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20年第3期
http://www.xyfzqk.org/UploadFile/Issue/yuhwksum.pdf
|| 李秉忠
内容提要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然是主导世界秩序的压倒性力量，奥斯曼帝国被迫祭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帜，以此进行最后的抗争。泛伊斯兰主义在此阶段是一种综合的救亡图存方案，是用伊斯兰身份装扮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英国和土耳其关系在此阶段更多地表现为英国对奥斯曼土耳其战略性领土的吞食，而奥斯曼土耳其被迫吞咽这些恶果。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文明和种族的优劣一度成为英国主导的话语并深刻作用于其对土耳其政策，集中体现为西方试图将土耳其人永远逐出君士坦丁堡。凯末尔主义者以民族主义为主，辅之以伊斯兰主义完成了政治动员，确定了建立边界明晰和领土有限的共和国这一目标，完成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奥斯曼帝国和英帝国这一时期的竞逐发生在世界局势转型的时代，英国部分地填补了奥斯曼帝国解体造成的权力、安全和意识形态的真空，由此造成了现代中东诸多结构性的问题，深刻地塑造了中东未来地缘政治的走向。双方的竞逐，注解着这一时期权力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抗争，也是探讨英帝国在中东遗产的重要起点。
关 键 词 奥斯曼土耳其 英帝国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泛伊斯兰主义 土耳其独立战争
作者简介 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西安 710062）。
近代以来，影响和决定现代中东政治走向的最大外来因素无疑是英帝国，最大内生因素则是奥斯曼帝国，因此研究英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彼此的认知和交往对于理解中东的发展和停滞、战争与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英帝国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且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近代殖民帝国，奥斯曼帝国则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伊斯兰特性显著的传统（封建制）帝国。两大帝国对中东主导权易位的历史进程，异彩纷呈，尤其表现于双方对于历史潮流和趋势的把握，以及如何平衡理想和现实的关系。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和凯末尔领导的独立战争时期，是现代土耳其国家生成的关键时期。一面是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另一面是土耳其自身的救亡图存，两个时段都面临共同的历史责任。比较而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奋斗的目标是边界不太清晰的伊斯兰帝国，推崇的是用伊斯兰身份装扮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讲还是回归和巩固古代政体。凯末尔的奋斗目标则是建立边界清晰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其政治想象是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定义来构建现代土耳其，是建立在土耳其属性基础上的现代土耳其民族主义。哈米德二世借力于泛伊斯兰主义对抗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凯末尔则借力于民族主义，辅之以伊斯兰力量对抗帝国主义。
对奥斯曼帝国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而言，从哈米德二世时代到土耳其独立战争是一个转型时期。哈米德二世将帝国带入现代世界，独立战争则标志着土耳其乃至中东地区真正进入到现代世界，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新的中东国家体系得以建立，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败给了民族主义。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断裂，可以统一称为转型时期。本文通过英国和土耳其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以及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相互碰撞的比较，探求两大帝国对于世界秩序的不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及英帝国在现代土耳其的遗产。关于哈米德二世时期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英帝国对塞浦路斯和埃及的占领，由此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凯末尔时期的研究视点则围绕土耳其独立战争的早期展开，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偏见导致了英国理想主义外交的盛行，却遭遇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抗争。前者的背景是俄土战争的结束，后者的背景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和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已经反复掂量“后奥斯曼帝国时代”中东秩序的重建，凯末尔则已经坚定了获得独立后在土耳其社会推动社会革命的决心，可见转型时期的经历无论是对中东地区还是土耳其而言，都产生了巨大的生成性影响。
哈米德二世时代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角力
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始于1583年，多重因素使双方随后的交往由合作转变为博弈。18世纪之前，英国在奥斯曼帝国外交的核心业务是商业，之后政治才占据主导地位。自18世纪早期始，沙俄在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关系中逐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英国的基本立场是，相较于奥斯曼帝国，英国与沙俄的友好更为重要。不过，由于英国无法满足沙俄与其一道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诉求，阻碍了英俄关系的发展。此外，英国与法国的竞争，尤其是法国1798年入侵埃及，增加了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共同利益点，巩固了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关系。显然，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从来就不能仅仅以简单的双边关系可以概括。
（一）殖民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对抗
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建立在复杂的利益链条之上，同时又夹杂着意识形态之争和大国博弈的浓郁色彩。三个外来因素决定了英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政策：通往印度的航道安全、防止沙俄势力在中东的扩张、警惕法国势力在埃及的增长。因此，围绕奥斯曼帝国的争夺与合作，成为观察英、法、俄三国关系的重要实验场。1774年的俄土战争以及1798年法国占领埃及，导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前所未有地接近，英国逐步取代法国成为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盟友。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于1856年召开了巴黎会议，奥斯曼帝国在此次会议中被纳入了欧洲国家体系，土耳其似乎晋级为一个欧洲国家。跻身欧洲体系一直是奥斯曼帝国重要的外交目标，对处于衰落状态的奥斯曼帝国而言，更有某种保障其领土完整的特殊的政治意蕴和心理暗示。土耳其当局想当然地认为，接受和拥抱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预示着坦齐马特西化改革目标得以部分地达成，是帝国外交的重大胜利。毕竟，以坦齐马特改革为代表的西方化改革努力，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借此完全融入欧洲外交体系，接受欧洲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改造。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形成的欧洲体系对土耳其的接纳，似乎表明了该体系的包容性。遗憾的是，这种包容性存在时间极为短暂，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动力最终改变了英国与土耳其的关系。
19世纪80年代开启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全球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以全球为舞台进行殖民扩张，奥斯曼帝国被裹挟在这一时代浪潮中。具体到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而言，英国在此阶段戏剧性地完成了对土耳其政策的彻底逆转，转而寻求瓜分奥斯曼帝国。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战败，促使英国加速了控制埃及的进程，从而开始调整传统的对奥斯曼帝国政策。1878年俄土战争后，得益于英、法及其他大国的干涉，奥斯曼帝国得以侥幸维持了帝国的存在，却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俄土战争后签订的《柏林条约》部分地承认了英国对于塞浦路斯的占领，标志着英国对奥斯曼帝国极具恶意的一系列行动的肇端，它预示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朝着某种不可逆转的方向恶化。奥斯曼帝国史专家塞利姆·德林吉尔（Selim Deringil）指出，“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签署以来，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关系渐进且向着彼此猜疑和不信任的方向行进。”
欧洲的帝国主义时代，恰恰也是奥斯曼素丹不遗余力地推动伊斯兰主义的时代，两种意识形态之争具有必然性。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是帝国主义发展的高潮时期。与此同时，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帝国也见证了伊斯兰世界的复兴和极强的创造力。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发展，一系列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英国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民众中传播和鼓动民族主义，推崇民族主义并非英帝国的基本原则，根本目标还是实现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进而服务于英国在中东及全球的战略利益。奥斯曼帝国则只能用古老的伊斯兰主义作为武器，与英国煽动的民族主义相抗衡，用以维持帝国的存在。
在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竞逐中，1878年是一个关键性时间节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Pan-Islamism）也在此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泛伊斯兰主义，指的是利用伊斯兰教来动员和团结穆斯林民众，以此来对抗基督教世界，反对殖民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立足于本土的意识形态，其政治防御性色彩浓厚，宣扬泛伊斯兰主义也是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的手段。自1878年开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强调伊斯兰因素对于帝国团结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也更加重视利用哈里发这一特殊头衔，特别强调穆斯林群体的团结和共生，希望以此对抗敌意越来越浓的基督教世界。哈乃斐教派（Hanefi）成为唯一得到承认的教法，哈米德二世强化了与各种道堂的联系，尤其是与纳克什班迪教团的联系。哈米德二世在多种场合反复提到哈里发的作用，以及穆斯林对于哈里发的服从义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试图绕开议会与民众建立某种直接的联系，塑造一种对于帝国皇帝的崇拜之情，最有价值和最便捷的资源便是伊斯兰教。“正因为伊斯兰教具有这种动员的功能，所有的奥斯曼穆斯林，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可以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情感上的共振”。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加强权力的努力深刻作用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英国外交官对此也有深刻的洞见。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达弗林（the Earl of Dufferin）认为，哈米德二世“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性格影响到了外交决策。他聪明、狡猾、颇有手段，如果单是处理东方事务，或许他会被认为是有个性特征和有能力的统治者。然而，早期教育的缺陷，对于世界和现代欧洲政治运作的无知……使得他显得幼稚和愚蠢。他的怀疑近乎狂野，他毫不尊重事实，他的奸诈更是无边无际。”英国大使的判断反映出欧洲人以现代性的代表自居，充满了傲慢，但也确实指出了在时代深刻变迁的背景下，英国不再能容忍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存在，奥斯曼帝国只能求助于伊斯兰世界的团结。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于昔日盟友英国的不信任不断增加，被迫祭出了泛伊斯兰主义，以此对抗英国煽动之民族主义，防御昔日盟友对帝国的领土完整和民众向心力的侵蚀。这正是哈米德二世从宪政、开放形象转化为保守的根本性原因。“不同于塞林三世、穆罕默德二世和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哈米德时期所有的改革和变化都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需求，那就是帝国内穆斯林民众的团结。就政策的选择和优先的确定而言，1878年象征着奥斯曼帝国对自身认识的根本性转变”之特殊年份，“其后再也没有素丹像哈米德二世这样频繁使用这一称号，也没有素丹可以像哈米德二世一样得以如此有效利用哈里发称号。”事实表明，无论是就哈里发政权的合法性而言，还是就帝国的生存而言，泛伊斯兰主义都是最为奏效的意识形态武器。
在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关系恶化的进程中，英国对于塞浦路斯的占领是英国主动损害双方关系的标志。英国占领塞浦路斯经历了从临时占领到正式占领的转变，这一占领对于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关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意义。“英国这一举动标志着其奥斯曼帝国政策的改弦易辙。英国认为通过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以此对抗沙俄的旧有政策，并不足以保障英国在印度、非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安全。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换言之，英国认为借力于奥斯曼帝国保障英国的利益已经不合时宜，是占领奥斯曼帝国关键性领土的时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占领埃及和占领塞浦路斯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塞浦路斯被英国占领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进程中意义重大。如果说英国对于塞浦路斯的占领标志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恶化的开启，那么英国对于埃及的占领则彻底损害了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英国当政者认为奥斯曼帝国不再是一个有活力的政治行为体，土耳其人的负面形象在英国公众心中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欧洲政治舞台上强大德国的凌空出世，及其对英国全球利益构成的挑战，强化了英国肢解奥斯曼帝国的决心。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抛弃了传统的奥斯曼帝国政策。与此相关，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二）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围绕埃及斗法
占领塞浦路斯后，英国将目光转向埃及。1881年，军人出身的祖国党主席奥拉比奥拉比在埃及发动起义，喊出“埃及属于埃及人的口号”，提出废黜陶菲克、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主张，埃及危机就此爆发。埃及危机是哈米德二世试验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场域，英国则将奥斯曼帝国置于某种两难境地，试图以此挫败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英国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外交照会，要求迅速平息埃及的乱局，以便维护英国在埃及的利益。奥斯曼帝国陷入某种两难的处境，素丹在埃及问题上的不作为可能为英国直接干涉提供借口，同样素丹的贸然介入会为英国介入提供更有利的借口。这也印证了奥斯曼帝国的这样一个判断：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末期最大的外部威胁来自最令帝国厌烦之英国的诡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于英国的阴谋也是洞若观火，竭力避免军事介入，以退让的方式来阻止英国插手及干涉奥斯曼帝国事务。
从理论上讲，奥斯曼帝国对于统治埃及的阿里家族的不满由来已久，迫切希望推翻阿里家族在埃及的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一直以来就是奥斯曼家族的敌人，一直以来试图占据奥斯曼家族的地位。”但现实则是，埃及自治地位业已巩固，而且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已经深度介入埃及事务，奥斯曼政府对埃及只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因此，维持埃及既有的阿里家族政权，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成本最低。为此，素丹政府最初甚至没有宣布奥拉比事件为叛乱，最后迫于英国的压力，奥斯曼帝国方始派特使去埃及调停争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大战略是试图通过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来维护自身权力的合法性，服务于奥斯曼帝国继续存在的根本目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向埃及穆斯林号召，“埃及人民……作为你们的主人及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素丹希望治下的人民繁荣和快乐。服从赫迪威就是在履行民众对素丹的服从义务……伊斯兰教中不存在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民族特性彼此统一为一体。近期发生的对于赫迪威的反叛，素丹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容忍，必须杜绝再出现这种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恶性事例，防止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发生针对任何人的非法和非人道行动。”哈米德二世的政策显然是审慎和防御性的，旨在用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埃及传统的统治秩序。这种政策更深层的含义在于，维护阿里家族在埃及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维护正统的统治，这有助于证明和延续素丹和哈里发的合法统治地位。
哈米德二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第一，埃及不仅在事实上独立已久，而且英国已然深度介入了埃及政局，素丹自身力量则捉襟见肘。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埃及的直接干涉无法摆脱穆斯林反对穆斯林的尴尬，还会引发阿拉伯民族主义更大范围的爆发，这显然是英国人所希望的结果。第二，不作表态则会损害到帝国对于埃及名义上的主权，也会为穆斯林群体所诟病，更为英国提供借口。时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桑迪森（Sandison）这样威胁素丹：“英国诸多颇有影响的报纸对于素丹在埃及奥拉比反叛问题上的无所作为甚是焦虑，并不断就此问题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承认开罗存在一个独立的阿拉伯政府”。基于以上考量，奥斯曼帝国于是派使节前往埃及调停内乱，这既维护了素丹对埃及名义上的主权，更维护了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强化了帝国的穆斯林特性。哈米德二世清醒地认识到，直接干涉埃及事务既无必要，也会无功而返。
事实上，英国无论是对于埃及局势，还是对于素丹的困境都了然于胸。英国政府清楚地知道，由于埃及人口构成中穆斯林占绝大多数、埃及亦有相当多的基督教信众等多种因素，奥斯曼政府则无法直接出兵埃及。埃及的穆斯林也担心，一旦基督徒从埃及撤走，英、法可能会用炮弹袭击亚历山大港。英国政府精确地算计到，奥斯曼帝国一旦直接出兵埃及，“将直接损害到其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声誉，尤其是在阿拉伯地区和非洲，而且阿拉伯穆斯林可能会产生复活阿拉伯哈里发传统的想法”。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一旦出兵埃及，英国就会指责其穆斯林屠*穆斯林，为英国直接干涉埃及事务寻找到合理的借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埃及问题上实际上并未支持民族主义者，而是支持保守的陶菲克政府，这一点恰恰与奥斯曼帝国政策具有某种一致性。支持民族主义政党或者民族主义者并非是英国的选择。英、法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支持赫迪威陶菲克，反对奥拉比代表的民族主义者。英国政府指出：“英国所有的政策目标都指向维护埃及的繁荣和富强，保障其拥有独立的行政权。”英国外交官克罗默勋爵详细阐释过英国占领埃及的缘由，克罗默勋爵在1883～1907年间出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长达24年之久，对于埃及事务非常熟稔。
“现在甚至可以说，埃及已经是欧洲的一部分了。埃及也是欧洲所有大国的利益关切，英国尤其如此。1882年的埃及处于兵变的状态，旧的政权遭到沉重打击，能够保障秩序的新的守法的政府又迟迟不能产生。埃及自身无法产生这样的政府。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如此无知和落后，长久以来属于被统治的民族，埃及人无法自己管理自己。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埃及人的埃及’理想完全不现实，必须有外国干涉和占领埃及，英国可以给埃及渐进地带来文明，因此英国的占领是最佳的选择。英国武装干涉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英国的底线是不能允许任何外国军队占领埃及，尽管英国深知对埃及的独占会导致英国与欧洲他国关系的紧张。英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无法摆脱由于历史和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被赋予的责任。英国对于埃及的占领不仅仅合法，而且符合英国的利益。”克罗默勋爵的论述符合他司职维多利亚时代外交官的特征，虽然态度生硬、观点武断，却直率地表达了英国的利益。克罗默勋爵以文明和责任作为借口，彰显英国占领埃及的战略意图。
埃及问题的最终结果是，英方以炮袭的方式向奥斯曼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强行干涉埃及事务，却美其名曰保卫奥斯曼帝国的利益：“炮袭是一种自卫和局部行为，军方统帅可以随时命令终止炮袭。此次炮袭行为断然不会影响到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关系……主要问题还在于，奥斯曼中央政府的命令在埃及得不到切实执行。正是出于保护奥斯曼帝国利益的目的，我们发动了此次炮袭行为。” 1882年9月30日，英国占领埃及，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对于埃及的主权，印证了马克思在1853年时的预判：埃及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英国人，将来只要瓜分土耳其，它必定是被英国人分去。
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友谊的背叛已成定局，这对帝国是致命一击，预示着帝国解体的命运。英国大使馆最有经验的译员在1908年写道，“过去数年中我们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相互矛盾且彼此不相容，英国的诸多政策被素丹解释为不友好行为，与此同时我们却还追求扩大商业利益。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素丹和哈里发集于一体的神权国家，商业机会只会给予对帝国友好者，英国无疑不在友邦之列。”显然，商业利益已经不是英国关注的重点，双方更多的是地缘政治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哈米德二世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对于英国背叛的愤怒之情，“在所有的大国中，最可怕的还是英国，它习惯于背信弃义”。冲突理所当然地成为双方关系的关键词，泛伊斯兰主义无力挽救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与英帝国的竞逐中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由此深刻作用于中东地缘政治的整体走向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及英国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角力
1918年10月30日，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停战协定》，标志着重建和平的开启，然而重建和平则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包括战争的再度爆发。打击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将奥斯曼帝国从欧洲驱逐出去，成为英国基本的外交目标。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存在集中于“高级委员会”，海军上将考尔索普（Admiral Calthorpe）掌管这个机构，他同时兼任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司令员，“高级委员会”的军事色彩浓厚于外交色彩。1919年8月，海军上将罗贝克（Admiral Sir John de Robeck）接替考尔索普，主管“高级委员会”。《停战协定》签订后的五年中，英土关系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和彼此敌视的状态。
（一）英国关于君士坦丁堡的考量
1918年11月13日，英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代表海军上将考尔索普于11月11日接到来自外交大臣贝尔福（Balfour）的指令：保护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利亚的利益，令土耳其永久性放弃其业已丢掉的原属于阿拉伯人的利益，严厉打击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关于君士坦丁堡如何处置的问题，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出西方对于时代精神和土耳其的认知，也可以从侧面诠释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
英国关于土耳其事务的基本政策是由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共同制定的，瓜分土耳其帝国并将其从欧洲驱逐出去，置君士坦丁堡于国际共管或者是某国的委任管理之下，构成英国土耳其政策的核心和基本点之一。时任军需大臣丘吉尔和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土耳其事务极其复杂，需要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允许土耳其占有君士坦丁堡利大于弊。时任助理外交大臣寇松认为，需要从欧洲边缘到印度的漫长地带建立起一个对欧洲友好国家的链条，应该将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驱逐出去。最终，将土耳其人驱逐出欧洲的外交理念主导了英国的对土耳其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将君士坦丁堡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剥离，割断其与欧洲的联系。
1919年10月，寇松出任英国外交大臣，他系统地阐述了英国的君士坦丁堡政策。寇松指出：“君士坦丁堡无论就历史传统还是就地理位置而论，都是一座帝国的城市。一个亚洲三流的王国坐拥这样一个伟大的首都，显然不合时宜。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土耳其管理自己都已捉襟见肘，更不用说统治其他种族了。这一点，单单从土耳其人对于君士坦丁堡的统治就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他并且明确指出，无论是海军上将考尔索普还是海军上将罗贝克，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鄙视、报复的心态都在迅速复活。
由于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英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变得极为严苛，决定对其施加某种极限惩罚，最大的惩罚就是决定肢解奥斯曼帝国，并将其逐出欧洲，英国的帝国使命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对抗由此开启。劳合·乔治强烈的亲希腊倾向使得他枉顾事实，劳合·乔治认为地中海未来的主宰者是希腊，土耳其无论是实力还是道德都无法对抗希腊。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诸多英国政治家对此颇为担忧，认为这种持续的挑逗将导致小亚细亚几代人血流成河，而且进一步指出，“英国的土耳其政策会将土耳其推到布尔什维克的怀抱，这将对英国整体的中东和印度政策造成负面影响。”虽然不乏分歧，但英国内阁更多的还是共识，最终导致英国的土耳其政策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我们从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20年1月完成的一份外交备忘录中，可以管窥英国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共识。
这则外交备忘录聚焦于论述君士坦丁堡的未来，同时也是寇松对印度总督蒙塔古将君士坦丁堡留给奥斯曼帝国意见的反驳书，也涉及英国、法国和美国对君士坦丁堡未来的态度。寇松曾经是英国派往印度的最年轻的总督，他利用自己对于亚洲事务的谙熟，强调将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驱逐出去的重要性。寇松的立场一目了然，“我坚信必须紧抓现在的机会，以求彻底结束土耳其人与欧洲的联系，否则我们就会为子孙在东欧埋下未来无尽的麻烦、阴谋和战争的恶种，世世代代因此懊悔不已。”寇松指出，这一立场早已不是秘密，早在1917年1月英国内阁已经就此达成了一致：“显然，为了和平的利益和相关民族的需求，需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终结土耳其人对于异族的统治。将土耳其从欧洲驱逐出去对于和平的贡献，类似于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君士坦丁堡被认为是对和平的最大贡献，而且可以永久性消除东欧发生冲突的可能，其基本逻辑还在于奥斯曼土耳其人非法占有君士坦丁堡是万恶之源。
显然，英国内阁将东方问题的彻底解决寄托于将君士坦丁堡归还给欧洲，将土耳其人一劳永逸地赶回亚洲。作为亚洲事务的专家，寇松有关君士坦丁堡的诸多论断似乎更具可信度，也更具有说服力。寇松也指出了沙俄、法国甚至于美国对君士坦丁堡未来的立场，强调各方在该问题上持有几乎相近的立场。阿斯奎斯政府与沙皇曾经有过密约，约定一旦英国与土耳其人交战获得胜利，就将君士坦丁堡交予沙俄。寇松也指出，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协约国的立场也很明了，那就是将处于血腥的、专制的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民众解放出来，将显然异质于西方文明的奥斯曼帝国自欧洲部分驱逐出去。而且，美国参议员洛奇曾经于1918年8月13日就此发表演讲：“最终必须将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作为自由港置于协约国管理之下，以此来阻止德国向东进攻，让达达尼尔海峡服务于全人类。继续将土耳其留置于欧洲，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这对于它的子民和邻居而言都是一种诅咒、一块恶疮和一张战争的温床。”法国也完全赞同英国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的建议，法国总理克莱蒙梭强调要彻底清除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存在，完成土耳其人与欧洲的彻底割裂。显然，英国政府处理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已经为诸多列强所接受，而且将其提升到文明和服务于全人类的高度。
寇松在备忘录中也反驳了蒙塔古持有的担忧，蒙塔古认为驱逐土耳其人可能引发印度穆斯林的*乱。寇松指出，协约国战争的公开目标之一，就是将土耳其人驱逐出欧洲，印度穆斯林对于这一公开的目标既无反抗也不曾激起过任何的*乱。对那些最了解印度的人而言，他们深知驱逐土耳其人确实会在印度穆斯林中引发抗议，但这种抗议具有虚假性，这种情绪也会转瞬即逝，很快就会趋于平静。英国政府这种以种族为指向的敌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英国政府做出更为理智的决策。而且，寇松特别强调自己对于东方事务极为熟稔，对于伊斯兰世界特别了解，强调将土耳其人驱逐出欧洲不会引发太大的*乱。实际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寇松对于伊斯兰世界内部团结程度的评估。
（二）凯末尔主义者与英国的角力
1920年3月，英军再度开进君士坦丁堡，这被称为对君士坦丁堡的二次占领，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的重心由此开始转向了安纳托利亚。关于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认知，实际上也从属于英国对于君士坦丁堡和东方问题的认知，两者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英国内阁认为凯末尔是“土匪”，为了防止类似凯末尔这样的“土匪”对英国在东方的声誉造成致命打击，英国需要占领君士坦丁堡。劳合·乔治和寇松都继承了格拉斯通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决定联合希腊一劳永逸地解决东方问题，以此来维护英国在印度和中东的利益。而解决的最好办法则是复活希腊帝国，以希腊帝国作为应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利刃。此时的欧洲政治已经增加了以民族自决为代表的威尔逊政治原则，然而这一新的原则并未动摇欧洲以秘密条约为主的传统外交基础。这是一个新旧交杂的时期，各种理想和策略交替上演。关于各方势力在奥斯曼帝国的逐鹿，最大的变化就是沙俄的退出和希腊的介入，英国和法国希望以牺牲土耳其和沙俄利益为代价在近东建立希腊帝国。“英、法醉心于建立一个控制海峡的希腊帝国，不仅仅对抗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而且防止沙俄的复兴，包括色雷斯、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煽动和部分地满足亚美尼亚人的理想，最终迫使土耳其民族主义事业胎死腹中，也是英、法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凯末尔主义者则坚信民族独立事业的正义性，对英国的动机和野心也是心知肚明。凯末尔主义者一方面还在保持与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沟通，强调如果英国方面禁止这一沟通，保护权利委员会将动员民族和利用宗教进行战争，号召民众为自由而战。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英国针对奥斯曼帝国的野心也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1920年2月19日，英国政府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君士坦丁堡可以留给奥斯曼帝国政府，条件是立即停止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停止针对包括希腊在内的协约国的军事行动。凯末尔对此有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协约国所列条件只是借口，难以掩盖其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真实目标。英国的祸心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培育民族主义情绪和感情的营养品。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在安卡拉的成立，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事业的标志性事件，表明他们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920年5月，协约国通知土耳其方面《色佛尔条约》的相关内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则利用沙俄发生的革命，不仅借此结束了外交孤立的局面，而且加大了对西方的忧虑。1920年8月，协约国正式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规定帝国只有在忠实遵守条约各款所规定之义务的条件下可以保留君士坦丁堡。这里提及的“有条件拥有”主要指的是承认安纳托利亚被瓜分的状态。如奥斯曼政府不能信守条约，协约国便威胁要将君士坦丁堡从战后土耳其的版图中移除。协约国的君士坦丁堡政策有所松动，但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外交筹码。1920年12月2日，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与苏俄签订条约，确定了土耳其的东部边界，结束了孤立局面。这一外交举动被解释为土耳其外交的东方理想，土耳其政府有意放大这一行动的实际和象征性意义，实质是在利用西方对苏俄政府的敌视来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如果西方能够对我们更为客气，土耳其或许会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一个反冲国家。现在我们自己要杜绝共产主义，但要将共产主义传播到西方。”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苏维埃政权天然地具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结盟的条件，苏俄与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在1921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土耳其与苏维埃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具有多重意蕴，也是协约国最为担忧的后果。法国已经意识到时代潮流的转变，于是在1921年与土耳其单独缔结了条约。
1922年8月，希腊在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败局已定，然而，英国对于局势还未能够做出清晰的判断。哈罗德·尼克森（Harold Nicolson）这样描述洛桑会议前的英国对土耳其政策，“试图用一张薄纸来束缚一只乱动的母鸡”。1922年9～10月，英国和土耳其关系处于极度紧张的时刻，双方可能因恰纳卡莱再战，英国内阁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是围绕英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展开。英国需要凯末尔的妥协，但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等人对于凯末尔是否会接受和谈甚是担忧，开始思忖将土耳其拉到欧洲，为彼此挽回面子。尤其在1922年9月9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胜利攻占伊兹密尔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不再具有将土耳其人与欧洲彻底割裂的象征意义，转而成为英国与土耳其妥协的筹码。英国内部关于土耳其问题的政策也是裂痕日深，劳合·乔治政府要求军方对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耳其离开中立区，否则英方会火力全出。为了保证对土耳其最后作战的成功，英国政府也做了争取盟友支持的诸多外交努力，结果收获寥寥。1922年9月15日，丘吉尔做了最后的外交努力，试图说服盟友支持英国与土耳其进行最后决战，以求保卫对于帝国安全极其重要的海峡，依然无果而终。1922年9月23日，寇松也曾求助于法国，但普恩加莱总理拒绝了英国。最终，英国将军哈林顿（Harington）拒绝执行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的命令，转而试图安排与凯末尔的会谈。哈林顿的这一举动阻止了土耳其与英国直接的兵戎相见，为双方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
1922年10月，由于希腊军队入侵土耳其的失败，劳合·乔治内阁被迫辞职，博纳尔·劳组建了新内阁，寇松则得以留任，这也加速了英国对土耳其政策妥协的转化。由此，英国与土耳其于1922年10月11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土耳其恢复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权。而就在劳合·乔治下台的同一天，英国总参谋部的一份外交备忘录，标志着英国近东政策的转变：“我们必须考虑重建土耳其国家，使得土耳其能够重新恢复秩序并且有能力保卫其领土，这对于英国只有益处。从人数上讲，土耳其是一个被众多敌人包围的小国。然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是诸多国家觊觎之地。单从总参谋部而言，土耳其对于英国的任何重要战略要地都无法构成威胁，我们与土耳其维持友好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需要在军事上强化土耳其而非相反”。英国对于土耳其的态度有了转折性变化，土耳其新国家的构建由此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寇松见证和亲历了英国对土耳其政策转向某种妥协与合作，不仅推翻了他亲自缔造的《色佛尔条约》，而且于1923年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洛桑会议，开始承认土耳其的独立自主地位。作为土耳其独立战争的重要结果，《洛桑条约》记载了英国外交的诸多挫败，但这不能归咎于高级委员会，这是权力格局易位的客观反应，也是公众情绪变化的反映。土耳其人最终战胜希腊似乎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毕竟“希腊人为光荣和理想而战，土耳其人则在为家园和内心深处的感情而战”。土耳其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时代潮流胜利的标志，民族主义开始在中东获得胜利。寇松从反土耳其立场到与凯末尔主义者妥协，也体现出历史的吊诡之处。
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交往的遗产
英国的土耳其政策在此阶段经历了从蚕食奥斯曼帝国领土，到试图将其从欧洲驱逐，再到承认土耳其共和国的有限妥协这样一种演进的历史进程。哈米德二世时代，英国更多地致力于利用和创造机会来吞食重要的战略要地，致力于限制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英国的土耳其政策回到了某种理想主义的状态，试图用文明的优劣来理解和指导英国对土耳其政策，遏制土耳其民族主义势头。英国自我营造的文明阶序，无法解决土耳其问题，反倒有使自身陷入战争泥潭的风险，最终不得不有限地承认了土耳其民族主义事业的成果。土耳其和英国围绕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竞逐，深刻作用于双方的交往，更从深层次造成了中东诸多的结构性问题。英国自身的土耳其政策放弃了理想主义的幻觉，不过还是留下了诸多遗产。
第一，英国被迫接受了土耳其对于伊斯坦布尔的占领，但英国对于伊斯坦布尔的独特情怀，影响到它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关系。恩格斯曾有过这样的判断：“在欧洲的外交界看来，甚至在欧洲的报界看来，整个东方问题的结局，只能是二者择一：不是俄国人坐镇君士坦丁堡，就是维持现状。”1923年10月2日，协约国结束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状态，到1924年8月6日协约国与土耳其才正式结束了战争状态。保有伊斯坦布尔对于土耳其共和国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由此也决定了土耳其与欧洲无法割断却又充满曲折的关系。
1923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确定新首都将设在安卡拉，英国政府则一直坚持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设在伊斯坦布尔。以寇松为代表的英国外交界认为，安卡拉荒凉和野蛮，协约国应该协调立场，抵制土耳其政府要求将大使馆设在安卡拉的动议。这从根本上反映的还是英国对于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轻视。英国政府对于大使馆迁移到安卡拉一事一直推诿，直到1926年迫于摩苏尔问题谈判的需要方始最终迁往安卡拉，由此影响了英国与土耳其外交关系。
无论是关于伊斯坦布尔归属的讨论，还是拒绝将大使馆设在安卡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对于土耳其的偏见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认为土耳其属于低等的文明。这种偏见具有普遍性。“土耳其人将由弱变强，只能成为进步的绊脚石。”“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存在是开发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的一切潜力的真正障碍。”欧洲视奥斯曼帝国为异质之存在，认为奥斯曼帝国合适的身份是仆人，却作为主人存在；应该是被统治者，却以统治者身份存在。英国人和西方人对于土耳其的这种偏见，长期影响着西方与土耳其关系，而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所拥有，决定了土耳其身份属性的长期悬而未决，引发了土耳其与西方持久的口水战。
第二，土耳其共和国成为以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国家，亚洲属性得以进一步凸显，然而土耳其发展道路的选择充满了主观性，决定了土耳其与西方的复杂关系。土耳其共和国的精英们长期否认国家的亚洲属性和伊斯兰文化的底色。哈米德二世对于伊斯兰教的利用，被认为背离了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精神。哈米德二世的统治被认为是土耳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异常现象。甚至于建国初期的土耳其共和国精英们，也将哈米德二世的统治定性为黑暗时代。事实上，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领土、人口构成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即亚洲属性得到强化，这些变化规定了帝国政策的基本取向。
作为俄土战争的结果，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比例从40%降至20%。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特性和亚洲属性由于丧失了在欧洲的领土而得以凸显，被包围的状态也使得伊斯兰教的防御性得以彰显。“帝国现在的合法性类似于一种立足于伊斯兰主体的防卫性意识形态……伊斯兰教作为对抗西方强加于之的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成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意识形态，代表着正义和平等。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哈里发制度和穆斯林民族主义具有特殊意义”。奥斯曼多宗教帝国转变为穆斯林为主的共和国，伊斯兰教作为意识形态得到强化。
而且，土耳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也一直在追随西方与寻求独立发展之间摇摆，从根本上也是为之所束缚。土耳其共和国的精英们在拥抱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拥抱了世俗主义和西方文明，从而决定了土耳其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在与基督教世界的抗争中，土耳其遭受了耻辱性失败，但这反倒强化了凯末尔拥抱西方文明的决心。凯末尔不仅搁置了奥斯曼帝国的理想，而且推行世俗化改革，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管理。凯末尔主义者认定西方文明是世界唯一的文明，土耳其要进步就必须成为文明国家的一员，而伊斯兰教则阻碍了土耳其的文明进程，因而强行推动世俗主义政策。凯末尔虽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并未阻止他对于西方的青睐，这一道路选择长久地作用于土耳其的发展，加入北约和成为欧盟候选国都是这一逻辑演进的结果。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英国曾经多次对土耳其设置障碍。在加入欧盟问题上，伊斯兰文明属性是土耳其被拒绝的最根本原因。强调文明属性往往会强化偏见，这种偏见深刻作用于国际关系。
土耳其与西方交往的经历最后也只能用苦涩来形容，这种交往在土耳其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伤疤，这种记忆也一直萦绕着当代土耳其人。这或许是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在中东留下的最为隐形的遗产，双方的现代交往必须要触碰这些遗产。当下土耳其与西方的交往中，这种认知和偏见仍然持续发挥作用，影响到土耳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作为土耳其西方化逻辑进一步演进的结果，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启动了竞争性选举制度。进入21世纪，我们注意到伊斯兰政治在土耳其的回潮和世俗主义的受挫，土耳其的发展道路无疑在经历着深刻的调整，而西方化道路受挫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从哈米德二世时代到土耳其独立战争，这一时期也是一个国际秩序转型和战略*时期，是一个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文明价值衰落的时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强行完成了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肢解，但又遭到了凯末尔主义者的激烈反抗，规定了中东地缘政治的基本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4年时指出，“伊斯兰强国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在走向灭亡。土耳其基督教徒的解放，不论是通过和平让步还是诉诸武力，都会使伊斯兰教从一种政治力量变成一种宗教教派，并彻底破坏奥斯曼帝国的旧基础。”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遭到沉重一击，既影响到土耳其道路的选择，也作用于土耳其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英帝国史专家伊丽莎白·门罗认为，1914～1956年属于英帝国在中东的辉煌时期，中东的基本架构和无解的难题都在这一时间段定型。事实上，从哈米德二世时代到凯末尔时期，20世纪中东地缘政治的转型期正式开启。奥斯曼帝国解体速度加速，英国逐步主导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一系列形态各异的政权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造成的权力真空，以及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构，构成了理解中东困局的最为深刻的内因和外因。
只不过，西方的国家体系和价值体系并非包治百病之良药，无法填充奥斯曼帝国解体在中东造成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对于中东地区所进行的边界划分和国家缔造，西方开出的似乎是一剂毒药。同样，西方在中东推广民族主义，也未能够从根本上取代伊斯兰主义，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何况，西方对于伊斯兰主义的态度也是多有反复，一切以自身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历史证明，伊斯兰主义只是暂时处于某种蛰伏时期，现代西方价值并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东困局，伊斯兰原则与西方价值的相互协调和融合更多的也是失败的案例。这种失败某种意义上也证明和强化了现代西方价值的排他性特征，中东国家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必须要认真检视奥斯曼帝国和英帝国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