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人口，玩维多利亚2感想

收入与人口

爱尔兰古典经济学家理查德·坎梯隆曾指出，普通工人所赚得的，不管何处最起码应当双倍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费，来使他们都可以抚养两个子女，至于他妻子劳动的薪酬，因为必须由她来照看儿童，觉得只要足够维持她的个人生存就够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坎梯隆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最为代表的一小戳剥削者，是西方权威主义和等级社会的维持者，他的观点仅仅只考虑的工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劳动者的真正报酬只是劳动者日常消耗的谷物、织物和购买修缮生产工具等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正数量。他观点的提出是根据至少一半的新生儿夭折率和无数织布机上的文盲、煤矿童工和劳动力四十岁人均寿命的英国社会现实。正如英国社会学家乔治·奥威尔所指出的权威社会：“财富的全面增长将带来等级社会的毁灭；如果人人都能享受悠闲舒适、高枕无忧的生活，那么以前因贫困而麻木无知的民众就会读书识字，学会独立思考，他们早晚会意识到，特权阶层的那些人毫无作为，就会将之清除。”因此坎梯隆并没有把劳工的更高需求——个人的能力提升、价值实现、家庭、爱情、后代教育等方面考虑在内，英国劳工对于他来说与农场里的骡马并无甚区别。在社达思想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建立等级社会是统治者的共识。

对于西方工业革命时的工人来说，有什么比更多地生育子女更能消除家庭风险的呢？或许后代之中只有极少数能够长大成人，但十余年后这些子女能迅速成为家庭中可靠的劳力，极度贫困的家庭和肮脏的嗷嗷待哺的子女固然可怕，但与将来能成为家族财富的劳动力相比也不值一提。那么儿童只要存活下去就可以了，那么又有何必要接受教育呢？这种类似于奥斯曼血亲继承法般残忍而野蛮的家庭行为从北爱尔兰到印度尼西亚群岛都随处可见，人丁兴盛往往意味着该家族能在地方械斗中获得更好的土地和水源，随之而来的是在当地更高的社会地位。繁殖后代对于这些贫穷劳工来说即是一种投资，子女便是他的资产，这很好解释了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越是强调多子多福，当地劳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依然会选择不断地生育。

但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只能解决个人的温饱的收入，不再能给劳动力带来繁衍后代的推动力，反而会成为他们停止生育甚至暂停人际交往的动机。劳工会倾向于提高子女的素质而非一味地增加其数量，一个掌握了先进技术的苏联农夫驾驶重型机械在东欧平原上一天所产生的劳动成功能够超过恒河平原100个印度农民用原始锄具的辛勤劳作。社会科技的电气化、信息化也是古典经济学家们不可预见的社会发展，一个现代人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必须再加上水、电、天然气、互联网、房屋地租等方面的开销，在日常生活中还应加上基本娱乐、技能提升等开销。劳工不会满足于过往就能使他满意的条件，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劳工待遇不能以中世纪的农奴——仅停留在不沦入饥饿与死亡的水平线上，也不能以二次大战时日常限量供应的标准。劳工的需求将会在满足于日常温饱和和个人安全需要之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因此当一个现代人下定决心要抚育一个后代时，他必须除使子女长大成人外，还应支付儿童的教育经费以及对儿童疾病和意外伤害等方面的风险防范费用。社会上的岗位和资源总是有限的，随着内卷日益激烈，那么他还必须额外支付与周边家庭的竞争开销。在收入贫困的家庭里，使一个儿童成长为优秀的成年劳动力可能会使其父母甚至其祖辈对其投入大量的金钱与精力，即字面上的“砸锅卖铁。

丰富的劳动报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工的压力，劳工可以结婚和生育，为子女提供好的供应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除日常开销外他仍有家资投入到艺术创造、和生活享受中，轻松而幸福的生活会使他萌生出生育二胎或三胎的想法。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一方面它鼓励人类的繁衍，另一方面又能增长普通劳工的工作热情。劳工在收入多于其认为维持家庭需要时，他将倾向于将剩余财富拿出来投资，繁衍后代，或者消费更多的产品，因此亚当斯密认为，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不是国民财富的事实大小影响的劳工工资增长，是因为国民财富的持续上涨。日益富裕的居民数量增加是一个国家最具决定意义的标志。

而在劳工工资不足的情况下，劳工很难产生繁衍后代的*和拥有这一能力，当国民财富下降至下限以下时，劳动力连维持生活资料都不能够，饥饿和暴乱弥漫整个国家，直至人口下降至残存收入及资本能够容易维持的状态下。这里有一个现象，此时该国生活资料不全是非常困难，甚至达到过剩的地步，然而该国人口数量仍大量下降，这只能说明是用于维持劳动贫民的资金在快速减少，国内的财富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均。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肯定后果，也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预兆，反之劳动人民生活资料的匮乏、购买欲下降是社会发展停滞的自然预兆，饥饿状态是社会发展迅速倒退的自然预兆。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劳工的工资越高，就越能促进人口的增长呢？恐不尽然，以富饶著名的法国瓦卢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竟最终得到了绝嗣的下场。近亲繁殖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则体现在金钱驱使的极端享乐主义从上到下腐蚀了整个社会，利己主义使人完全不考虑家族、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沦入到彻底的堕落与荒淫之中。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动物行为学家约翰·卡尔霍恩构建的“老鼠乌托邦”——二十五号宇宙实验室从另一方面论证了这个道理。在物资供应几乎无限的实验室中，由数千只老鼠构成的老鼠社会存在1780天即以最后一只老鼠的死亡而告终。如同在纵欲中毁灭的索多玛，近乎无限的物资使高层统治者停留在物质享受已经失去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被垄断了所有资源，失去了异性交配权的底层老鼠只有在躺平中被老鼠族群所抛弃，最终腐烂在孤独的角落。真实的“老鼠乌托邦”正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上演，低*社会、世界前列的自*率、高老年率和低生育率，年轻人沉沦在低级色情动画片和电子游戏中无法自拔。如马克思批判资本拜物教对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的不断腐蚀后，连同资本家每个人都是资本的奴隶。

那么过低或过高的薪酬都对人口的增长起到反作用，那么在什么区间才是最合适的呢？我认为，资本家在资本的运转中确实是承担了生产经营的风险，并且他必须去支付原材料的地租与劳工工资，并且还应该拥有他所应得的那一部分利润。也就是说要完全消除剥削是不太可能的，劳工生产创造出来的价值并不能完全地由工人所得，必须有国家维持公共经济和资本维持企业运转所抽取的那一部分，但除此外工人的收入应该满足：“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并且还要延续工人的种族。此外，还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以此使劳工的收入与养育子女间支出的平衡。

作者：德特里克堡伯爵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7680330/?jump_opus=1 出处：bilibili