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掩护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是指中情局等美国情报机构秘密设立和运作的执行隐蔽行动的伪装载体和平台。在隐蔽行动实践中，中情局掩护组织名目繁多，主要包括文化和宣传组织、学生组织、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商业组织等。在行动职能上，美国隐蔽行动掩护组织的首要功能是掩饰隐蔽行动幕后的“美国之手”，以便用更加隐匿的方式铺排隐蔽行动。
一、美国隐蔽行动的文化和宣传掩护组织
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隐蔽行动中最具渗透力、最具影响力的行动方式，是美国隐蔽行动最常见的政策手段，因此，文化和宣传领域是中情局布建隐蔽行动掩护组织的重要场域，目的就是实施隐蔽的舆论塑造（包括舆论攻击）和文化渗透。美国在文化和宣传领域布局的掩护组织五花八门，不胜枚举；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CCF）和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 RFE）是中情局最著名的文化和宣传掩护组织。
（一）文化自由大会
为拉拢知识界以及非共产党左派（简称“非党左派”）并在文化领域展开冷战宣传，由中情局秘密策划和资助的文化自由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0年6月在西德东柏林举行。为此，中情局设计制定了代号为“歌剧行动”（Operation QKOpera）的隐蔽行动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向文化自由大会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以期利用文化自由大会强化知识界的反共姿态。文化自由大会成立后，中情局遂根据“歌剧行动”的安排，将文化自由大会列入中情局的宣传资产清单，通过提供隐蔽资金的方式支撑文化自由大会的运转。
借助文化自由大会这一平台，中情局通过多种方式铺展冷战宣传。在宣传平台和渠道的建设方面，中情局从1951年起秘密策划和资助文化自由大会出版一系列冷战宣传的期刊杂志，主要包括《考验》（Preuves）、《邂逅》（Encounter）、《节奏》（Tempo Presente）、《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等。创办于1951年的《考验》是文化自由大会发行的第一个杂志，从一开始就被中情局用作冷战宣传的喉舌。创办于1953年的《邂逅》是文化自由大会最重要的旗舰杂志，以猛烈抨击共产主义侵犯文化和政治自由而著称，是中情局隐蔽文化行动的重要工具。在组织机构的布建方面，除在欧洲创设组织机构外，秉承中情局的战略安排，文化自由大会还将触角伸向亚洲和拉美地区。截止1960年，文化自由大会已经在全球35个国家设立国别委员会，其中10个位于西欧国家。至此，文化自由大会以欧洲为重镇，同时将触角伸向亚洲和拉美地区，成为中情局在全球层面实施公开和隐蔽手段相结合的宣传战的组织载体。
作为美国隐蔽文化宣传战的开篇之举，文化自由大会是中情局政策规划的产物，是中情局运作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隐蔽宣传行动，目的就是在知识界以及“非党左派”阵营中培育并促进反共产主义的国际意识。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在冷战初期精心设计并运营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平台，文化自由大会不仅是中情局在全球文化领域展开隐蔽宣传的综合性渠道，同时也是中情局从事文化冷战的主要的掩护组织。鉴于此，文化自由大会堪称美国文化冷战战略的典范，更是美国隐蔽宣传行动的杰作。
（二）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欧洲电台是冷战期间美国针对东欧国家实施隐蔽宣传行动的最重要的无线电广播渠道和平台，是中情局“仲裁者项目”（Project Umpire）付诸实施的结果。作为筹划自由欧洲电台的第一步，美国组建自由欧洲委员会，目的是利用东欧国家的所谓流亡者和难民发起反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宣传战。为假借公开渠道的民间融资掩盖美国政府的秘密资金支持，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策划并授意自由欧洲委员会发起“自由十字军运动”。依托自由欧洲委员会和“自由十字军运动”作为策应平台，中情局秘密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于1950年7月组建完毕并针对东欧国家实施大规模的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
自建立以来，借助中情局等美国政府机构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导，自由欧洲电台先后发起了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否决行动”、“焦点行动”和“聚光灯行动”等一系列广播战和隐蔽宣传行动。在随后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事件中，自由欧洲电台秉承中情局和美国政府的旨意，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制造和传播各种谣言，蓄意搅动东欧国家的政治局势。鉴于此，自由欧洲电台的秘密广播战发挥了思想渗透的宣传作用和冷战黑哨的政治功能，严重扰乱了东欧国家的文化和舆论环境，恶化了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为东欧剧变埋下了隐患，最终助推了美国冷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组织起源和运转机制的角度看，自由欧洲电台的建立源自中情局的政策设计，其运转基于中情局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导。因此，自由欧洲电台是中情局掩护组织，是中情局实施秘密广播战等隐蔽宣传行动的政治工具。
二、美国隐蔽行动的政治掩护组织
隐蔽政治行动既是传统的政治战方式，也是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类型和重要领域。所谓隐蔽行动的政治掩护组织，是指中情局秘密组建或资助的以非官方和民间形式作为掩护载体的社会机构和团体，服务于美国的隐蔽行动目标。在美国隐蔽行动历史上，中情局组建和支持了不计其数的掩护性政治组织和机构；其中，“第三种力量运动”（Third Force Movement）和国际学生会议（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ISC）是美国隐蔽行动政治掩护组织的典型案例。
（一）“第三种力量运动”
所谓“第三种力量运动”，是指中情局在中国香港组建的针对新中国的隐蔽政治力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深感失望，另一方面，基于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美国决意扶植新的反对新中国的势力。为此，美国加快了培植中国的“第三种力量”（既反对共产党，又不属于国民党的力量）的布局。1951年1月，中情局启动“第三种力量工程”（Project Third Force），首要目标是将在香港的各种反对新中国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第三种力量”的隐蔽政治组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情局数度派员前往香港同反对派人士秘密接触。在中情局的周密部署和秘密资助下，“第三种力量运动”的掩护性组织载体——“二十五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wenty-Five）于1951年5月在香港建立，并在不久之后正式更名为“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Fighting League for Chinese Freedom and Democracy），这就是通常所称的“第三种力量委员会”（Third Force Committee）。根据中情局制定的政策方案，“第三种力量委员会”的使命是：实施针对中国内地的游击活动；展开反对新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战。为此，“第三种力量委员会”在中情局秘密资金的支持下创办期刊杂志并展开反华宣传，同时选派人员潜入中国内地搜集情报并实施破坏活动。
中情局对“第三种力量运动”的隐蔽支持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此举已经表明，包括隐蔽政治行动在内的隐蔽行动是美国对抗新中国的政策手段。更为重要的是，中情局秘密组建和资助“第三种力量运动”的行径意味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情局就开始在香港布建隐蔽行动的资源和网络，目的是利用香港作为通道，针对中国内地实施包括隐蔽政治行动和隐蔽宣传行动在内的秘密战，进而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二）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国际学生会议
学生组织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因而是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密切关注并竭力利用的对象。美国将学生组织作为隐蔽政治行动的实施对象并据此展开隐蔽校园行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情局对成立于1947年的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USNSA）的秘密资助，目的就是利用该组织将美国全国的学生组织以及世界各国的学生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参与美国的冷战十字军。为更加有效地向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输送资金并增强资金支持的隐蔽性，中情局于1952年6月设立掩护性资金机构——青年和学生事务基金会（Foundation for Youth and Student Affairs, FYSA），专门用于向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提供秘密资金。在中情局的支持下，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成为中情局展开冷战宣传战的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先后配合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宣传战项目，包括外国学生领袖项目、发展中国家学生项目、外国学生服务项目等，进而据此发起争夺心灵和思想的冷战宣传战。
作为海外计划的重要环节，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中情局的秘密资助下于1950年主导建立新的国际学生组织——国际学生会议。此后，中情局提供的秘密资金通过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青年和学生事务基金会源源不断地注入国际学生会议，借此支持其在世界学生运动的舞台上从事政治对抗和冷战宣传活动。例如：借助中情局的暗中策划和组织，国际学生会议采取对抗性行动，成功抵制了由具有进步倾向的国际学生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发起的1962年赫尔辛基世界青年节。由此可见，借助中情局提供的秘密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导，国际学生会议成为美国实施冷战战略的掩护性组织平台。
三、美国隐蔽行动的商业掩护组织
设立各种商业公司和基金会是中情局布建隐蔽行动掩护组织的特殊方式，既可以作为美国隐蔽行动的资金筹措或资金输送渠道，也可以作为美国助力和铺展其他隐蔽行动的工具。基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和商业自由原则，表面上的私有性质为中情局创设或支持的商业公司和基金会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美国隐蔽行动提供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和行动便利。在商业掩护组织的伪装下，美国隐蔽行动的踪迹变得更加复杂，更具“巧言否认”的特征。
（一）中情局掩护性商业公司的典型案例
1948年意大利选举被美国视为冷战初期遏制共产主义的第一场试验，也是中情局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隐蔽行动。为此，中情局在美国和意大利设立了相应的商业公司，专门负责向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天民党）输送资金。在中情局为影响1948年意大利选举而设立的商业掩护组织中，一家设在美国纽约的名为“共同事业公司”（Common Cause Incorporated）的中情局掩护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中情局的目的就是利用“共同事业公司”向意大利天民党以及其他亲美组织和团体输送秘密资金，掩盖中情局和意大利之间的资金往来，“共同事业公司”由此成为中情局在商业公司的伪装下展开隐蔽政治行动的早期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隐蔽行动随即铺展。1951年3月，中情局在中国台湾开设一家以进出口商务活动作为掩护工具的商业公司，对外名称为“西方企业集团”（Western Enterprises Incorporated, WEI），其使命就是伙同台湾当局，以隐蔽行动方式伺机袭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在隐蔽宣传行动方面，“西方企业集团”在台湾设立针对中国大陆的秘密无线电广播电台，同时指导台湾当局借助气球等方式向中国大陆投放传单等宣传品，内容包括：抹黑新中国政府，攻击中国*；蛊惑中国大陆民众支持国民党“游击队”并实施破坏活动；歌颂“反共义士”，煽动大陆民众叛逃台湾等。在准军事行动方面，除利用商业公司身份的掩护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之外，“西方企业集团”还秘密培训台湾当局的军事人员和特工并提供装备，组织其针对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展开袭扰和破坏活动，同时构建了一个针对中国海域的海岸监视网络。作为中情局的商业掩护组织，以台湾作为基地的“西方企业集团”是中国海岸袭击者中的重要一员，是袭扰和破坏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幕后策划者和直接参与者。
（二）中情局掩护性基金会的典型案例
为更加有效地向文化自由大会提供隐蔽的资金支持，中情局于1952年1月专门设立法菲尔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作为掩护性融资平台，开辟了秘密资助文化自由大会的新的资金输送通道。此后，法菲尔德基金会成为文化自由大会的核心融资机构，为中情局利用文化自由大会展开更具持续性的宣传战和隐蔽宣传行动搭建了可靠的资金渠道。作为中情局的隐蔽资金平台，法菲尔德基金会并非真正的基金会，而是中情局的掩护组织。
新闻媒体是中情局实施隐蔽宣传行动的重要途径，为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情局就通过秘密渠道专门为美国报业公会（American Newspaper Guild, ANG）设立融资平台——美国报业公会国际事务基金会（ANG’s International Affairs Fund）。依托中情局的秘密资助，美国报业公会在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的新闻业界展开宣传行动，成为美国冷战宣传的一把利刃，再度揭示了中情局利用基金会铺展隐蔽宣传行动的政治手段。
成立于1953年的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是中情局秘密资助的所谓民间妇女组织，目的就是利用妇女团体展开冷战宣传。为向通讯委员会提供持续的秘密资金，中情局于1954年专门设立迪尔伯恩基金会（Dearborn Foundation）。依托中情局的秘密资助并在中情局的直接指导下，通讯委员会通过公开发表报告和文章、举办巡回演讲和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宣扬和鼓噪美国的冷战战略，抨击共产主义。作为中情局掩护组织，迪尔伯恩基金会对通讯委员会的资助是中情局利用掩护性基金会在妇女界展开隐蔽行动的典型案例。
为颠覆英属圭亚那贾根政府，中情局制定代号为“定点飞越行动”（Operation Flypast）的隐蔽行动计划，目的就是秘密资助英属圭亚那工会组织发起罢工，进而推翻贾根政府。为便于向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等亲美团体提供隐蔽资金支持，中情局专门设立戈撒基金会（Gotham Foundation）作为掩护组织和秘密资金输送通道，资助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展开反对贾根政府的活动，导致贾根被迫于1964年12月宣布辞职，美国据此实现了颠覆贾根政府的目标。
综上所述，掩护组织是美国遂行隐蔽行动的重要手段和资源。从功能上讲，掩护组织的首要作用是隐藏并掩饰隐蔽行动幕后的美国政府的角色和意图。从操作层面上讲，掩护组织既可以作为美国实施长期隐蔽渗透的平台，也可以作为助力和策应美国特定隐蔽行动的工具。鉴于此，掩护组织是美国隐蔽行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
舒建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白昃战略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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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吕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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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白昃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