着鼠疫杆菌,造成13人死亡。
哈佛大学热带医学教授理查德·斯特朗,1906年任菲律宾生物实验室主任。图片来源:美国陆军医学部
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也被美国当作开展人体试验的绝佳场所。1944年的危地马拉政治动荡。这个被美国联合水果公司控制了经济命脉的“香蕉共和国”,刚刚通过大罢工的方式赶走了极端亲美派的独裁者乌维科。不过,政局的变化没有根本性地影响美国在当地布局多年的利益网。作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后续项目,美国公共卫生局通过多种手段让1308名不知情的危地马拉居民感染上梅毒。虽然塔斯基吉的实验“卓有成效”,但这毕竟是在美国本土进行的,一旦被曝光,实验执行者有可能会摊上很多的官司,由于面对危地马拉的有色人种进行试验,医生们并没有那么多顾忌。一如塔斯基吉实验,美国“专家”们细心记录了实验病患从被感染到发病、乃至死亡的全过程,只不过,危地马拉的实验,“专家”们的自主性更强,他们不必提前筛选哪些人患有梅毒,而是主动先让实验对象感染梅毒。很多人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胳膊上挨了一针,就成了梅毒实验的小白鼠。1944年至1948年进行的这次人体试验,共有83人死亡。
一名被人工感染梅毒的危地马拉女性精神病患,出现了典型的梅毒下疳。该病患最终在实验中死亡。图片来源:美国总统生物伦理研究委员会2011年9月报告
研究员利用多种手段感染实验对象。包括图中表现的小脑延髓池穿刺。根据危地马拉梅毒研究项目的主任卡特勒所说,这样做是为了研究人体血-脑脊髓液屏障的有效性。图片来源:美国总统生物伦理研究委员会2011年9月报告
20世纪初,与种族主义并驾齐驱,流行于美国的另一股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残疾人、囚犯、孤儿、精神病患等等都被视作社会的弃物,可以随意处置。早在1880年代,就有医生将梅毒注射入夏威夷6名患有麻风病的女童体内,她们的年龄都不满12岁。1895年,纽约的一名儿科大夫亨利·海曼令两名精神残疾的男童感染淋病,其中年纪较小的一名还不满6岁。1908年,费城的医生还将结核杆菌的提纯蛋白滴入当地孤儿院的儿童眼中,导致大批实验对象双目永久失明。
二战前后,美军中性病盛行,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美军制作了很多宣传海报,告知士兵“买春”的危险。图片来源:商业内幕
美国,特别是美军对梅毒的人体试验“一往情深”,主要是由于美国士兵生活不检点,导致性病在军中广泛流行。
美国生物实验室的黑箱,该打开了
近期,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处获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在乌克兰实施的一系列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包括“通过候鸟传播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等多个项目,震惊世界。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审议乌克兰生物安全问题。世卫组织也已建议乌克兰销毁存放于该国公共卫生实验室的高危病原体。
对此,美国再次“否认三连”,声称这是“虚假信息”,甚至在未拿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反指俄罗斯要在乌克兰使用生化武器。但在一系列文件、图片、实物等证据面前,美国的说辞苍白无力。眼看真相藏不住,美国国务院三号人物、副国务卿纽兰也不得不简单承认,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美国媒体则更加直言不讳:美政府在乌克兰秘密生物实验室问题上撒了谎,向美民众隐瞒了支持这些实验室的真正目的。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还只是冰山一角。近几十年来,美国这个“生物军事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据统计,美国国防部以合作减少生物安全风险、加强全球公共卫生等名义,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安全隐患。去年,驻韩美军的生物军事化活动就曾遭到起诉,各类抗议活动更是此起彼伏。不仅如此,美国在本国境内也开展了大量生物武器实验。声名狼藉的德特里克堡基地,被称为“最黑暗的实验中心”,该基地继承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魔鬼遗产,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拥有美军方唯一的P4级实验室,储存了几乎所有已知的高致病性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天花病毒、鼠疫杆菌以及非典(SARS)冠状病毒等。其实验室曾发生一系列重大泄漏事故,至今仍是个神秘的黑箱。
美国作为生物技术能力和军事实力最强、且唯一一个仍然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理应在禁止生物武器、限制生物军事活动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履行更多义务。但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挠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拒绝接受对其境内外生物设施的核查。
长期以来,美国总是很擅长自我标榜,并指责他国不公开、不透明,不是污蔑他国拥有所谓“大规模*伤性武器”,就是抹黑他国进行生化武器试验,甚至妄图将实验室制造新冠肺炎病毒的帽子扣给中国。而一旦涉及到自身的问题,则往往三缄其口,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倒打一耙。
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表明,人类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在卫生健康领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拿别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开玩笑。美国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应该受到公开、透明、彻底的清查。更不必说,生物军事活动是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关各国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质疑是合理、正当的。美国必须对这些合理关切作出全面澄清,并停止所有危险的生物军事活动,积极参与到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中。这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对本国民众负责,美国是时候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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