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他所说的“万物的永恒回归”。这种想法正如他在《快乐的科学》中所提及的那样，“你将不得不按照你现在的、已经过着的这种生活，再活一次，以及无数次。”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孱弱人类，你可以“按倒自己，咬牙诅咒说这话的恶魔。”但世间还存在其他的灵魂，他们更伟大更强健。他们可以站在人群之上，盯着同一个恶魔的眼睛，回答:“你是上帝，我从来没有听过比你更神圣的东西。”
政治理论家罗纳德·贝纳在他的新书《危险思想：尼采、海德格尔和极右势力的回归》中所做的努力需要用尼采式“命运之爱”（amor fati）来理解。他论述的主题是尼采和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以及尼采死后所出现的纳粹主义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微妙关系。贝纳想展示极端右翼政治已经成为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试图塑造“左尼采主义”或“左海德格尔主义”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事实上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种争论，然而我们将不得不再经历一次，甚至也许是无数次。这是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知识分子涉足的领域，但却都收效甚微：乔治·卢卡契（Georg Lukács）、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齐夫·施坦赫尔（Zeev Sternhell）、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以及许多其他人。贝纳在《危险思想》中也遥相呼应了他的许多前任理论家。但他还补充了一点新的思考，这让他的批评有希望在其他人置若罔闻的地方获得一些成功。他指出，以前的批评家们一直关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右翼观点应该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们今天的左翼追随者的评估，但通过如此执着地关注“终身激进分子”，这些批评似乎暗示着自觉的右翼尼采主义/海德格尔主义已经成为了过去。
也许过去的论争没有持续至今是因为他们无意中向对手让步了。毕竟，如果尼采或海德格尔今天的典型读者真的是左派的话——如果思想家们自己的极右观点被理解为一种偏差，在他们随后的接受史中被迅速和永久地纠正——那么关于他们的哲学有一些内在反动的说法确实有点不可信。
正是贝纳这种对历史假设的不满解释了他副标题的最后一句话：极右势力的回归。贝纳想改变大众对尼采或海德格尔的典型看法。他列举了当今全球法西斯复兴及其准高雅的代言人：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及其盟友（狂热的尼采/海德格尔的读者们）。他打赌，如果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名字开始让人想起挥舞火把的暴民形象，比如书封面上的夏洛茨维尔联合右翼集会，而不是研讨会室和巴黎咖啡馆，左翼学者对他们重新解释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前景恐怕就不会那么乐观了。
海德格尔
放手去做
这本来是一个创造性的、有前途的策略——然而贝纳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便不再对该观点进行深入讨论，这十分令人不满。这本书的绝大部分致力于对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文本诠释。他两个长章节的标题，“在法西斯主义复活的时代读尼采/海德格尔”，结果只是令人失望的字面意思。另一方面，贝纳的解读清晰、易懂且引人注目。对于第一次接触尼采或海德格尔的读者来说，这使得文本可以被轻松地理解，同时也不会牺牲其忠实性或复杂性。这两章都为贝纳分析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核心观点内容提供了继续下去的基础。这些分析强调了二人有多少共同点，以及其中有多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右翼政治思想。
在贝纳笔下，尼采和海德格尔首先是反动的文化批评家。他们的计划起源于对现代世界，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失望哀嚎。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一场灾难。宣传为解放的东西反被证明是精神上的麻木。启蒙运动对民主和人类固有理性的强调催生了傲慢与平庸的流行。普通人大大高估了自己推理、了解事物和利用知识改善世界的能力。一个所有区别都被消除了的大众社会，也是一个失去了悲剧意识的社会，一个必须被接受而不是被改变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个新权威，一个能够振兴文化，恢复秩序的权威，而秩序的缺失已经严重削弱了我们的现代精神。必须打碎一些旧有的顽疾才能去做存在主义的蛋卷。
贝纳写道，对尼采来说，问题的根源是现代性的“无范围性”。尼采通常被朋友和敌人理解为解构所有确定性——价值观、宗教、事实、真理本身——的先知。贝纳表明，如果尼采是这样一个先知，它也更多地存在于旧约中，而非TED演讲模式中；或者可能是恐怖电影中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老头模样。尼采确实认为所有那些定向信念都缺乏“基础”——但他也认为无论如何，我们有必要包容某种“视界”。没有视界，我们就不能行动，或者不能以一种足够有力的“肯定生命”的方式行动。
在现代化之前，我们的视界仍然缺乏基础。只不过在异教的、不容置疑的父权制和悲剧戏剧的时代中，没有人对此感到紧张。而现代世界改变了这一切，它将柏拉图/基督教对形而上学的专注推向狂热。我们开始习惯于事后批评自己，寻找做一件事的理由，而不是仅仅做好准备了就放手去做。
在贝纳引用的早期文本中，尼采描述了这种转变的后果，现代人“不再能够为了简单的意志和*的行为而从智慧和真理的精密网笼中解脱出来”。尼采关于救赎的希望是著名的“超人”，他们可以通过抵抗现代“虚无主义”和运用必要的力量来拯救我们，创造他们自己的新视野——而其他现代人可以欣然屈从于超人的视野。
贝纳坚持认为，重要的是不要让海德格尔自己有关尼采的广泛而矛盾的言论掩盖了他试图讲述的与现代性相似的故事。海德格尔最终得出结论，尼采是代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顶点”，而不是对形而上学的攻克。是的，他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文艺复兴是否是好的。又如尼采明确反对海德格尔所倡导的德国民族主义。
但是，正如贝纳所写的，总的来说，“尼采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相似之处确实惊人。”特别是，他们有着对人类社会相同的诊断：一种现代性的愿景，在这种愿景中，柏拉图/基督教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令人窒息的霸权使人们的经验变得肤浅和平庸。
对于海德格尔和尼采来说，现代性是对“我们的最基本存在是作为实干者而不是有知者”的视而不见。和尼采一样，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的结果是过度自信和自信不足同时并存。我们对那些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导航世界的理所当然的假设不够自信——我们让它们受到理性主义的批评；我们假设它们站在我们和对世界的准确把握之间，而它们实际上是我们得以一窥世界的唯一途径。
结果，我们理性反思后的对世界的理解过于自信，对计划和控制一切事物的能力也过于自信。海德格尔更希望我们通过进入更“真实”的关于我们局限性和“扎根状态”（rootedness）的体验来应对我们实践能力上的崩溃，对“存在”（being）的不可理解的神秘感到惊奇——这个神秘就是我们的世界。
对于如何在德国实现精神寻根的伟大愿望，海德格尔的答案倾向于通过纳粹运动。纳粹统治引导德国人回归存在的潜力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纳粹主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贝纳综合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揭示了海德格尔对纳粹党的忠诚，他个人对希特勒的钦佩，以及在一代辩护者的坚持下，他内心深重的反犹主义。
贝纳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海德格尔反犹主义的逻辑，过去的批评家总是无法很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贝纳则做得很出色。这不仅仅是重新评估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也不仅是与欣赏可怖之人的作品的“伦理”做斗争。贝纳表明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源于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无根的世界主义的故事，这个故事导致了苏联和美国令人不安的政治发展，并使德意志民族脱离了真实的经验。为什么人们一直很难看清海德格尔真正的样子？
别无选择
然而，这并非贝纳提出的问题。他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最初尼采和海德格尔发现他们自己的观点很有吸引力。“我们必须阅读伟大的反自由主义理论家，”他提议，“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他们为什么背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同胞也很乐意如此。”问题是，贝纳假设可以在文本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太看重这些问题的表层了。他回应了建立在极端保守分子话语上的反动的社会学。
因此，在贝纳的结论中，他似乎对他先前坚持的“尼采-海德格尔世界观的逻辑必然导致政治灾难”的主张做了令人困惑的改变。贝纳声称，这么多人被尼采和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诊断所吸引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现代性的核心确实是精神空虚”。自由民主党的任务依旧是捍卫现代性，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现代性的“精神或文化空虚”。
尤尔根·哈贝马斯提醒人们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只有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才能实现。或者查尔斯·米尔斯坚持认为 ，平等和自由的启蒙价值观确实可以实现，但只能通过对抗（由白人至上所构建的）启蒙思想的方式来实现。但贝纳并不认同二者的结论。
贝纳的结束语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别无选择”。“中间派自由管理主义并不令人满意，”他承认，“它还不够鼓舞人心，不能触动灵魂，它太平庸了；这是末人的政治。好吧，我们用什么来代替它呢？”好像中间派自由管理主义是现代性曾经是或者可能是的一切！
到了书的最后几页，尼采-海德格尔致命的错误不再是他们对理性、平等和民主的本能厌恶。他们愚蠢地认为，他们“正确”提倡的价值能够被纠正。“危险的是他们的希望/傲慢，”贝纳写道——他们在最后一刻背叛了自己对悲剧和命运之爱的承诺。"谁曾向我们保证人类状况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贝纳最后问道。他要么部分地拥护尼采-海德格尔论，要么完全拥护：要么接受超人和法西斯主义的谵妄，要么接受今天的政治秩序，永远不变。
贝纳从未明确承认他最终支持尼采中心主义的事实，也没有承认他在导言中阐述的政治议程上倒退的程度。贝纳确实强调了尼采的马克斯·韦伯血统——他认为韦伯是悲剧的自由主义的伟大典范。他并不掩饰自己政治愿景中尼采式的精英主义。
这是一个经典的双重真理（double-truth）学说。尼采和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揭露是安全的，甚至对坚定、开明的自由主义者是有益的。当他们令人不安的真相在政治介入并不安全的语境下被曝光时，所谓的“危险”就产生了。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只能在“粗俗暴民”听不见的地方——贝纳引用了沮丧的新纳粹分子的话，将“粗俗暴民”称之为“白人垃圾”。
但是贝纳依旧怀有他最初的愿望。他似乎追求的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工程，通过更充分地理解尼采和海德格尔不相容的、反动的对立面的逻辑，就能清晰地发现此工程的意义。只是，到了书的结尾，他对“解放”和“现状”的理解愈发奇怪了。当贝纳把卡尔·马克思列为无法“为了左派或自由主义思想而挪用”的“反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时，他认为的左派究竟是什么样的？
狭隘的自由主义
在这一团糟中令人沮丧的是贝纳偶然发现的一些重要信息。贝纳完全正确：有可能以韦伯为一个模型，为自由资本主义提供连贯的尼采式辩护。贝纳指出，中间派自由主义只能通过价值观的选择而不是潜在世界观的差异来区别于极右主义。贝纳对此并不太在意。他似乎相信好人可以无限期地坚持非理性的奉献从而和坏人划清界限。至少这是我们最好的希望。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贝纳在引言中要求我们去做的——重新审视现存的尼采主义或海德格尔主义的历史——可能会证明保持他的观点更难以实现了。我们会发现在实践中难以将自由派麦粒与极右翼谷壳区分开来，这非常令人担忧。
以马克斯·韦伯为例。他最终成为《危险思想》中无望的英雄，能够像尼采和海德格尔一样清晰地看到并断言现代性的“铁笼”。“因为它不依赖关于现代性的超验的娱乐幻想，”贝纳赞美道，“韦伯式的贵族最终比尼采式的贵族更高贵。”然而，一股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贯穿于这位“非常悲观的自由派”的全部作品中。从反面来看，韦伯的作品在现代性洪流的面前表现出的不是斯多葛派的坚忍决心，而是对其不可避免性的恐惧，至少在德意志帝国的例子中是这样的。
对韦伯来说，铁笼总是受到一些非德国人的威胁。在他1895年在弗赖堡大学（海德格尔后来成为纳粹政权下的此校校长）的就职演讲中，威胁来自波兰农民。波兰农民正迁移到东普鲁士，威胁着当地德国工人的生计，因为他们愿意在极差的条件下劳动。韦伯在1893年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俄罗斯-波兰工人绝对排除在德国东部之外”。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威胁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作战的经历了种族歧视的军队。他在1917年警告听众，“德国正在为自己的生命与一支军队作战，这支军队中有黑人、廓尔喀人（Gurkha）和各种野蛮人，他们从世界各地的藏身之处聚集在德国边境，准备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破坏。”
在这两次演讲之间，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欧洲人独特的文化特征之间的“亲和力”进行了详尽的理论阐述。资本主义不只是碰巧在欧洲发展。它诞生于欧洲人独特的宗教文化能力和工具理性，而不是韦伯所说的“亚洲人无限的贪婪”。韦伯对德国的世界历史“命运”的信念，正如贝纳所说，不是理论偏差，而是他思想核心的逻辑延伸。
韦伯并不是唯一一个与威权主义或民族主义右翼持续合作的尼采式的“自由派”。学者们注意到二十世纪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石——奥地利经济学派历史上的类似轨迹。政治理论家科里·罗宾（Corey Robin）在2013年因一篇强调尼采和奥地利学派相似之处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来自自由主义作家的争议风暴。但是有些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对尼采个人而言，也是对后来的尼采式传统而言。
例如，韦伯是该学派二十世纪早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对话者，也是阿尔弗雷德·施尤兹（Alfred Schütz）和约瑟夫·舒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年轻成员的灵感来源。二十世纪奥地利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对“理性主义”的谴责和尼采或海德格尔一样强烈。（哈耶克经常被与之相提并论的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称为“英国的海德格尔”。）
最近，唐·拉瓦伊（Don Lavoie）是美国许多著名奥地利学派信徒的导师，在他去世时，他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查尔斯·科氏经济学教授。拉瓦伊一生都在为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和海德格尔及其追随者汉斯-乔治·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争论。
许多奥地利自由主义者和尼采主义者（如海德格尔）之间最强有力的接触点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即面对不断推进的左派，政治威权主义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必要的。海德格尔最近出版的《黑色笔记》显示了他对纳粹主义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蔓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有关，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当然）是由世界犹太人推动的。类似的考虑驱使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27年宣布法西斯主义通过镇压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起义“暂时拯救了欧洲文明”。“法西斯主义由此获得的功勋将永远存在于历史。”他如此宣称。
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丹（Quinn Slobodian）展示了这一逻辑是如何加固了新自由主义的基础，而这又和种族隔离的南非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智利威权政权有关。无论是出于经济学家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对南非黑人“食人族”的多数统治的前景的恐惧，还是对智利民主选举的马克思主义总统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所获得的民众支持的失望，奥地利传统已被证明非常愿意与“自由主义独裁者”（哈耶克曾经如此称呼皮诺切特）的想法和解。
因此，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尼采和海德格尔一起加入了今天右翼的万神殿，这并不奇怪。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建议他的助手们阅读冯·米塞斯和他的美国学生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作品。附庸风雅的新法西斯*的代表人物门休斯·摩德布格（Mencius Moldbug）同意这一观点:“米塞斯是一位泰坦；罗斯巴德是个巨人。”位于阿拉巴马州奥本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LVMI）的主席是卢·洛克威尔（Lew Rockwell），他为罗恩·保罗（前美国议员）代写了所有种族主义的时事通讯。LVMI最臭名昭著的成员是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他2001年的长篇大论《民主:失败的上帝》已经成为极右运动的圣经。
换句话说，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倒退到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也很难远离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
讽刺的笼子
贝纳认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困境是一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但是在《危险思想》中，他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表明选择并没有那么简单。事实证明，现代性的捍卫者和反对者可以找到大量知识和计划上的共同点，而自由主义的中心主义和右翼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在实践中看起来却模糊得让人胆寒。
这是因为现代性本身是不稳定的。韦伯错了。现代性不是一个会必然更加同质和可预测的铁笼。它十分复杂；是矛盾的；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马克思写道:“现代不会让人满意，它的核心是一场无情的运动。现代性承诺民主、自由和平等，同时巩固了一个在结构上无法实现这些承诺的政治经济体系。它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愿景，即一个集体转向满足人类需求的世界，同时在短期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大剥削的力度。”
正如马克思首先解释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为其自身的超越创造了条件，尽管事实证明利用这些条件比马克思预期的更具挑战性。现状的惯性并没有令其保持稳定态，而是推动现状朝向革命性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希望维持现状的人经常发现有必要求助于“前现代”的专制权力的资源来反击对民主、自由或令人不快的平等的要求。
尼采和海德格尔在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获得狂热的激进读者群，这并不是巧合，当时传统的左翼进程看起来像一个注定以斯大林主义的堕落或撒切尔主义的失败告终的白日梦。
如果你开始相信唯一的选择是勉强屈从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资本主义，那么反现代主义的嚎叫看起来的确很有吸引力。在贝纳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他认为，对“极右势力的回归”进行清算将有助于我们拿出必要的决心，做出支持社会现状的乏味决定。
但是还有一个选择。相反，我们可以把今天的极右派看作是社会现状不完全相同的证明，它确实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无论这是好是坏。我们不能把后尼采时代极右主义的复兴视为永恒轮回的又一轮轮回，而是可以把它视为反动的反现代主义将伴随资本主义——用马克思的话说——走向神圣结局的证明。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二分法: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法西斯主义者，叶芝说，“中心难再维系”（The center cannot ho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